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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陪同外宾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资料图)。
核心提示
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历程。
从“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核能和平利用，中国现已建成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伴随中国核工业成长的还有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在茫茫戈壁、深山峡谷中，成千上万年轻人隐姓埋名，风餐露宿，不辞劳苦，甘心奉献。
1964年10月16日晚，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从1955年至2005年的50年，中国核工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55年至1978年，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核工业体系。第二阶段从1979年至今，核电站建设成功起步，初步形成了军民结合和精干高效的新型核科技工业体系。
第一份原子弹资料是在违反“纪律”的情况下偷偷记录下的
从1955年至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先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1958年7月的一天，苏联政府派出的3位核武器专家抵达北京，向中国方面讲授“压紧型”原子弹的有关知识。
当时主管核工业的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二机部的一间会议室安静极了，只听见记笔记的“沙沙”声。见此情景，苏联驻二机部总顾问与正在讲课的苏联专家耳语了几句，苏联专家立即停下说：“不许记笔记！否则，我就不讲了。”
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立即说：“我是部长，这事我负责，会后把笔记本一律收回，大家不要再记录了。”可是，九局副局长吴际霖却悄悄违反了纪律，他暗中记录了许多重点。下课后，二机部和九局的有关领导及少数科技人员聚在一起，根据回忆整理出一份原子弹方面的资料。
“投篮”―――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密码命令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全部专家。周总理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
随后，中央政府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中央专委会”。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市)，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1960年3月，从中央各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抽调106名高级科技专家到核工业重要岗位上工作。1962年9月，又抽调126名高级科技专家充实核工业建设。
苏联专家的撤离反而使中国科学家全面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颁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密码命令是体育用语“投篮”。首次核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因此迅速提升，世界各地的华人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在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前一天，郝建秀正带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参加一个活动，在意大利转机时，被告知没有机票，只能在宾馆等候。没想到第二天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航空公司主动找到她并送来机票。
氢弹怎么做是大家猜出来的
1967年6月17日，中国先于法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另外三个国家是美国、苏联和英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中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一位法国专家曾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实际上，还在原子弹理论的攻坚阶段，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一幢普通的灰色屋宇里，几名科学家就开始了另一项秘密研究。
1960年的一天，钱三强找来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对他说，领导决定，在搞原子弹同时，在原子能所成立一个小组搞氢弹预研，并为此成立了“中子物理研究小组”。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回忆，当时实际是猜，因为氢弹的秘密那时候根本就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氢弹怎么做。
1971年9月，中国自己研制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而且建成了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拥有的比较完整的军用核燃料循环体系。
周总理说，“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搞原子能发电
1978年12月以后，中国对核工业的发展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过去主要为国防建设服务，调整为军民结合，保军转民，重点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从而进入“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第二阶段。
1970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上海缺电情况的汇报时说：“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搞原子能发电。”
1981年，国务院批准《关于请示批准建设30万千瓦核电站的报告》。1985年3月20日，秦山核电站浇灌第一罐混凝土。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
秦山核电站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能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广东大亚湾、秦山二期、秦山三期、广东岭澳、江苏田湾、浙江三门……目前，中国核电装机容量达到870万千瓦，每年可提供几百亿千瓦时的电量，2003年底累计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3%。
秦山一期核电站已经安全运行13年，在2003年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规定的9项性能指标中，秦山核电站有6项指标达到中值水平，其中3项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核电、核燃料和核应用技术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核工业的三大支柱产业。
面对能源危机，中国核电发展也从过去的“适度发展”转为“加快推进”。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电力装机容量将达到9亿～10亿千瓦。按照这个要求，在今后的15年内，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至少要新增3000万千瓦。
中南海绝密会议作出建立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
1955年1月15日，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历程。
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目前，惟一可资佐证的，是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后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以及亲历这次会议及前后过程的刘杰(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和钱三强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的回忆。
考虑到李四光下午3时前要午睡，会议定在下午3时后
会议前一天下午，周总理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与核科学技术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备的条件。谈话时间较长，涉及内容很多。
谈话间，总理发现李四光精神不好，面部表情痛苦，说话不甚流利，便问李是否病了，李答是牙痛。总理当即要李讲完意见后先走，抓紧去医院治疗。当时，李四光66岁，钱三强42岁。相比之下，钱三强显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总理所提问题都能从容应对，侃侃而谈。
薄一波、刘杰参加了那次谈话。谈话结束后，总理告诉刘杰和钱三强，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总理要他们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可以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以便现场演示。
之后，总理执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附上有关文件，建议第二天(即1月15日)开会，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参加。
按照毛主席的工作习惯，中央书记处经常安排在晚间开会。考虑到李四光年事已高，下午3时前要午睡，晚间身体支持不了，总理特地对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作了说明，定在下午3时后。
毛主席那天格外高兴，晚饭还准备了红葡萄酒
1955年1月15日下午3时，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与会人员到齐后，他对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随即讲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
接着，刘杰作了些补充，主要讲了在广西地区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当场展示了从广西采来的矿石标本。当听到用于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测量该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到会领导人都十分欣喜和兴奋。
在一阵惊叹之后，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的情况。
毛主席请与会各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毛主席总结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晚上7时后会议结束。毛主席请大家吃晚饭，上的是豆豉腊肉等6样湖南风味菜，主食是大米饭加小米粥。毛主席平时不喝酒，那天格外高兴，准备了红葡萄酒，还举杯向大家祝酒：“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一个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召开后正式拉开。1月15日成了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
最初创业者九成是年轻人
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宇，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加入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据统计，中国在1960年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8%，26～35岁者占25.5%，两项之和超过九成。正是这群年轻人，在中国核工业几乎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挑起了大梁。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核科技人员只有10来个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成立一年后，也仅聚集了30多人。1955年1月，当中央作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时，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人才。
为解决人才难题，当时国家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继续吸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二是抽调一批专业相近、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改行加入核科学研究；三是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这些年轻人加上近代物理所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的科技队伍。
朱光亚，从美国留学回国时，给在美留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周光召，当时在苏联留学，得知中国要建设核工业时，夜不成眠，主动请缨。
1958年初秋的一天，人称“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走进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他和战友们仅凭两架手摇计算机和古老的算盘进行浩繁的理论运算，最终解决了原子弹结构和轰爆物理方面的全部理论计算。
为了那些关键数据，邓稼先等演算的稿纸就装了几十麻袋，堆满了一间仓库。当时的手摇计算机，速度很慢，但这样的机器也没有几台。为了争取时间，研究人员就三班倒，不让机器停下来。
当时生产核部件的“404厂”，有一个“三人小组”。祝麟芳、张同星、王清辉，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负责铀的冶金工作。当时铸锭中出现了气泡，前后几十炉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祝麟芳在现场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晕倒在工作现场。最后，“三人小组”终于解决了气泡问题。
这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核工业各部门的科技领导骨干和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据不完全统计，有70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为本专题采访写作提供了大量帮助，谨致谢意！)
http://news.sohu.com/20050115/n22395354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