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远帖》的遭际看文物收藏的春天
徐建融
书画文物的收藏,历来是政治兴衰的晴雨表,所以,唐代的张彦远明确表示:“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也。”这一点,从《伯远帖》的遭际,尤其可以看得清楚。
《伯远帖》是东晋王王旬的真迹,与唐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米芾临王献之《中秋帖》于康乾盛世时并藏于清内府,乾隆帝特加宝爱,将三帖庋于养心殿书斋,命名为“三希堂”,也就是三件希世珍宝的意思。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王旬《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王旬、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这一事件不啻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文物收藏的春天从此到来了!果然,从此之后,我国的文博事业、公私收藏蒸蒸发达、欣欣向荣,体现了一派盛世的气象。其间,虽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曲折,但从总体上看,它的繁荣兴旺,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更达到了高潮。
如今,三希中的二希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另一希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两岸同胞、尤其是文博收藏界的同行,亟盼祖国统一,延津剑合!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