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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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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常脆弱、极
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观察者，我们只感
到，在１９９９年，本来有著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突然显得有点蹊跷、
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１９２０－１９６６）的两党间的合合分分与恩
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
与我有著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
”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
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
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要因为近年
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腻烦透顶的同时，
也无处不怀著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
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著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
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这里
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这都是对大
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著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
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
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
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
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冷眼”，
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在２０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政治势力
，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这漫长百年的四
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罢了，
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么我交税供
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打或和，我有没有
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似乎也都没有离开
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
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
身二十年来，随著“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
，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
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潮推进。在
“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杯又听戏好玩得很
，殊不知道米格２７与Ｆ１６都不是买到家里供著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互间谆谆告
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更况且，平安幸福
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
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
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著主导作用
――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
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
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争斗里面，
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关键时刻，由于什
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
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
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发黄的案
卷，听听当年密藏著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
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
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１．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
的两名中国人。
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
，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
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
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
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
，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
么看待自由？
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
１９２１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著
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
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
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
间于是有了一巢霹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
。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
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
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
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
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
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
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
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
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
但萧当时好像就预见到了１９４９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
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
。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
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
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
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
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
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
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
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
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
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
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
萧当时不可能想像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
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
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著抒发
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
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
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
掉了。
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
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
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
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２．老渔洋里２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１９２１年７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１２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
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
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
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１９２１年的中共“一大”，
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
著暗著、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
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
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
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
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
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
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
”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
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
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
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
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
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
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
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因素起了作
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
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
上海老渔洋里２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２月间避难上海，住
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２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
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
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著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
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
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
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
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
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
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
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
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
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
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
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
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
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
，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
，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２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
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著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
，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
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３．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
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
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
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
”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１９９２
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拨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
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
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
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
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
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
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
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
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
；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
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
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
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
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
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
厄泼赖”（ｆａｉｒ．ｐｌａｙ，鲁迅译词）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
泡影。
接著，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
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矗?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
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
”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
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
探讨发挥出来。
紧接著，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
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
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１９２５－１９２７的局面遂变成
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
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
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
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
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
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炔毗权、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１９３８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
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
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
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
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４．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
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
什么在１９２６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
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
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
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
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
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１９２６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
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
这就是那年３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
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
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
直伴随著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
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屠杀”相媲美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著的
，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
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
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
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
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７月１５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
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
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
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
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
；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
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
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
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７月１４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
：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
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
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
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
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１５０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
，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５．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
，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
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１９２７年７月底紧急时刻，最
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
、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
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
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２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
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著，曾经严厉斥责“
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
“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
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
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
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
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
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
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
立于７月２６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
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
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
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８月１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
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著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著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
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
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
，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
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
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
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１５０万，到了所
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８００万兵力
。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
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
“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６．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６０至８０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
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著唱
，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
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
，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
是，直到１９２０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
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
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
为早在２０年代，它（包括１９２４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
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
知道的事实是，５０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９０年代正忙著从共党权力圈
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
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
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
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
叨念烂了的１９２７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著从那时，中国自有民
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１９４９年
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
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１９３５年之后就没有放
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
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
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
的和与军队有著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
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
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
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
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馀。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
一辄，５０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
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
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
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１９５６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
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
”模式，也带著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
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
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
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１９４９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
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
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
，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
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８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
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
上、从打击的对像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
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
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
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
。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
。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
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
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
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
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
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
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
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像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
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
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１９５８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１９６０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
把话说透的。
７．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１９３６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
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
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
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
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１９２７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
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
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
头故事。
１９３５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
介石，苦缠７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著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
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
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
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
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１９３６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
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著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
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３６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
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１９３６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
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
，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１９２７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
，已经在１９３２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１９３５年，随著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
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
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１９３５年底请苏联出面帮
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
（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
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
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
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
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
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
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
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
１９３５年８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８．共产党的两条船
１９３５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到了。
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著这个关于共产党重大转向的
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联：
⒈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⒉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也就是
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会面。王明
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决定由“相当于外
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故事，这位绰号“小开”
，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
，最后――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
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
建立联络的。
１９３６年１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并决定
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著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８０个师抗日，但军队
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占领中国领土其实
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
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邓文仪
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朱毛
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
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
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
“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
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
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１９３６年８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
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
在９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
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
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
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著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
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９．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
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
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就
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
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
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
、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１９７３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
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
我们都知道１９３７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
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桩经过精心
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
在１９３７年７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
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
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
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４万人；到了１９４０年，已是５０万；１
９４５年时，８０万；待到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
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１２０万――“全面抗战”的局
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
“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
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
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
“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头子蒋介石。”第二年７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
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
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
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像。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
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
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
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
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著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１０．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
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
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
１９２０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
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
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
，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
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
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１９３１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
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
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
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１９３５年１月，所
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
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
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
，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
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
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
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
。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
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２０多年之后谈起时，还
“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
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１９３６年
４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
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
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１９３８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
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
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
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１１．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７月
１７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
《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１９３７年８月发生在陕北
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
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
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
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
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
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
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
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
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
虽然到了１９５９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１９３７
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
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
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著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
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
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
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９０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２２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
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
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
，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
恩来在１９５０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
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
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
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
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
”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１９３７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
，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
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
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
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
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
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著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
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
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
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
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
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１９６６，也不是１９５９，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２２个人，
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
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
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
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
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
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
，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
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
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
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
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
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１１月９日太原失守，
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
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
，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９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
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
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
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
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
“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１２．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知
在这份由主（ＧＯＤ）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贵史料中，有没
有提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６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第三国际表达的“
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而使御用
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由于大量苏共
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险像迭起的西安事变
，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
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
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著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１９３５年底致杨虎城
信），接著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经过慎重的、
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
密电（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著“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搭”，始于
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６９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围城断粮的同时
，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
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
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
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
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为重情义的
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一样，他
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即有著基本权利的自
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
，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
，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
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
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
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
军总司令”。这都不错，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
中国不中国，单独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１９２９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后来
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对少帅而言，１９３６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
“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
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１９３６年６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俊杰”
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情了。最后的
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大业的举措，为苏共
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边其实还流传著的另一则有
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跑上前去喊
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
“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
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常?勾
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８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
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著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
》。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４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世界有史以
来，每一页上都书写著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种种恶行之上，
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
（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
１３．“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之后，就在共产党的将领们对毛泽东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时，王明带著国际的命令
“从天而降”？乘著当时延安没有多少人见过的苏联飞机，转道新疆回来了。
那时的局势是，国际迫切希望开辟中国战场，以牵制日军北进，打破法西斯东西两面夹击
苏联的局面。更具体地说，在王明这位中共驻国际代表回国前，斯大林曾亲自约见他，明
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国际还明确指示，
与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直句句与毛在洛川会议
之后勉强推行的既定方针――“抗日打政治仗，军事上保存实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见，总有一番亲热。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张闻天首先介绍了这名“青年
俊杰”对党的贡献，毛泽东接著致欢迎词《引水思源》？欢迎那个无论过去、还是当时都
令他切齿的家伙：“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机组）
，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即王明夫妇、康生夫妇和陈云）。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
喜事，今天陈绍禹同志乘飞机从天上回来，岂不就是“喜从天降”？中国还有一句成语，
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统一战线的成就，其本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
《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统一战线的长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谁掘出来的呢？那
正是我们今晚热烈欢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统一
战线的成就，王明同志应居首功。”
以这种语气与格调说话，在毛泽东是十分罕见的，可能出于对国际支援的感戴，也可能出
于当时对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则意气飞扬，在传达了国际“圣旨”之馀，以“熟悉莫斯
科意图”之姿态，对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提出了批评。据那时既拥戴毛、又想努力抗日
杀敌的彭德怀回忆：“会议时间很长，好像是快天明才散会。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感觉回去不好传达。”
会后，王明志得意满地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发表热情洋溢的“时局宣言”。对洛川会议
消极怠工的周恩来，此时态度积极起来，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为他写上这样一笔
：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
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近”。
对王明乔模乔样靠拢政府奉命抗战，毛泽东是如此形容的：“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
则“一个耳光打出来””。此话与事实接近的程度，后人各有评说，但毛泽东的又恨又酸
，并非没有缘故。王明乘著有国际又有政府势头，要求召开没有将领们列席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即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反洛川会议精神”的会议上，“多数领导人都检
讨了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
法很好””等等。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
据李维汉回忆，从王明归来算起，“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毛自己也说：“当时，我是孤立的。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
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对此等“原则问题”的坚持，确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只是国与共之间的仇恨，却
是结得更紧了。
１４．毛泽东与美帝
“美中两大国”联手共荣，并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这类前景，是毛泽东当年在梦里都在
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几年，这美梦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继任”手里实现了。当
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关系今天究竟会是什么样也还难说。
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没有通过自己的感受认识美国和
美国政府的馀地。从１９４８年一连数篇声色具厉的“新华社发言人”（其实就是毛泽东
本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起，美国政府（或称“华尔街
大老板”）就已经被钉在了“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著称。
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常?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
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
经在其地下党的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
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
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
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们是传达他的
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北京之前，他与美国
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１９４４年。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
，盟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
次有机会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正式长谈。我们
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弹的投放
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争的事实。于是，胜利
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
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
，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的是，如果今天中
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
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想弄
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世界前途？关
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对谢伟思说，
“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
，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
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
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是不是争取
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得人心”，质问“
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
政府吗？”当谢伟思解释“背著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不可龋?，还会触
到“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敏感问题”时，毛认为，“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
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
最后，谈话落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这名后来以“最具民族气
节”而著称于世的领袖“担心，一但日本投降，蒋介石就会打进来，问（美国）能否在延
安设领事馆；如果不行，美军观察组能否不撤离。”。毛泽东所取的这一向“帝国主义”
靠拢的姿态，在当时，并不像后来江青弹钢琴、邓小平戴牛仔帽、江泽民唱《我的心肝儿
肉（ＭｙＴｅｎｄｅｒＬｏｖｅ）》那么具有顺应政治大气候的潇洒。为取得全党谅解，
“伟大领袖”一面亲自动笔为《解放日报》社论定调：《欢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战友们》
；一面发出一份题为《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文件，展望将来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文
化、宗教、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因为与后来所唱调子的绝然不同，这份文件至今未见在
中国公开宣扬；甚至不惜在一段时间将延安对外英文广播稿中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
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改为ｋｏｎｇ ｃｈａｎ ｔａｎｇ这种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
所云的称谓。
谢伟思当时就看出，这一明白无误的靠拢美国倾向是出于“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而当
后来的现实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期望发展的时候，以上姿态霎时间云消雾散，换成了对苏联
的“一面倒”，再后来就是韩战越战、“头号敌人”不离口，直到三十年后在护士的搀扶
下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纳入正轨的时刻，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
言行，看一名政客对“原则”的玩弄，从而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利益考虑如何此
起彼伏，或许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１５．重庆谈判
据称，八十高龄的汪道涵先生在访问欧洲之后，如果身体精神俱佳，会在今年春末夏初的
时候，到台湾作实质性访问。没有人敢于预言这次访问的成果――倒是有分析家说过“不
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中国，兵刃相见的双方，历来只看重实力，“协议”之类纸面上
的东西，不过暂时稳住局面的谋略，只有傻蛋和呆子才把它看成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更
不要说眼下两边正在实力上较劲：就算不看外交上的互挖墙角、围追堵截，购置置对方于
死地的武器也正做得红火。
这样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谦谦长者能谈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实力人物就在他们背后。
而且，就世界大势而言，除了军火商和在大国之间捞好处毫无信义可言的芝麻小国，也都
希望中国人能坐下来谈。
其实，假若“谈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为百姓著想，而是为事态所逼
不得不谈，但心里想的仍是自己怎么占便宜然后灭了对方，就算是实力人物亲自出场，就
算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算有更大的势力在后边推动，依旧不会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８日苏联对日宣战，１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就在１４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
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４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
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
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著１００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
，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
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
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
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
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
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
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
配合军队夺取那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
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
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８月２０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
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
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２３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
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１６．谈判失败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
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著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
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
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
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
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
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
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
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
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
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１００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
日军大规模的会战２２次，重要战斗１１１７次，胁沤斗３８９３１次，毙伤日军２７６
２８０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
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
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
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
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
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
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
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
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著实病得
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著脑袋谈的，心中“武装
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９月２５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
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
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
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
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
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
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
”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
“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
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
：“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
，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
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著，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９月１７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
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
，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３１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
围剿解放区的“阎锡山进犯军”３５０００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１７．军队国家化
１９９９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７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
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
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
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
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著，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
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
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
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
现在１９４６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
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著“走一步
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
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
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
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
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
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
，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１９４５年８月底。５０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
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
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著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
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
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
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
就是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
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
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
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
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
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
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著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
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
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
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６０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
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
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
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著与熏染著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
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１８．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过十天之后
，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十分明确，但显然
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
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坚
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情鲜耻之外，当时
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著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
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派白送给他
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建国、愿意
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对方的
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
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
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著，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陈立夫等
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的事端，即
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ＣＣ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指挥下，只在重庆街
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共同艰难维护著的脆弱平衡
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北的苏联红
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有顾忌，从而也就
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
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
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
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像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在重庆一线
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使共产党取得一
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
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
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类似“不让
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等
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泽东力不从
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这宁波人和他的湘
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东荪在谈到
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
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
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蒋当然也不听。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
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２１世纪，还要隔著海峡打么？
１９．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
相当深的印像。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
，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
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１９４９年以前，
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
塌地。比如１９４４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
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１９４４年，到骂不绝口的１９４８年，究
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观察者，我们只感
到，在１９９９年，本来有著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突然显得有点蹊跷、
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１９２０－１９６６）的两党间的合合分分与恩
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
与我有著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
”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
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
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要因为近年
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腻烦透顶的同时，
也无处不怀著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
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著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
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这里
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这都是对大
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著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
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
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
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
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冷眼”，
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在２０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政治势力
，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这漫长百年的四
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罢了，
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么我交税供
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打或和，我有没有
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似乎也都没有离开
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
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
身二十年来，随著“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
，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
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潮推进。在
“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杯又听戏好玩得很
，殊不知道米格２７与Ｆ１６都不是买到家里供著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互间谆谆告
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更况且，平安幸福
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
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
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著主导作用
――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
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
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争斗里面，
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关键时刻，由于什
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
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
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发黄的案
卷，听听当年密藏著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
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
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１．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
的两名中国人。
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
，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
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
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
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
，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
么看待自由？
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
１９２１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著
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
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
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
间于是有了一巢霹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
。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
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
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
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
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
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
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
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
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
但萧当时好像就预见到了１９４９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
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
。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
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
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
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
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
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
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
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
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
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
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
萧当时不可能想像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
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
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著抒发
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
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
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
掉了。
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
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
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
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２．老渔洋里２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１９２１年７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１２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
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
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
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１９２１年的中共“一大”，
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
著暗著、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
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
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
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
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
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
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
”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
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
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
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
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
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
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
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因素起了作
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
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
上海老渔洋里２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２月间避难上海，住
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２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
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
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著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
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
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
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
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
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
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
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
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
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
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
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
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
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
，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
，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２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
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著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
，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
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３．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
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
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
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
”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１９９２
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拨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
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
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
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
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
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
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
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
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
；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
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
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
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
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
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
厄泼赖”（ｆａｉｒ．ｐｌａｙ，鲁迅译词）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
泡影。
接著，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
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矗?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
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
”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
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
探讨发挥出来。
紧接著，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
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
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１９２５－１９２７的局面遂变成
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
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
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
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
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
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炔毗权、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１９３８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
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
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
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
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４．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
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
什么在１９２６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
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
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
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
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
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１９２６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
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
这就是那年３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
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
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
直伴随著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
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屠杀”相媲美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著的
，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
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
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
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
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７月１５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
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
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
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
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
；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
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
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
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７月１４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
：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
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
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
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
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１５０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
，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５．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
，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
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１９２７年７月底紧急时刻，最
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
、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
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
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２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
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著，曾经严厉斥责“
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
“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
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
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
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
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
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
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
立于７月２６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
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
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
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８月１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
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著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著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
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
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
，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
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
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
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１５０万，到了所
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８００万兵力
。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
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
“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６．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６０至８０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
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著唱
，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
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
，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
是，直到１９２０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
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
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
为早在２０年代，它（包括１９２４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
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
知道的事实是，５０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９０年代正忙著从共党权力圈
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
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
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
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
叨念烂了的１９２７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著从那时，中国自有民
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１９４９年
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
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１９３５年之后就没有放
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
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
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
的和与军队有著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
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
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
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
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馀。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
一辄，５０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
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
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
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１９５６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
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
”模式，也带著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
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
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
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１９４９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
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
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
，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
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８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
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
上、从打击的对像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
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
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
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
。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
。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
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
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
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
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
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
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
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像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
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
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１９５８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１９６０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
把话说透的。
７．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１９３６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
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
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
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
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１９２７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
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
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
头故事。
１９３５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
介石，苦缠７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著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
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
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
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
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１９３６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
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著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
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３６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
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１９３６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
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
，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１９２７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
，已经在１９３２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１９３５年，随著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
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
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１９３５年底请苏联出面帮
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
（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
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
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
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
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
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
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
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
１９３５年８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８．共产党的两条船
１９３５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到了。
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著这个关于共产党重大转向的
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联：
⒈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⒉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也就是
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会面。王明
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决定由“相当于外
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故事，这位绰号“小开”
，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
，最后――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
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
建立联络的。
１９３６年１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并决定
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著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８０个师抗日，但军队
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占领中国领土其实
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
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邓文仪
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朱毛
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
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
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
“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
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
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１９３６年８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
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
在９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
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
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
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著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
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９．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
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
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就
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
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
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
、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１９７３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
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
我们都知道１９３７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
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桩经过精心
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
在１９３７年７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
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
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
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４万人；到了１９４０年，已是５０万；１
９４５年时，８０万；待到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
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１２０万――“全面抗战”的局
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
“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
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
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
“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头子蒋介石。”第二年７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
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
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
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像。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
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
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
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
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著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１０．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
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
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
１９２０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
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
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
，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
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
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１９３１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
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
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
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１９３５年１月，所
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
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
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
，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
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
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
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
。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
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２０多年之后谈起时，还
“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
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１９３６年
４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
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
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１９３８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
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
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
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１１．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７月
１７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
《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１９３７年８月发生在陕北
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
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
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
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
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
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
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
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
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
虽然到了１９５９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１９３７
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
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
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著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
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
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
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９０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２２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
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
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
，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
恩来在１９５０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
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
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
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
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
”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１９３７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
，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
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
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
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
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
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著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
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
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
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
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
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１９６６，也不是１９５９，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２２个人，
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
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
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
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
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
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
，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
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
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
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
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
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１１月９日太原失守，
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
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
，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９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
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
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
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
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
“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１２．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知
在这份由主（ＧＯＤ）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贵史料中，有没
有提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６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第三国际表达的“
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而使御用
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由于大量苏共
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险像迭起的西安事变
，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
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
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著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１９３５年底致杨虎城
信），接著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经过慎重的、
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
密电（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著“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搭”，始于
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６９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围城断粮的同时
，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
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
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
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
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为重情义的
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一样，他
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即有著基本权利的自
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
，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
，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
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
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
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
军总司令”。这都不错，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
中国不中国，单独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１９２９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后来
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对少帅而言，１９３６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
“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
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１９３６年６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俊杰”
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情了。最后的
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大业的举措，为苏共
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边其实还流传著的另一则有
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跑上前去喊
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
“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
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常?勾
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８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
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著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
》。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４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世界有史以
来，每一页上都书写著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种种恶行之上，
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
（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
１３．“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之后，就在共产党的将领们对毛泽东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时，王明带著国际的命令
“从天而降”？乘著当时延安没有多少人见过的苏联飞机，转道新疆回来了。
那时的局势是，国际迫切希望开辟中国战场，以牵制日军北进，打破法西斯东西两面夹击
苏联的局面。更具体地说，在王明这位中共驻国际代表回国前，斯大林曾亲自约见他，明
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国际还明确指示，
与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直句句与毛在洛川会议
之后勉强推行的既定方针――“抗日打政治仗，军事上保存实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见，总有一番亲热。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张闻天首先介绍了这名“青年
俊杰”对党的贡献，毛泽东接著致欢迎词《引水思源》？欢迎那个无论过去、还是当时都
令他切齿的家伙：“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机组）
，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即王明夫妇、康生夫妇和陈云）。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
喜事，今天陈绍禹同志乘飞机从天上回来，岂不就是“喜从天降”？中国还有一句成语，
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统一战线的成就，其本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
《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统一战线的长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谁掘出来的呢？那
正是我们今晚热烈欢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统一
战线的成就，王明同志应居首功。”
以这种语气与格调说话，在毛泽东是十分罕见的，可能出于对国际支援的感戴，也可能出
于当时对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则意气飞扬，在传达了国际“圣旨”之馀，以“熟悉莫斯
科意图”之姿态，对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提出了批评。据那时既拥戴毛、又想努力抗日
杀敌的彭德怀回忆：“会议时间很长，好像是快天明才散会。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感觉回去不好传达。”
会后，王明志得意满地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发表热情洋溢的“时局宣言”。对洛川会议
消极怠工的周恩来，此时态度积极起来，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为他写上这样一笔
：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
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近”。
对王明乔模乔样靠拢政府奉命抗战，毛泽东是如此形容的：“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
则“一个耳光打出来””。此话与事实接近的程度，后人各有评说，但毛泽东的又恨又酸
，并非没有缘故。王明乘著有国际又有政府势头，要求召开没有将领们列席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即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反洛川会议精神”的会议上，“多数领导人都检
讨了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
法很好””等等。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
据李维汉回忆，从王明归来算起，“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毛自己也说：“当时，我是孤立的。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
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对此等“原则问题”的坚持，确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只是国与共之间的仇恨，却
是结得更紧了。
１４．毛泽东与美帝
“美中两大国”联手共荣，并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这类前景，是毛泽东当年在梦里都在
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几年，这美梦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继任”手里实现了。当
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关系今天究竟会是什么样也还难说。
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没有通过自己的感受认识美国和
美国政府的馀地。从１９４８年一连数篇声色具厉的“新华社发言人”（其实就是毛泽东
本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起，美国政府（或称“华尔街
大老板”）就已经被钉在了“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著称。
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常?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
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
经在其地下党的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
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
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
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们是传达他的
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北京之前，他与美国
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１９４４年。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
，盟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
次有机会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正式长谈。我们
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弹的投放
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争的事实。于是，胜利
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
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
，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的是，如果今天中
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
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想弄
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世界前途？关
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对谢伟思说，
“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
，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
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
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是不是争取
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得人心”，质问“
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
政府吗？”当谢伟思解释“背著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不可龋?，还会触
到“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敏感问题”时，毛认为，“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
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
最后，谈话落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这名后来以“最具民族气
节”而著称于世的领袖“担心，一但日本投降，蒋介石就会打进来，问（美国）能否在延
安设领事馆；如果不行，美军观察组能否不撤离。”。毛泽东所取的这一向“帝国主义”
靠拢的姿态，在当时，并不像后来江青弹钢琴、邓小平戴牛仔帽、江泽民唱《我的心肝儿
肉（ＭｙＴｅｎｄｅｒＬｏｖｅ）》那么具有顺应政治大气候的潇洒。为取得全党谅解，
“伟大领袖”一面亲自动笔为《解放日报》社论定调：《欢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战友们》
；一面发出一份题为《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文件，展望将来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文
化、宗教、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因为与后来所唱调子的绝然不同，这份文件至今未见在
中国公开宣扬；甚至不惜在一段时间将延安对外英文广播稿中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
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改为ｋｏｎｇ ｃｈａｎ ｔａｎｇ这种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
所云的称谓。
谢伟思当时就看出，这一明白无误的靠拢美国倾向是出于“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而当
后来的现实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期望发展的时候，以上姿态霎时间云消雾散，换成了对苏联
的“一面倒”，再后来就是韩战越战、“头号敌人”不离口，直到三十年后在护士的搀扶
下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纳入正轨的时刻，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
言行，看一名政客对“原则”的玩弄，从而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利益考虑如何此
起彼伏，或许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１５．重庆谈判
据称，八十高龄的汪道涵先生在访问欧洲之后，如果身体精神俱佳，会在今年春末夏初的
时候，到台湾作实质性访问。没有人敢于预言这次访问的成果――倒是有分析家说过“不
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中国，兵刃相见的双方，历来只看重实力，“协议”之类纸面上
的东西，不过暂时稳住局面的谋略，只有傻蛋和呆子才把它看成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更
不要说眼下两边正在实力上较劲：就算不看外交上的互挖墙角、围追堵截，购置置对方于
死地的武器也正做得红火。
这样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谦谦长者能谈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实力人物就在他们背后。
而且，就世界大势而言，除了军火商和在大国之间捞好处毫无信义可言的芝麻小国，也都
希望中国人能坐下来谈。
其实，假若“谈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为百姓著想，而是为事态所逼
不得不谈，但心里想的仍是自己怎么占便宜然后灭了对方，就算是实力人物亲自出场，就
算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算有更大的势力在后边推动，依旧不会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８日苏联对日宣战，１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就在１４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
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４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
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
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著１００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
，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
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
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
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
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
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
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
配合军队夺取那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
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
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８月２０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
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
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２３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
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１６．谈判失败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
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著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
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
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
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
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
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
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
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
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
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１００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
日军大规模的会战２２次，重要战斗１１１７次，胁沤斗３８９３１次，毙伤日军２７６
２８０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
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
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
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
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
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
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
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
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著实病得
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著脑袋谈的，心中“武装
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９月２５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
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
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
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
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
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
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
”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
“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
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
：“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
，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
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著，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９月１７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
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
，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３１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
围剿解放区的“阎锡山进犯军”３５０００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１７．军队国家化
１９９９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７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
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
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
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
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著，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
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
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
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
现在１９４６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
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著“走一步
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
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
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
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
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
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
，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１９４５年８月底。５０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
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
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著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
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
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
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
就是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
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
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
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
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
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
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著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
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
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
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６０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
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
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
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著与熏染著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
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１８．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过十天之后
，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十分明确，但显然
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
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坚
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情鲜耻之外，当时
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著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
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派白送给他
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建国、愿意
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对方的
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
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
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著，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陈立夫等
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的事端，即
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ＣＣ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指挥下，只在重庆街
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共同艰难维护著的脆弱平衡
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北的苏联红
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有顾忌，从而也就
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
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
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
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像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在重庆一线
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使共产党取得一
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
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
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类似“不让
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等
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泽东力不从
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这宁波人和他的湘
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东荪在谈到
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
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
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蒋当然也不听。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
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２１世纪，还要隔著海峡打么？
１９．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
相当深的印像。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
，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
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１９４９年以前，
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
塌地。比如１９４４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
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１９４４年，到骂不绝口的１９４８年，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