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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学的讲演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代表了两大古老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的接触始于古代犹太人流散进入中国之时。自那时起,中国成了一度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上千年的交往中友好相处,互相帮助,谱写了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开封社团同化之谜
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朝,甚至在周朝就已来到中国,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或迹象。不过,直到宋朝,在开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关于该社团的记录是最为全面和充分的,正因为此,在涉及犹太人在古代中国这一课题时,人们一般选择开封犹太社团作为一个典型。
历经十多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开封犹太社团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因此,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衰,特别是其同化的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几百年来引出了无数的争论。我以为,若将开封犹太社团与同一时期作为犹太人活动中心的欧洲犹太社团作一比较研究,我们便可看出,导致开封犹太社团同化的具体原因虽然很多(与外族通婚,参加科举,改用汉文姓名,习用汉语等等),但其本质性原因实在只有两条:一是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它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
中国历代王朝都在异族人不干预中国内部政治的前提下倡导“中外一体”,对异族采取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政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纷争,但各民族之间的共处融合一直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许多特征,而少数民族也吸收了汉族的许多特征,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犹太人一来到中国,中国的统治者就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以后历朝统治者也都遵循这一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你只要经营有方,生财有道,同样可以成为巨商豪富;你只要刻苦攻读孔孟之书,循科举之路,同样可以当官掌权;你只要取得成绩,建立功业,同样可以获得各级官员乃至皇帝的奖励和恩赐。而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受到歧视,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同化”,就是指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欧洲犹太人在客居地始终难以取得与主体民族和宗教同等的地位,因而自然难以与客居地主流社会和文化趋于相同。相反,开封犹太人则一直享有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均享有的相同的待遇,因而自然而然走上相同的发展之路也就不奇怪了。
17世纪后,清王朝逐渐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就使开封犹太人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开封的最后一位犹太拉比去世后,就无法再找到新的拉比;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洪水冲垮后,后辈们竟不知如何修建新会堂;由于与其它地方的犹太人没有联系,开封犹太人逐渐放弃族内通婚的传统,开始与汉、回等族通婚。实际上,开封犹太社团在最后的几百年里对外部犹太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传统日渐淡薄,整个社团的犹太特征逐渐消失,以至完全脱离了犹太文明发展的主流,因而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
离乱下的“上海模式”
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1840年后,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人最终被同化之时,新的犹太移民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到1940年前后,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
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犹太社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犹太社团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跃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它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部分组成,而且还因为它开展了广泛而十分成功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而且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三万,形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社团有着自己的办事处、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刊物、活跃的政治团体(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锡安主义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犹太部队。
因此,通过对上海犹太社团的典型剖析,我们可以找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诸多共性因素。如: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成为一个热点,还因为上海救助了数万犹太难民。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因种种复杂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
纳粹不仅在欧洲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也威胁着上海犹太人的生存。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占领当局抓捕在上海的所有犹太人,并建立三个集中营关押屠杀他们。虽然这个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日本占领当局于1943年2月在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纳粹德国的不断施压以及日本对犹政策的反复无常,使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整整四年中都处于前途未卜、有时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幸的是,最终几乎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包括中欧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都熬过大战而幸存了下来,靠的是团结互助和世界各地犹太人以及中国人民的帮助。
反犹主义难以容身
尽管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定居,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
其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两种文明都相当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虽然他们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异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却一以贯之,从没改变过。在一块1489年建立的石碑上,开封的犹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这些都是反犹主义思潮没有能够影响中国民众的深层原因。
其三,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历经磨难。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当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之时,有近3500万中华儿女伤亡。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一些地方的反华行动,如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反华暴行,与在欧洲蔓延多个世纪的反犹恶行极其相似。这一遭受迫害、屠杀的相同经历,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
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总的来看,来华犹太人对中国文化没有像对欧洲基督教文化那种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而是抱着友好、亲近的感情,愿与中国文化交流乃至交融。1840年以后,中国境内中犹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友好和交融,而非敌对和碰撞,虽然有少数犹商的活动曾损及中国百姓的利益,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西方殖民主义特征,而非犹太质素所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犹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的信中写道:“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最近发现的资料表明,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先生,是最早向犹太人签发签证,帮助他们逃离大屠杀的外交官之一。另外一些新发现的文件显示:在1939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曾计划在云南省辟出一片土地,用以安置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最终未能实行。从1937年到1941年,当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时候,许多上海人自己也是难民。尽管如此,上海人民还是尽其所能给予犹太难民各种形式的帮助。1943-1945年,在虹口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中,犹太难民和他们的中国邻居同甘共苦,共同的磨难将双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同样,在华犹太人也曾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和抗日斗争。许多犹太朋友参加了抗日战争或地下抵抗运动,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铭记着他们的名字。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双枪科亨),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1922-1925年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继续在华工作,成为中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将军,曾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医生,是1939年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离沪参加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现在,几乎所有到以色列访问的中国人都要到他的墓前献花。还有一些犹太朋友加入了中国籍,直到今天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如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付莱、魏路丝、叶华等。
走向世界的“中国犹太人”
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华犹太人的离去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政治因素,说他们都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更是片面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
1945年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1949年后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情况,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在华犹太人的状况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曾经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想谈三点看法。首先,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华犹太人的离去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政治因素,说他们都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更是片面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具体原因又是不一样的。其次,在文革前的17年,仍然有许多犹太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上海“犹联”这一组织也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这是西方许多人不了解的。而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50多年来始终十分活跃且不断发展。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又有大批犹太人重返中国再图进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生活在中国的犹太居民又达到7000人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华发展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而且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那些陆续离开中国的犹太人来到世界各地的新定居处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虽然喜好、性格、职业等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与中国之间割不断的感情纽带。他们不忘在中国度过的难忘岁月,纷纷建立联谊组织,如美国的“上海犹太居民联谊会”、“黄包车联谊会”,以色列的“前中国居民协会”等,定期举行联谊活动,还出版各类刊物。这一“中国情结”已使他们成为促进中犹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促进中国和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促进中以、中美等双边关系继续前进的积极推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年的“中国犹太人”纷纷携子女重返故里寻根访友,参观旅游,有的还来华投资经商,参与到“故乡”新一轮大发展的热潮之中。在时隔30年之后的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勋爵再次造访故里,他写到:“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充满感激之情。”1985年他访问北京时会见了邓小平。他在大亚湾核电站投资数亿美元,被誉为该工程的“港方开拓者”。已故的肖尔・艾森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避难来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企业家。他积极在上海投资兴办企业,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就是他投资建立的。他生前大力支持的浦东钻石交易所现已开张。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由工商业者、技术专家、外交官和留学生组成的新的犹太居民群体,而在回归后的香港,犹太社团也更显勃勃生机。
永远的学术和纪念热点
近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民族和宗教冲突日趋激化,新纳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再次抬头,“犹太人在中国”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作用和意义越发突出了。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犹太人在中国”的著述日渐增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题目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在1992年中以建交以后,讨论这一题目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关于这个课题的专著、影视片和各类展览也大量涌现。这次的“犹太人在中国”热不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且扩展到了公众传媒和影视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社会政治色彩。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首先是因为犹太民族史上的这东方一页在犹太学、汉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次则是因为这一题目又在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促进各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与文化融合、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民族和宗教冲突日趋激化,有人公然出来否认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再次抬头,这就使“中国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作用和意义越发突出了。
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在1993年访问上海时,代表以色列人民向上海在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提供避难地表达了诚挚的谢意。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参观了上海拉希尔犹太会堂。他在贵宾簿上写道:“一首诗曾说:‘死亡是从德国来的使节’。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与敬意。”2004年6月,以色列副总理奥尔莫特访华期间专程去哈尔滨祭扫了祖父母的墓地。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那段历史。上海市政府在虹口建立了二战犹太难民纪念碑,哈尔滨政府拨款修缮著名的犹太公墓,我所在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近年来推出了《犹太人在中国》、《犹太人在上海》等一系列著作。2000年4月,江主席在访以期间,多次赞扬中犹人民在历史上的深厚友谊,还专程去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敬献花圈,以缅怀包括来华犹太难民在内的大屠杀受害者。今天,当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展览会、研讨会、纪念会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之时,电影界也正在策划将这段历史拍成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故事片。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中华大地上谱写的中犹友谊篇章,将在后世人们的记忆中继续闪烁灿烂的光彩。
思想者小传
潘光，原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成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在犹太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犹太文明》、《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当代国际危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等十余部。
http://cul.sina.com.cn/p/2005-03-07/113912.html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代表了两大古老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的接触始于古代犹太人流散进入中国之时。自那时起,中国成了一度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上千年的交往中友好相处,互相帮助,谱写了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开封社团同化之谜
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朝,甚至在周朝就已来到中国,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或迹象。不过,直到宋朝,在开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关于该社团的记录是最为全面和充分的,正因为此,在涉及犹太人在古代中国这一课题时,人们一般选择开封犹太社团作为一个典型。
历经十多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开封犹太社团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因此,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衰,特别是其同化的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几百年来引出了无数的争论。我以为,若将开封犹太社团与同一时期作为犹太人活动中心的欧洲犹太社团作一比较研究,我们便可看出,导致开封犹太社团同化的具体原因虽然很多(与外族通婚,参加科举,改用汉文姓名,习用汉语等等),但其本质性原因实在只有两条:一是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它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
中国历代王朝都在异族人不干预中国内部政治的前提下倡导“中外一体”,对异族采取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政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纷争,但各民族之间的共处融合一直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许多特征,而少数民族也吸收了汉族的许多特征,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犹太人一来到中国,中国的统治者就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以后历朝统治者也都遵循这一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你只要经营有方,生财有道,同样可以成为巨商豪富;你只要刻苦攻读孔孟之书,循科举之路,同样可以当官掌权;你只要取得成绩,建立功业,同样可以获得各级官员乃至皇帝的奖励和恩赐。而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受到歧视,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同化”,就是指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欧洲犹太人在客居地始终难以取得与主体民族和宗教同等的地位,因而自然难以与客居地主流社会和文化趋于相同。相反,开封犹太人则一直享有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均享有的相同的待遇,因而自然而然走上相同的发展之路也就不奇怪了。
17世纪后,清王朝逐渐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就使开封犹太人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开封的最后一位犹太拉比去世后,就无法再找到新的拉比;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洪水冲垮后,后辈们竟不知如何修建新会堂;由于与其它地方的犹太人没有联系,开封犹太人逐渐放弃族内通婚的传统,开始与汉、回等族通婚。实际上,开封犹太社团在最后的几百年里对外部犹太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传统日渐淡薄,整个社团的犹太特征逐渐消失,以至完全脱离了犹太文明发展的主流,因而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
离乱下的“上海模式”
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1840年后,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人最终被同化之时,新的犹太移民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到1940年前后,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
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犹太社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犹太社团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跃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它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部分组成,而且还因为它开展了广泛而十分成功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而且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三万,形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社团有着自己的办事处、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刊物、活跃的政治团体(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锡安主义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犹太部队。
因此,通过对上海犹太社团的典型剖析,我们可以找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诸多共性因素。如: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成为一个热点,还因为上海救助了数万犹太难民。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因种种复杂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
纳粹不仅在欧洲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也威胁着上海犹太人的生存。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占领当局抓捕在上海的所有犹太人,并建立三个集中营关押屠杀他们。虽然这个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日本占领当局于1943年2月在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纳粹德国的不断施压以及日本对犹政策的反复无常,使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整整四年中都处于前途未卜、有时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幸的是,最终几乎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包括中欧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都熬过大战而幸存了下来,靠的是团结互助和世界各地犹太人以及中国人民的帮助。
反犹主义难以容身
尽管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定居,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
其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两种文明都相当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虽然他们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异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却一以贯之,从没改变过。在一块1489年建立的石碑上,开封的犹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这些都是反犹主义思潮没有能够影响中国民众的深层原因。
其三,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历经磨难。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当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之时,有近3500万中华儿女伤亡。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一些地方的反华行动,如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反华暴行,与在欧洲蔓延多个世纪的反犹恶行极其相似。这一遭受迫害、屠杀的相同经历,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
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总的来看,来华犹太人对中国文化没有像对欧洲基督教文化那种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而是抱着友好、亲近的感情,愿与中国文化交流乃至交融。1840年以后,中国境内中犹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友好和交融,而非敌对和碰撞,虽然有少数犹商的活动曾损及中国百姓的利益,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西方殖民主义特征,而非犹太质素所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犹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的信中写道:“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最近发现的资料表明,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先生,是最早向犹太人签发签证,帮助他们逃离大屠杀的外交官之一。另外一些新发现的文件显示:在1939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曾计划在云南省辟出一片土地,用以安置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最终未能实行。从1937年到1941年,当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时候,许多上海人自己也是难民。尽管如此,上海人民还是尽其所能给予犹太难民各种形式的帮助。1943-1945年,在虹口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中,犹太难民和他们的中国邻居同甘共苦,共同的磨难将双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同样,在华犹太人也曾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和抗日斗争。许多犹太朋友参加了抗日战争或地下抵抗运动,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铭记着他们的名字。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双枪科亨),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1922-1925年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继续在华工作,成为中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将军,曾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医生,是1939年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离沪参加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现在,几乎所有到以色列访问的中国人都要到他的墓前献花。还有一些犹太朋友加入了中国籍,直到今天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如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付莱、魏路丝、叶华等。
走向世界的“中国犹太人”
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华犹太人的离去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政治因素,说他们都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更是片面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
1945年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1949年后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情况,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在华犹太人的状况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曾经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想谈三点看法。首先,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华犹太人的离去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政治因素,说他们都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更是片面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具体原因又是不一样的。其次,在文革前的17年,仍然有许多犹太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上海“犹联”这一组织也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这是西方许多人不了解的。而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50多年来始终十分活跃且不断发展。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又有大批犹太人重返中国再图进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生活在中国的犹太居民又达到7000人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华发展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而且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那些陆续离开中国的犹太人来到世界各地的新定居处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虽然喜好、性格、职业等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与中国之间割不断的感情纽带。他们不忘在中国度过的难忘岁月,纷纷建立联谊组织,如美国的“上海犹太居民联谊会”、“黄包车联谊会”,以色列的“前中国居民协会”等,定期举行联谊活动,还出版各类刊物。这一“中国情结”已使他们成为促进中犹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促进中国和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促进中以、中美等双边关系继续前进的积极推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年的“中国犹太人”纷纷携子女重返故里寻根访友,参观旅游,有的还来华投资经商,参与到“故乡”新一轮大发展的热潮之中。在时隔30年之后的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勋爵再次造访故里,他写到:“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充满感激之情。”1985年他访问北京时会见了邓小平。他在大亚湾核电站投资数亿美元,被誉为该工程的“港方开拓者”。已故的肖尔・艾森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避难来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企业家。他积极在上海投资兴办企业,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就是他投资建立的。他生前大力支持的浦东钻石交易所现已开张。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由工商业者、技术专家、外交官和留学生组成的新的犹太居民群体,而在回归后的香港,犹太社团也更显勃勃生机。
永远的学术和纪念热点
近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民族和宗教冲突日趋激化,新纳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再次抬头,“犹太人在中国”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作用和意义越发突出了。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犹太人在中国”的著述日渐增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题目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在1992年中以建交以后,讨论这一题目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关于这个课题的专著、影视片和各类展览也大量涌现。这次的“犹太人在中国”热不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且扩展到了公众传媒和影视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社会政治色彩。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首先是因为犹太民族史上的这东方一页在犹太学、汉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次则是因为这一题目又在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促进各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与文化融合、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民族和宗教冲突日趋激化,有人公然出来否认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再次抬头,这就使“中国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作用和意义越发突出了。
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在1993年访问上海时,代表以色列人民向上海在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提供避难地表达了诚挚的谢意。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参观了上海拉希尔犹太会堂。他在贵宾簿上写道:“一首诗曾说:‘死亡是从德国来的使节’。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与敬意。”2004年6月,以色列副总理奥尔莫特访华期间专程去哈尔滨祭扫了祖父母的墓地。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那段历史。上海市政府在虹口建立了二战犹太难民纪念碑,哈尔滨政府拨款修缮著名的犹太公墓,我所在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近年来推出了《犹太人在中国》、《犹太人在上海》等一系列著作。2000年4月,江主席在访以期间,多次赞扬中犹人民在历史上的深厚友谊,还专程去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敬献花圈,以缅怀包括来华犹太难民在内的大屠杀受害者。今天,当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展览会、研讨会、纪念会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之时,电影界也正在策划将这段历史拍成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故事片。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中华大地上谱写的中犹友谊篇章,将在后世人们的记忆中继续闪烁灿烂的光彩。
思想者小传
潘光，原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成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在犹太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犹太文明》、《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当代国际危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等十余部。
http://cul.sina.com.cn/p/2005-03-07/1139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