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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伟
采访札记：３０年以前和８年以后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被惊天动地的枪炮声所吓，那是１９７９年的２月，中国对越南发动了著名的“边界自卫反击战”，我的出生地云南省金平县也是战场之一。我一直对当时许许多多的解放军叔叔和阿姨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当时是唱着这样的歌走向中越边境的战场的： “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看山茶含苞待发，怎能让豺狼践踏。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山茶花会陪伴著妈妈。”
从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中越关系教育，所以我对越南人的了解非常局限，甚至有些讨厌，并且在以后近１０年战争的时间里都被那首唱遍大江南北，唱到了太平洋彼岸的《血染的风彩》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许我的眼睛不再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不再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我理解我们中国解放军战士的情怀，我们都相信在中越边境崇山峻岭的泥土之中有战士的热血和他们所付出的爱。１９９１年，中国和越南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于是一切矛盾和仇恨都成为了历史，战争变成了和平。１９９２年的夏天，１９岁的我刚从学校毕业踏上工作岗位，按照许多人的说法，我完全还是个小孩。那时候我被派往一所边境乡级中学做老师，那个地方与越南山连山、水连水，非常的边远和落后，由于自己在大学里读过几本书，写过几篇文章，常常觉得社会中的现实与校园里的理想差距太大，于是每天有些郁郁不欢。
在我工作的乡村里，不断有许多越南人来走亲访友，买卖商品，让我觉得既新奇又神秘，于是非常希望能到越南国内去看看，而这个愿望在我一位同学的帮助下竟然很快实现了。我同学在一家专门与越南人做生意的边贸公司，尽管他一再提醒我中越战争才结束了两年，许多越南人对中国人还怀有敌意，而且到处都还埋有地雷，但性格倔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害怕，一定要去这个神秘的国家看看。１９９２年底，在我同学的努力下，一位会说些中国话，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越南商人真的同意带我出境，由于当时像我这样的身份很难办正规手续，所以我干脆什么也没办，偷渡去了越南。
由于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各种检查都特别正规、严格，而他们的警察也很容易用钱收买，于是在越南商人朋友的活动下，我的出行一直有惊无险。那天中午我从云南省金平县的金水河口岸出境，跨过“中越友谊桥”进入了越南莱州省的封土县，越南境内没有正规的公共汽车，我们只能坐在人货混装的苏联大货车车厢里，它的货厢用铁皮罩着，在烈日下又热又闷十分难受。汽车开动后，我发现沿途的泥土路面都破烂不堪，一路上坎坷不已，老掉牙的苏联卡车总在拼命摇晃，让人很难稳稳地坐定几秒钟。每一辆车后黄灰总是扬起很高，随着汽车的激烈摇摆经常看不清情况，这样的土路面在中国已不多见，但商人告诉我这条路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经过了许多次检查、等待后，我和几十个越南人乘坐的卡车终于开得快些了。我全身上下都布满了黄色的灰尘，不断在公路两旁看见许多越南军队的营地，许多大炮口仍然高高遥对着中国的方向，许多越南人民军士兵在公路上走来走去，开始我又害怕、又新鲜，但后来由于太颠簸身体坚持不了，难受得分不清汽车已经走了多远，什么也懒得看了。天色近黄昏时，一直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下去的卡车又停在了一个小村庄旁，紧张、忙碌了大半天的我突然尿很急，商人不得不带我下车去，当我避开汽车走到一篷竹子旁边方便完时，不远处出现了一坐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巨大的中国文字令我大吃一惊。
由于当时天色有些昏暗，并且距离略有些远，我无法完全看清楚上面的字，本来我想走近些去看个究竟，但卡车不断在鸣号催我，在这样特殊的异国他乡的路途中，我当然不敢造次，只好遗憾地走了。后来商人告诉我，我所看见的纪念碑是２０多年前中国人建的，现在还非常完好，里面埋着许多中国的士兵，他们是当时来帮助越南打美国人时死的，但中国政府已经不管他们了。商人还告诉我，我坐汽车所走的公路全部是这些中国人帮助修的。我突然对这些事情充满了好奇，它们都是自己前所未闻的故事，我一直认为越南对中国恨之入骨，没有料到在他们的国土上竟然还有完整的中国烈士陵园。
三天后，商人安排我坐上了一辆熟人的卡车回国，由于我语言不通，也不知道烈士陵园的确切位置，所以再看看的想法没有能够实现，相反还差点被越南公安抓了起来。回到中国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对那座烈士陵园念念不忘，但鉴于我当时的年龄和生活阅历，我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几个月后，我也正式到了新的工作单位，离开了那个边境地方。
在随后长达８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太多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换过许多工作和许多城市，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还会想起那座远在越南河谷中的中国烈士陵园，因为后来我种种知识的增加和特意学习，我已经知道了它的来历和原因，知道了中国和越南许多年以来的各种爱恨情仇，而且我还发现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和提起这样的烈士陵园。我于是更加想再去看看它，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但也没有停止过。回忆不仅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过去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会生出许多发人深醒的结果。
转眼时间就到了８年以后的２０００年，这一年里，一直努力工作和认真生活的我再一次觉得社会中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太大，太多的人依然贫穷着、痛苦着，似乎我们的努力白白流失了，似乎一代人的梦想都地流失了，流失在时光中，流失在自己年轻的有限的奉献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宽舒而崭新的心境，才能从一大堆纷乱的印象中走出来。我对自己做的记者行业已经感到失望，于是决定自己去做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什么事情特别有意义呢？我自然首先想起了那座３０年前就建造的中国烈士陵园，在见过它８年以后的今天，我觉得自己该再去看看它，把它的故事告诉大家了。
我再一次自费去了那些中国军人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非常艰难和危险地完成了这个采访。那里无论离离衰草，还是寂寂荒原，都使我不断幻想起那些曾经青春如花的笑容......在这样的深夜里，在我完成这篇采访报道时，我也很想轻轻为他们唱首歌：
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梦中回望，
可曾梦见河边那棵亭亭的白杨？
每一棵寸草都忘不了你日夜守望，
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
你奔向远方，带著亲人的希望。
你奔向远方，带著火热的衷肠。
最艰苦的地方总有那战士的刚强，
勇士的肩头肩负著多少人心头的崇仰。
谁不知道生命的可贵？
谁没有幸福渴望？
你默默无闻的足迹写下不朽的篇章。
你和我们同在，
把美好未来开创。
你是国魂是军魂，你是中华的铁骨脊梁。
《说吧，十号公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的入侵，先后出动了３２万军队改穿越南军服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系统所有工程的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并在中国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八年内，中国军人伤４２００人，死１１００人，由于种种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运回中国的家乡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南在１９７５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四年后的１９７９年２月，中越间又发生了著名的“边界反击战”，当年的生死战友兵戎相见，不少当年援越的中国军人再次进入越南，战场从边界一直越过了曾经牺牲并埋葬着那些中国军人的地方；中国军队撤走后，饱受了战争痛苦的越南人又回到了那些土地上生活，那么，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些中国军人的坟墓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艰难地去到了越南莱州省封土县境内。
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险峻、高耸的山崖，在越南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着峡谷里所有的生灵。一条公路弯弯曲曲地从河谷中穿过，两岸无数的野芭蕉树永远伸着翠绿的手臂，加上更高处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总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用不着夸张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坟墓旁，看着上面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挥不去的忧伤。
“３０多年了，你是第一个专程来看他们的中国人。”２０００年８月３日，一位越南老人话语幽幽地对我说。“不过，他们以后不会再孤独了。”“他们”是指长眠在越南国土上的中国人，牺牲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的中国军人。
３０多年了，他们一直孤独地躺在这里，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被自己祖国的亲人们遗忘。于是我相信，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前，从中国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进入越南莱州省封土县３０余公里的路途中，有一个绿树环绕，名字叫做“王窝”（音译），仅有６０多户人家的傣族村庄不会引人注意。
◆公路旁的烈士陵园
锄去墓旁的杂草，洗净墓碑上的名字，这是王窝村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做好几次的事，这样的工作在每年的７月２７日更是不可缺少，因为它是越南的“国家英雄纪念日”。
“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村民们简单地告诉我他们的理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门前的这条公路。”
汽车轮下３０多年没有任何改变的崎岖公路是越南当地人熟悉的“１０号公路”，它从王窝村前横穿而过，连接着老街、沙巴、封土、莱州和奠边府。总是激烈颠簸的汽车和它身后浓密的黄灰证明这样的土路面在中国许多地方已不多见，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１０号公路的建成曾经是一段段故事和历史：关于中国支援部队、关于越南抗美……关于公路边那个中国烈士陵园。
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越南有许多座，分别位于从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与越南接壤的地方，在他们的幕碑上都刻着：“中国后勤部队……”
“你们中国的军队是１９６５年来我们这里的，尽管他们全部都穿着我们越南人民军的服装或者蓝色工作装，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中国后勤部队’，是来帮助我们修路的，总共要修１２条，我们门前的这一条是第１０号公路。”王窝村的李阿林回忆说。
在翻译的解释下，这位７４岁的老人还说：“这辈子我先后见过法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和中国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是最好的了！”
从１９６５年６月起，不断有身着没有军衔的越南军装的中国军人来到王窝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来。他们刚来时是住帐篷，后来砍了一些木头盖了木板房。他们要在崇山峻岭中，沿流入北部湾的巴索河修出一条公路来。
“中国后勤部队太辛苦太伟大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型机械，他们几乎只有一些锄头、锤子、铲子和手推车，所以都是用双手、用肩膀、用身体在与大山搏斗。”村民们回忆说。“他们这样进行施工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曾经怀疑在这样的大山中他们能不能修出公路来。”
“平时在路上相遇，士兵们总是很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好象他们都会说几句不标准的越南话。”６３岁的王阿满老人说。“有时看见我们挑水、抬东西等等事情时，他们总会上来帮一把，而从来都不要我们的什么东西，就连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时，士兵们还不断不请自来帮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沟、种田地等等。开始村民们很高兴，但后来看到士兵们实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劳累他们，所以大家都约好尽量“抵制”他们的帮助。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士兵们的友好和勤劳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尤其一些年轻的越南姑娘们。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部队的战士们都成为了当地姑娘们关注的对象。于是每逢节假日，许多越南姑娘都会成群结队送些水果、棕子之类的礼品到解放军的军营里，借机会与战士们接触。
针对这样的情况，当时部队作出了许多严格规定，不许干部战士与姑娘们接触。王窝村的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军队中有三名与他们说同类语言的傣族战士，而且家就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金水河乡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战士从来不能说自己的民族话，而必须说汉族话，为的是避免他们与当地越南傣族姑娘说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当时三名傣族战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经５５岁了，他当时是“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三十一分队”的战士，１９７１年退伍后他一直在家务农。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楼上，他告诉我：“在越南修了两三年公路，我只说过一次傣族话，而且还是在向部队首长请示之后。”
１９６８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妇女突然发病，其家人慌乱中找到了军队的营地，请卫生员抢救，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老说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时无法诊断、治疗，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当“翻译”，经过领导特殊批准后，他唯一一次说了傣族话，使越南妇女得到了及时、准确的治疗。
“你们中国军队不但修通了公路，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们。”王窝村的村民最记得一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一名医务兵，对大家可好了，许多人都愿意去找她看病，有时即使没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点自己家的水果呀什么的。但由于当地气候又热又潮湿非常恶劣，军队在野地里宿营条件很差，后来她病了，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８月３１日。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伤心极了，尤其一些老人，村民至今也忘记不了她那美丽的笑容和温柔的态度。
我相信这位女战士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故事讲完的时候，不但是我，而且讲故事的越南老人都伤感起来。
５０岁的刁阿利老人回忆说：“中国士兵经常帮助我们做事，逢年过节会邀请我们去开联欢会，还经常放电影给我们看，当然是和他们一起看。每次他们都整齐地坐着，而我们就随便了，只要高兴，坐在银幕前面后面看都行。”
村民说不清楚当时都看了些什么电影，因为他们听不懂中国的普通话，只能听一些云南省金平县的汉族话，不过他们知道电影放的都是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听不懂当然也很难看懂，与其说村民们是看电影，不如说他们在看新鲜、看热闹。４６岁的龙阿仔说：“我们当时看电影，如果看见上面的人的帽子上有三个纽扣，就知道是八路军是好人，如果帽子两边有两块布飘来飘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坏人。”
关于烈士陵园，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军营管理很严，不让越南老百姓随便靠近，也不找他们帮什么忙，而且当时它的四周都有军队严严实实地住着，所以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些水泥坟墓是怎么一个个修建起来的。
中国后勤部队修公路的时候，不断有人死掉。村民们也经常看见有受伤的士兵被从劳动工地上抬下来，后来有些人就永远见不到了。有人清楚记得在１９６６年的９月２４日，分别来自黑龙江省的王义明和安徽省的蒋家堂同时在施工中悲惨牺牲。
“他们死得很惨，都是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有一位老人还记得当时他亲眼目睹的惨状。
在艰苦施工的同时，偶尔还有美国飞机到来，投下串串炸弹，也在给士兵们不断造成伤亡。总之，到１９６８年底１０号公路彻底修通，中国后勤部队决定撤走时，就留下了这座烈士陵园一座高大的分别用中、越文字刻着“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１５座烈士坟墓。在纪念碑的左侧还醒目地刻着中国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语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它的右侧也用越文刻着同样的内容。
六支队牺牲的人当然远不止这些，而其他还有许多人都被埋到莱州去了，与在莱州和奠边府牺牲的人埋在一起那里埋葬着的中国军人烈士更多，据说有几百人，可惜目前中国人还不能随便去那些地方。
１９６８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壮的。没有人记得住那是几月几日了，但许多上点年纪的村民都还记得那天的哭声和眼泪，在河谷中久久不绝。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军军服，排列整齐的中国士兵庄严地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他们要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而他们的１５位战友将永远长眠在这里。
１５座水泥坟墓整齐地排列着，前面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１０号公路，他们将永远陪伴着它的改变。今后，永远与他们为邻的将是他们曾经帮助、并为此而献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方面来了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将永远守护这座烈士陵园犹如保护自己的烈士，爱护自己的家园。后来，政府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莱州省封土县里，交给了勐梭乡里，交给了王窝村。
◆第１６位烈士是杨医生
“杨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为了让我们许多人医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后一位牺牲的是医生，在１５位中国战士之后，这里面唯一只有他不是军人。在越南采访的日子，无数位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告诉我。
杨医生在越南和许多中国医疗专家一起，没日没夜地为越南人民看病、治疗，由于条件艰苦，很多药配不齐，很多病治不了。为了能够解除病人们的痛苦，大家决定实验制造一些药品，而杨医生每次都要抢先自己品尝药效，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那一天，杨医生因为冒险尝试一种新制造的药品，却不幸中毒，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５２岁。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４日，经过整整１０天的越南采访之后，我来到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查找到了这位医生以前的单位和住址，当时我也有种隐隐的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单位和子女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次采访。几经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区南坝制药厂”，它现在已经改名为“昆明市中药厂”。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厂领导说：“杨润是我们厂以前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应国家的号召参加医疗专家组去支援越南牺牲的。”
杨润医生的三女儿杨惠英也在厂里工作。看见我的时候她有些诧异，当我默默的递给她杨医生在越南坟墓的照片，一看见上面的名字这位人到中年的妇女眼圈就红了：“３０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父亲的坟墓是什么样子的。昨天晚上我还烧了许多纸钱给他老人家……”
杨惠英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见’父亲，我们曾经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坟，但每次去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他们都表示这样手续太复杂，反正每次都没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办起来都很难。而１９７９年两国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后我们也死心了，绝望了，只好每年到‘７月半’的时候多给他烧些纸钱，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还得知杨医生的老伴许凤英依然健在，由于不喜欢住在城里，８４岁高龄的她独自住在官渡区六甲乡小河咀办事处（村）老家。８月１５日下午，我在离昆明市区１０多公里的村里看到了步履蹒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为什么会专程去看她。我对她说：“我刚从越南回来，我见到杨医生的坟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飘着小雨的风中。我突然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去把尘封了３０多年的悲伤再次揭开呢？也许我自己的确崇拜英雄，但我却无法抹去他们死去后给亲人留下的种种悲伤。
于是我只能无奈地看着老人不停抹去脸上的泪水。当时我甚至暗暗发誓以后不再来看这位老人，毕竟，我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很好的安慰话语，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唤醒老人那些永远痛苦的回忆。
老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１９６７年应国家号召去越南的，第一次去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当时他说是先去了解情况，而没有多久后就正式出去了，永远没有再回来。
去越南后，杨医生偶尔才写封信回家来，每次都是简单几句话，都说自己在１０号公路的工地、在莱州省封土县的工作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挂念。一直到后来有人回国了，家里人才知道其实那里的生活条件是那么差，环境是那么艰苦，美国的飞机轰炸是那么危险，经常有人牺牲……
大约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家里人收到了杨医生的最后一封来信，让家人不要再写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回国了。但他后来就没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后有关部门来通知他牺牲了。
在越南采访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杨医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１０号公路上，我总在想：３０多年后的今天，那时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许令现在的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我却愿意努力地去了解和思考，因为它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命都有关，是中国人历史的一个部分。以杨医生这样的经历和历史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３０多年来越南人一直尊重、爱护他们的坟墓的原因，为什么越南人一直把杨医生说成是“中国的白求恩”。
从杨医生女儿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１９７０年２月３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于（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８日由昆明起程，２３日过境到（越南）莱州（省）封土卫生厅原工作住地，想起我亲密的战友杨润同志的友爱、互助、和蔼形象，使我感到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恸。２４日中午乘车到烈士陵园，将你们交给（工作）组长带来的苹果敬献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组长劝我人总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的死是为实行国际主义光荣牺牲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绍杨（润）同志牺牲后，（越南）莱州省委、卫生厅以及工作组许多同志、河内大使馆、专家局的领导都派员到莱州敬献花圈、挽词……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国外宾的葬礼仪式于１１月２０日举行。早晨８时，封土全县各机关、莱州省委、大使馆都来人参加，追悼会仪式非常隆重，送殡的各族各界机关人数六百多人，小车七部，救护灵车两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莱州药材组 王仁康 ７０年２月３日夜”
当我仔细阅读３０年前杨医生的同事写的信，发黄的信笺令我思絮万千……从此，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总有一些难忘的选择，有时是幸福的选择，有时却是灾难的选择，也有人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名留千古。有人说过：“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现和表述，无论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都要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为中国人的援外史，杨润医生正是这样的承受者中的一员。
杨医生的二儿子杨光葆现在是昆明市某国营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他告诉我：“父亲在越南莱州省牺牲后不久的１９７０年４月，我的大儿子就出世了，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将他取名为‘杨莱州’……”
如今，只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的无边无际的触动。自从对杨医生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与死亡，喜怒与哀乐有了一些了解，接触到他们已经衰老的亲人对他们的思念，这种感觉已经不是从我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呈现出来，而是穿过一种历史的空间，从我的内心渗透出来。
◆去看看他们吧
曾经，那些如同杨医生一样的烈士、前辈们居住过、奋斗过，奉献过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无论今天是离离衰草，还是绿树成荫，都不该让人们忘记那些日子，忘记那些善良、无私的面容。
有许多次，总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风沐浴在我的脸上，然后在心里读一读他们陌生的名字。看着他们身后寂静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总有些悲伤的心情：森林作证，公路作证，他们曾经是那么勤劳、那么勇敢、那么善良……那么青春如花。为什么就没有再记得他们，或者来看看他们呢？这不是平凡的历史，不该让它往事如烟。中国人可以不停纪念那些在自己国土上被敌人杀死的人，却似乎很难想起在异国他乡捐躯的正义英雄。
由于弄不清楚越南人对１９７９年中越战争的看法，所以在采访中我总是有意回避这段历史，但越南人却不回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向我提起它，因为它与烈士陵园产生了一些关系。
王窝村的村长名叫罗阿金，今年４０岁的他在５年前接到县政府的通知：今后他必须带领全村群众一起照顾好烈士陵园。
１９６９年中国军队完全离开王窝村后，烈士陵园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随时有人主动义务去打扫、看护，尤其每年的７月２７日更是十分认真。尽管当地气候炎热，杂草长得飞快，但陵园总是干干净净的。后来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园四周住了下来，把它紧紧围在了村中间。
“但１９７９年２月你们中国军队再次打到我们这里，就让我们既害怕又奇怪，当时我们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们后来回家时，发现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烂了，烈士陵园的围墙也炸倒了一些……中国军队当时没有从１０号公路上走，因为上面埋了许多地雷，他们是从对面的山上过去的，但我们相信他们在山上一定能看见、知道这个烈士陵园。
”
１９７９年的战争曾经成为越南政府对烈士陵园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十分关心，而后很少过问，只是提醒村民们不许去破坏。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１９９１年，因为这一年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我们村里一直都在保护着烈士陵园，尽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们自己要管，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家门前的公路，这样的恩情谁也不会忘记。”村长说。“对比１９７９年打仗打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军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于是，尽管１９７９年后越南政府曾经不再管烈士陵园，但王窝的村民们明里暗里却在管理着，他们不但修好了围墙，还不断地修补着每一年风雨侵蚀过的痕迹。
关于维护的经费来源，村长说：“以前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钱给我们，我们只好通过让村里的民兵出去外面劳动等等办法筹些钱，实在没有钱时就在村里号召让大家凑。”
在烈士陵园前面，有一间异常破烂的茅草房，我看见里面有几张破旧的课桌和一块黑板，村长说那是村里的学校，由于越南国家太穷，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将它盖好一些。
“这几年，村里有点钱都用在烈士陵园上了。”一位退休老师告诉我。当然，村里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讲了，而每天粗糙的饭菜和简陋的衣服更证明着他们的贫穷。
２０００年８月５日，因为我的到来和采访，村长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兴，他们全村人听说我要给烈士陵园照相，并且要带回中国去给烈士们的家属看，所以他们都一大早就起来集中到了陵园里打扫卫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尽管里面并不是很脏很乱。
当我在村里经过潮湿、闷热的一夜煎熬起床后，上百人在粉红色的朝阳中已经开始的辛勤劳动立刻感动了我。
“村长让我们再打扫干净点，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让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不放心，那样我们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对我说。
每次都是她为烈士们清洗碑上的污垢，让烈士们名字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她已经坚持了好些年，据说现年２１岁的刀提远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见戴着越南圆形草帽的刀提远先用水从上至下淋湿墓碑，然后蹲着用刷子刷去上面的青苔和泥尘，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一个接一个坟墓地洗着，后来２８岁的李提多和２２岁的刀提海也来帮助她。
我相信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国，刊登在报刊上，主人公无怨无悔的行为会令许多人感动，也会令许多人惭愧。
村里有许多孩子，在我刚到达的时候，他们都成天围着我十分顽皮，和我在中国见到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今天在烈士陵园里，当父母兄姐在打扫卫生时，他们都不再顽皮，或者帮助着干一些轻松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父母们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告诉他们烈士陵园的故事和来历。我看到一名安静的越南小女孩在观看父母劳动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善良而且激动的东西，那样的眼神令我久久难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于是我的心在猛然间激烈跳动。我知道在她长大一些之后，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继承父母们今天的工作，为这些中国军人守坟扫墓。
端着照相机穿梭在忙碌劳动的越南村民中间，我渐渐觉出一种特别神圣的感受，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我无法描述，也许只有身临其境，而且要有一点性格的人才能体会到。每个洗干净的墓碑上都有一个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会埋藏着一段故事，或者说是一段历史，比如中越友谊、比如援越抗美，比如１０号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
“你回中国后，如果见到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像对待１０号公路一样好好对待他们的儿女，都３０多年了，也希望他们有空的时候像你一样专程来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请我的翻译告诉我。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２日，在采访结束后，心情万分矛盾的我回到与封土县接壤的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看见中国和越南的许多人在这里自由地来往和贸易，我开始有了一种舒心的感觉。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那座烈士陵园，不会忘记１０号公路，特别是王窝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10号公路烈士陵园烈士名录
1. 郭惠文 1967年9月20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战士 江西省大余县人
2. 陈书荣 1966年4月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大队战士 云南省泸西县人
3. 何显荣 1968年6月23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 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人
4. 邓修全 1966年8月8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三十五大队 安徽省南俊县人
5. 杨茂松 1967年4月10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 浙江省长六县人
6. 游贤庭 1967年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战士 福建省人
7. 李传志 1966年1月9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副班长 山东省济宁县人
8. 邱世昭 1967年5月5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四中队 四川省内江县人
9. 杨昌国 1966年9月24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 贵州省麻江县人
10. 毛生文 1967年5月1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一中队副班长 湖南省来顺县人
11. 王义明 1966年9月24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 黑龙江省尤江县人
12. 蒋家堂 1966年9月24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五大队 安徽省巢县人
13. 汪明龙 1967年3月21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 安徽省当涂县人
14. 赵保会 1966年8月8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大队 云南省建水县人
15. 王祥海（女） 1968年8月31日病故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卫生员
16. 杨 润 1969年11月17日牺牲
中国援越医生 云南省昆明市人
纪念碑正面：
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
纪念碑侧面：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http://home.banzhu.com/x/xiaode/prog/showDetail.asp?id=66
http://www.xslx.com/htm/shgc/wszl/2002-11-6-11050.htm
采访札记：３０年以前和８年以后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被惊天动地的枪炮声所吓，那是１９７９年的２月，中国对越南发动了著名的“边界自卫反击战”，我的出生地云南省金平县也是战场之一。我一直对当时许许多多的解放军叔叔和阿姨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当时是唱着这样的歌走向中越边境的战场的： “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看山茶含苞待发，怎能让豺狼践踏。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山茶花会陪伴著妈妈。”
从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中越关系教育，所以我对越南人的了解非常局限，甚至有些讨厌，并且在以后近１０年战争的时间里都被那首唱遍大江南北，唱到了太平洋彼岸的《血染的风彩》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许我的眼睛不再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不再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我理解我们中国解放军战士的情怀，我们都相信在中越边境崇山峻岭的泥土之中有战士的热血和他们所付出的爱。１９９１年，中国和越南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于是一切矛盾和仇恨都成为了历史，战争变成了和平。１９９２年的夏天，１９岁的我刚从学校毕业踏上工作岗位，按照许多人的说法，我完全还是个小孩。那时候我被派往一所边境乡级中学做老师，那个地方与越南山连山、水连水，非常的边远和落后，由于自己在大学里读过几本书，写过几篇文章，常常觉得社会中的现实与校园里的理想差距太大，于是每天有些郁郁不欢。
在我工作的乡村里，不断有许多越南人来走亲访友，买卖商品，让我觉得既新奇又神秘，于是非常希望能到越南国内去看看，而这个愿望在我一位同学的帮助下竟然很快实现了。我同学在一家专门与越南人做生意的边贸公司，尽管他一再提醒我中越战争才结束了两年，许多越南人对中国人还怀有敌意，而且到处都还埋有地雷，但性格倔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害怕，一定要去这个神秘的国家看看。１９９２年底，在我同学的努力下，一位会说些中国话，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越南商人真的同意带我出境，由于当时像我这样的身份很难办正规手续，所以我干脆什么也没办，偷渡去了越南。
由于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各种检查都特别正规、严格，而他们的警察也很容易用钱收买，于是在越南商人朋友的活动下，我的出行一直有惊无险。那天中午我从云南省金平县的金水河口岸出境，跨过“中越友谊桥”进入了越南莱州省的封土县，越南境内没有正规的公共汽车，我们只能坐在人货混装的苏联大货车车厢里，它的货厢用铁皮罩着，在烈日下又热又闷十分难受。汽车开动后，我发现沿途的泥土路面都破烂不堪，一路上坎坷不已，老掉牙的苏联卡车总在拼命摇晃，让人很难稳稳地坐定几秒钟。每一辆车后黄灰总是扬起很高，随着汽车的激烈摇摆经常看不清情况，这样的土路面在中国已不多见，但商人告诉我这条路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经过了许多次检查、等待后，我和几十个越南人乘坐的卡车终于开得快些了。我全身上下都布满了黄色的灰尘，不断在公路两旁看见许多越南军队的营地，许多大炮口仍然高高遥对着中国的方向，许多越南人民军士兵在公路上走来走去，开始我又害怕、又新鲜，但后来由于太颠簸身体坚持不了，难受得分不清汽车已经走了多远，什么也懒得看了。天色近黄昏时，一直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下去的卡车又停在了一个小村庄旁，紧张、忙碌了大半天的我突然尿很急，商人不得不带我下车去，当我避开汽车走到一篷竹子旁边方便完时，不远处出现了一坐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巨大的中国文字令我大吃一惊。
由于当时天色有些昏暗，并且距离略有些远，我无法完全看清楚上面的字，本来我想走近些去看个究竟，但卡车不断在鸣号催我，在这样特殊的异国他乡的路途中，我当然不敢造次，只好遗憾地走了。后来商人告诉我，我所看见的纪念碑是２０多年前中国人建的，现在还非常完好，里面埋着许多中国的士兵，他们是当时来帮助越南打美国人时死的，但中国政府已经不管他们了。商人还告诉我，我坐汽车所走的公路全部是这些中国人帮助修的。我突然对这些事情充满了好奇，它们都是自己前所未闻的故事，我一直认为越南对中国恨之入骨，没有料到在他们的国土上竟然还有完整的中国烈士陵园。
三天后，商人安排我坐上了一辆熟人的卡车回国，由于我语言不通，也不知道烈士陵园的确切位置，所以再看看的想法没有能够实现，相反还差点被越南公安抓了起来。回到中国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对那座烈士陵园念念不忘，但鉴于我当时的年龄和生活阅历，我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几个月后，我也正式到了新的工作单位，离开了那个边境地方。
在随后长达８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太多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换过许多工作和许多城市，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还会想起那座远在越南河谷中的中国烈士陵园，因为后来我种种知识的增加和特意学习，我已经知道了它的来历和原因，知道了中国和越南许多年以来的各种爱恨情仇，而且我还发现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和提起这样的烈士陵园。我于是更加想再去看看它，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但也没有停止过。回忆不仅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过去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会生出许多发人深醒的结果。
转眼时间就到了８年以后的２０００年，这一年里，一直努力工作和认真生活的我再一次觉得社会中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太大，太多的人依然贫穷着、痛苦着，似乎我们的努力白白流失了，似乎一代人的梦想都地流失了，流失在时光中，流失在自己年轻的有限的奉献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宽舒而崭新的心境，才能从一大堆纷乱的印象中走出来。我对自己做的记者行业已经感到失望，于是决定自己去做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什么事情特别有意义呢？我自然首先想起了那座３０年前就建造的中国烈士陵园，在见过它８年以后的今天，我觉得自己该再去看看它，把它的故事告诉大家了。
我再一次自费去了那些中国军人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非常艰难和危险地完成了这个采访。那里无论离离衰草，还是寂寂荒原，都使我不断幻想起那些曾经青春如花的笑容......在这样的深夜里，在我完成这篇采访报道时，我也很想轻轻为他们唱首歌：
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梦中回望，
可曾梦见河边那棵亭亭的白杨？
每一棵寸草都忘不了你日夜守望，
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
你奔向远方，带著亲人的希望。
你奔向远方，带著火热的衷肠。
最艰苦的地方总有那战士的刚强，
勇士的肩头肩负著多少人心头的崇仰。
谁不知道生命的可贵？
谁没有幸福渴望？
你默默无闻的足迹写下不朽的篇章。
你和我们同在，
把美好未来开创。
你是国魂是军魂，你是中华的铁骨脊梁。
《说吧，十号公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的入侵，先后出动了３２万军队改穿越南军服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系统所有工程的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并在中国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八年内，中国军人伤４２００人，死１１００人，由于种种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运回中国的家乡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南在１９７５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四年后的１９７９年２月，中越间又发生了著名的“边界反击战”，当年的生死战友兵戎相见，不少当年援越的中国军人再次进入越南，战场从边界一直越过了曾经牺牲并埋葬着那些中国军人的地方；中国军队撤走后，饱受了战争痛苦的越南人又回到了那些土地上生活，那么，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些中国军人的坟墓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艰难地去到了越南莱州省封土县境内。
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险峻、高耸的山崖，在越南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着峡谷里所有的生灵。一条公路弯弯曲曲地从河谷中穿过，两岸无数的野芭蕉树永远伸着翠绿的手臂，加上更高处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总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用不着夸张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坟墓旁，看着上面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挥不去的忧伤。
“３０多年了，你是第一个专程来看他们的中国人。”２０００年８月３日，一位越南老人话语幽幽地对我说。“不过，他们以后不会再孤独了。”“他们”是指长眠在越南国土上的中国人，牺牲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的中国军人。
３０多年了，他们一直孤独地躺在这里，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被自己祖国的亲人们遗忘。于是我相信，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前，从中国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进入越南莱州省封土县３０余公里的路途中，有一个绿树环绕，名字叫做“王窝”（音译），仅有６０多户人家的傣族村庄不会引人注意。
◆公路旁的烈士陵园
锄去墓旁的杂草，洗净墓碑上的名字，这是王窝村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做好几次的事，这样的工作在每年的７月２７日更是不可缺少，因为它是越南的“国家英雄纪念日”。
“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村民们简单地告诉我他们的理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门前的这条公路。”
汽车轮下３０多年没有任何改变的崎岖公路是越南当地人熟悉的“１０号公路”，它从王窝村前横穿而过，连接着老街、沙巴、封土、莱州和奠边府。总是激烈颠簸的汽车和它身后浓密的黄灰证明这样的土路面在中国许多地方已不多见，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１０号公路的建成曾经是一段段故事和历史：关于中国支援部队、关于越南抗美……关于公路边那个中国烈士陵园。
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越南有许多座，分别位于从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与越南接壤的地方，在他们的幕碑上都刻着：“中国后勤部队……”
“你们中国的军队是１９６５年来我们这里的，尽管他们全部都穿着我们越南人民军的服装或者蓝色工作装，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中国后勤部队’，是来帮助我们修路的，总共要修１２条，我们门前的这一条是第１０号公路。”王窝村的李阿林回忆说。
在翻译的解释下，这位７４岁的老人还说：“这辈子我先后见过法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和中国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是最好的了！”
从１９６５年６月起，不断有身着没有军衔的越南军装的中国军人来到王窝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来。他们刚来时是住帐篷，后来砍了一些木头盖了木板房。他们要在崇山峻岭中，沿流入北部湾的巴索河修出一条公路来。
“中国后勤部队太辛苦太伟大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型机械，他们几乎只有一些锄头、锤子、铲子和手推车，所以都是用双手、用肩膀、用身体在与大山搏斗。”村民们回忆说。“他们这样进行施工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曾经怀疑在这样的大山中他们能不能修出公路来。”
“平时在路上相遇，士兵们总是很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好象他们都会说几句不标准的越南话。”６３岁的王阿满老人说。“有时看见我们挑水、抬东西等等事情时，他们总会上来帮一把，而从来都不要我们的什么东西，就连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时，士兵们还不断不请自来帮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沟、种田地等等。开始村民们很高兴，但后来看到士兵们实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劳累他们，所以大家都约好尽量“抵制”他们的帮助。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士兵们的友好和勤劳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尤其一些年轻的越南姑娘们。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部队的战士们都成为了当地姑娘们关注的对象。于是每逢节假日，许多越南姑娘都会成群结队送些水果、棕子之类的礼品到解放军的军营里，借机会与战士们接触。
针对这样的情况，当时部队作出了许多严格规定，不许干部战士与姑娘们接触。王窝村的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军队中有三名与他们说同类语言的傣族战士，而且家就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金水河乡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战士从来不能说自己的民族话，而必须说汉族话，为的是避免他们与当地越南傣族姑娘说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当时三名傣族战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经５５岁了，他当时是“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三十一分队”的战士，１９７１年退伍后他一直在家务农。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楼上，他告诉我：“在越南修了两三年公路，我只说过一次傣族话，而且还是在向部队首长请示之后。”
１９６８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妇女突然发病，其家人慌乱中找到了军队的营地，请卫生员抢救，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老说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时无法诊断、治疗，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当“翻译”，经过领导特殊批准后，他唯一一次说了傣族话，使越南妇女得到了及时、准确的治疗。
“你们中国军队不但修通了公路，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们。”王窝村的村民最记得一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一名医务兵，对大家可好了，许多人都愿意去找她看病，有时即使没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点自己家的水果呀什么的。但由于当地气候又热又潮湿非常恶劣，军队在野地里宿营条件很差，后来她病了，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８月３１日。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伤心极了，尤其一些老人，村民至今也忘记不了她那美丽的笑容和温柔的态度。
我相信这位女战士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故事讲完的时候，不但是我，而且讲故事的越南老人都伤感起来。
５０岁的刁阿利老人回忆说：“中国士兵经常帮助我们做事，逢年过节会邀请我们去开联欢会，还经常放电影给我们看，当然是和他们一起看。每次他们都整齐地坐着，而我们就随便了，只要高兴，坐在银幕前面后面看都行。”
村民说不清楚当时都看了些什么电影，因为他们听不懂中国的普通话，只能听一些云南省金平县的汉族话，不过他们知道电影放的都是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听不懂当然也很难看懂，与其说村民们是看电影，不如说他们在看新鲜、看热闹。４６岁的龙阿仔说：“我们当时看电影，如果看见上面的人的帽子上有三个纽扣，就知道是八路军是好人，如果帽子两边有两块布飘来飘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坏人。”
关于烈士陵园，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军营管理很严，不让越南老百姓随便靠近，也不找他们帮什么忙，而且当时它的四周都有军队严严实实地住着，所以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些水泥坟墓是怎么一个个修建起来的。
中国后勤部队修公路的时候，不断有人死掉。村民们也经常看见有受伤的士兵被从劳动工地上抬下来，后来有些人就永远见不到了。有人清楚记得在１９６６年的９月２４日，分别来自黑龙江省的王义明和安徽省的蒋家堂同时在施工中悲惨牺牲。
“他们死得很惨，都是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有一位老人还记得当时他亲眼目睹的惨状。
在艰苦施工的同时，偶尔还有美国飞机到来，投下串串炸弹，也在给士兵们不断造成伤亡。总之，到１９６８年底１０号公路彻底修通，中国后勤部队决定撤走时，就留下了这座烈士陵园一座高大的分别用中、越文字刻着“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１５座烈士坟墓。在纪念碑的左侧还醒目地刻着中国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语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它的右侧也用越文刻着同样的内容。
六支队牺牲的人当然远不止这些，而其他还有许多人都被埋到莱州去了，与在莱州和奠边府牺牲的人埋在一起那里埋葬着的中国军人烈士更多，据说有几百人，可惜目前中国人还不能随便去那些地方。
１９６８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壮的。没有人记得住那是几月几日了，但许多上点年纪的村民都还记得那天的哭声和眼泪，在河谷中久久不绝。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军军服，排列整齐的中国士兵庄严地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他们要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而他们的１５位战友将永远长眠在这里。
１５座水泥坟墓整齐地排列着，前面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１０号公路，他们将永远陪伴着它的改变。今后，永远与他们为邻的将是他们曾经帮助、并为此而献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方面来了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将永远守护这座烈士陵园犹如保护自己的烈士，爱护自己的家园。后来，政府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莱州省封土县里，交给了勐梭乡里，交给了王窝村。
◆第１６位烈士是杨医生
“杨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为了让我们许多人医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后一位牺牲的是医生，在１５位中国战士之后，这里面唯一只有他不是军人。在越南采访的日子，无数位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告诉我。
杨医生在越南和许多中国医疗专家一起，没日没夜地为越南人民看病、治疗，由于条件艰苦，很多药配不齐，很多病治不了。为了能够解除病人们的痛苦，大家决定实验制造一些药品，而杨医生每次都要抢先自己品尝药效，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那一天，杨医生因为冒险尝试一种新制造的药品，却不幸中毒，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５２岁。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４日，经过整整１０天的越南采访之后，我来到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查找到了这位医生以前的单位和住址，当时我也有种隐隐的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单位和子女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次采访。几经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区南坝制药厂”，它现在已经改名为“昆明市中药厂”。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厂领导说：“杨润是我们厂以前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应国家的号召参加医疗专家组去支援越南牺牲的。”
杨润医生的三女儿杨惠英也在厂里工作。看见我的时候她有些诧异，当我默默的递给她杨医生在越南坟墓的照片，一看见上面的名字这位人到中年的妇女眼圈就红了：“３０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父亲的坟墓是什么样子的。昨天晚上我还烧了许多纸钱给他老人家……”
杨惠英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见’父亲，我们曾经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坟，但每次去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他们都表示这样手续太复杂，反正每次都没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办起来都很难。而１９７９年两国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后我们也死心了，绝望了，只好每年到‘７月半’的时候多给他烧些纸钱，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还得知杨医生的老伴许凤英依然健在，由于不喜欢住在城里，８４岁高龄的她独自住在官渡区六甲乡小河咀办事处（村）老家。８月１５日下午，我在离昆明市区１０多公里的村里看到了步履蹒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为什么会专程去看她。我对她说：“我刚从越南回来，我见到杨医生的坟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飘着小雨的风中。我突然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去把尘封了３０多年的悲伤再次揭开呢？也许我自己的确崇拜英雄，但我却无法抹去他们死去后给亲人留下的种种悲伤。
于是我只能无奈地看着老人不停抹去脸上的泪水。当时我甚至暗暗发誓以后不再来看这位老人，毕竟，我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很好的安慰话语，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唤醒老人那些永远痛苦的回忆。
老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１９６７年应国家号召去越南的，第一次去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当时他说是先去了解情况，而没有多久后就正式出去了，永远没有再回来。
去越南后，杨医生偶尔才写封信回家来，每次都是简单几句话，都说自己在１０号公路的工地、在莱州省封土县的工作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挂念。一直到后来有人回国了，家里人才知道其实那里的生活条件是那么差，环境是那么艰苦，美国的飞机轰炸是那么危险，经常有人牺牲……
大约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家里人收到了杨医生的最后一封来信，让家人不要再写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回国了。但他后来就没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后有关部门来通知他牺牲了。
在越南采访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杨医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１０号公路上，我总在想：３０多年后的今天，那时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许令现在的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我却愿意努力地去了解和思考，因为它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命都有关，是中国人历史的一个部分。以杨医生这样的经历和历史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３０多年来越南人一直尊重、爱护他们的坟墓的原因，为什么越南人一直把杨医生说成是“中国的白求恩”。
从杨医生女儿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１９７０年２月３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于（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８日由昆明起程，２３日过境到（越南）莱州（省）封土卫生厅原工作住地，想起我亲密的战友杨润同志的友爱、互助、和蔼形象，使我感到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恸。２４日中午乘车到烈士陵园，将你们交给（工作）组长带来的苹果敬献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组长劝我人总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的死是为实行国际主义光荣牺牲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绍杨（润）同志牺牲后，（越南）莱州省委、卫生厅以及工作组许多同志、河内大使馆、专家局的领导都派员到莱州敬献花圈、挽词……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国外宾的葬礼仪式于１１月２０日举行。早晨８时，封土全县各机关、莱州省委、大使馆都来人参加，追悼会仪式非常隆重，送殡的各族各界机关人数六百多人，小车七部，救护灵车两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莱州药材组 王仁康 ７０年２月３日夜”
当我仔细阅读３０年前杨医生的同事写的信，发黄的信笺令我思絮万千……从此，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总有一些难忘的选择，有时是幸福的选择，有时却是灾难的选择，也有人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名留千古。有人说过：“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现和表述，无论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都要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为中国人的援外史，杨润医生正是这样的承受者中的一员。
杨医生的二儿子杨光葆现在是昆明市某国营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他告诉我：“父亲在越南莱州省牺牲后不久的１９７０年４月，我的大儿子就出世了，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将他取名为‘杨莱州’……”
如今，只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的无边无际的触动。自从对杨医生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与死亡，喜怒与哀乐有了一些了解，接触到他们已经衰老的亲人对他们的思念，这种感觉已经不是从我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呈现出来，而是穿过一种历史的空间，从我的内心渗透出来。
◆去看看他们吧
曾经，那些如同杨医生一样的烈士、前辈们居住过、奋斗过，奉献过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无论今天是离离衰草，还是绿树成荫，都不该让人们忘记那些日子，忘记那些善良、无私的面容。
有许多次，总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风沐浴在我的脸上，然后在心里读一读他们陌生的名字。看着他们身后寂静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总有些悲伤的心情：森林作证，公路作证，他们曾经是那么勤劳、那么勇敢、那么善良……那么青春如花。为什么就没有再记得他们，或者来看看他们呢？这不是平凡的历史，不该让它往事如烟。中国人可以不停纪念那些在自己国土上被敌人杀死的人，却似乎很难想起在异国他乡捐躯的正义英雄。
由于弄不清楚越南人对１９７９年中越战争的看法，所以在采访中我总是有意回避这段历史，但越南人却不回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向我提起它，因为它与烈士陵园产生了一些关系。
王窝村的村长名叫罗阿金，今年４０岁的他在５年前接到县政府的通知：今后他必须带领全村群众一起照顾好烈士陵园。
１９６９年中国军队完全离开王窝村后，烈士陵园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随时有人主动义务去打扫、看护，尤其每年的７月２７日更是十分认真。尽管当地气候炎热，杂草长得飞快，但陵园总是干干净净的。后来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园四周住了下来，把它紧紧围在了村中间。
“但１９７９年２月你们中国军队再次打到我们这里，就让我们既害怕又奇怪，当时我们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们后来回家时，发现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烂了，烈士陵园的围墙也炸倒了一些……中国军队当时没有从１０号公路上走，因为上面埋了许多地雷，他们是从对面的山上过去的，但我们相信他们在山上一定能看见、知道这个烈士陵园。
”
１９７９年的战争曾经成为越南政府对烈士陵园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十分关心，而后很少过问，只是提醒村民们不许去破坏。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１９９１年，因为这一年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我们村里一直都在保护着烈士陵园，尽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们自己要管，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家门前的公路，这样的恩情谁也不会忘记。”村长说。“对比１９７９年打仗打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军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于是，尽管１９７９年后越南政府曾经不再管烈士陵园，但王窝的村民们明里暗里却在管理着，他们不但修好了围墙，还不断地修补着每一年风雨侵蚀过的痕迹。
关于维护的经费来源，村长说：“以前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钱给我们，我们只好通过让村里的民兵出去外面劳动等等办法筹些钱，实在没有钱时就在村里号召让大家凑。”
在烈士陵园前面，有一间异常破烂的茅草房，我看见里面有几张破旧的课桌和一块黑板，村长说那是村里的学校，由于越南国家太穷，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将它盖好一些。
“这几年，村里有点钱都用在烈士陵园上了。”一位退休老师告诉我。当然，村里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讲了，而每天粗糙的饭菜和简陋的衣服更证明着他们的贫穷。
２０００年８月５日，因为我的到来和采访，村长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兴，他们全村人听说我要给烈士陵园照相，并且要带回中国去给烈士们的家属看，所以他们都一大早就起来集中到了陵园里打扫卫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尽管里面并不是很脏很乱。
当我在村里经过潮湿、闷热的一夜煎熬起床后，上百人在粉红色的朝阳中已经开始的辛勤劳动立刻感动了我。
“村长让我们再打扫干净点，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让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不放心，那样我们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对我说。
每次都是她为烈士们清洗碑上的污垢，让烈士们名字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她已经坚持了好些年，据说现年２１岁的刀提远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见戴着越南圆形草帽的刀提远先用水从上至下淋湿墓碑，然后蹲着用刷子刷去上面的青苔和泥尘，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一个接一个坟墓地洗着，后来２８岁的李提多和２２岁的刀提海也来帮助她。
我相信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国，刊登在报刊上，主人公无怨无悔的行为会令许多人感动，也会令许多人惭愧。
村里有许多孩子，在我刚到达的时候，他们都成天围着我十分顽皮，和我在中国见到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今天在烈士陵园里，当父母兄姐在打扫卫生时，他们都不再顽皮，或者帮助着干一些轻松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父母们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告诉他们烈士陵园的故事和来历。我看到一名安静的越南小女孩在观看父母劳动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善良而且激动的东西，那样的眼神令我久久难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于是我的心在猛然间激烈跳动。我知道在她长大一些之后，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继承父母们今天的工作，为这些中国军人守坟扫墓。
端着照相机穿梭在忙碌劳动的越南村民中间，我渐渐觉出一种特别神圣的感受，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我无法描述，也许只有身临其境，而且要有一点性格的人才能体会到。每个洗干净的墓碑上都有一个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会埋藏着一段故事，或者说是一段历史，比如中越友谊、比如援越抗美，比如１０号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
“你回中国后，如果见到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像对待１０号公路一样好好对待他们的儿女，都３０多年了，也希望他们有空的时候像你一样专程来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请我的翻译告诉我。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２日，在采访结束后，心情万分矛盾的我回到与封土县接壤的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看见中国和越南的许多人在这里自由地来往和贸易，我开始有了一种舒心的感觉。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那座烈士陵园，不会忘记１０号公路，特别是王窝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10号公路烈士陵园烈士名录
1. 郭惠文 1967年9月20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战士 江西省大余县人
2. 陈书荣 1966年4月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大队战士 云南省泸西县人
3. 何显荣 1968年6月23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 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人
4. 邓修全 1966年8月8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三十五大队 安徽省南俊县人
5. 杨茂松 1967年4月10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 浙江省长六县人
6. 游贤庭 1967年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战士 福建省人
7. 李传志 1966年1月9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中队副班长 山东省济宁县人
8. 邱世昭 1967年5月5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四中队 四川省内江县人
9. 杨昌国 1966年9月24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 贵州省麻江县人
10. 毛生文 1967年5月1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一中队副班长 湖南省来顺县人
11. 王义明 1966年9月24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 黑龙江省尤江县人
12. 蒋家堂 1966年9月24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五大队 安徽省巢县人
13. 汪明龙 1967年3月21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 安徽省当涂县人
14. 赵保会 1966年8月8日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四十大队 云南省建水县人
15. 王祥海（女） 1968年8月31日病故牺牲
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卫生员
16. 杨 润 1969年11月17日牺牲
中国援越医生 云南省昆明市人
纪念碑正面：
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
纪念碑侧面：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http://home.banzhu.com/x/xiaode/prog/showDetail.asp?id=66
http://www.xslx.com/htm/shgc/wszl/2002-11-6-110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