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 钢琴家应该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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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与李云迪：中国钢琴家的阴与阳
Timothy Pfaff 《金融时报》
2004年4月30日 星期五 出版
他们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两位青年钢琴家，都是中国人，都是21岁，都与唱片业巨头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
乍一看，朗朗与李云迪就像一对出生时即被拆散的双胞胎。但是，就像偶然抽中了易经八卦的一卦，这两位演奏家的演出安排恰巧让他们先后在本月于旧金山举行独奏音乐会，人们自然而然会对两人作一番比较。
他们俩基本上是朗朗所称的八十年代席卷中国的“钢琴热”的产物。从电视到古典音乐，“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激发了中国人对所有西方事物的兴趣。
我在一家普通的中餐馆见到了朗朗。赫伯斯特剧院就位于餐馆所在的街上。朗朗在那里排练。
点了几道菜单上没有的菜之后，他愉快地回忆起第一次听到钢琴的情景。那是在电视上，卡通系列片《猫与老鼠》中的猫汤姆演奏李斯特的《第二匈牙利狂想曲》。
朗朗学习用的钢琴是中国产的，花去了他一家年收入的一半。拖着一家子，他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跟一位曾在欧洲学习过的中国老师学弹钢琴。他十三岁即在柴可夫斯基青年音乐家比赛中获奖，他在亚洲的音乐生涯从此开始。李云迪则是七岁那年学完手风琴后再学钢琴的，他也是跟着家人离开四川家乡，到邓小平在广东设立的经济特区深圳学钢琴，是那里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条件，不然，他也不可能走上钢琴之路。
有意思的是，他们走向西方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1999年，朗朗还是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在芝加哥世纪音乐节上临时替换安德烈•瓦兹（Andre Watts）演奏。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天凌晨两点左右，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音乐会之后，祖宾•梅塔在聚会上问他是否还能“弹点别的什么，比如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于是，在半夜两点半，我们又都回到音乐厅，”朗朗回忆说，“我凭着记忆脱谱弹奏。第二天，当这个传奇故事传开后，我就像抓着火箭一般，我的事业起飞了。”
2000年，已在上年度在乌得勒支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第三名的李云迪，犹犹豫豫参加了华沙肖邦国际音乐大赛。抱着“增长见识”和“为观众而非为评委演奏”的心态，他成为十五年中获得肖邦国际音乐大赛金奖的第一位钢琴家。
与DG公司签约可能是这两人最后一件经历相仿的的事情。当朗朗每年参加12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沿着名人关系的阶梯向上爬时，李云迪选择的却是一条更低调的、也更深思熟虑的道路，他只用半年的时间演出，其余时间还是跟着老师阿里-瓦迪（Arie Vardi）学琴，在汉诺威过着学生生活。
尽管朗朗点菜单上没有的菜的举止，就像是赢得全场起立喝彩的表演，他不停地鼓吹自己，以及不知疲倦地亮出一串串名人名字的做法，很快就显得比蚝油芦笋牛肉还没有吸引力。他先是说有个朋友借给他一台霍洛维茨经常弹的斯坦威CD 75钢琴。“我不经常弹它，因为我常常在旅行。”接着，他又为自己睡眠不足而连连道歉，说他昨晚在莫斯科与瓦列里•杰基耶夫（Valery Gergiev）合作，演奏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们会在7月将它与《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一起录成唱片。”）
最后，他又极其庄重地作了强调，连说两遍：“我有四十场协奏曲的曲目，四――十。”他的推广者曾称他是“古典音乐的未来”，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奉承和夸张之词，已经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
许多钢琴爱好者对朗朗和李云迪被包装的方式感到很不满。为推广朗朗所用的那些不恰当吹嘘已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反作用。
与朗朗合作过的指挥家曾公开表示，他的音乐家素养浅薄，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朗朗在卡内基音乐厅现场录音的最新唱片的，他的演奏“常常不连贯，随意任性，轻率粗糙。”
相形之下，对李云迪最激烈的指责，也只是说他在舞台上看上去显得“超脱”了些。一次，表演间歇时他在后台接受采访，他语气平和但直率地说：“一登台，我就沉浸在音乐中。”
“当我上台面对观众时，我的情绪实际上已进入了钢琴。”从他在旧金山的两场独奏会来看，他的话显然是真实的。他从音乐厅台旁匆匆走出，飞快地向观众的方向一鞠躬、笑了笑，燕尾服几乎还没有碰到地板，他已经一头扎进了肖邦的四首谐谑曲中了（这是他下张唱片的保留曲目）。
“我对每个曲目开头的音符感兴趣。”作为一名演奏家，他以这种自发即兴的感觉而著称。在回答我的提问时，“音乐像魔力一般抓住你。感谢上帝，我在每一场音乐会上的感觉都不同。当然，我对弹奏的曲目很清楚，但我弹起来从不相同。如果你弹得雷同，你就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机器。”
和李云迪一样，朗朗的旧金山独奏音乐会也是旧金山演出公司安排的。在演出中，朗朗的技巧和几乎刻意得过头的音调（更不必说他精心准备的台风），都无法掩饰他的演出与唱片录音相差无几。在演奏上，他也显示不出海顿、谭盾等作曲家的不同音乐风格。
比较而言，李云迪在两次弹奏李斯特奏鸣曲时的表现，都超过他已非常出色的录音，在细节处理上也有明显不同。他的全神贯注使他对乐曲的诠释充满想象力而冒险。“如果你沉浸在音乐中，你就能抓住观众的心，他们能跟随你进入你的演奏，进入你的世界。”他说，“音质的美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你必须在创造它的同时去发现它的美丽。它发自钢琴的内心。如果你不能找到正确的声音，它就会飞走，即便你用强音去挖掘……其中必定有某种东西，不然你就只是停留在表面弹奏。”
大多数时候，他们两人都不愿谈论对方，朗朗曾说，“李云迪的事业还不够大，”并补充说：“我希望他前程远大。”而后，他言词稍稍婉转了些，暗含对李云迪的批评。他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了最强的演出曲目。“我准备好了。如果你还年轻，只弹几首曲子，终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消失的。”
李云迪似乎预见到了这种评论（我并没把朗朗的评论转告他），他主动说：“我并不在乎人们对我有多少保留曲目怎么看。我知道许多曲子，但我想先为我每年献给观众的曲子做好准备。虽然我很喜欢弹协奏曲，但和一位指挥合作只有两天的时间排练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想我最擅长的还是独奏音乐会。
“钢琴家应循序渐进，有学习的时间，读书，好好生活，开阔我们的心灵。我对自己的事业有长远规划，所以我不介意慢慢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译者：彭伦
Timothy Pfaff 《金融时报》
2004年4月30日 星期五 出版
他们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两位青年钢琴家，都是中国人，都是21岁，都与唱片业巨头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
乍一看，朗朗与李云迪就像一对出生时即被拆散的双胞胎。但是，就像偶然抽中了易经八卦的一卦，这两位演奏家的演出安排恰巧让他们先后在本月于旧金山举行独奏音乐会，人们自然而然会对两人作一番比较。
他们俩基本上是朗朗所称的八十年代席卷中国的“钢琴热”的产物。从电视到古典音乐，“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激发了中国人对所有西方事物的兴趣。
我在一家普通的中餐馆见到了朗朗。赫伯斯特剧院就位于餐馆所在的街上。朗朗在那里排练。
点了几道菜单上没有的菜之后，他愉快地回忆起第一次听到钢琴的情景。那是在电视上，卡通系列片《猫与老鼠》中的猫汤姆演奏李斯特的《第二匈牙利狂想曲》。
朗朗学习用的钢琴是中国产的，花去了他一家年收入的一半。拖着一家子，他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跟一位曾在欧洲学习过的中国老师学弹钢琴。他十三岁即在柴可夫斯基青年音乐家比赛中获奖，他在亚洲的音乐生涯从此开始。李云迪则是七岁那年学完手风琴后再学钢琴的，他也是跟着家人离开四川家乡，到邓小平在广东设立的经济特区深圳学钢琴，是那里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条件，不然，他也不可能走上钢琴之路。
有意思的是，他们走向西方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1999年，朗朗还是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在芝加哥世纪音乐节上临时替换安德烈•瓦兹（Andre Watts）演奏。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天凌晨两点左右，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音乐会之后，祖宾•梅塔在聚会上问他是否还能“弹点别的什么，比如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于是，在半夜两点半，我们又都回到音乐厅，”朗朗回忆说，“我凭着记忆脱谱弹奏。第二天，当这个传奇故事传开后，我就像抓着火箭一般，我的事业起飞了。”
2000年，已在上年度在乌得勒支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第三名的李云迪，犹犹豫豫参加了华沙肖邦国际音乐大赛。抱着“增长见识”和“为观众而非为评委演奏”的心态，他成为十五年中获得肖邦国际音乐大赛金奖的第一位钢琴家。
与DG公司签约可能是这两人最后一件经历相仿的的事情。当朗朗每年参加12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沿着名人关系的阶梯向上爬时，李云迪选择的却是一条更低调的、也更深思熟虑的道路，他只用半年的时间演出，其余时间还是跟着老师阿里-瓦迪（Arie Vardi）学琴，在汉诺威过着学生生活。
尽管朗朗点菜单上没有的菜的举止，就像是赢得全场起立喝彩的表演，他不停地鼓吹自己，以及不知疲倦地亮出一串串名人名字的做法，很快就显得比蚝油芦笋牛肉还没有吸引力。他先是说有个朋友借给他一台霍洛维茨经常弹的斯坦威CD 75钢琴。“我不经常弹它，因为我常常在旅行。”接着，他又为自己睡眠不足而连连道歉，说他昨晚在莫斯科与瓦列里•杰基耶夫（Valery Gergiev）合作，演奏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们会在7月将它与《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一起录成唱片。”）
最后，他又极其庄重地作了强调，连说两遍：“我有四十场协奏曲的曲目，四――十。”他的推广者曾称他是“古典音乐的未来”，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奉承和夸张之词，已经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
许多钢琴爱好者对朗朗和李云迪被包装的方式感到很不满。为推广朗朗所用的那些不恰当吹嘘已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反作用。
与朗朗合作过的指挥家曾公开表示，他的音乐家素养浅薄，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朗朗在卡内基音乐厅现场录音的最新唱片的，他的演奏“常常不连贯，随意任性，轻率粗糙。”
相形之下，对李云迪最激烈的指责，也只是说他在舞台上看上去显得“超脱”了些。一次，表演间歇时他在后台接受采访，他语气平和但直率地说：“一登台，我就沉浸在音乐中。”
“当我上台面对观众时，我的情绪实际上已进入了钢琴。”从他在旧金山的两场独奏会来看，他的话显然是真实的。他从音乐厅台旁匆匆走出，飞快地向观众的方向一鞠躬、笑了笑，燕尾服几乎还没有碰到地板，他已经一头扎进了肖邦的四首谐谑曲中了（这是他下张唱片的保留曲目）。
“我对每个曲目开头的音符感兴趣。”作为一名演奏家，他以这种自发即兴的感觉而著称。在回答我的提问时，“音乐像魔力一般抓住你。感谢上帝，我在每一场音乐会上的感觉都不同。当然，我对弹奏的曲目很清楚，但我弹起来从不相同。如果你弹得雷同，你就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机器。”
和李云迪一样，朗朗的旧金山独奏音乐会也是旧金山演出公司安排的。在演出中，朗朗的技巧和几乎刻意得过头的音调（更不必说他精心准备的台风），都无法掩饰他的演出与唱片录音相差无几。在演奏上，他也显示不出海顿、谭盾等作曲家的不同音乐风格。
比较而言，李云迪在两次弹奏李斯特奏鸣曲时的表现，都超过他已非常出色的录音，在细节处理上也有明显不同。他的全神贯注使他对乐曲的诠释充满想象力而冒险。“如果你沉浸在音乐中，你就能抓住观众的心，他们能跟随你进入你的演奏，进入你的世界。”他说，“音质的美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你必须在创造它的同时去发现它的美丽。它发自钢琴的内心。如果你不能找到正确的声音，它就会飞走，即便你用强音去挖掘……其中必定有某种东西，不然你就只是停留在表面弹奏。”
大多数时候，他们两人都不愿谈论对方，朗朗曾说，“李云迪的事业还不够大，”并补充说：“我希望他前程远大。”而后，他言词稍稍婉转了些，暗含对李云迪的批评。他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了最强的演出曲目。“我准备好了。如果你还年轻，只弹几首曲子，终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消失的。”
李云迪似乎预见到了这种评论（我并没把朗朗的评论转告他），他主动说：“我并不在乎人们对我有多少保留曲目怎么看。我知道许多曲子，但我想先为我每年献给观众的曲子做好准备。虽然我很喜欢弹协奏曲，但和一位指挥合作只有两天的时间排练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想我最擅长的还是独奏音乐会。
“钢琴家应循序渐进，有学习的时间，读书，好好生活，开阔我们的心灵。我对自己的事业有长远规划，所以我不介意慢慢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译者：彭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