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佛教东传史: (一)(转 很精彩的)

大话佛教东传史: (三十九)禅法广传,南北分宗

送交者:夏杞人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流派中发迹较晚,起初受的重视也不够。但它却最终脱颖而出,并在晚唐以后就逐渐一统江湖,两宋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寺院更为禅宗所盘踞。当年曾风光无限的其它宗派,或消寂无声后继乏人,或隐于田间归入荒林,或存入青红古卷之中,无一可真正与生命力异常强大的禅宗相抗衡。那么,这一决定中国佛教命运的历史进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前面讲过达磨在南朝萧梁年间来华讲《楞枷经》坐禅,后经缺了支胳膊的慧可、站着圆寂的僧粲、南走湖北的道信、开东山法门的弘忍这五祖依次传法,在初唐年间它在中国的南方已有了些群众基础。至东山法门时,主修的佛经已改成《金刚经》,修行的方式也从达磨主张的印度式苦修向更宜操作的便捷法门转变。这一时期是印度禅学打上中国化标签的过程。    然而传了五祖后,禅宗距离佛教显学差的还很远,尤其是它还没有得到世俗政权的重视,其它隋唐各宗得以创教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历代帝王的扶持。如取经归来的玄奘法相宗、为隋炀帝授菩萨戒的智凯天台宗、受到武则天大力推崇的法藏华严宗等等。同一时期的禅宗在中国还是个小宗派,他默默地独守着自己那份浅草幽香般的生活,隐于山林暗修内功,经十年辛苦磨剑,待倚天屠龙即将重出江湖之前,禅宗的两个师兄弟先自己闹翻了。    弘忍去世后由谁来继承禅宗并没有说清楚,师弟慧能拿了五祖衣钵就跑,在广东曹溪隐姓埋名藏了很多年(据说这套衣钵从达磨开始就一直在历代祖师中的传承,它是一宗之主的象征),大师哥神秀退而求其次,把师父的实物遗产---寺院、徒众等继承下来。这样禅宗就分成了南北两支,双方互不相让,开始为禅法正宗而展开近百年的大争论。    神秀和慧能在出家经历上是有区别的。神秀是开封人,50岁的时候才进入弘忍门下,此前他对佛学各家流派甚至道、儒经典都有研究,弘忍对他很器重,特别指定神秀给自己洗脚,并顺便对他进行传法(或者说传法的交换条件是给师父洗脚,看来学点东西还真难)。慧能是广东岭南人,出家前是个砍柴的,传说他不识字,刚到弘忍门下的时候一口岭南方言,让大家听的莫名其妙。有一次弘忍忍不住跟慧能说,你就是一外地民工,又是南蛮子(所谓“?獠”),你也想成佛吗?慧能正声说,人可分地域,佛性可不能分南北,南蛮子咋的,你瞧不起俺,俺偏要成个佛给你看看。    神秀与慧能分属知识分子和泥腿子两个阶级,在对禅法的传习上自然也有区别。神秀强调“借教悟宗”,要求修禅者多读经书,再由师父系统讲解;慧能说,你们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我就不读经,我的弟子们也不必死读经书,“明心见性,教外别传”。  神秀主张坐禅,这个传统是从达摩面壁就开始了,达摩一直坐了九年,保持着这方面的坐禅纪录,神秀希望自己的弟子们能向这个记录发起冲击;慧能说,你们欺负我腿短是不,再坐下去就成罗圈儿了。我反对只求形式上的坐禅,主张用心来参禅。  神秀重点强调“渐悟”,禅法具有知识属性,需要通过不断的积累来达到更高的层次;对这个主张,慧能最受不了,你们欺负我没上过学是不,我底子这么薄,跟你们科班出身的可比不过,我要求“顿悟”,实现禅法的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我可不跟你玩龟兔赛跑。    神秀的传法主战场在北方,几百年来中国佛学的重心一直在北边,隋唐八宗中除了天台宗是在浙江发迹外,其它流派的发源地都在中原地区。神秀也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大唐的东西两京上,公元700年的时候,他的大名被武则天听说了,武则天把他请到洛阳讲法,后来唐中宗、唐睿宗对他也礼敬有加,因此神秀有“三帝国师”之称。而慧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的重心是广东、福建,向北也没超过江西、湖南一线(后来南宗禅衍生出的五家七宗发源地就都在上述南方地区),双方虽为衣钵传承时有争论,但基本上是楚河汉界,分治而立。    神秀传法的道场在湖北荆州的玉泉山,这里自所以知名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三国演义》里第77回说“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从此荆州玉泉山就成了关羽崇拜的重要场所。中国著名的关帝庙有三处,分别是湖北当阳关帝陵、葬有关羽首级的洛阳关林,以及关公故里的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其中山西解州关帝庙的文物古建价值最高,以大型明代木建为主,是中国除佛道寺观、帝王宫殿外,很难得的一处大型古建。  湖北玉泉山是关公显圣的地方,隋朝时,天台宗的初祖智凯和尚是湖北荆州人,有一次他从天台山回到玉泉山小住。入夜,关公托梦给他要求受戒学佛,于是智凯收关羽为徒,命他作佛教的护法神。  这个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别扭呀,不管他多么地怪诞,僧人们还是这样把它编进了佛经。关羽作为护法神在一些寺院里是有供奉的,你看到了可别奇怪。更有趣的是,这种信仰还传入了藏区,在藏传佛教的一些寺院里,把关羽和松赞干布等藏密护法神供在一起,看上去就更有些不伦不类了。  待神秀在玉泉山建寺的时候,玉泉山上的佛教香火已很盛,除了禅宗外,这里还是律宗和天台宗胜地,鉴真大师就是在这里授的具足戒。唐朝时,它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南京栖霞寺、山东长清县灵岩寺一起被称为中华四大禅林,以上四地都很值得一游。    慧能的道场主要在广东韶关(古称曹溪,所以南宗禅又称曹溪宗)的南华寺。古称宝林寺,始创于南朝萧梁年间。慧能的南宗禅取得教宗地位后,历代对南华禅寺都有扩修,宋太宗赵光义将它再次增修后,正式定名为南华寺。宋代苏轼、文天祥都在这里留有诗篇。民国时期孙中山多次北伐都是从韶关开拔的,所以也在南华寺留下过足迹。最近一次重修是民国时期曾任广东省长的李汉魂完成的,该寺是典型的岭南寺院建制,风味独具。它与少林寺一起同为禅宗的祖庭。      南北两禅宗这种不温不火的相持局面在慧能、神秀二位禅师相继故去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里有个关键人物,就是慧能的重要弟子、被称为禅宗七祖的神会禅师。神会是湖北襄阳人,在外地听说了慧能的大名,不远千里赶来拜在慧能的门下。慧能临终前席边有十位著名的弟子,慧能对他们说,我入灭后,你们各自选一个方向去传教,要将我宗禅法广传天下。神会是从北方南下的,所以选择距襄阳不远的河南南阳龙兴寺住下来,从此南宗禅慧能这一支开始与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北宗禅发生了正面的交锋。    这时的北宗禅正处于鼎盛时期,神秀去世后,他的大弟子普寂继承宗位,被当时朝廷定为禅宗七祖,这样神秀和慧能这老一辈人的恩怨就要在普寂和神会这新一代高僧的手中要来次彻底清算了。
 
大话佛教东传史: (四十)神会弘法,南宗独秀

送交者:夏杞人

神会来到北方时,普寂的北宗禅已成为唐廷的官禅,神会要撼大树不能一上来就连根拔,比较好的策略是从枝干上摇。于是神会没有去普寂待着的洛阳,而是选择了距洛阳不远的滑县(司马懿的老家)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来为正式发起挑战北宗禅先打外围的宣传战。    所谓无遮大会,是指僧尼道俗都可参加的弘法大会。大云寺当时在全国有多所,由于武则天登基前曾有劝进的僧人向她上伪《大云经》为武氏称帝造势,所以武则天在全国主要州治都设有大云寺作为官寺,以示礼佛,鉴真东渡前住的就是扬州的大云寺(即现在的大明寺)。所以神会这个大会的规格并不低。    734年大会召开,神会将酝酿已久的两个重磅炸弹悉数抛出。首先就是围绕禅学正宗象征的祖师衣钵传承制度,神会公然宣布,自达摩初祖开始,便有一领袈裟在慧可至弘忍等五祖间进行传递,连绵不绝,这相当于帝王的玉玺、丐邦的打狗棒,代表着正宗更替,现在这件袈裟就在慧能的手中,神秀的弟子们枉称正溯,伪造历史,今普寂自称禅宗第七代,这是欺世盗名的说法!    此论一出便在无遮大会上引起大哗,关于禅宗传承,人们确实听说有祖师衣钵的提法,神秀在世时对此也语多含糊,现在神会在此言之凿凿,不由得大家心里不起疑惑。神会看到第一炮见响了,接着又从教理上对神秀北宗提出批判。他声称,达摩初祖所传禅法是以顿悟为主,“自心见性”,而神秀的北宗却违背达摩初衷,重渐觉而轻顿悟,这是邪魔旁道,误人正途,要求为慧能的南宗禅正名。    神会在主座上说的唾沫星四溅,底下坐着的普寂僧团的崇远禅师坐不住了,他站出来说,“普寂禅师名声远扬,天下知闻,你一下座末僧居然如此诽谤大师,是不是你与自己的小命有仇呀?”(“岂不与身命有仇”)这种公然以生死相胁的说词出自一个和尚之口,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可见北宗派僧人的愤怒,事关本派立宗的根本,不赤膊见红也不行了。    神会也并非只受些言语上的威胁,此后他在北方真的数次遇险,好在有南宗僧人的保护才得以脱险。神会对此并不介怀,相反他更来劲了,这种定宗旨、辩是非的大会他又在北方各地开过几次。745年他应兵部侍郎宋鼎之邀,把无遮大会竟开到了东都洛阳,这里是普寂派僧人的大本营,北宗禅和尚们对此忍无可忍了,于是勾结御史卢弈向唐玄宗诬告神会宣扬邪说,图谋不轨,唐玄宗耳根子软,遂将神会贬出洛阳,随后一贬再贬,两年内把神会逐了四次,直撵到湖北荆州才罢休。    北宗派僧人以为这下没事了,可是世事难料,这个时候胡人安禄山开始出来捣乱了。安史之乱(755-763)发端于河北范阳,几年之间兵祸如蝗虫过境,席卷大半个中国,唐王室都被赶的到处乱跑,那些北方的寺院僧团更是大遭其殃。北宗禅在中原苦心经营多年的寺院僧众被摧残一空,北宗无数高僧送命(普寂在安史之乱前就去世了),势力大受挫折。神会这一支倒是因祸得福,由于被贬南方躲过了战乱,而且天下大乱还为南宗禅的掘起提供了政治机遇。    唐王室与叛军开战打红了眼,什么招都想出来试一试,比如请回纥兵来援,交换条件是回纥兵如攻下长安可放任士兵劫掠。这还不足以筹够唐兵的军晌,于是平叛副元帅郭子仪想到了求助于在当时颇有名望的神会。神会说,这好办,我们来卖僧人度牒筹军晌吧。  唐朝的和尚是不必交税的,乱世中还可以躲在庙里吃大锅饭,所以很多老百姓为了生计都愿意出家。官府为了抑制这种僧众过滥的情况要求出家人数必须要在国家严格的控制之内,这就产生了所谓度牒制度,当年玄奘出家时参加的度僧考试,近千人中只取27名,可见当年度僧的严格。    不过现在要打仗,这些全都顾不上了。神会为郭子仪出了这个饮鸠止渴的主意,并拖着80多岁的年老之躯亲自设坛度僧。前面说到的曾迫害过神会的卢弈已被叛军杀死,而普寂及其主要弟子又都没有神会长寿,所以神会的大名开始远扬,他度僧得的钱全部捐给朝廷,由此得到唐廷的重视,同时由他度的僧自然的归入南宗禅门下,从而南北两宗的势力发生了根本逆转。唐肃宗还京后下旨为他在洛阳荷泽寺造庙供养,随后又正式封神会为禅宗第七祖。至此南北禅宗的这段公案终于有了个结果。    慧能禅宗在中国的得势除去一些偶然因素外,主要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南宗禅讲求的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宗旨,将唐初各宗烦琐的佛教义理彻底抛开,它肯定了人人皆有佛性,而且成佛的先觉条件不再是对佛教经典穷其无味地苦读。只要机缘合适,众人就可通过“顿悟”这一方便法门立时成佛。这大大减少了成佛的人为屏障,令众多学佛的人不再望深涩的佛经而却步,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它对佛理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些后果是在两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  其次,禅宗主张隐修山林脱离世俗生活,不象此前一些宗派那样热心与政治结合(比如华严宗对武氏政权的支持),这对王权的巩固有好处,所以历届政府对禅宗的敌意较少。  再有,南宗禅的大本营在南方数省,这里远离中国的兵乱战场。后来经唐武宗会昌法难、唐末大起义、五代更替,北方原有各宗的寺院体系遭到了极大毁坏,而禅宗在乱世中得以保存了实力,又由于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造成了南禅高僧辈出,最终他们在北方攻庙略地,最终一统了中国佛界。    神会之后,禅宗逐渐分成了青原和南岳两个体系,从南岳系中形成了沩仰、临济二宗,青原系中形成曹洞、法眼、云门三宗,到宋后临济宗又一枝独秀,它又进一步分化出黄龙和杨岐两家,以上统称五家七宗。中国佛教就是在这种不断分化之中逐渐失去了义理研究的活力,随着唐末至两宋以后政治上的崇佛空气发生逆转,中国佛教逐渐走过了他的盛世天下,开始向西山日薄处行进了。  
 
大话佛教东传史: (四十一)会昌法难、临济宗风

送交者:夏杞人

表面上看,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立,互有争斗,其中佛、儒的群众基础最广,应该彼此矛盾也最激化。其实不然,儒、佛是两套不同场合和作用的哲学,儒家讲“忠君仁民、礼义孝亲”,这是套“入世”的哲学,直接作用于世俗生活和国家治理上,所以隋唐以来,官员选拔的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唐代的科举还没有发展成后来的八股文,除儒家经典外,考试还涉及先秦诸子的其它学问,甚至包括唐诗的写作水平)。而佛教讲的是“善恶因果,转世轮回”,这套思想是“出世”的学问,管的是“个体修行,普渡众生”。儒、释两家井水不犯河水,比较能够相安无事。    释、道的关系就要复杂的多,二者在中国被认为都是神、人沟通的工具,都有超度生灵的作用,而中国佛教在发展中借鉴了道家的一些学说来为本土化服务,而道家也学习了佛教的宗教仪式和寺院管理。二者形式相近,功能趋同,那么何者的法力更大,更受统治者的喜好,就成了此消彼长的关键。    唐王室的皇帝们比较实用主义,他们基本上对三教都不排斥,哪个在某件事上更有作用就提倡哪个。比如被称为“中兴皇帝”的唐宪宗,他觉得佛教的祈福许愿上更有噱头,就大张旗鼓地搞了迎取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耗资甚巨。为此,大文豪韩愈很不满意,写了个《谏迎佛骨表》来痛骂唐宪宗是当年梁武帝,早晚要为这盲目礼佛而国破身亡,唐宪宗一怒,差点把朝愈的脑袋可砍下来。但是,唐宪宗在求长生不死的事上,就又求助于擅于鼓捣出个泥丸仙丹来蒙事的道家,他最终就是死在误服仙丹上的。    也有不能象唐宪宗这样一碗水端平的帝王,比如这章的重点人物---唐武宗李炎。唐武宗谥的这个“武”字,大约是在夸耀他在位时对回讫人用兵的战绩。晚唐时中国有内忧有外患,这时最大的外患已不是突厥、吐蕃这些昨日黄花的游牧政权,而是改成继突厥而起的西北回讫人。这伙人自安史之乱入援长安开始,就一直不断地骚扰大唐的边境。唐武宗比较他前面几位被宦官挟持的帝王来还算有些自主性,他起用李德裕为大将,利用分化瓦解一一击破的老套路,最终收拾了这伙异族入侵者。    边境安稳了,唐武宗雄心万丈,也想着“再活五百年”,奇怪的是他不吸取唐宪宗、穆宗服丹暴崩的教训,仍是重用道士来求长生之术。他用的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归真,一个叫邓元起。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北魏太武帝用道士崔浩(崔浩是信道的儒官)、寇谦之而杀僧;北周武宗用道士张宾而灭佛,轮到唐武宗,这两位姓赵、姓邓的道士向皇帝献丹的同时,也献上鼓动唐武宗全面取谛佛教的毒计。而这位唐武宗还真的就言听计从了。    除了道士来穿小鞋外,佛教自身也有些总也改不掉的毛病遭人忌讳,说起来与前面两次灭佛的主因如出一辙,那就是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自神会为平安史之乱大开私卖度牒以来,到了唐武宗年间,全国的僧侣总数又一次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文采不错的唐武宗在《废佛教书》是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的:  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皇上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么可想而知佛教徒的日子也就必不好过了。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对此前的灭佛成果又来次大检查,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    其前两次灭佛的实际效果似乎都不如会昌法难这一次严重,原因可能是南北朝期间正逢佛教东传的初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抵销了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但唐武宗这次不同,前面已说过了,佛教自隋唐八宗、南宗禅一统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势能已大不如前。佛教哲学的一些先天因素造成,它在中国的经几百年传播后,或者出现象玄奘法相宗那种艰涩的经院哲学脱离民间,或者出现净土宗这种简装版佛教,失去义理研究的活力,又或者象密宗这样与神魔鬼怪相结合,退化成原始巫术,再或者如禅宗这样玄中谈玄,发展成抽象派艺术。总之没有哪一个能真正顺应时代,发展出真正推动宗教变革的原动力。于是晚唐时分,中国佛教象没油的汽车在经多次点刹车的制动后,经唐武宗这次急刹,滑行势能嘎然而止。    唐武宗灭佛销毁了很多佛教经典,中华八宗中那些义理深邃的宗派没了精神食粮顿时后继乏力,象天台宗这种有海外亲戚(日本、朝鲜)的还好些,有些经典可以回流,至南宋时天台宗又有了些传播。而华严、律宗等宗的日子就更难过些,它们在宋后基本上融入到禅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的那套思想本来就不合汉民族的文化习惯,所以它的流传很有限,元、清时期藏密大举入华,汉密就整体融入到藏密中去了;三论、法相在会昌法难之前,修习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消失的更快;净土宗因为有个净土信仰颇受民间百姓的好感,所以它的思想流传了下来,但宗派组织基本上被禅宗通吃。最后就只剩下一个禅宗了,自己又分裂成五家七宗,主战场在南方数省,后来渐渐一统中原,到两宋后这五家七宗又只有临济宗一家独大。    临济宗主张“棒喝领悟”,就是你老老实实地去问法,两句话不和就要挨打受骂,有的人开悟了,更多的人只能莫名其妙。你被打了还别叫冤,临济宗这种见人就打的毛病对谁都一样。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因住黄檗山得名,此山在福建福清市)的时候,有次唐宣宗(继唐武宗之后的那个皇帝)去问法,刚问了两句,黄檗就一巴掌打在唐宣宗的身上,气的唐宣宗直骂“太粗生”(事见《景德传灯录》),黄檗说,你懂什么是粗是细,说完又是一巴掌。唐宣宗一看,估计打不过他,只好告退。  也有比较能打架的不服这个邪,黄檗有位高徒叫义玄(因后来常住河北正定临济寺而称临济义玄)也去向黄檗问法,问了三次,被黄檗用棒子打了三次。义玄回去后苦练武功,誓报此仇,武艺长进后又来找黄檗,两句话不到,黄檗又举棒来打,这次义玄也不客气了,夺了黄檗的棒子照着黄檗的秃脑壳就是一巴掌。黄檗和尚最大的优点就是服软,一看这个年青后生更能打,就宣布将传衣钵给他,将义玄招安。这南宗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后来义玄在河北临济寺开宗立派,遂成为禅宗中的最大流派----临济宗。至宋后临济宗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派,还有个南宗禅曹洞宗也流传了下来,但势力较小,其它如沩仰、云门、法眼等五家中的其它小派别则兴盛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入消寂。    临济宗的祖庭在河北正定的临济寺,这个寺现在隐于正定城里的古文化街中,不仔细找常会被忽略掉。寺中的其它建筑大多无存,只剩下一座造型修长的澄霄塔可以供人瞻仰。日本的禅宗信徒很喜欢来这里朝圣,中国人却大都不知这个小寺院的历史来由了。现在河北地区最大的禅宗寺院是赵县(就是出赵州桥的那个地方)的柏林禅院,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寺门前的文化街是赵县最繁华的地段,柏林寺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香客还有游人来此都不收门票,自如进入,河北佛学院也设在这里,走在赵县的街上常会碰到一些来此修行的僧尼。    临济寺所在的正定城在古代是个重要的地区重镇,这里现在留下了很多文物古建,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的就有六、七处。古文化街上有一处花塔,造型奇异,堪称中国古塔建制的精品。这种造型的塔在全国只有新疆还保存了一个,但与正定花塔比起来工艺差了很远。  文化街上还有一处唐开元寺,现仅存一塔一钟楼,建制完全是唐式的,极具古韵。开元寺塔建于东魏,唐代重修,从审美角度上甚至要优于长安大雁塔。开元寺的钟楼分两层,下面一层是唐代原物,上面一层为五代时重修,这个钟楼是中国现存“四个半唐代木建”中的那个“半个”,同时它又是中国年代最古的唐代钟楼。另外四个唐代木建全部在山西省,对古建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再被时下那些假古建蒙骗了,要看唐代古建只能去山西和河北正定去找。  正定还有个隆兴寺(又称大佛寺)是当下正定诸多古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内有很多宋、元木构建筑,大悲阁内有一尊宋代铜制千手千眼大佛,高22米(相当于时下八层高的居民楼),此佛像是中国古代雕像艺术登峰造极之作,审美价值无需多言。诸位朋友有时间还是拿出几天到石家庄地区一游吧,把赵县、正定、定州的古建可一网打尽,最后别忘了去一下石家庄西郊的毗卢寺,这里有精美的元代壁画,在前面的贴子曾介绍过。
 
大话佛教东传史: (四十二)柴荣抑佛、宗密双修

送交者:夏杞人

历朝历代灭佛的这些帝王没一个能把灭佛这项事业进行到底的,往往是前面这个皇帝灭佛,后面的皇帝就会跟上来礼佛,说白了就是,佛教信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即是传统就不是人为暴力可以割得断的。    唐武宗果然不负他信道服丹的一片苦心,他最终也是丹毒发作暴亡的。唐武宗的皇叔、前面提到的那个迎佛骨舍利的唐宪宗的儿子---唐宣宗李忱即位(挨黄檗和尚打的就是他)。唐宣宗登级后深恶道教,把当初进馋言的老道赵归真等几人找出来杖杀了(就是用棒子活活打死),接着就是恢复佛教,听任僧人们修复被毁的寺院,在南方保有实力的南宗禅趁机向北方大规模地收编其它各宗的寺院,它们得以一统中华佛教,与此背景也是相关的。    唐宣宗这个皇帝干的不错,他在位时吐蕃已走下坡路了,沙州(敦煌)人张议潮赶跑了吐蕃收复了河西走廊(张义潮在莫高窟的开凿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名义上大唐王朝再次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商路。唐宣宗诛杀宦官、整顿吏制,有模有样地治理国家,史称“小太宗”。不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虽然因道士献丹弄死了唐宪宗、唐武宗而对道家很厌恶,但他的老年还是回到了服丹以求长生的老路上,公元859年,唐宣宗服金丹(一般来说是指水银丸,水银主要用作溶剂)过量而死。他死的当年,唐末农民大起义就在各地发动起来,48年后,地痞出身的朱温一脚踢开唐末帝建立后梁,大唐王朝的盛宴至此黯然落幕。    唐朝的终结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推崇佛教的统一国家对于宗教传播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五代时期北方的五个短命王朝没有哪一个过上安稳日子,他们治国的时间少,掐架的时间长。好不容易到了后周世宗的时候赶上了柴荣这个还算有些作为的好皇帝,周世宗文治武功都很不错,天下也有了清明图治的风气,他为赵匡胤一统中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柴荣给佛教徒们带来的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柴荣对佛教一点也不感冒,他尤其反感佛教徒动不动就燃顶断指这些疯狂的礼佛作为。从更大的方面说,周世宗认定只有儒家思想才是当时一统民心、治国安邦的良策,对佛教这种对富民没有贡献,对奢侈之风只有助长的宗教团体,唯有大力抑制才行。955年,周世宗下令严禁私度僧尼;鼓励僧尼还俗;载汰寺院;把寺里供的铜佛融化了去铸铜钱(这个办法倒挺好,改善了货币的流通)。经他整顿后全国的寺院和僧众人数都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不再对世俗生活产生更大影响。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四次法难,这一宗就是指的周世宗这一次,检讨这次法难,其实周世宗抑佛的手段较之前面几次灭佛显得温和的多,他允许佛教存在,只是要求把佛教影响降到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虽然如此,中国佛教已经不住这种折腾了,它在中国迅速地衰落,至两宋年间又遇到宋儒的强力挑战,宋、明大儒们吸收了禅宗的一些哲学思想开创了理学,佛教自身创新又不够,逐渐就剩下一副被外教和内禅先后掏光的空架子,在夕阳日暮的晚秋冷风中独自无助地摇曳着。    五代时期中国佛教比较有点生气的是南方的十国政权。南方相对而言没有北方这么乱,这里又是南宗禅的大本营,曹洞、云门等宗就是这时期最终形成的,唐末至五代的禅宗各派在这里再理一下头绪,顺带介绍一下我们应该记住名字的一些高僧。    神会在北方建立了慧能禅宗的阵地,因他常住洛阳荷泽寺,所以他这派叫作荷泽系。传了几代后有一位叫宗密的和尚来学荷泽禅了,这位宗密自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将华严宗与禅宗思想融合为一的关键人物。  宗密(780-841)是四川人,他28岁起学习禅法,后来又转投当时最有名望的华严宗大师澄观和尚(澄观在华严宗传承中是继法藏后的第四祖)学习《华严经》,宗密虽是半道转学华严,但他的才华和佛缘还是极受华严四祖澄观的赏识,最终向他密传衣钵,宗密遂成为华严五祖。华严特殊的学法背景,决定了它是主张教(指华严宗)、禅合一的第一人,宗密把禅宗参悟思想引入华严经籍写成重要的著作《华严原人论》,宗密还进一步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为佛教更加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构思。    宗密的老师澄观与唐王室的关系很深,长期住在内廷寺院为多位皇帝讲法,前后作过七位唐帝的老师,遂有“七帝国师”之称。宗密受此影响也与唐代帝王过从甚密,一不小心他还卷入了一次唐代著名的宫廷政变。唐文宗(唐武宗前面那个皇帝)的时候宦官专权的情况很厉害,他本人就是由宦官拥立起来的。唐文宗决定解决宦官问题于是起用李训作宰相,由他来作具体布置。李训与宗密交厚,宗密也就知道了李训要发动政变的事。    公元831年,宗密辞别唐文宗、澄观,来到陕西终南山圭峰草堂寺居住(因此他又被称为圭峰宗密)。835年李训的政变终于发动,不料想宦官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手里控制着禁卫军,两相一交手,结果朝臣们败下阵来(史称“甘露之变”)。李训逃出京城后跑到终南山来找宗密,宗密看了看李训那个熊样,就给李训出了个主意让他出家避难,结果李训的手下还不肯,想着有机会能翻本,他们下了终南山还没等找到援军就被宦官军队截住给杀了。这样宗密就有了通敌大罪,宦官头目把宗密抓到京师,把一大堆刑具摆在他面前。    一代正史留名的高僧居然到了要被用刑的地步,这种事在中国佛教史上好像也仅此一次,《高僧传》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是,宗密给宦官们讲了一通类似“生亦何哀,死又何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话,宦官们竟受感动放过了宗密。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宦官们觉得这老和尚没什么暴料可挖,杀了他又要背杀戮高僧的恶名,终于还是没治他的罪。宗密841年圆寂于终南山草堂寺,后来的唐宣宗铲除了宦党,为宗密恢复名誉,追封他为“定慧禅师”,宰相裴休亲撰碑文,由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此碑现在还存于户县草堂寺内。    草堂寺曾经是鸠摩罗什于姚秦时代来华时居住译经的场所,所以中日三论宗(三论宗以鸠摩罗什为初祖)都以草堂寺为祖庭。现在作为华严五祖的宗密圆寂于此,由此草堂寺也成为即五台山大华严寺之外,中国华严宗的又一祖庭。    宗密的思想可能还是偏重华严义理的,所以他想借助禅宗来补充华严流派,但禅宗的生命力太过强大,最后华严宗没有消化得了禅学,倒是华严思想被融入了禅宗体系。当然这也不能怪宗密,义理研究在唐末已不太引得中国佛教中人的兴趣,而禅宗的强大包容力在当时是论谁也抵挡不住的。
 
现在还有无数的经文被收藏在西方人的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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