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和官方的教科书及文稿中，通常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小撮本军国主义分子所为，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l《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O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在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可见，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有某种类似，这就是：不后悔战争，但懊恼战败；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对别人不公，却埋怨别人现在对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战后广为弥漫的德国民众对战败的愤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对种族优越性的狂热而成为独裁者的，这一切在二战后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来愈公开化、普遍化。日本政要从以个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频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三番五次制造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海外派兵、干预周边事态并狂刮修宪风，这与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环境气氛极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
中国一直注重于区分所谓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这是徒劳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与在民间都不孤立，中国人没有必要招惹日本民众，但也没有必要为日本大众涂脂抹粉。在日本，愿意正视历史的人是极少数，东史郎之类人士正如德国二战前的反纳粹人士一样，虽然可贵但亦可怜，背离日本主流，被大众当作叛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中国人、亚洲人不能从日本讨回公道，而广大日本人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荣誉”的欲望却在持续发酵。现在的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前夜相比，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尽管看起来日本的现行民主体制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和历史翻案风，能否最终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怀疑的。
1936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一旦英法反击则德国必败无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纵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2003年日本租借钓鱼岛试探中国，正象1936年希特勒试探法国一样，中国也支持和纵容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这是一种鼓励和暗示，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只会得寸进尺，进而在伊拉克、朝鲜问题上寻求更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机会。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人以弱，以为此等小事不足以坏大局，以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块岛屿重要得多，以为除了打台湾别的地方都不可强求，但是，日本却不以为中日友好是什么大局，比起钓鱼岛主权来，日本实在没有把中日关系放在眼里。
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更不希望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日本政要数十年来一直在挑动台湾与大陆分裂，以便插手中国内战、干预“周边事态”，台湾独立和大陆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也希望从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中获得重新武装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本极可能提出加强战备甚至加入核大国的要求，中国就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这是中国不得不严防死守的。
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认贼作父，也可以认父作贼；日本人可以做强者的附庸，但绝不做弱者的朋友；作为最东方的亚洲国家，他们早已自认是“西方人”，“东方”和亚洲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于劣等种族；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作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他们以怨报德、以轻蔑报真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友善会被当作软弱，软弱只能招来欺侮。
要获得日本的尊重，必须让他受到彻底的惩罚。忘记这一点，既对不起中国的抗日先烈，也无异于鼓励日本向中国逞威。中国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财富，但为了日本不走回军国主义老路，为了彻底扭转中日关系的危险局面，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对待日本的各种小动作，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处理钓鱼岛一类的日本挑衅。只有让日本感觉到痛，日本才知道别人的痛，只有让日本受到惩罚，日本才不会蔑视中国。二十一世纪，日本仍然是中国的大患，中国人切勿掉以轻心！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l《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O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在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可见，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有某种类似，这就是：不后悔战争，但懊恼战败；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对别人不公，却埋怨别人现在对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战后广为弥漫的德国民众对战败的愤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对种族优越性的狂热而成为独裁者的，这一切在二战后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来愈公开化、普遍化。日本政要从以个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频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三番五次制造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海外派兵、干预周边事态并狂刮修宪风，这与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环境气氛极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
中国一直注重于区分所谓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这是徒劳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与在民间都不孤立，中国人没有必要招惹日本民众，但也没有必要为日本大众涂脂抹粉。在日本，愿意正视历史的人是极少数，东史郎之类人士正如德国二战前的反纳粹人士一样，虽然可贵但亦可怜，背离日本主流，被大众当作叛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中国人、亚洲人不能从日本讨回公道，而广大日本人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荣誉”的欲望却在持续发酵。现在的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前夜相比，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尽管看起来日本的现行民主体制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和历史翻案风，能否最终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怀疑的。
1936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一旦英法反击则德国必败无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纵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2003年日本租借钓鱼岛试探中国，正象1936年希特勒试探法国一样，中国也支持和纵容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这是一种鼓励和暗示，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只会得寸进尺，进而在伊拉克、朝鲜问题上寻求更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机会。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人以弱，以为此等小事不足以坏大局，以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块岛屿重要得多，以为除了打台湾别的地方都不可强求，但是，日本却不以为中日友好是什么大局，比起钓鱼岛主权来，日本实在没有把中日关系放在眼里。
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更不希望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日本政要数十年来一直在挑动台湾与大陆分裂，以便插手中国内战、干预“周边事态”，台湾独立和大陆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也希望从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中获得重新武装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本极可能提出加强战备甚至加入核大国的要求，中国就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这是中国不得不严防死守的。
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认贼作父，也可以认父作贼；日本人可以做强者的附庸，但绝不做弱者的朋友；作为最东方的亚洲国家，他们早已自认是“西方人”，“东方”和亚洲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于劣等种族；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作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他们以怨报德、以轻蔑报真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友善会被当作软弱，软弱只能招来欺侮。
要获得日本的尊重，必须让他受到彻底的惩罚。忘记这一点，既对不起中国的抗日先烈，也无异于鼓励日本向中国逞威。中国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财富，但为了日本不走回军国主义老路，为了彻底扭转中日关系的危险局面，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对待日本的各种小动作，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处理钓鱼岛一类的日本挑衅。只有让日本感觉到痛，日本才知道别人的痛，只有让日本受到惩罚，日本才不会蔑视中国。二十一世纪，日本仍然是中国的大患，中国人切勿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