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与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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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业化的模式

如何从后进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中发展的阶段和路径是什么?在世界经济历史中,各个国家由于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可以用图1的发展轨迹来描述。

图1工业化的路径

这幅图引自《日本型资本主义》(有斐阁2004出版)。技术由纵轴“先端――成熟”表达,越往上越先进,往下则是成熟的低技术。横轴“组立――加工”则反映了技术的性质,“组立”对应的中文意思是组装,越往右则越复杂,需要完整的系统能力,往左只是简单的组装。后进国家的位置处于左下角,技术的蓄积薄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的组装业。右上角是先进国家,拥有先端技术,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
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的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A,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随着工业化进展,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但还是在“组立”工业范畴内向“先端” 发展。目前,还没有国家通过此路径实现了向先进国家迈进,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所以用“(将来)?”表达;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B,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这两种路径,在最初阶段,由于技术蓄积不足,需要从海外积极导入技术和部品,而对于路径A,则所有阶段都需要从海外导入技术和部品。
日本的成长轨迹是路径B,“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品工业。这种蓄积的发展轨迹与欧美基本类似。
韩国从1970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部品,不需要技术技能的蓄积实现高度工业化。与日本相比较,被称为“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由于是“小国”,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足,工资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工业高度化,需要高度的生产设备,而自国的技术没有充分蓄积,进一步依赖海外技术和部品。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
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以前,与日本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道路。从1949年前只能仿制汉阳造,经过20余年的技术蓄积,到70年代末,有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拥有先端技术和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属于先进国家。
但后来出现了自我定位错误,把自己定位为后进国家,以“四小龙”为师,重走“组立型工业化”补课。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状态,没有发生产业升级,导致原来的自我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大量外资涌入,外贸外资依存。经过20余年的高速GDP增长,成了后进国家,人均收入处于后列。1955年的日本并不富裕,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日本把自己定位为先进国家,以自我技术发展为主导,经过20年的高度成长,成为超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也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
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了大门。日本“西体和魂”,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和魂”没有本质区别,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第四节 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日本被打开国门,非常震惊,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但日本是小国,没有什么资源,需要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时生丝有比较优势,国内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1/10,于是大量的农田变桑田。但很快发觉比较优势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只有另想出路。1870年,政府从当时制丝先进国法国导入技术,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厂,转向制丝业。由于官营,连年赤字。但它培训了人员,仿制并改善了制丝机械,使制丝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样的方式,以官营工厂为先导,棉纺业也成长起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原料和成品的海运成了问题。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由于自由竞争,运输价格低廉合理,以至于没有日本会社能够挤入海运市场。日本政府又一次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1875年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三菱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开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以三菱为核心,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那么这个日本邮船会社的经营状况如何呢?,如图2。

图2 海运的发展和补助金

日本邮船会社从1886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近30年时间,合计的补助金是利润的1.1倍,实际长期赤字经营。日清战争是个转折点,战时的军事运输需要,大量船舶购入。战后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一环,补助金急剧扩大。根据经济学理论,不符合比较效益,买船还不如租船。
随着买船的进行,造船也开始推进。政府又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官营造船所,现在日本造船业的大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是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过来的。到1890年代初,国内的造船所主要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
日清战争后,正式推出造船业的育成政策。1896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1899航海奖励法改正,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造船奖励法和补助金半减,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技术水准也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天洋丸和地洋丸。但造船奖励法的经济效益如何呢,根据川崎造船所的1897到1913年的数据,总利润821万元,其中奖励金251万元。如果只考虑民用船舶,利润257万元的中间奖励金有208万元。基本没有赢利,从经济效益角度,造船还不如买船。1911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日本还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相互联动效果。作为关键的环节钢铁业,也是以官营制铁所开始。并且在日清战争后设立了官营八幡制铁所,现在新日铁的前身,是日本钢铁业的支柱。这个官营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如何呢?如图3。

图3 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

八幡制铁所的利润大多数年份是负值,即使是一战爆发的1914年,利润率也只有4.9%,而同期国债的利率为5.3%,事实上享受国库的补助金。到1914年,累计补助金达到5600万元,相当于同年一般会计岁出的8.6%。
从造船业和钢铁业的业绩可以得出,无论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和民间企业的努力,一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日本钢铁业的工资只有欧洲的约1/7,而“资本的价格”,日本的利率大约是英国的2倍。这样,日本的低工资,高利率的状态,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不利。
二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八幡制铁所订购的钢材是小批量多品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1908年,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71%,占总供给量(含输入钢材)的43%。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八幡制铁所仍没有达到经济规模,说明日本的钢材市场还不足够大。关联产业还没有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还需要对关联产业全体实施育成政策。
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相反还需要向日本订购武器和军需,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竞争再开,又陷入不景气。20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的贸易构造有三个环节。第一是对美国生丝出口,获得外货;第二是用外货输入欧洲的机械和金属制品。第三是用输入的机械和金属制品强化重化学工业和军事力,对亚洲殖民地的支配强化和扩大,获得原料和市场。
但这种三环节构造在30年代崩溃了。由于大恐慌和化纤的发展,对美国生丝出口减少,对美贸易反而发生巨额赤字,贸易的第一环节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民族资本的矛盾,如中国印度等抵制日货,使贸易的第三环节崩溃。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30年代重化学工业的继续推进需要大量从欧美导入先进机械和材料,导致外货严重不足,国际收支恶化。为了克服贸易三环节的崩溃,日本急剧军国主义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急行,国民经济急剧重化学工业化,而纺织等轻工业则根据“不要不急”原则,强制转废业,成为军需企业的部品下请、协力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战后高度成长期的组织形式。

图4 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化学工业化

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和成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与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这是日本的不幸,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同时还人口众多,随时有地震火山台风的威胁,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只好依靠“物作り”的“技”。“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是日本的引进原则。
由于重化学工业没有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而在同期,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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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890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2、30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1915-1918)工业增长率为13.4%,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


第六节 战后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丧失,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1945年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2/3,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1948年。人均纤维供斤量到1949年不足战前的1/4,只有1kg程度。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1948年时点,80%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
194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战前的31%(图5)。粗钢产量由43年的765万吨到46年的万吨。棉丝由37年的72万吨到45年的2.3万吨。煤炭由41年的5647万吨到46年的2038万吨。除去武器和军舰,和平国富损失了1/4。

图5 工业生产指数

在一般的印象中,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实际上,工业设备大体残存,并没有遭受很大的战争破坏。重化学工业基本保持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水准。纤维等消费品工业损失比较大,主要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转向了军需生产。和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业设备残存率非常高,只是由于外国贸易中止,原料输入事实上停顿,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为了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现在日本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的前身。同年,日本财界的“政府”经济团体连合会(经团连)创立,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
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も家?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还是家计都赤字了,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力。
经济安定本部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措施,具体的是: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统制;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统制;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统制。
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煤炭和钢铁,这两个产业相互循环扩大,再波及到其它产业。为了筹集资金,设立复兴金融金库,向重要产业重点提供资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吉田茂首相却是自由经济论者。
为了经济复兴,采用统制经济体制,资源和资金向煤炭和钢铁行业集中注入。复兴金融金库是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47-48年向煤炭行业的贷款约占同期全国总贷款的1/4。由于没有经济效益,由日银印钞票填补亏损,是47-48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由于是基干产业先行恢复,消费品生产被押后,国民的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取缔自由市场。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的34岁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48年的《经济白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国民消费的日用品大半来自黑市。”
国民节衣缩食,艰难地推动基干产业恢复,日本逐渐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产业界大量订购军需,形成朝鲜特需,日本经济急速回复。


第七节 历史的遗产

中国经历8年抗战,然后3年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财阀和帝国主义――三井物产和中国》,作者是名古屋经济大学经济学部的坂本雅子教授。此书是平成14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资助下出版,2003年7月第一次印刷。下面是此书的一些节选。
中国实际没有自己的政府,实际统治中国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会。1930年前英国为主导,之后日本为主导,美国则门户开放,利益均沾。918后,由于三国联盟,国联自然倾向日本,且日本还与美国商社提携共同开发东北的资源。
1911年辛亥革命后,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袁世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做抵押,获得多国同盟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孙中山开出的条件不比袁世凯少,但列强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列强还资助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列强的资本运作、武力及投资,使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
苏俄支持的北伐军,高扬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英美日同盟想用武力干涉,扑灭中国的革命。3月24日,北伐军攻入南京,侵入日英领事馆和美系大学。英美军舰随后炮击南京市街,约2000中国人伤亡。但日本军舰没有参与炮击,当时日本的币原外相认为,如果列强武力干预,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还不如资助蒋介石,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3月28日,日美英三国代表在北京开会,敦促蒋介石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对关系者进行处分赔偿。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不能不考虑列强的软硬两方面的压力。硬的压力,当时中国领水域有列强170余艘军舰,陆战队正逐次上陆。虽然列强没有达成共同派兵协议,但这样的军事压力是蒋介石发起反共政变的重要原因。软的方面以币原外相为代表,如何给蒋介石做工作,如何给钱,如何提携等等,为了维护蒋公和民主国家的光辉形象省去若干字,一系列的转化工作后,反共政变终于开花结果。列强在不污手的情况下,实现了“煮豆燃豆萁”。
以上是此书有关南京事件及412政变的相关描述。在这之前及之后还有许多相似事件描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为了维护民主国家和蒋公形象,也就不介绍了,往事不堪回首。蒋介石是靠列强扶植的,自然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他的轻工业资本完全靠列强维持,对外非常软弱。918时不敢抵抗,77时不敢宣战,因为英美日同盟还有效。
英美日同盟的商会通过资本运作,各种借贷款,如铁路贷款,电话电报贷款,武器贷款等,中国则用各类资源、各种税收做抵押。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但却统统算成了GDP。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与列强有矛盾,但也依赖列强的设备和技术,轻工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挣来的钱没有用来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奢侈消费,当然也都算成了GDP。GDP在高速增长,人民极端贫困,民族在流血。没有重化学工业支撑的所谓经济发展是对民族的犯罪。
1949年,中国12岁以上的人口90%是文盲。而1955年的日本,新就职的学历构成为,中学毕业60%,高中毕业31%,大学毕业9%,人力资本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
自然条件方面,中国的面积约为日本的26倍。东南部的面积不足40%,却生存了95%的人口,人口密度与日本相当。沙漠、高原、荒芜、干燥、寒冷等环境恶劣的西北部,总面积超过60%,但只有5%的人口。日本是土地狭小的国家,但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却是中国农民的2.4倍,且日本的气候土壤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农业实际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中国的矿物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率低,且品位低,埋藏分散。探查技术、采掘设备、运输手段严重不足。
中国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作为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重化学工业几乎为空白。中国粗钢生产,包括外资工厂,1936年是历史最高水准,才41.1万吨,同样作为殖民地国家的印度同年钢产量为88万吨,不足印度的一半,到1949年时则只有15.8万吨。作为对比,苏联革命前夜的1913年,钢产量为423.1万吨。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则拥有门类齐全重化学工业和大量的专业人才。民国期高速发展的轻工业,早就在战火中烟消云散。
1945年的日本保存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设备基本保留,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争破坏,只是原材料输入断绝,即使如此,战后复兴经历了约10年时间。而1949年的中国,则一无所有,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实际落后日本近百年时间。


第八节 高度经济成长的秘密

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1955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
日本的GDP,从1955年到1973年18年间的实质GDP成长率达到了9.3%,总量近5倍扩大,成为“经济大国”,且人均收入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约20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近10%的高度经济成长,是战前及高度成长期以后的经济成长率2倍以上。
战前有坚固基础的钢铁和造船业;战前已经萌芽并登场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财产业;战后初登场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等,推动日本重化学工业急速成长。1955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低。55年以后仅5、6年间,在数量上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如图6。

图6 重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

图中从上到下的国家为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意大利。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率急速提高。推进重化学工业的主体是企业集团。50年代中期是三菱、三井、住友,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企业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是它们办的,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
银行不仅给财阀伞下企业贷款,还给财阀外部企业提供资金。伞下企业贷款大约只有20%前后,而战前主要是给伞下企业提供贷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由于现代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很多专业门类协调配合,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在财阀内部施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导入外国技术。由于各财阀的技术背景相同,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小,促进了财阀间的技术竞争。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相互持股,增强集团内部联系的纽带。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恳亲,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具有经营执行委员会的特性。财阀的产权模糊不清,47年财阀家族及财阀系的主要经营者被强制排除在经营阵之外。
以大企业为核心,还有大量的部品下请、协力的中小企业群。大企业对伞下的下请企业群择优选择,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并且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对伞下企业进行选择育成,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有以下三个特征:
(1) 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
(2) 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
(3) 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高度成长期的“企业国家”的权利构造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的机能低下,实际的权利核心是财界的代表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公式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原案。
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新版]2002)
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60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90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
1955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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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万吨巨轮的诞生

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外资利润流失,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一无所知,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发展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
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造万吨巨轮。首先要有各种钢材,需要一炉炉炼,一炉炉试验,一炉炉失败。有了钢材还不行,还需要锻造成大型锻件,需要研制万吨水压机。有了锻件,还需要用车磨铣刨等机床精加工。万吨轮还需要油漆、各种非金属材料,需要建立化学工业。万吨轮的控制调度通信,则需要电力电子和信息电子技术……
第一艘万吨巨轮的诞生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就像煤的诞生,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需要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从无到有建立和协调配合,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但它积累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随着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逐步成型完善,汽车、火车、飞机、建筑、桥梁、家电,及形形色色的新制品都会从这根干上长出枝条,开花结果。
新中国并不是传说中那样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谋求从国外导入技术。由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不依法依契约办事,被民主国家强力封锁。50年代中期,系统地从苏联导入156项重点基干工程,中国开始了发展自主技术力的历程。但是,苏联要把中国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分工体系,1960年中苏经济断交,撤走专家和图纸。中国走上了以自力更生的道路。
民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路是那么艰辛坎坷。日本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中国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默默奉献,构筑民族奋飞的翅膀。1964年原子弹实验成功,67年氢弹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71年核潜艇下水和导弹驱逐舰实战配备,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成功突破了国际封锁。
1963-65年(契约年),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从西方国家(含日本)导入31个基础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学、制刚设备、化纤、船舶等。1972-1974年(契约年),基干项目从日本导入79、美国28、英国41、西德4、法国8、荷兰瑞士意大利各1,共170项。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过前两次技术引进。
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力迅速提高。学习MIG21,仿制改进成了自己的J7系列,并大量出口,还派生出了J8。学习B707,研制了自己的大型客机Y10。各种工业生产设备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
从6、7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可以清晰体会到基干产业逐步成型磨合跳动的脉搏,如图7。

图7 6、70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

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67、68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76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66年到78年,实质成长率6.6%。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0-3%低成长,3-6%正常成长,6-9%高成长,9%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6.6%,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
一般很难实现GNP中超过30%的蓄积率。日本经济60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30%,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65年前虽然有超过30%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70年到80年连续11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80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10%以上的成长。
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70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欲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


第十节 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も家?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
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
1979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1978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100为基准,85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202,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128。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
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8。

图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

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21%。80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80、81年增加到25%,二次是86、87年达到30%,89年以后增加到40-48%,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50%。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35-40%之间。中国89年后远高于日本。
80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
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20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
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89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9。

图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

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
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10。

图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

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6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63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74年约13年间,66年除外,粗固定投资8%至11.5%外资依存。大陆86年外资4.4%以上,96年到达12%。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93年以后不足25%。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进外资,使更多的企业破产,更多的人失业,政府更加没钱,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
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使水利、植树、造地等公益事业停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农村的中小学校建设和教育费,合作医疗费等都陷于停顿,农村的蓄积构造瓦解。人民公社制度抑制农民的消费,从而抑制都市劳动者工资的蓄积成长经济,由于农村自然发生的市场经济使政府的压制消费策略崩溃,向城市波及,再加上企业内部分配构造改变,演变成了依靠外资才能实现高度成长的经济。
支持中国经济的有三大支柱:自我技术力、市场、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
中国向消费社会突入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消费对外敲诈技术,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制品,使自己的产业链崩溃,自我技术趋于消亡。到今天,天上飞的是外国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地铁是国外的,高速铁道也准备引进外国的新干线,重新提出“国船国造”的口号。自鸣得意的家电、手机业,里面的芯片及关键部件是进口的。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干部品依靠进口。自我技术力趋向消亡。
准中产阶级社会瓦解,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市场结构成金字塔形。高端有高级消费志向,倾向消费外国制品。底边低收入者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等保障,购买力急降。国内市场低迷,外贸依存。
劳动力无限供应,工资提高缓慢。中国的工资并不低,还有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普遍受过初中等教育。改革使中国劳动力的积极性高涨,在流水线上象机器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即没有岗位培训,也没有闲暇时光,微薄的收入也不能负担子女教育。高素质劳动力也趋向枯竭。
中国现在的GDP增长,只有数字意义。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量的资源却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换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或压箱底或奢侈消费,丝毫没有想到提高和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才是“价值”,才有效益,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纯粹是浪费,效益低下。名义工资上升,但被各种必须的开支盘剥走,也没有落实到实物。这一切都算成GDP增长。随着GDP迅速增长,人民却不能求学、求医、求职,养老金也不知在何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民族在流血。
作为对比,日本从55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技术立国,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人均GDP不足1000US$,翻两翻。日本1980年的人均GDP不足1万US$,经过约20年2-3%的低速增长,2000年时人均GDP超过3万US$,也翻了两翻。
1997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靠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但现在,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弱体化,控制力低下,污职和贫富分化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再爆发类似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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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民族责任和牛顿三定理

这个系列可以称得上天下文章一大抄,有大段篇幅是抄的。由于翻译水平有限再加上不知道一些专业名词在国内是如何翻译的,也就直接用了,读起来有些不够通顺和难懂。不过,文章的立论和论述是自己的,与《刷盘子读书》一样,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民族富强的根,安身立命之本。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的是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人民的生活其实比较贫困。45年战败,国民经济崩溃,但日本人节衣缩食支持民族知识和技术的再造。55年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当然是低水平的),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国民也受到普遍教育,经过20年高速发展,以技术立国,人均收入赶上了发达国家。中国则不同,从洋务运动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上海非常繁华,但抗战时却是汉阳造对日本的大和零战,底层的民众异常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49年以后,走的是民族知识和技术蓄积的发展道路,到70年代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准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整备了支持中国腾飞的三大支柱:技术、市场和劳动力,与55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20年的GDP高速增长,依然是落后国家。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向殖民地滑落,日本绝不能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可能是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无依无靠,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能通过“群”去拼。没有比较优势,只有靠自己“物作り”的“技”。中国却是个人主义,可能地大物博,还有一些比较优势。
研读中国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在不断捡芝疏过程中,却丢了西瓜,最后芝疏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对人群研究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图表,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的数据我在这里出口转内销了。中国人喜欢根据主观好恶修改数字是有名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数据的比对,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日本学者是冷酷无情的,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却没有沁人心脾的“双赢论”,有个代替的词叫“共荣圈”,这可能是日本“武士”的传统。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或在农贸市场卖茶叶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还有些人附庸风雅,邯郸学步,弄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和逻辑,一通所谓的严密推导之后,证明了XX理论。实践中出了问题是实践错了,理论是不会错的,因为有严格的数学推导,不需要实践检验。如果数学逻辑真的很正确,经济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根据分球理论,资源是无穷的。
中国学者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出身,不知道现代工业社会是何物,民族责任是什么,满口仁义道德,搞“双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理论的精髓――“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
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就像一辆飞驰的夜行列车,即看不见前方的陷阱,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危险,乘客进入了梦乡,憧憬着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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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

第一节 前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物质财富是文明的基础,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极端一点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质是身外之物,精神上的安宁和快乐才是真正的财富。这话当然不错,但他们起码要先穿衣吃饭,享用了物质产品之后才有机会做这种思考。而谈到现代工业社会时,会有更多的人习惯性的从环境保护、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抵制。但无论如何,现代工业(包括已经工业化的农牧业、服务业)创造的财富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与我们的文明密不可分。譬如,崇尚绝对绿色食品的人应当知道,只有在化肥、农药、现代水利工程的支持下,目前的粮食单产才能超过前工业化时代数倍,即使有农民愿意放弃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果不使用制种企业提供的优选种子,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很难有多少粮食可供他人食用。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癌症与爱滋病的人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前工业时代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不喜欢现代工业品的单调,偏爱手工制品的质朴的朋友,恐怕在批判工业化摧残传统文化之余,已经忘记了正是工业化带来的闲暇才第一次允许多数平民有意识的用艺术来装饰生活,而现代的手工艺品也多半使用了钢制工具、油漆等工业产品来保证工艺品的质量和制造速度。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现代工业,大部分人类必须从事农牧业,才能保证食物的充足供应,若是没有了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只有靠高达30%的婴儿死亡率,我们才能抵御遗传病的威力,而手工业固然质朴无污染,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匮乏与单调(超出任何工业产品的单调).......这里不需要再继续列举前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光是上面这几桩前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特征,想必就足以让大多数工业化的批评者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了。事实上,由于人类已经习惯了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把现代工业的许多成就当成了自然的恩赐,因此,工业化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工业化的力量和必要性,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工业化的弊端上,得出工业化弊大于利的错误结论。而他们的批判的错误之处又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工业化与人类文明结合的紧密程度。
无论如何,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工业化改造过的世界里。即便是纯粹的农业国家,如果它不能从外界输入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工业产品,也将会陷入饥荒与战乱之中。那么,什么是工业社会,它与前工业社会有什么区别?


第二节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

前工业化社会的经济以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小生产为特征,个人是生产的主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而现代工业经济以普遍使用先进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生产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是由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达到人力远远不及的生产效率。人在生产中只是设计和操作机器。整个现代工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的,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方能运转,图1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1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箭头代表物质产品的主要流动方向)

现代工业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如汽车(日文为自动车)、电器电子用品等,需要用各种基本配件(日文为部品)进行组装。生产各种基本配件所需要的原材料,则依赖以材料科学、化学为中心的现代冶金工业和现代化学工业,还要有物理学知识做整个产业的基础。进一步,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的上游产业是矿业。矿物的探查、采掘,需要利用高技术和高技术机器设备,所以需要高技术的机械工业提供产业机器。高技术机械工业还为基本配件制造业和组装业提供各种产业机械、工作机械和模具(日文为金型)。在这个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最终产品是由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的,各个部门、工序缺一不可,从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部门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重要性或地位上的差别。但其实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市场经济原教旨崇拜者的幻想中,考虑问题必须基于现实的社会、自然、历史条件。简单的说,由于人类之间的相似性和全球化产生的文化交流,人们对无数种最终工业产品有着类似的要求,如:更快、更精确、更清洁等等,这样,生产最终商品的企业就对工业母机的生产企业提出了趋于一致的加工要求,能够满足这些主要要求的部门和企业由此占据了相对重要的地位。同时、因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技术集中于少数人口、人口流动受国界限制、技术进步速度超出市场调节速度等原因,各个部门之间的收益也非常不平等。
工业中的分层现象非常复杂,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组织学等许多学科的问题,详细的推理和分析需要另文陈述。可以把现代工业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终产品(少数特殊产品除外,如艺术品、特别的文化产品等等),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站在基干产业的角度观察,各种纷繁的最终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汽车和坦克就没有本质区别,选择合适的钢材,更换模具,调整机器设备,组装汽车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坦克的车体和动力部分,至于电子设备部分,元件与结构的通用化比机械部分更甚。反过来,一个能制造坦克的重工业系统也可以生产出汽车。汽车和飞机也没有本质区别,战后日本被禁止生产飞机,造飞机的转行造汽车,现在日本资本逐步挣脱限制,本田的飞机又造出来了。基干产业不仅体现为民用科技力量,也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言,基干产业的水平反映在任何一件最终产品上,无论是汽车还是钢笔,还是步枪或导弹。反过来说,观察单个综合性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准,就可以反推出这个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30年代日本可以造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中国却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说明了两国当时巨大的工业差距,解释了中国的一溃千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中国70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繁荣”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必须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才有意义,现代化产品是各门类技术协调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项技术的指标竞赛。比如40年前日本的新干线开通,被命名为“光”,一般的理解是因速度快而得名。其实不是,而是新干线的诞生地,国立铁道研究所的所在地――光町。到日本光町国立铁道研究所去见学,参观初代新干线,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单项技术竟是如此粗糙,但钢铁、机械、电子、化学、空气动力等各门类专业人才合力攻关,互相协调,终于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并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苏联的米格-25曾是划时代的战斗机,一度被西方看做苏联工业的奇迹,但直到苏联飞行员叛逃日本,整个世界才发现米格25并没有应用任何最前沿的技术,只是通过精密的配合,把已经成熟的的各项技术都发挥到了极限。结果在保证米格25的速度,操控性等指标超出同时代西方战斗机的同时,还做到了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日本和苏联能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正是靠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之对比,今天中国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松绑放权,逼迫科研机构自负盈亏,对于同属国有的企业还要求产权清晰,分家分个明白彻底。这些措施或许极大调动了个人牟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少数优质资产的收益率,但10000条舢板并不等与航空母舰,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准备引进日本的新干线。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见学,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20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基干产业已经不得不被彻底放弃了。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发展必须循序渐进。新技术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譬如现在使用的P4源于最初的4004芯片,而4004又源于最初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现代的波音飞机源于最初的707,而707又源于波音为军方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日本理光公司是半导体产业关键设备步进曝光机的领导企业,它的技术蓄积源于其前身,1917年设立的为海军制造光学瞄准镜的日本光学。理光的竞争者佳能公司,它的前身是1933年设立的从日本光学转移技术的精机光学研究所。这两家公司战败后从事民用照相机生产,也是照相机的领导厂家。独立技术水平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起来的,其中绝对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不可能发明出任何能真正为中国造福的技术。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记载了日本迈入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曾经在20余年时间内,从手工敲打机器零件,肩拉人扛修建大坝发展到能独立开发数控机床、自主建造大型水利枢纽,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人记得吗?当然,必须承认,我们那时的工业技术依然很落后,但我们拥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研发体系,能够不断攀爬技术的高峰,这是国家的希望所在。1952年中国制造第一台完全国产的蒸汽机车,西方国家和日本大致在同一时间废弃了所有的燃煤机车,我们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这种“落后”的技术成果,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比引进10条高速铁路更有价值。因为开发这种“落后”技术的过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给了第一代自主培养的大学生锻炼能力的机会,造就了工业的脊梁。而今,昨日的辉煌被看成愚昧,曾经的自豪变成自卑,在中国不断用外国的机车、外国的钢材、外国的芯片装备自己的工业系统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前途何在?
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大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制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下表是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

年分 总投入 劳动力 机械 肥料 农药 燃料 灌溉 其它 产出 收支
1950 9,150 1,120 1,370 2,400 60 80 1,550 2,570 11,600 2,450
1974 47,070 440 15,950 9,820 1,950 1,870 2,720 14,320 17,700 -29,370

表1 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1950、74年)

(此表由宇田川武俊推计,根据槌田敦的《石油文明の次は何か》P29。统计每公顷的能源投入产出,单位是千卡)。1974年的米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能源投入产出赤字,劳动力的投入则微不足道。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谷物生产,1950年每吨谷物生产消费的能源,用石油折算是0.44桶,1985年增加到1.14桶(《デ┼タ世界经济》P56)。中国的农业问题,实质是源于“世界工厂”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出。
上表说明,即使在最古老的行业――农业中,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产业,统一的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格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械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否则就只能被工业时代无情的甩掉,与哀鸿遍野的非洲、硝烟弥漫的中东、遍布游击队的拉丁美洲相比,我们确实有自豪之处,因为我们用廉价的,曾经在完整的工业-义务教育体系中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为本钱,挤上了全球工业体系(其实是西方的工业体系)的最后一节车厢,而他们已经被碾到了车轮下面,但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他国家的人口受到简单训练,这个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被甩到车轮下面的民族大多转向简单农业养活人口,或是向西方乞求援助,并用宗教麻醉自己,维系生存。
在农业社会,人是生产的主体,于是依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由贵金属体现。而现代工业社会,工业体系是生产的主体。货币脱离了贵金属成为符号,只是物资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巨大社会工业机器的润滑剂,与价值规律并不相干。工业时代的经济,归根到底是有没有能力获得资源,有没有能力把资源加工成各种产品,这种能力就是技术力。热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坦克,直接掠夺资源。冷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汽车,“等价”交换大量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中国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假象所迷惑,看不到西方世界财阀横行的本质,逐步的走向歧途。为了更好的分析现实,我们先看看历史。
现代工业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


第三节 文化革命和工业革命

简要的说,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从此发端。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19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法人化,管理能力和权限大大增强。
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欧美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对外争战殖民,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与商业结合,催生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虽然买卖自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的配合,没有上层社会介入提供组织资源,工商业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来压倒农业社会,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的前期,由于拥有庞大而勤勉的人口,中国的商业力量依然压倒早已开始工业革命的欧美,它们只能通过鸦片平衡贸易。
日本与其它亚洲国家不同,有与欧洲相似的封建社会,由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统治,能够顺利接受西方的组织性协调性。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到欧美视察,很多学者也随行,考察欧美先进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对科学技术、经济等非常关心。视察后,提出了“殖产兴业”的路线,富国强兵,一扫旧有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本质,先建立了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相距遥远,资源贫乏,受到干涉较少的现实条件,日本在19世纪末实现了工业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为了在远东对抗俄国,压制中国的兴起可能性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明治以来的日本,对资金自给、技术独立和开发国内市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国民进行勤勉和艰苦立国的教育。建立了现代银行,邮政储蓄和人身保险等现代制度。动员了全部的教育、税制和金融财政政策等手段。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日本政府宁可高利率从国外借款,聘请外国人技师,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直接投资、事业经营的方针,对于历史遗留的外国商会直接投资合资经营的事业,则采用赎买方式利权回收。这与当时大清国完全相反的国策相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日本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欧美是先从农业开始进行协调组织,然后轻工业,重工业,逐步的产生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最后由工业革命催生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文化革命,进而巩固和完成工业革命。日本正好反过来,先进行文化革命,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然后“殖产兴业”,市场和资源与西方一样靠军事机器去争夺。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又促进了重工业飞速发展,强化了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控制,夺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
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机器,机器的巨大力量又使整个世界变得狭小,资源是有限的,在私有制下,市场也很难无限拓展,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完成工业革命,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沦为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先进的工业国家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方法,或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暴力,或是通过垄断技术的“等价交换”。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2表示。



图2 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

19世纪是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占领并进行行政管理,直接掠夺资源和粮食,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20世纪,殖民地相继独立,先进工业国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特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还要从工业国家输入粮食。为了填补贸易赤字,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进行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形式的“经济协力”。工业国家之间则通过残酷野蛮的战争最终达到妥协平衡,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技术合作,产业分工,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1/8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第四节 水际制造业的兴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NIES诸国,然后是ASEAN诸国,进入9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8、90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水际制造业”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水际制造业”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水际制造业”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水际制造业”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
“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3表示。

图3 21世纪的国际关系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第五节 “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亚洲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1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2直接投资和证?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3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
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96年平均约36%,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95年)为21-23%。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20%,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20%上下。进入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达到了38%,韩国95年是37%,中国93年后达到40%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
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庞大的投资需要;2)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3)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90-96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636亿美元,资本流入为944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488亿美元,资本流入为716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
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96年时的数据是:韩国11%,泰国18%,马来西亚23%,印尼16%,菲律宾50%,中国14%。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


第六节 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IMF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
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NIES、ASEAN、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80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8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IMF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


第七节 基干产业是怎样炼成的

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工业体系,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有了基干产业才是工业国家,才有机器般的经济效率,而不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机器赛跑。
日本比西方晚了近百年才开始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日本先发展纺织业,出口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欧洲的机械和金属,用这些机械和金属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和重工业。用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占领和支配殖民地,掠夺资源。这些资源又用于发展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支配,掠夺更多的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纺织业的出口断绝,于是轻工业被强制转产,成为军工厂的配件车间。1945年,日本战败,军事机器瓦解,资源输入断绝,基干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破坏。战后被迫采取倾斜生产的发展方式,煤炭钢铁先行。先挖煤,再炼钢,钢材又用于挖煤,循环扩大。然后用钢生产工作母机,再用工作母机生产各种产业机械。最后逐步扩大到用于民生的轻工业。在基干产业恢复过程中,国民的消费被尽量压缩,消费品配给,粮食强制收购,取缔自由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日本又作为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日本从领主封建社会开始现代化变革,由于原有的上层阶级力量弱小,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变革力量能先从文化入手,改造社会,迅速工业化。中国却拥有前工业化时代最优秀的官僚体系,是以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为主体的小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能调动强大的资源,工商业社会只能在夹缝中发展,缺乏组织性协调性,是一盘散沙。中国自秦朝以来,人身依附式的封建社会已经瓦解了两千年,也最早开始世界贸易,还在公元1000年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也许是偶然。但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一无所成,只能解释为思路不对,看不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本质。始终是用传统的小农思路,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和协调化,反而使国家趋向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思路不对,是文化问题,没有文化革命,中国没有建立起基干产业的可能,不能实现工业革命。没有基干产业,国防就不能自立,经济也不能自立。经济不能自立,政治自立自然是空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是英美日的商会同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实权人物,其实只是外国商业利益的傀儡,或许他们个人不愿意做傀儡,但国内没有基干产业,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从外国得到现代化工业资源、管理资源,换取这些资源的代价就是对外国资本言听计从。2、30年代的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发展,只是以外国投资为主导,使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轻纺业,是殖民地经济。作为黄金十年的结果,中国工业只能仿制简单枪械,抗战时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买来的德械师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9年,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社会组织化协调化。以1956年引进苏联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钢铁业开始,比日本晚了约百年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但中国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当时日本的优越环境,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中国只能采用比日本更加极端的倾斜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和生产知识体系,完成工业革命。基干产业不是提供最终产品,而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装备、素材和技术等中间生产物,与市场需求没有太多关联。基干产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遵循技术自身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来说,有前人的经验做参照,不需要市场的指导,也能够把握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
在农业国家,最初只能靠手工造扳手、改锥,然后这些东西加熟练工人就可以造简单的钳工机械和水准尺。有了钳工机械、水准尺才能造车床、游标卡尺等等。然后从车床,精密点的测量仪器再加初等电子控制就能造出更高水平的机床。用机器制造更高水平的机器,不断循环,其间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不断培养升级。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添加逻辑电路、单片机……,最后数控机床诞生。有了高水平工作母机后和技术人员后,就可以为各行各业设计生产量产型的产业机器,整个国家迈入工业时代,并拥有了不断增长提高,跟上甚至领导世界工业技术的步伐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也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流。
下面引自《中国苏联的工业技术》(牧野升编著、讲谈社),可以看到70年代基干产业的发展概况。

“………根据1971年秋第30回广州交易会的记录:在“机械馆”,展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制的NC(数字控制)工作机械(猜测是计算机控制的CNC工作机械)。NC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在“电机动力馆”,展示了陕西省西北机器厂制的大型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用于半导体器件的硅,需要高纯度的单结晶。在“电子机器馆”,展示了多种用于电子工业的制造机器。在“化学工业馆”展示了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特别是,NC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当时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也就是说,NC工作机械是电子控制驱动的中间生产物(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则是电子设备制造的中间生产物......电子产业的组装阶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与包含机械的中间生产物的制造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示了没有他国企业合作,自我技术力到达的高度。这些生产设备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1962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1970年,虽然文革的进展(猜测那个时候文革的恶劣影响没有波及到),辽宁省的电子工厂达到了320个,生产量是66年的7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后来,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以钢为纲,使半导体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就连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与苏联同年,1968年开始生产。最迟到1971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LSI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70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

由于中国觉醒较晚, 1949年方才有崭新的政治力量消灭买办资本家的傀儡政府,这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控制世界的工业能力,只有战后残破的苏联尚在试图打破这个格局。中国既不能走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路子,也无法在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寻求机会,时间异常紧迫。因此中国工业革命与日本还有些不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中国则几乎把工作母机全部投入下一代工作母机的开发生产,或用于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基干产业内部循环。这种工业革命的方式要求国民更加勤勉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工业技术高积累,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跑完了日本和西方近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构筑了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
在中国技术力迅速增长的期间,中国的国民也在进行文化革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区。分工协作,集体劳动,准备迎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建设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桥梁,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文字,整备了全国大市场,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具备了全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但是,二三十年年时间或许足够一个国家整备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但对于文化革命来说还是太短了,中国人没有完成文化革命,没有从心底认识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高积累政策使国民,尤其是农民长时间得不到消费品,不能改善生活,无法认识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不能认识到整个国家在奋力追赶,已经极大缩小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于是整个文化再次回归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传统,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


第八节 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も家?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资企业比重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第九节 行将到来的危机

大清曾富甲天下,通过自由贸易集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但雪花银最终没有抵挡住坚船利炮,贸易的收益还是被抢了回去。民国采取依赖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市场的“水际制造业”发展模式,创造了黄金十年的辉煌,却迎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和东亚诸国,虽然没有战争,却遭遇金融风暴,国家混乱不堪。百年轮回,重新回到“水际制造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随着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变化曲线,与东亚诸国非常接近。外贸以外资系企业为主导,约占进出口总额的60%。出口增加,伴随着进口急剧增加,贸易顺差急剧减少,向赤字方向转换。图4是近20年来中国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曲线。
图4 中国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

94年后,贸易出现大幅顺差,97年到达最高点,然后顺差逐年减少。2004年1-6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5229.7亿美元,其中:出口2580.8亿美元,进口2649.0亿美元,进出口逆差68.2亿美元,实现了贸易赤字。由于外资利润汇出,经常收支顺差在贸易收支顺差的下方,1991年-2002年中国累计货物贸易顺差2863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1248亿美元,货物顺差的43.59%用于弥补收益逆差。经常收支呈现加速下滑趋势,由于受世界市场容量限制,中国每年吸收的直接投资增长已经逐渐减速,如果现有曲线继续延伸,到2009年左右,利润汇出会超过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趋向停滞还不代表危机立刻开始,由于RMB与美元挂钩,实际上固定汇率,RMB的利率又高于美元,风险小,收益高,于是吸引大量游资涌入,RMB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长。2004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4706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673亿美元,而公布的1-2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83.19亿美元,也就是说,1-6月有约500亿美元的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中国央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30多亿人民币来买进超过4亿的美元。RMB升值的压力,掩盖了经常收支的顺差收窄,甚至赤字的实态。这些新增货币并不满足于在银行里吃利息,又大量流向易于收益的行业,如房地产、各种基建项目、形象工程,及2008年奥运特需。房地产异常火暴,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向房地产流动,包括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积极向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的风险和收益远比发展高科技优越。房地产又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又使汽车等高级消费猛升,中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切与危机爆发前的东亚诸国非常相似。
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普通人的购买力,空前的繁荣是靠银行贷款支撑的。截至2004年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已投资约8800亿,其中银行贷款占了7200亿,投资规模上升势头凶猛,不良贷款率日益上升,在广东、上海等省市,住宅空置率达45%到60%,广东省住宅空置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积压资金1000亿以上,前几年通过四大金融管理公司把不良资产、呆坏帐剥离后,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债率又恢复至30%以上。金融不安显现,宏观调控,收紧信贷。但是,却调控不了外资银行,外资乘机填补真空。外资银行不需要担心金融风险,即使泡沫破裂,可以靠IMF出面追回债权。中国有异常高的储蓄率,达40%以上,即使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很高,存款仍然快速增长,使银行能够承受超常的不良债权。这是政府信用和普通民众缺乏社会保险的结果。但现在银行股份制改造,私有化,推向市场,政府滥用信用,在教育产业化、下岗等运动中贪小利,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表面上繁荣昌盛的社会,基础已经被侵蚀的差不多了
中国经济积蓄了大量的泡沫,只欠导致泡沫破裂的直接诱因。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中国加入“水际制造业”的竞争和日元贬值。中国的人肉机器虽然没有国外强有力的竞争,印度虽是候补的竞争者,但劳动力素质低,约一半是文盲。看起来情况不错,但中国自身的劳动力供应却趋向枯竭了,见图5。


图5 2010年中国人口构造

由于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比例失调。而且新生的独生子女一度被称为“小皇帝”,娇生惯养,没有上代人勤勉。到2010年前后,第一批独生子女步入30岁,成为劳动力的主体时,由于廉价而又勤劳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中国的国力可能急速衰竭。现在民工荒已经显现,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政府被迫酝酿延长退休年龄。
“水际制造业”虽然使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脱离了工业化的轨道,大部分人口被排除于工业化进程之外,没有消费能力,但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却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中国有13亿人口,就是这百分之几的人口,绝对数字非常庞大,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世界工业人口的比例,资源紧张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日本加紧压迫RMB自由浮动,资本项目下自由流动。中国的上层社会也需要把资产向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地方转移,金融自由化是大势所趋。1997年,中国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避免了危机。但现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削弱,信用远不如昔。各地方已逐渐与国外资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圈,与中央博弈,地域之间是相互竞争而非合作关系。没有基干产业,犹如无根草木的中国经济在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下,前途会怎样?


第十节 历史轮回,建立新型共荣圈

“日本提供大型高级技术和资本,韩国提供中型技术和资本,中国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提供资源”,建立垂直分业优势互补的环日本海经济圈,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行日本工业标准,最终东亚“共荣”。这是日本的发展战略,符合“先富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的发展战略,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无尽藏的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大循环。


图6 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

图6是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日本对中国出口5万亿日元,进口7.7万亿日元,贸易赤字2.7万亿日元。如果包含香港的转口贸易,贸易大体平衡。日本输出的品目,电气机器(26.8%)、一般机械(20.9%)、化学制品(12.5%)、金属及制品(10.5%),合计占全体的7成。电气机器的约4成是半导体,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等占了很大比重,是中国不能或很难生产的基本配件和材料。机械类的输出比重高,是由于直接投资上升的结果。另一方面,日本的输入产品:机械机器(33.5%)、纤维制品(25.6%)、其它(17.6%)、食品(9.5%),合计86.5%。机械机器的内容是办公机械、音响、电视等,大多是基本配件输出,运到中国组装后重新输入日本的。其它类是家具、旅行用品、手提包等,与纤维制品一样,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资源密集型产品。
中日贸易关系,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品继续增大输入外,机器设备、基本配件和材料等出口,在中国加工成制品,再逆输入。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互补关系。即使是食品输入,也是日本提供技术的开发型逆输入。由于这种逆输入,使中日贸易实际上是日本企业间的“日-日”贸易,占全体贸易的约60%。
“日-日”贸易也引发了贸易摩擦,2001年中国输入农产品争端,及随后的纺织品争端。都是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与留在日本的本土企业间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协商,自主规制解决,民族主义者不断拿这些贸易纠纷大作文章,却不知道这些争端根本和中国没有关系。
日本提供资金技术,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工业层次上垂直分工,相互间互利互惠,讲求双赢的贸易关系。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30年代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以电气、化学等为中心的重要发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大幅扩张。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工产业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从科学技术,举国经济总体战等角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被称为最初的现代战争。坦克和飞机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参战各国则努力对它们进行技术改良和性能提升。这些技术,战后被应用于汽车产业和车辆产业等一般产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要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美国、日本的生产力显著增强。战后工业国家的原有工业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复兴,表面上看当然是大好事,但由于国界的分割和消费能力受限于私有制,从全球来看,生产力扩张酿成了世界性的生产过剩。
1929年,纽约的股票市场暴落,大恐慌及30年代的持续的不景气,它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是从来未有的。以前的经济危机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很快自动的达到供需平衡,自动恢复景气。但这次却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的一干二净,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释放危机的外部空间。为了从危机中解脱出来,欧洲诸国与各自的殖民地结成区域经济体。自国商品优先销售,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和劳动力由宗主国垄断利用,名义上却是共存共容,互利互惠。美国与自己的殖民地和拉美加拿大等结成事实上的区域经济体。德国、意大利等没有殖民地或很少的国家,不能结成有效的区域经济体,而日本虽然拥有朝鲜半岛、台湾、撒哈林南部及南洋诸岛等殖民地,但天然资源不多。于是德意日要结成轴心国重新划分殖民地,德国是“生存空间”,日本是“大东亚共荣圈”,在日本海的对岸,建设事实上的殖民地满州国。
当时日本由于劳动保护立法,劳动时间缩短和工资上升,纺织业向工资低廉的中国转移,在中华纺织急速发展,1918年24万锭,1919年33万,1920年达到87万。在中国现地进行棉丝生产的三井物产,一战前就开始了。在华纺大量向美国出口,换取外汇发展重工业,再进一步强化军事机器。英美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些外资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权相结合,划分势力范围,获取垄断利润。2、30年代的中国是英美日三国同盟的共同殖民地,为它们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经济非常繁荣,是黄金十年。随着日本的势力增强,想夺取更多的份额,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三个新兴工业国的扩张最终导致了血流漂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战争结果如何,第三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究竟是旧殖民老爷取胜还是新兴的军阀得志,都不能改变被剥削的事实,只是在剥削方式和程度上有微小的调整。要想打破这个规则,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
中国独立、工业化、去工业化,几十年的历史画了个圈,又回到了提供资源和劳动力的被支配地位。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是被武力胁迫,这次却是心甘情愿。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正像机器一样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后送往日本及国外。换回来花花绿绿的印刷品叫做外资,换回来的奢侈消费品供少数人享用。对于全体国民来说,可消费的资源事实上减少了,所以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也住不起房子,没有养老和各种保障。国民的普遍教育没有了,岗位培训没有了,生产知识体系瓦解了,剩下的只是积极性高涨的人肉机器,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憧憬着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十一节 问世间钱是何物?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这些迅速建立的开发区,再分头流向各个流水线旁的工作岗位。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的消耗量也越来越高,虽然公路越来越多,但超载现象还是压垮了路基和桥梁......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工厂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很难把许多社会现象同“增长”联系起来,工资确实在缓慢增加,却始终跟不上物价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大学生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被医院的高收费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整个国家不断在外交上让步......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繁荣为何不带来富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汇储备超过47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年均增长8%,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一枝独秀……。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最后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一切用钱衡量,挣到钱的就是好猫,没有利润的事情就是无谓的浪费。
既然挣钱成了唯一的经济指标,我们倒要问问世间钱是何物?是金银财宝吗,那么当年的大清帝国忠实地履行了发展是硬道理,凭借自己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GDP占到世界总GDP的30%,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金本位银本位,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
今天,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元英镑都与黄金脱钩,纯粹是西方政府凭信用发行的符号,RMB从来就与金银无关。各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货币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实态,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创造无穷的生产力,只受限于可以得到的天然资源。至于货币,既然只是产品分配及调整机器运行的手段,自然退化为符号,与财富无关。国家的财富是自然资源和能够创造和使用机器的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的国民。
历史轮回,中国又走上了以挣钱为硬道理的发展道路。人均GDP在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三农问题,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环境污染……。改革开放极大调动了积极性,一天干十余小时司空见惯,为什么干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原因是把自国的资源和人力往国外运,多运多得,极大调动了积极性,而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GDP的增长对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国家反映的是资源流入,落后国家反映的则是资源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换来的高级产品,只用来奢侈消费,并没有用来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反而还破坏了民族的独立性,学生在教育产业化中失学,熟练工人在下岗运动中死于贫病,基干产业彻底瓦解。
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吗?如果辛苦挣来的钱必须去购买西方以垄断价格出售的工业物资,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钱只是在我们的手中打个转而已,不是自己的财富。如果挣了钱,买房子置了家当却没有力量捍卫,也不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远没有大同。历史上的大清和民国不用说了。现在,虽然武力热战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台湾是个问题),但斗争却一刻不停,方式更加邪门离谱,轻轻一点鼠标,几十年积攒的货币,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还欠上还不清的债。依附型的中国经济,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吗?
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到:日本要维持与中国20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青人需要具备创造20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教育产业化,改制下岗,进一步调动个人积极性。百年前,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能够打败钢铁,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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