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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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凯先生以其独特的中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成果，在有欧美国家50多位学者参加的激烈竞争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苛获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委员会博士后奖学金，总额在5万加元，成为惟一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但他的爱情的婚姻却像“泰坦尼克”号一点点下沉，最扣完全沉没在安大略那美丽迷人的湖泊中。
1998年初，胡世凯放弃了在多伦多大学任客座教授的丰厚条件，告别了年幼的女儿的年迈的母亲，毅然回国，目前在南开大学法律系任教授和系主任。
1998年年末，我在南开大学的职工宿舍里，采访了胡博士。胡博士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了他情陷多伦多的感伤经历……
初恋
1984年，我在安徽大学法律系取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安徽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两年后，组织决定派我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
我30多岁了，仍旧单身。出国前夕，父母、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为我的婚事着急，给我介绍顾不少年轻女孩，可我却没有看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1986年的夏天，我回到安徽老家准备出国事宜。有一天，一位好友拉我去剧场看歌舞演出。那天晚上的节目很精彩，尤其是一位女演员的独唱，使我怦然心动。散场后，我的朋友拉我到后台，说那个独唱女演员是他的远房表妹，非要我见见不可。
“这是我表妹季蕊，”他给我们双方介绍说：“这是我跟你提过的大名鼎鼎的胡世凯……”
女孩闪动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热情地望着我。卸了妆的她，显得更年轻更清纯。我们一见如故，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她是云南省艺术学院音乐系三年级的学生，那年才岁。她早就从我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很想结识我，朋友拉我去看演出，也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一下子使我内心深处涌起了最美好的感觉。我没在想到啊，真正的爱情，会在我38岁这一年，在见了解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后突然降临。
我把她到家里拜见我的父母家人，并介绍说：“这就是我的未发婚妻。”
我母亲对她却很冷淡。母亲认为，文艺圈的女孩子过于浪漫和轻浮，加上对季蕊一派新潮的打扮看不惯，觉得她不适合做我的妻子。家里几乎所有有人都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反对我和季蕊相爱，姐姐断然说：我的择偶标准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将来一定要吃苦头的。
我已深深迷恋上了季蕊，谁反对我都听不进去。
1986年9月10日，我以国家教委公派到加拿大作为期一年的访问者身份，启程去了多伦多大学。
刚出国的日子，我和季蕊书信来往非常频繁，她给我来的信更多，平均一星期一封信，4年时间，加起来在100多封吧。她还给我寄录音带，声泪俱下地诉说对我的思念，还在她唱的思念歌曲、获奖歌曲。她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她的美声法获得过云南省业余组的第一名。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情感变得冷静了，观念变现实了。我对是否要和她结婚这件事发生了动摇。如果不出国，我一定会和她结婚。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在国外完全靠只身奋斗，举目无亲，太太要承担朋友、生活伴侣、事业伙伴等多重角色，对丈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就变得格外重要。天真烂漫的季蕊能胜任一个学者妻子的角色吗？我的确没在把握了。
远在国内的季蕊觉察出我的冷淡和犹豫，信和录音带来得更频繁了。我终于被她的执著和坚贞感动了。我开始给她办理出国手续，让她以未婚妻身份办签证，没批下来。季蕊很有办法，在我末在国内的情况下，费尽周折，办妥了结婚证书，签证很快就批下来了。
1990年5月14日的深夜，季蕊乘坐的国际航班在多伦多机场降落。她袅袅婷婷地从机场大厅朝我奔来，我发现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衣着名牌，浑身散发着一个成熟女人的迷人魅力。
她兴奋地说：“我终于到加拿大了。”
在她来之前，我已在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宿舍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条件很不错，卫生间、厨房、阳台应大尽有，她在阳光明媚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地看个没够：“我们这个家真是不错！”
我们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甜蜜的蜜月。我带着她到著名的安大略湖游览，拍了许多优美的照片。那是我最放松、开心的时候，我有了年轻、可爱、漂亮的妻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情殇
温馨甜蜜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季蕊就流露出厌烦的情绪。
1988年原9月开始，我就进入博士学位的学习，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我要争取全额奖学金，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蜜月一完，我又一头扎进学业里，不敢在丝毫懈怠。季蕊开始抱怨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你一月就这么一点生活费，我们过得太寒酸了，我没想到跟你在国外，还没在我在大陆有钱、过得开心。”出国前，她从音乐学院一毕业，就分配到一所职业中学当音乐老师。时间很充裕，每天晚上就到歌舞厅或夜总会去演唱，收入和小费非常高。
我想她们太清闲了，便给她报名到安大略新移民英语班学习英语。我对她说，“你先把语言关过了，然后再到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你的音乐天赋这么高，将来一定有很好的发展。”可她听不进去，也学不进去。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她将出国前寄给我的录音带都洗掉了，信也烧了，。我送给她的项链也转送给了别人，他不再崇拜我：“国外不比国内，这里博士大把抓，没什么了不起了。”
一年后，女儿出生了。生女儿前，我和她的关系相当紧张，她对我最不满意的是，我每天都要在图书馆呆到深夜才回家，不关心她。她因腹中的胎儿太大，应做剖腹产。国外的惯例妻子生产时，丈夫要在一旁陪着。她生产时那么痛苦，我心疼极了。那一刻，我对她的所有抱怨，都烟消云散了。医院的伙食全部免费，非常干净。季蕊却不喜欢吃西餐，我就在家做中餐给她送到医院，天天如此。几天后，我看她睡着了，就拿出书来看。可她睁开眼看见我在看书，就大发雷霆：“到这会儿你还看得进书？你心里还有没在我和女儿？”护士都惊得跑过来，捉不懂我们究竟为什么大吵大闹。
女儿刚刚满月，有一天，夜很深了，还不见她的人影，也没有留言和电话。我心急为燎，一边抱着女儿，一边焦急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在这之前，她是从来不晚上出去的。深夜两点钟，她才回到家。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以后，她每天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到深夜两点才回来。
后来，她才跟我说，她用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私房钱，又找多伦多的朋友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家酒吧，自己当了老板。我非常震惊、愤怒。女儿这么小，我的学业负担这么重，她都不管，为了享受为了钱，她什么都有敢做。我请求她不要去了，要工作等女儿稍大些，再去开店不迟。
她不答应，坚持去。我所愤极了，问她：“到底是要孩子要家庭，还是要钱？”
她那对漂亮的黑眼睛，冷得像一潭冰水。她头一昂，道：“要钱。”
我的心一顿时跌进了谷底。
一天深夜，她回到家来，说看看女儿还要走。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得了感冒，高烧不退。我看着她梳洗打扮后，又要驾车离去，就求她不要去了，在家照顾一下女儿。她拿起皮包，不耐烦地说：“不是有你在吗？我店里生意忙着呢？”
我愤怒地吼道：“你还像个母亲吗？除了钱，你还爱什么？”
我们都失去理智了，脸对脸地大吵在闹，她推搡我的时候，非说我打了她，然后就打电话报警。警察很快就开着警车直到了，不由分说，就给我戴上手铐。警车“呜呜呜”的叫声，刺破多伦多大学宁静的夜空，听上去格外使人心悸。长到40多岁，从来遵纪守法，不曾想在国外，我倒要受铁窗之苦了。
当天夜里，没有人来保释，我就在监狱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他花1000加元保释出去了。
回到家，家里一片狼藉。季蕊和女儿都不知去向。后来，我才从朋友那里得知，我入狱的第二天早晨，她就抱着女儿、带着行李离家，求教助于多伦多的妇幼安置所。
那里条件很不好，无法呆下去，她硬着头皮给我打电话，要我接她回安。我马上把她们母女接回了家。
我当时是“虐妻罪”的被告，因各种原因，一直未来得及开庭判决。我的心一直惴惴不安，只要宣判罪名成立，我的事业前程将毁于一旦。季蕊也后悔当初不该报警。她说：“当时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只想吓唬吓唬你！”她到警察局要求撤诉，可人家不答应，照样开庭。幸运的是，开庭那天检察官有事未到，我的罪名自然不成立了，撤诉成了自然的结果。
就在我和她闹着家庭纠纷的时候，我参加了全加拿大最高档次的学术会议。在会上，我宣讲论文非常成功。当时，温哥华、哥伦比亚等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都听了我的演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多伦多的一家很权威的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论文，并规定了交稿的时间。但因我的家庭麻烦，耽搁了近一年时间，不但论文上眼看夭折，连学业也濒临荒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把母亲接到的多伦多，让母亲来照顾女儿，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母亲到加拿大一个月，我的论文就全部完成了。但交稿时间已过，没能出版，我又投到美国的一个权威杂志，立即被选用了。美国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些权威作者和我成了朋友。
回国
母亲来到加拿大的一个星期后，季蕊却不辞而别。母亲很感意外。我想她可能又去她的酒吧了。事实果真如此，没过几天，她就搬走了她的全部东西，彻底离开了家，在外面给自己租了一套房子。这时，她已经收回了酒吧的全部投资，还清了债务。她终于在多伦多艰苦创业成功。
1992年的冬天，在我的记忆中，多伦多格外寒冷。季蕊打电话约我到她的酒吧，谈与我分居的事情。季蕊说：“我等不及做教授零夫人，我还年轻，我更渴望过富于刺激、享受的生活，希望你原谅我……”
我抑制住难过和悲伤，对她说：“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你有这个权利，我不会阻拦你的。”
几年后，季蕊在多伦多发了财，在富人区买了带游泳池的房子，还花4万多加元买空了一辆豪华轿车，终于过上她梦寐以求的富人生活。几年间，她也交了几个男朋友，有洋人，有香港人，但最终没有他们身上找到她的事情归宿。
1994年，我获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同年10月，我以独特的中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成果，在有50多位学者参加的竞争中，以第一名获得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及人方研究委员会的博士后奖学金，总额5万多加元。那天，我和母亲及女儿在多伦多大学校园里幸福地合影留念，年迈的母亲，那一天笑得最开心。她说那是她最幸福的一天。
季蕊得知我的情况后，后悔和我分居了，她想回到我身边。我们分居好多年，迟迟没在历代理离婚手续，完全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可以承爱失败，但不能委屈求全，因为我是男人。经过很长时间思考，我决定回国，走出旧情感的阴影，用自己全部的知识报效祖国，也为了寻找自已情感的新天地。
回国之前，我们了断了名存实亡的婚姻。季蕊和我一样，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冷静而客观了，面对离婚，我们都心平气和，彼此祝福，像一对朋友。
毕竟，我们真诚地相爱过
但他的爱情的婚姻却像“泰坦尼克”号一点点下沉，最扣完全沉没在安大略那美丽迷人的湖泊中。
1998年初，胡世凯放弃了在多伦多大学任客座教授的丰厚条件，告别了年幼的女儿的年迈的母亲，毅然回国，目前在南开大学法律系任教授和系主任。
1998年年末，我在南开大学的职工宿舍里，采访了胡博士。胡博士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了他情陷多伦多的感伤经历……
初恋
1984年，我在安徽大学法律系取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安徽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两年后，组织决定派我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
我30多岁了，仍旧单身。出国前夕，父母、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为我的婚事着急，给我介绍顾不少年轻女孩，可我却没有看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1986年的夏天，我回到安徽老家准备出国事宜。有一天，一位好友拉我去剧场看歌舞演出。那天晚上的节目很精彩，尤其是一位女演员的独唱，使我怦然心动。散场后，我的朋友拉我到后台，说那个独唱女演员是他的远房表妹，非要我见见不可。
“这是我表妹季蕊，”他给我们双方介绍说：“这是我跟你提过的大名鼎鼎的胡世凯……”
女孩闪动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热情地望着我。卸了妆的她，显得更年轻更清纯。我们一见如故，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她是云南省艺术学院音乐系三年级的学生，那年才岁。她早就从我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很想结识我，朋友拉我去看演出，也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一下子使我内心深处涌起了最美好的感觉。我没在想到啊，真正的爱情，会在我38岁这一年，在见了解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后突然降临。
我把她到家里拜见我的父母家人，并介绍说：“这就是我的未发婚妻。”
我母亲对她却很冷淡。母亲认为，文艺圈的女孩子过于浪漫和轻浮，加上对季蕊一派新潮的打扮看不惯，觉得她不适合做我的妻子。家里几乎所有有人都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反对我和季蕊相爱，姐姐断然说：我的择偶标准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将来一定要吃苦头的。
我已深深迷恋上了季蕊，谁反对我都听不进去。
1986年9月10日，我以国家教委公派到加拿大作为期一年的访问者身份，启程去了多伦多大学。
刚出国的日子，我和季蕊书信来往非常频繁，她给我来的信更多，平均一星期一封信，4年时间，加起来在100多封吧。她还给我寄录音带，声泪俱下地诉说对我的思念，还在她唱的思念歌曲、获奖歌曲。她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她的美声法获得过云南省业余组的第一名。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情感变得冷静了，观念变现实了。我对是否要和她结婚这件事发生了动摇。如果不出国，我一定会和她结婚。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在国外完全靠只身奋斗，举目无亲，太太要承担朋友、生活伴侣、事业伙伴等多重角色，对丈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就变得格外重要。天真烂漫的季蕊能胜任一个学者妻子的角色吗？我的确没在把握了。
远在国内的季蕊觉察出我的冷淡和犹豫，信和录音带来得更频繁了。我终于被她的执著和坚贞感动了。我开始给她办理出国手续，让她以未婚妻身份办签证，没批下来。季蕊很有办法，在我末在国内的情况下，费尽周折，办妥了结婚证书，签证很快就批下来了。
1990年5月14日的深夜，季蕊乘坐的国际航班在多伦多机场降落。她袅袅婷婷地从机场大厅朝我奔来，我发现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衣着名牌，浑身散发着一个成熟女人的迷人魅力。
她兴奋地说：“我终于到加拿大了。”
在她来之前，我已在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宿舍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条件很不错，卫生间、厨房、阳台应大尽有，她在阳光明媚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地看个没够：“我们这个家真是不错！”
我们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甜蜜的蜜月。我带着她到著名的安大略湖游览，拍了许多优美的照片。那是我最放松、开心的时候，我有了年轻、可爱、漂亮的妻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情殇
温馨甜蜜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季蕊就流露出厌烦的情绪。
1988年原9月开始，我就进入博士学位的学习，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我要争取全额奖学金，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蜜月一完，我又一头扎进学业里，不敢在丝毫懈怠。季蕊开始抱怨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你一月就这么一点生活费，我们过得太寒酸了，我没想到跟你在国外，还没在我在大陆有钱、过得开心。”出国前，她从音乐学院一毕业，就分配到一所职业中学当音乐老师。时间很充裕，每天晚上就到歌舞厅或夜总会去演唱，收入和小费非常高。
我想她们太清闲了，便给她报名到安大略新移民英语班学习英语。我对她说，“你先把语言关过了，然后再到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你的音乐天赋这么高，将来一定有很好的发展。”可她听不进去，也学不进去。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她将出国前寄给我的录音带都洗掉了，信也烧了，。我送给她的项链也转送给了别人，他不再崇拜我：“国外不比国内，这里博士大把抓，没什么了不起了。”
一年后，女儿出生了。生女儿前，我和她的关系相当紧张，她对我最不满意的是，我每天都要在图书馆呆到深夜才回家，不关心她。她因腹中的胎儿太大，应做剖腹产。国外的惯例妻子生产时，丈夫要在一旁陪着。她生产时那么痛苦，我心疼极了。那一刻，我对她的所有抱怨，都烟消云散了。医院的伙食全部免费，非常干净。季蕊却不喜欢吃西餐，我就在家做中餐给她送到医院，天天如此。几天后，我看她睡着了，就拿出书来看。可她睁开眼看见我在看书，就大发雷霆：“到这会儿你还看得进书？你心里还有没在我和女儿？”护士都惊得跑过来，捉不懂我们究竟为什么大吵大闹。
女儿刚刚满月，有一天，夜很深了，还不见她的人影，也没有留言和电话。我心急为燎，一边抱着女儿，一边焦急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在这之前，她是从来不晚上出去的。深夜两点钟，她才回到家。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以后，她每天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到深夜两点才回来。
后来，她才跟我说，她用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私房钱，又找多伦多的朋友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家酒吧，自己当了老板。我非常震惊、愤怒。女儿这么小，我的学业负担这么重，她都不管，为了享受为了钱，她什么都有敢做。我请求她不要去了，要工作等女儿稍大些，再去开店不迟。
她不答应，坚持去。我所愤极了，问她：“到底是要孩子要家庭，还是要钱？”
她那对漂亮的黑眼睛，冷得像一潭冰水。她头一昂，道：“要钱。”
我的心一顿时跌进了谷底。
一天深夜，她回到家来，说看看女儿还要走。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得了感冒，高烧不退。我看着她梳洗打扮后，又要驾车离去，就求她不要去了，在家照顾一下女儿。她拿起皮包，不耐烦地说：“不是有你在吗？我店里生意忙着呢？”
我愤怒地吼道：“你还像个母亲吗？除了钱，你还爱什么？”
我们都失去理智了，脸对脸地大吵在闹，她推搡我的时候，非说我打了她，然后就打电话报警。警察很快就开着警车直到了，不由分说，就给我戴上手铐。警车“呜呜呜”的叫声，刺破多伦多大学宁静的夜空，听上去格外使人心悸。长到40多岁，从来遵纪守法，不曾想在国外，我倒要受铁窗之苦了。
当天夜里，没有人来保释，我就在监狱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他花1000加元保释出去了。
回到家，家里一片狼藉。季蕊和女儿都不知去向。后来，我才从朋友那里得知，我入狱的第二天早晨，她就抱着女儿、带着行李离家，求教助于多伦多的妇幼安置所。
那里条件很不好，无法呆下去，她硬着头皮给我打电话，要我接她回安。我马上把她们母女接回了家。
我当时是“虐妻罪”的被告，因各种原因，一直未来得及开庭判决。我的心一直惴惴不安，只要宣判罪名成立，我的事业前程将毁于一旦。季蕊也后悔当初不该报警。她说：“当时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只想吓唬吓唬你！”她到警察局要求撤诉，可人家不答应，照样开庭。幸运的是，开庭那天检察官有事未到，我的罪名自然不成立了，撤诉成了自然的结果。
就在我和她闹着家庭纠纷的时候，我参加了全加拿大最高档次的学术会议。在会上，我宣讲论文非常成功。当时，温哥华、哥伦比亚等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都听了我的演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多伦多的一家很权威的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论文，并规定了交稿的时间。但因我的家庭麻烦，耽搁了近一年时间，不但论文上眼看夭折，连学业也濒临荒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把母亲接到的多伦多，让母亲来照顾女儿，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母亲到加拿大一个月，我的论文就全部完成了。但交稿时间已过，没能出版，我又投到美国的一个权威杂志，立即被选用了。美国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些权威作者和我成了朋友。
回国
母亲来到加拿大的一个星期后，季蕊却不辞而别。母亲很感意外。我想她可能又去她的酒吧了。事实果真如此，没过几天，她就搬走了她的全部东西，彻底离开了家，在外面给自己租了一套房子。这时，她已经收回了酒吧的全部投资，还清了债务。她终于在多伦多艰苦创业成功。
1992年的冬天，在我的记忆中，多伦多格外寒冷。季蕊打电话约我到她的酒吧，谈与我分居的事情。季蕊说：“我等不及做教授零夫人，我还年轻，我更渴望过富于刺激、享受的生活，希望你原谅我……”
我抑制住难过和悲伤，对她说：“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你有这个权利，我不会阻拦你的。”
几年后，季蕊在多伦多发了财，在富人区买了带游泳池的房子，还花4万多加元买空了一辆豪华轿车，终于过上她梦寐以求的富人生活。几年间，她也交了几个男朋友，有洋人，有香港人，但最终没有他们身上找到她的事情归宿。
1994年，我获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同年10月，我以独特的中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成果，在有50多位学者参加的竞争中，以第一名获得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及人方研究委员会的博士后奖学金，总额5万多加元。那天，我和母亲及女儿在多伦多大学校园里幸福地合影留念，年迈的母亲，那一天笑得最开心。她说那是她最幸福的一天。
季蕊得知我的情况后，后悔和我分居了，她想回到我身边。我们分居好多年，迟迟没在历代理离婚手续，完全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可以承爱失败，但不能委屈求全，因为我是男人。经过很长时间思考，我决定回国，走出旧情感的阴影，用自己全部的知识报效祖国，也为了寻找自已情感的新天地。
回国之前，我们了断了名存实亡的婚姻。季蕊和我一样，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冷静而客观了，面对离婚，我们都心平气和，彼此祝福，像一对朋友。
毕竟，我们真诚地相爱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