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世界杯折戟之谜

林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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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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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自乌拉圭发轫,距今已75年,在644场决赛周的比赛中,争议、丑闻和天才俯拾皆是,可从没有那场比赛像1974年的决赛那样,在一个国家的灵魂深处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在一个民族的感情自尊上留下如此难以愈合的创伤,在球迷的内心激起如此广泛的遗憾和同情。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的最高潮,也是一场令人潸然泣下的悲剧的最强音。

有些事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1974年7月7日在慕尼黑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和1963年11月22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桩枪击案,有什么相关?荷兰已经将大力神半抱入怀,但得而复失;肯尼迪夫妇遭枪手伏击,总统和州长一死一伤,美国人一度拥有,但最终失去了他们历史上最年轻有为的领袖。尽管二者在时间和地点上相隔如此遥远,有一点是共通的:肯尼迪被刺对美国人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美国的国策也因之偏离了既定的走向;荷兰在迈向光荣和不朽的关头功败垂成,输给了他们憎恨和嫉妒的德国人,这份失落在人潮散尽后,逐渐涌上荷兰人的心头,噩梦般沉重持久,挥之不去。

这场失利,在荷兰人眼里,绝非一场球赛那么简单,它承载了郁金香们太多的理想和寄托,引发了“海上马车夫”对二战、对未来和对自身的种种反思。一场球赛具有如此深邃的哲学内涵,在其它的民族看来不仅匪夷所思,更不堪负荷。但荷兰人勤思善辨,喜欢追根究底,踢球做人都目标明确,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德国,巴西,或者英格兰发起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而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如此沉痛。

荷兰无法忘记这场改变历史和命运的决赛。1994年,一个学术机构在慕尼黑决赛20周年之际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发现几乎每个经历那场悲剧的人,都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身在何处,所为何事。荷兰戏剧家蒂莫斯在研究这场不幸及其后遗症后总结道:这是荷兰20世纪的三大灾难之一,仅次于1953年的洪水和二战被近邻侵占。

令人不解的是,这份悲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即使有,荷兰人也许把它深藏内心。表面上,他们热烈欢迎国脚们的归来――不管输赢――他们都是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将豪迈壮丽的全能足球带给了世界,并在战后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一举打进了决赛。米歇尔斯和队员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广场受到万众景仰和称颂,随后还蒙女王召见和赐宴。

时过境迁,荷兰人越品味这场失败,越觉得含恨无比,一位心理学家说:“我们不敢承认这场比赛对我们如此重要,不愿承认我们对它是那么在乎,这个心灵的创伤太深了,深得我们很久不敢去触动它,1974,就像是一道永恒的伤疤,一个没有被惩罚的罪案。”这场失落的决赛,成了荷兰人谈论足球必然导致的终极话题,即使一个普通人也会在聊起它时黯然神伤。笔者在2004年6月飞赴里斯本采访欧洲杯途中,于阿姆斯特丹转机,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便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啊,1974年,我们虽然球踢得好看,可总是赢不了什么。”

荷兰输给西德,不仅象征着一个足球理想的死亡,也意味着60年代遍及欧洲的种种喧嚣和狂热暗淡收场,其文化含义远远超出足球本身,它是荷兰在70年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乐观让位于宿命,期盼变成了怀疑。决赛后不久,荷兰的社会党政府垮台了,该党是60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以宽容及和平为治国之本,劝告世人像荷兰那样忘记过去,和伤害过自己的人共存共荣。

至今,仍有谜团无法解开,仍有假设没有答案,借用丘吉尔的话,就是

“一个谜的盒子里,一块谜的布,包着一个谜。”

为什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克鲁伊夫、范哈内亨、内斯肯斯、克洛尔、哈安――会输给远不如他们的西德?为什么西德两次挑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1954年战胜普什卡什领衔的匈牙利),都能爆冷夺得冠军?为什么荷兰在80秒内进了一球,但在随后的25分钟里再无建树直至被对手翻盘?为什么荷兰(甚至在任何国家都是)最杰出的一代球员在决赛才犯这种错误?究竟是伦森布灵克有伤影响了整体配合?还是克鲁伊夫的太太打电话干扰了夫君的情绪?究竟是德国媒体蓄意捏造“裸体女郎”丑闻动摇了荷兰的军心?还是西德的战术打法对头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荷兰每逢大赛总受困于内讧?为什么荷兰连续在世界杯决赛输给东道主?如果1974年的决赛是荷兰人的梦魇,为什么1978年的决赛没有引发类似的情感?如果1974年的决赛是荷兰足球和社会发展的分水岭,1978年的决赛该有什么样的地位?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

也许1970年世界杯的巴西在人们眼里更伟大,更神圣,因为大部分人爱看大团圆的结局――最强大的球队最后夺冠,功德圆满,皆大欢喜。但恰恰是同样群星璀璨的荷兰输了,这个不亚于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悲剧,便带着摄魂夺魄的魅力和诱惑,今年3月初,“荷兰足球之父”米歇尔斯辞世,更激发笔者去探究他们失败的内在原因,去经历一次英雄曾经历的悲怆。

荷兰足球是一种哲学,直到今天仍带有阿贾克斯学派的鲜明印记。看一眼荷兰人的跑动和传球,会立即给你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象:球的线路是那么符合几何美学,人的位置又和空间配合得那么妙不可言,极为复杂的战术概念经他们演绎,化为场上朴实无华的动作,浑然天成。看他们踢球,是一种温暖和激动的享受,让你按捺不住,屏息失语。

甚至荷兰队的球衣颜色也极具原创精神,不像其它国家(法国、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等)那样按国旗的蓝白红三色搭配,而是独具慧眼,以1948年伦敦奥运的荷兰田径女英雄布兰克斯-科恩的橙色运动衣为荣――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跳跃着一抹橙色,真是匠心独具,让人心神为之一振。

荷兰球员也是充满魅力,矛盾和谐共存的奇妙物种。许多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球员母语都未必说得流畅,但无论早年的克鲁伊夫、克洛尔、哈安、米歇尔斯,还是后来的古利特、范巴斯滕、科曼、里杰卡尔德、范加尔,都能操流利的外语和外国媒体侃侃而谈。他们能言善辩,思维敏捷,既讲究整体的严谨又注重个性的自由。在荷兰,足球是艺术,是美感,是意识。即使盘带和射门俱佳,你也未必受到观众的爱戴和媒体的赞扬。博格坎普曾说:“对于不好看的进球,在下没有什么兴趣。”莱因克尔这么难得的射手,在克鲁伊夫的眼里也价值寥寥,他先把英格兰人安排在右翼,最后打发后者回家。如此神奇的集体,你无论如何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饮恨世界杯。

本文讲述的,不仅仅是荷兰在两届世界杯决赛折戟的故事,而是回顾荷兰全能足球兴起的过程,探究1965到1974这10年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对荷兰足球的影响,藉此勾起那尘封的回忆――尽管苦涩,但不失美好。
 
业余向职业过渡

荷兰足球在二战后的25年里一直默默无闻,荷兰国家队虽然在战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但水平和战绩微不足道,战后30年里只配和爱尔兰、卢森堡和挪威这些“鱼腩”为伍,毫无地位。荷兰足球也非一无是处,他们在1902年就倡议建立国际足球的管理机构,并在两年后成为国际足联的发起成员,是欧洲大陆普及足球运动仅次于丹麦的国家,英格兰职业球队在19世纪末频频出访该国,是为英荷足球血脉相连的源头,包括阿贾克斯在内的多家荷兰俱乐部日后称霸国内足坛,就是许多英格兰教练的功劳。荷兰在20世纪初的国际赛场上短暂地风光过――1920和1924年连续打进奥运足半决赛。

严格来讲,荷兰只是在职业足球圈子里没有地位,在业余足坛则是不容轻视的力量。为“业余”二字所累,荷兰足球足足等了50年才重新踏进顶级赛事的决赛场,更绝的是,那两次半决赛的经历似乎注定了日后荷兰屡屡在半决赛或者半决赛前功亏一篑。业余足球的体制拖了荷兰足球发展的后腿,1949年到1955年间,荷兰打了26场国际比赛,输了22场,只赢了两场。他们竟然打不过卢森堡和北爱尔兰:前者将荷兰淘汰出1964年的欧洲杯(卢森堡在“主场”鹿特丹2比1胜出!),后者索性将他们挡在1966年世界杯门外。

不过,西德足球在战后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业余状态,直到1963年才开创职业联赛(德国人为此辩论了两年),荷兰足球职业化领先了近邻8载,反倒是西德首次打进世界杯就抡元了。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因没有职业选手,拒绝了战后头两届世界杯,54年推行职业化之后名正言顺了,却连着4届不得其门而入――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是“辣手摧花”的另外三家。

既然过去如此不济,荷兰队哪来的神力,一夜之间变成了白天鹅?捷克和阿根廷不也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打进了决赛?

荷兰的蜕变并非旦夕而成,其职业化经历了10年的尝试,60年代中期才逐渐有了规模,从1965到1974年,是荷兰足球卧薪尝胆的10年,在米歇尔斯的推动下,阿贾克斯迅速崛起,和费耶诺德轮流统治荷兰足坛,为74年世界杯一鸣惊人打下了基础。
业余,是荷兰足球战后10年的标签。实行职业化之前,许多有天赋的荷兰球员纷纷到工资高的意大利或西班牙谋生。这种“叛逆”行为一旦被荷兰足协发现,必遭禁赛处罚。50年代初,荷兰有一位盘球和射门的高手名叫法斯・威尔克斯,绰号“鹿特丹的蒙娜丽莎”,是克鲁伊夫儿时的偶像,他1950年加盟国际米兰,结果被荷兰国家队除名长达4年。

有件事促成了职业化的到来。1953年,荷兰西南部的泽兰地区发生特大洪水,荷兰的一批尖子球员自发前往巴黎和法国义赛,为灾民募捐。此事居然遭到荷兰皇家足协的公开反对。足协前主席卡雷尔・洛特西出身贵族,曾在战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在荷兰足坛一言九鼎,足协的许多官员是他的门徒。他是职业化的死对头,最喜欢在重大赛事前道貌岸然,声如洪钟地说教,主题无非是每个球员要恪尽职守,为国争光,不计名利云云。可在1979年,荷兰记者揭了他的老底:洛特西在战时曾和纳粹勾结,甚至不等德国人开口,就把犹太球员赶出了国家队。这场义赛迫使皇家足协妥协,职业联赛终于在1954年开锣。

尽管如此,荷兰的大部分俱乐部仍是业余选手,兼职球员的天下,衣着打扮都透着不专业,直到60年代初,这种情况仍没有多少改变。

两件小事很说明问题。1959年,一位名叫萨罗・穆勒的理疗师第一天在阿贾克斯上班,发现医护设备仅仅是一张木桌子和一床铺过马背的毯子。他向主教练,奥地利人扈门博格和队医博斯图马建议买张先进的护理床,他俩瞪着这位年轻人,以为他疯了:“好了,萨罗,别把这里风气带坏了。我们在这张木桌上护理球员都50年了,不也挺好?”博斯图马是个家庭医生,曾经在拳击界行医,他是荷兰北方格罗宁根地方人,个性强悍,对己对人都很严厉。如果哪位球员觉得不妥去找他,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儿,腿脚都没断,吃片阿司匹林,接着踢!”他还洋洋得意地冲穆勒说:“我踢球那会儿,要自己划线,搭球门,挂网,什么都是自己干,你还是少来这些浪费钱的新鲜玩艺儿吧。”

直到60年代中期,许多荷兰球员的薪水尚不足以养家糊口,就连阿贾克斯这样的名旅也不例外。克鲁伊夫除了晚上训练,白天在一家体育杂志的印刷厂兼职,甚至还要抱着杂志当街叫卖;左边锋凯泽尔开了一个小铺子专卖香烟;右边锋斯瓦特还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执教第二个赛季,米歇尔斯说服俱乐部主席范普拉格和大老板卡兰萨给球员加薪,保证不拖欠工钱。从此,球员白天训练,晚上休息,士气和凝聚力大为提高。米歇尔斯也因此将球员牢牢掌握在手里:

“他们现在不能不乖乖训练了,不听话就回家卖糖果卷烟去。”

训练很能反映一支球队的水平。在业余时代,荷兰球员不缺技术,但体能总是跟不上,体魄也不如其它国家的球员强,大部分球队的体能训练枯燥单调,许多教练只知道让球员每天在田径场上跑圈,而且一跑就是1万米。至于球员的专项素质:冲刺、弹跳和耐力等方面并没有谁关心。米歇尔斯引进了一系列新鲜有趣的训练方法,随后各个球队开始仿效。

在场上,荷兰人的战术也落后世界一大截,匈牙利人在1953年之前就已经对原有的WM阵型进行了改良,让中锋希代古提后撤变成334,这一战术革新彻底打垮了英格兰人引以为荣的经典阵式,巴西人又在匈牙利人的战术基础上更新,在1958年世界杯推出424,攻防更趋平衡。同期,意大利人也在尝试,将瑞士人的“门闩”打法改成了“链式防守”。荷兰人对这些战术潮流充耳不闻,沿用英格兰人都早已抛弃20多年之久的235阵型。英格兰传奇教练查普曼30年代中期在阿森纳将中前卫后撤变成中卫,荷兰到60年代初还只安排两名后卫,这样出去比赛,安得不输?1957年,荷兰1比5输给西班牙,1958年在阿姆斯特丹1比2不敌土耳其,1959年西德7比0将荷兰打得溃不成军。
 
米歇尔斯也是业余足球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具有非凡的远见,深知荷兰足球的弊端。从当年在英格兰人雷诺兹手下踢球时,他就明白荷兰足球缺的不是个人技术,孩子们自小就在大街上踢球,个人技巧娴熟,缺的是整体和组织。他一上台就开始抓整体,摒弃落伍的235,采用巴西人的424阵型,从稳固后防着手改造球队。

荷兰球员出名懒散和自负,米歇尔斯明白要成功,就不能再当好人。他的很多训练手段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先进的,而且训练量巨大,虽然不跑1万米,两千米的小跑则免不了,但不是在田径跑道上,而是在森林里。每天有5堂训练课:从早上7点开始,10点半是专项素质训练(冲刺、弹跳和体操),历时1小时15分钟,期间不许吃喝,发现了训练加倍,球员忍不住偷着喝水,总逃不脱被逮住:“到处是间谍!”他们私下这么抱怨(20年后,苏格兰人弗格森也在老特拉福德实行全面“军管”)。下午两点半开始专项技术训练,边锋在冲刺中传中,后卫练习套边助攻,中锋练习摆脱和抢点,前卫练习盘带和拦截,5点则是5人制比赛,谁在训练赛中表现不佳,绝对没有上场机会。即使酷爱跑步的德国人也没有练得这么狠。

训练场上米歇尔斯是魔鬼:“队员在场上只是号码,不是人!”很多球员开始很不习惯,背地里骂他“暴君”或“独裁者”,但平时和球员喝酒聊天,他又非常和蔼慈祥,因此又得了个“斯芬克斯”的绰号。无论怎么称呼,这些外号都代表着严厉和纪律。

米歇尔斯并不是一开始就在阿贾克斯试验全能足球,确切一点,他不知道什么是全能足球。多年后别人把这个时髦的词汇挂在嘴边说个不停,他自己居然还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米歇尔斯在接手球队时,阿贾克斯的情形并不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保级,前任英格兰人巴金汉率队参加冠军杯,第一轮就被挪威冠军弗雷德里克斯塔特给踢了回来,之后成绩飘忽不定,65年1月21日――4比9输给死敌费耶诺德后不久,阿贾克斯让米歇尔斯接替了巴金汉。米歇尔斯带队的首场比赛以9比3重创马斯特里赫特,赢得俱乐部的信任,在他带队的12场比赛中,阿贾克斯3胜5平4负,保级成功。第二个赛季,米歇尔斯的魔鬼训练法收效,阿贾克斯夺得荷甲桂冠。米歇尔斯多年后回忆道:“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在联赛取得好成绩,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然后才是吸收高水平的球员,在攻防上取得平衡。”

荷兰足坛在战后20年里是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其中阿贾克斯、费耶诺德、威廉二世和PSV的成绩稍好,甚至PSV的同城小兄弟埃茵霍温也拿过一次联赛冠军(53-54赛季),40年后,切尔西要把PSV变成他们的预备队,荷兰人搞了半天才意识到阿布要的不是埃茵霍温。但从1965年费耶诺德夺回联赛头衔开始,荷兰足坛进入了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轮流坐庄,最后又以费耶诺德夺冠告终的“南北朝”,谁曾想到,这10年将是荷兰迈向欧洲并最终获得世界承认的黄金年代?
 
荷兰战前参加过在欧洲举行的两届世界杯,英国虽然拒绝了世界杯,但世界杯并不拒绝英国足球,当时的赛制部分借鉴足总杯的单淘汰制――90分钟打平加时30分钟,120分钟不分胜负重赛。荷兰两次都没熬过第一轮就打道回府了:第一次2比3倒在瑞士脚下,第二次则净吞三蛋输给上届亚军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荷兰最糟糕的国际赛成绩,以后还老吃捷克的亏),这不过是荷兰屡屡被二流球队“欺负”的开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和波兰都先后在不同时期让荷兰望门兴叹。

那还是业余足球的黄金时代,除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少数国家职业足球方兴未艾以外,欧洲绝大部分地区仍是业余足球的天下,尤以中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三国最强。两次参加世界杯不仅未能让荷兰积累大赛经验,倒霉的运气反倒像一道魔咒,每每在荷兰进入淘汰赛或背水一战时。一再戏弄折磨他们。

回到1934年的米兰,荷兰与瑞士在上半场拉成均势,可在第36分钟,瑞士的近视眼中锋基尔霍尔茨一脚试探性的射门,球打在门前一块土疙瘩上弹了进去,荷兰士气受挫,瑞士人下半时扩大战果晋级;4年后在勒阿弗尔,他们和捷克斯洛伐克鏖战90分钟,4个绝佳的机会没把握住,前锋范德菲恩又在最后关头受伤,荷兰以寡敌众,遂在加时赛连丢3球出局。类似这样屡屡搞砸势在必进的黄金机会,反过来被对方囫囵挤掉的例子,在荷兰足球史上不胜枚举,这也是他们在74和78年两届决赛饮恨的原因之一。

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参赛即打入决赛的有阿根廷、乌拉圭、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四队,谁都没有令人难忘的演出,平平淡淡的来,悄然无声的去。荷兰在慕尼黑打进决赛时已是第3次,但作为战后首次重返世界杯的国家,荷兰压倒第一次进军决赛周的英格兰、苏格兰、苏联和保加利亚等国,成绩最好,震撼最强,影响最深远,留给世人的回忆也最持久。

但荷兰重返世界杯的过程漫长而又曲折,即使阿贾克斯和费耶诺德相继在冠军杯中崛起,并在70年代初垄断这项赛事长达4年,荷兰国家队依然先后错过了68和72两届欧洲杯和70年的世界杯――悉数栽倒在来自东欧阵营的球队脚下,欧洲杯遭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淘汰,世界杯预选赛不敌保加利亚,这些对手当时均属二流。
 
荷兰崛起的背景
荷兰和阿贾克斯的崛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在足球史上是个空前绝后的现象。缺乏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阿贾克斯难以从寂寂无名的荷甲登上冠军杯的大雅之堂,荷兰国家队也不会在世界杯上引发核聚变一般的爆发。六十年代的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冲击,与荷兰足球的发展息息相关,这十年的人文解放和社会变革孕育了荷兰的全能足球。

荷兰的政治文化建立在普遍参与的机制上,这是六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团体大行其道的结果。荷兰是新教国家,加尔文教派宣扬信徒可自行解读领悟《圣经》,这一民主传统给阿贾克斯的足球哲学注入了平等互助的概念,使全能足球中“位置互换,整体协调”的打法有了理论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了这支伟大球队的解体。

荷兰在战后的20年中经济高速增长,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自由,就像英国的等级社会在这一时期枯萎凋谢那样,荷兰过去按照教派(加尔文和天主教)划分的社会,也在急剧增长的财富面前迅速瓦解,由一个静止宁静的畜牧业社会,步入了充满动感,五光十色的工业时代。得益于荷兰政府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工薪阶层从战后胼手胝足的艰苦奋斗中解脱出来,生育高峰期诞生的一代追求更多的享乐、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刺激;拒绝再像父辈那样循规蹈矩;在新文化(摇滚乐、时尚和舞蹈)的熏陶下,开始质疑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

电视的普及将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展现在荷兰人面前,肯尼迪被刺,美国民权运动、越战和大型摇滚乐演唱会,让荷兰人震惊、疑惑和癫狂,他们察觉到自己的空间和眼界那么狭隘。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对荷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荷兰足球也在这一氛围中寻求解放,寻求新生。

六十年代有着其它年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特殊地位和含义。50年代,欧洲处于战后重建,亚非拉还在挣脱殖民枷锁的前夜,社会的构成相对稳定,发展缓慢。六十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踏入社会,旧体制受到批判和动摇,欧洲各大殖民国家的海外领地相继独立,妇女解放和嬉皮士文化如火如荼,生活变得动荡不安,色彩斑斓。对于那些曾置身学生运动和反战示威的人来说,这个10年是让人缅怀的火热青春;对于那些曾经历越战,毒品和性解放的人来说,这个10年又是令人迷惘的失落岁月。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始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达到高潮,同时,冷战、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被刺,登月,美国全面卷入越战等全球性事件,导致美国的学生运动蔓延到西欧,大批新左派和宗旨极端的团体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频频在西欧国家上台执政,年轻人要求改革和砸烂旧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古巴传奇人物切・格瓦拉在非洲大陆领导的游击战争更是给了欧洲的大学生极大的启示和激励。荷兰虽未像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爆发较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文化领域的革命却十分活跃。

如今的阿姆斯特丹,和欧洲许多现代大都会一样,繁华,性感,生机盎然,但在50年代则是一片晦暗:灰色的运河、砖瓦建筑、单调的色彩和几乎停滞的生活节奏处处折射出加尔文教徒拘谨的生活方式,连音乐都沉重压抑,同样落后的大概只有爱尔兰和葡萄牙,年轻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郁闷和窒息。进入六十年代,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变了样,美国的电影进入欧洲市场,带有罗密欧和朱丽叶悲剧色彩的《梦断西城》(一部描述纽约黑帮的电影)在荷兰大受欢迎,电台将流行音乐传播到世界各地,甲壳虫超越“猫王”成为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他们在欧洲巡回演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声色娱乐上的反差,震撼着欧洲各国的感官神经,让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人激动颤抖,他们将对变化的渴望化作追求享乐和个性解放的行动,在1965年荷兰解放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涌上市中心广场,高喊:“我们要吃点心!”这本来是一句当地著名早餐的广告,结果成了他们呼唤新生活的经典口号,离经叛道的娱乐活动开始遍布阿姆斯特丹街头,奇装异服、大麻酒精充斥嬉皮士出没的场所。
 
克鲁伊夫的叛逆
职业球员是六十年代反叛的前卫一族,阿贾克斯人长发蓄髭,懒散无畏,克鲁伊夫则是反叛的终极体现。克鲁伊夫对权威的不屑,对道德规范的挑战,使他成了年轻人的偶像。智慧和早熟让他20岁不到就能理解全能足球的内涵,而桀骜不驯和锱铢必较又让他处处与权威作梗,屡屡为实现自身价值和卫道士针锋相对。克鲁伊夫是反叛的象征,他的一举一动代表着新生代的精神诉求,迎合了同龄人的玩世不恭。他在场上天才的演出,场下充满哲学意味的讲话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荷兰人对他膜拜一如英国人对列侬的痴迷。他第一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也是第一个能够并且自觉将足球作为艺术演绎的人,他的领袖气质使他能带领其他人将特长融合到整体中去,而这恰恰是六十年代的时代精髓和主旨。

克鲁伊夫很早就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讨价还价毫不客气:“到了我不踢球的那一天,面包房不会因为我是克鲁伊夫施舍给我午餐。”那个年头代表国家队是一种荣誉,没人会想到要钱,克鲁伊夫照收不误:“我可不愿意偷自己的钱。”随队出访,克鲁伊夫发现皇家足协的官员坐头等舱还有保险,他马上提出球员也享有同等待遇,迫使足协就范。他第2次代表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比赛就和裁判争个不停,据说因为动手打裁判被罚下。荷兰足协和阿迪达斯签有合约,但克鲁伊夫受彪马赞助,死活不穿阿迪达斯,足协也无可奈何。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克鲁伊夫在世界杯的球衣球裤只有两道杠……,克鲁伊夫不停地卷入各种纠纷,他的质问让同龄人既佩服又惭愧:“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问这些问题?”


到了我不踢球的那一天,面包房不会因为我是克鲁伊夫施舍给我午餐。

克鲁伊夫的反叛和天才,使阿贾克斯具备了最终战胜阴郁压抑的链式防守的前提条件。荷兰要想有所作为,创新和反叛是必然的。到60年代中,足坛仍是链式防守称雄一时,国际米兰连续两届夺得冠军杯,比赛压抑沉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过,荷兰足球产生质变已是“万事俱备之前东风”,阿贾克斯在1966年冠军杯上一鸣惊人催化了质变,独树一帜的打法,日后成了荷兰足球的模式和标志。

尽管业余仍是荷兰足坛的主流,但荷兰球员的个人技术很好,阿贾克斯的传统更是执著于进攻,有时甚至是铤而走险的进攻。1914年,英国人雷诺兹本来应聘执教德国国家队,不料一战爆发,他只好辗转前往中立国荷兰执教阿贾克斯,本以为是权宜之计,可一呆就是25年。当时的阿贾克斯只不过是阿姆斯特丹的5家小俱乐部之一,雷诺兹看中了该队注重进攻的传统,围绕天才前锋德・纳特里斯组建球队,将纪律、体能和技术融为一体,两年后夺得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联赛头衔。

雷诺兹的贡献不仅于此,他是最早意识到培养后备力量的人。20年代初,雷诺兹为阿贾克斯建立了不同年龄段的梯队,每支梯队采取同样的训练手段,灌输同样的战术思想,不拘年龄,技术成熟就可以直升一队,克鲁伊夫首次代表阿贾克斯时才17岁。雷诺兹注重青训,强调进攻的理念为阿贾克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后的阿贾克斯一直是新秀的天堂,该队的红白间条球衣象征着技术和朝气。“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就是出自这位鲜为人知的教练之口,并得到其继任者的忠实执行,代代相传。阿贾克斯过去的湖畔球场有一个看台被命名为雷诺兹看台。
 
整体设计和整体足球
阿贾克斯的打法如何独树一帜?南美、南欧的球员不也技术精良?技术精良的球员到处有,但个体出众,整体尤佳的球队很少见。荷兰足球还受到美学的熏陶,看巴西人踢球是感官上的享受,看荷兰人踢球,则是哲学上的启蒙。

米歇尔斯改造球队的原始想法始于1954年世界杯,他在收看匈牙利队的比赛转播时受到启发。马札尔人打破位置的桎梏,跑位灵活,先是两度重创一流强队英格兰,然后在瑞士势如破竹打进决赛,因轻敌和普什卡什受伤,惜败于西德。最早将“整体足球”理论化的人,是一位当时旅居伦敦的奥地利人迈斯尔,他在1955年写了一本书《足球的革命》,大胆指出足球的趋势必然朝着“后卫参与进攻,前锋参与防守”的方向发展,可惜这部本来是给英国人献计献策的大作却仿佛对牛弹琴。

国际米兰左后卫法切蒂将边卫和边锋的职责合二为一,部分实践了迈斯尔的理论,他的实践又启发了拜仁慕尼黑的贝肯鲍尔:“既然边卫可以,中卫有何不可?”西德队长大彻大悟,撤出经常挨踢的中场,跑到“齐格菲防线”后面去成了“自由人”。同期,英格兰人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不过,拉姆西及其同胞的改革局限在某些位置,比如边锋内收协防,并未上升到整体的改革。曼联在温布里战胜本菲卡夺得冠军杯,后卫助攻才逐渐时髦起来。

荷兰人的革命也许是最彻底的,米歇尔斯一开始就在整体上动手术,阿贾克斯在场上处处胜人一筹,让对手防不胜防,便是系统而非个人优劣的结果。荷兰人和匈牙利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技术上乘,悟性极高,乐于冒险。荷兰足球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对整体的领悟和对空间的利用。整体和个体这一对矛盾贯穿在荷兰的战术体系之中,和谐共存。也许,把“全能足球”称之为“整体足球”更恰当。整体的灵感并非单纯来自匈牙利,荷兰的城建风格也对荷兰足球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个笑话。问:为什么荷兰人平均身高位居欧洲之首?答曰:要是长得矮,他们就没法看到海平面了。荷兰只是全国的一部分,称“尼德兰”(意为“低地国家”)似乎更恰当。荷兰常受洪水威胁,在这种环境中求存,势必要勤于规划,协同互助。荷兰的整体建筑风格便是基于长期和自然环境搏斗的结果。

至20世纪初,荷兰的工业革命姗姗来迟,阿姆斯特丹建筑学院负责该市的规划,学院的建筑师多为表现主义学派(相对于“印象主义学派”)的信徒,十分推崇捷克艺术史家安东宁・马特切克的观点:“表现派艺术家要把表达自己的情感放在首位……”,萌发把阿姆斯特丹做成一件艺术品的念头。

学院院长德克勒克设计了许多奇形怪状,只有童话里才有的住宅和大厦――曲线翻腾的砖墙,异国情调的雕像,拔地而起的塔楼,角度刁钻的庭院等等,不一而足。他解释:城市中的每一个部分,大到亭台楼阁,小到锅碗瓢盆,都应该和一个整体的概念相吻合。这个近似乌托邦的概念往往中看不中用,某些设计精巧的作品竟然忘了照顾排水,一下雨就漏得一塌糊涂(很像那时荷兰国家队的后防线)。

然瑕不掩瑜,建筑学院如愿以偿将阿姆斯特丹建成了一座“整体城市”――精心炮制的几何图形和奢侈铺张的美术装饰交相辉映,在整体约束中,保留了个性和创意的空间,比如门廊经常是人或者兽的脸型,墙上会悬着一个铁锚,人行道上猴子和秃鹫对峙……,无论怎么异想天开,所有的个人创意都必须经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批准,实乃民主与集中的完美体现。这一建筑理念自然也影响了阿贾克斯,因为,俱乐部的一位理事就是建筑学院的成员,1934年阿贾克思乔迁,新的湖畔球场就是此人的杰作。

全能足球在60年代演变的同时,荷兰的建筑设计也在作类似的结构改良,最前卫的结构主义学派倡议抛弃沉闷的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代之以灵活明快的美学结构。赫尔曼・赫尔茨伯格是仍然健在的最后一位结构主义建筑大师,他认为灵活的建筑物应该是:“每种格式一定要能够担负不同的角色,只有这样这种格式才能被理解,被诠释,而只有在本身具有不同内涵时,格式才能担负不同的角色。”活脱脱的建筑版全能足球!阿贾克斯的队员能够在场上任意位置肩负该位置赋予的责任,从任意位置发起进攻,难道不是“每种格式一定要能够担负不同的角色?”而他们一专多能,能攻善守,难道不是“在本身具有不同内涵时,格式才能担负不同的角色?”
 
既然球队是一个整体,那自然要受到体系的约束,个体在整体的框架下自由发挥才真正体现了整体足球的精神。米歇尔斯对阿贾克斯这台机器不断调试(改变阵型)和更换部件(吸收新人),历经4年多才完成磨合。米歇尔斯刚执教阿贾克斯采用的是424,阵容如下:

巴尔斯

普龙克 苏托考 胡尔斯霍夫 范德伊文博德

穆勒 努宁加

斯瓦特 赫罗特 克鲁伊夫 凯泽尔

这个阵容进攻没有一点问题,阿贾克斯在66到68年的3个赛季蝉联联赛冠军,胜负平和得失球之比分别是:24胜4平2负/79:25,26胜4平4负/122:34(自该赛季起荷甲增加到18队),27胜4平3负/96:19,第3个赛季他们还全季主场包圆,66-67赛季的122个进球也是60年代欧洲各国顶级联赛的破门纪录。

但阿贾克斯这3年打冠军杯的防守并不令人满意,第一次丢了7个球,八强止步;第二次首轮即被皇马总比分2比3淘汰;第三次终于打进决赛,结果4比1不敌AC米兰。第一次的失利是在布拉格对杜克拉时,苏托考摆了乌龙,输给米兰则是中场既没经验又单薄,被里维拉、特拉帕托尼和施内灵格(西德国脚)三人肢解。而在69-70赛季的联盟杯半决赛被阿森纳淘汰,阿贾克斯的中场仍然没有好转,客场0比3败走麦城。

米歇尔斯下决心对球队进行换血,苏托考成了第一个替罪羊,接着普龙克、穆勒、范德伊文博德、努宁加、巴尔斯和赫罗特相继被斯图伊(门将)、南斯拉夫人瓦索维奇、克洛尔、内斯肯斯、穆伦、舒比和哈安等新人取代。米歇尔斯在输给米兰之后将424换成了433,当他们在70-71赛季重返冠军杯时,阿贾克斯已经是一台令人畏惧的“杀戮机器”。
 
荷兰人的空间
整体和空间乃荷兰足球两大要素,其它足球文化也许孕育了射门机器,盘带大师或者垄断冠军的巨无霸,但哪个民族都无法像荷兰人那样,以如此抽象和富于建筑美感的方式设计他们的风格。阿贾克斯以及荷兰国家队一脉相承,都通过跑动和传球拓展空间,被世人誉为“穿球鞋的毕达格拉斯”。

讨论荷兰足球如何利用空间之前,不妨给整体足球下个定义:整体足球作为创新的战术思维,将球员的个人技巧融入一个高效的体系,人人在场上具有多重角色和责任,并自如地在不同的位置和角色间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切换,不受羁绊。攻防不再是简单的能力分工,而是特定时刻整体的协调和配合,确保每一寸空间被利用,占据和保护。紧逼和挤压空间,能让自己由意想不到的角度和空间,发起最猝不及防的进攻。球的运行和分配看似回避个人之间的对抗,但又将对抗扩展到每个领域。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改变了足球的空间概念――球场的尺寸都是灵活多变的,可以通过整体足球任意“缩小和放大。”

荷兰的足球哲学和其自然环境和美学倾向息息相关。1995年,两位旅居纽约的俄国艺术家,维塔利・科马尔和阿历克谢・梅拉米德,在网上作了一次很有趣的调查――哪一种艺术风格最受五大洲的人欢迎。问题很简单:你最喜欢在家里陈设哪一种风格的绘画或摄影作品?全世界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田园牧歌的主题,唯荷兰人一边倒地支持无人问津的抽象派作品。怪诞的品味?荷兰人会反问:风景难道不是点、线和面结合的抽象概念么?就像荷兰现代抽象绘画大师蒙德里安的作品――充满各种各样的三原色几何图形。

随便找一个荷兰人,让他勾勒脑海中的地平线,他只会给你一条直线,而英国人会给你山峦起伏的不规则曲线。荷兰的地貌平坦低洼,丘陵都难得一见,这让他们患上“广场恐惧症”,钟情于拔地而起的高耸结构。荷兰人的楼梯被外国人视为畏途,谁热爱攀岩,不妨先到阿姆斯特丹去体验一下陡峭的楼梯,布莱克本的伊伍德公园球场,看台陡峭得让人陡生“畏高”之感,荷兰同行告诉我,阿贾克斯的球场更让你喘不过气来。
 
全世界的球场都几乎同样大小,形状一样,为什么别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就是荷兰的地理特征。荷兰人祖祖辈辈在如何利用空间上绞尽脑汁,由于其地理环境迥异于邻国,他们对空间痴迷到了极点。

一方面,空间本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据中央情报局的各国概况介绍,荷兰是地球上最拥挤,同时又是规划得最精密细致的自然景观,空间是这个国度最稀罕的日用品。几百年来,荷兰每个城市的每一寸见方,每一处围海造田,每一片原野的使用都要经过周密的盘算和探讨,尤其是排水和供水系统,土地是国家统一控制的生存基础。

另一方面,荷兰西南部几乎是凭双手从海洋夺回的空间,“人造”的世界。从纵横交错的运河和沟渠,从整齐划一的防洪大堤和海墙,从火如轮转的鹿特丹码头,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大部分国土仿佛是从北海“拖”出来的海市蜃楼。这一成就多半是通过古老的围海造田,排水防涝技术取得的,荷兰有句古话:“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制造了荷兰。”

英国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克・都灵这样描述他眼中的荷兰:

“一个充满秩序、宁静、感觉和判断的世界,各种图形像马赛克那样拼凑在一起,精致乖巧,道路绕过田园和村庄……,在这片土地上,荷兰人和侵蚀陆地的海水作经年不懈的斗争,体现了新教徒在秩序和控制上的伦理规范。”

战后,荷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类似苏联“五年计划”的国土政策,一门心思的研究如何将每一寸空间利用起来。

这些政策的根源来自16世纪的独立战争,当西班牙人入侵时,荷兰人躲进城市,泄洪将城外的田野变成泽国――“不给敌人空间”竟在400年后,成了全能足球的战术柱石之一。而在独立后,荷兰也没有停止对空间的改造,他们在城市规划上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但对城外的自然景观则听之任之。通过塑造和控制物理环境来规划社会和文化生活,乃荷兰的立国之本。

荷兰又是欧洲最开放和宽容的国家,民族的“人造”特性决定了他们在开放的天空下以开放的胸怀面对自然的挑战,建设民主共识和兼收并蓄外来的文化思潮。历史上,荷兰曾为别国遭受迫害的少数族裔提供栖身之所,人民享受的自由高于许多号称民主的国度――同性婚姻和安乐死均属合法。宽容是荷兰人的第二天性,基于这一天性,全能足球不至于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狂想被漠视,也不至于被视为异端邪说的代表遭到扼杀。

整体足球的另一个灵感,来自荷兰人的美学视角。从15世纪的范艾克画派到20世纪的蒙德里安,荷兰艺术家对于空间和建筑有着超凡的热情,把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景物和空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井然有序。荷兰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实践了全能足球,知道如何创造和利用空间,他们脑中的球场不是空洞的平面,而是各种球体运行模式和几何排序。克鲁伊夫17岁时就显露出非凡的空间感知能力,他能将原本颇为抽象的概念阐述为跑动的方式和路线,以荷兰人的智慧,你不难想象他们比其他民族更能把这个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整体足球威力无穷
究竟是谁发明了整体足球?有的说是米歇尔斯,有的则归功于克鲁伊夫,甚至有人将这一奇迹解释为荷兰人的悟性。滑稽的是,“totaalvoetbal”这个字眼直到1974年才进入荷兰的足球词典,据说荷兰媒体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形容他们目睹的恢宏打法,于是很俗气地将“整体”一说安在阿贾克斯身上。不管怎样,无人质疑阿贾克斯是这一战术革命的始作俑者,费耶诺德虽也注重控球和越位战术,风格上则更像当时盛行的链式防守,主教练恩斯特・哈佩尔是前奥地利国脚,也和米歇尔斯一样强调体能和紧逼,但本质上更朴素和平实。也许这是他日后率领荷兰前往阿根廷,“郁金香”们不再激动和雀跃的原因吧。

1966年12月7日,整体足球震动了足坛,“受震”的是利物浦――一支拥有耶茨、圣约翰、卡拉汉和托米・劳伦斯等明星的欧洲劲旅。那个年头,欧洲足联并无明文规定主客两队的球衣颜色,利物浦想都没想对方穿什么,径自带了一套红色队服前往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的第二套队服本是蓝色,但裁判指出双方颜色相撞,米歇尔斯第一次带队参加冠军杯,阿贾克斯在荷兰之外又没名气,只好屈尊改穿全白――该队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当天大雾,别说球场两端的人看不到对面,球员在场上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观众盯着比分牌,等着阿贾克斯被利物浦五马分尸。

很快就进球了,但不是利物浦。第3分钟,阿贾克斯的左边锋德沃尔夫下底传中,中锋赫罗特头槌敲开了绰号“飞猪”的劳伦斯的大门。15分钟不到,阿贾克斯3比0领先,看到进球的观众疯了,看不到的急了,他们不停追问换比分牌的人:“快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胡说?”对方委屈地回答:“你以为我会为了逗你砸掉饭碗么?”

快半场时,右边锋斯瓦特听见裁判吹哨,以为时间到了,转身就往更衣室跑,场边的工作人员拦住他:“你上哪儿去?比赛还没完呢!”斯瓦特转身回到场上,正好接到队友传球,立刻下底传中,阿贾克斯领先4比0易边,终场时,比分是5比1。

这个比分让利物浦主教练香克利很没面子,他扬言:“别担心,我们主场要好好教训他们,还他们一个7比0。”这是荷兰球队参加三大杯赛以来第4次与英格兰球队交锋,并历史性的第一次战胜,还是大胜对方,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中卫胡尔斯霍夫说:“我们赢了5比1也不敢去安菲尔德,怕被打得晕头转向。”但阿贾克斯不仅没有被击溃,甚至没有输,克鲁伊夫梅开二度,双方以2比2握手言和。

尽管阿贾克斯后来负于布拉克杜克拉,八强止步,但淘汰利物浦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们从此砸碎了自卑情节。米歇尔斯说:“和利物浦的交锋是一个里程碑,我们得到了国际足坛的承认,尤其是第二场比赛,让我确信球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足坛千锤百炼的规律:但凡后起之秀,必要通过与劲旅的交锋,战而胜之,方能检验出自己的水平,通过积累与强队比赛的经验,获得业界广泛的认同,并最终奠定自己的地位。阿贾克斯是这样,费耶诺德是这样,意大利的米兰双雄,英格兰的曼联、苏联的基辅迪纳摩莫不如是。
 
可惜,荷兰国家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打进74年世界杯之前,他们在国际赛事中从未击败过重量级的对手,小小的比利时也屡屡让他们忙得不亦乐乎。错过70年世界杯的代价是巨大的,荷兰无从获取宝贵的大赛经验,给他们4年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试想,若是荷兰而非保加利亚去了墨西哥,西德还会轻易从小组出线么?按当时的进程,荷兰极有可能取代秘鲁晋身八强遇上巴西。小组赛对西德,将让荷兰人及早熟悉德国人的战术和斗志。从70世界杯预选赛被保加利亚淘汰,到74年在小组赛4比1大胜同一对手,难道不说明荷兰若碰过西德,4年后也许能够避免在决赛中轻敌么?此外,4年过后,种种民族仇恨的情结,也许早就在墨西哥的骄阳下融化了。但是,荷兰的不幸还不止这些。

阿贾克斯60年代末垄断荷甲,频频在冠军杯和豪门过招,让人几乎忘了将冠军杯首次带回荷兰的是费耶诺德。该队的阵容并不比阿贾克斯逊色,拥有国脚范哈内亨、延森、以色列、莱斯贝尔亨和德容。费耶诺德在68-69赛季将阿贾克斯挤下荷甲宝座,并在次季的冠军杯第二轮主场2比0击败卫冕冠军AC米兰,昂首杀入决赛,并一举击败67年的冠军凯尔特人捧杯,荷兰举国欢腾,决赛为费耶诺德进球的以色列还上了邮票。

阿贾克斯在同一个赛季的博览会杯(一年后改称联盟杯)只打到了半决赛,但1970年4月8日在海布里0比3不敌阿森纳,将是他们未来55个月欧战的最后一次败仗。这时的阿贾克斯,打法已经成形,米歇尔斯不断磨合的班底也接近大功告成:主力阵容是门将斯图伊、后卫由左至右是克洛尔、胡尔斯霍夫、瓦索维奇和苏比;中场是内斯肯斯和穆伦;前锋(按后卫线顺序)是凯泽尔、范戴克、克鲁伊夫和斯瓦特。哈安和布兰肯伯格两位新人也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接班。

布兰肯伯格是米歇尔斯从西德低级联赛“捡回来”的宝贝,他后来成了胡尔斯霍夫的搭档。这名年轻的德国中卫帮助阿贾克斯拿了3届冠军杯,竟然无法入选西德国家队――谁让他的对手是拜仁慕尼黑的贝肯鲍尔和施瓦岑贝克呢?这样的悲剧在今天差不多已经绝迹,好比巴伦西亚的意大利左后卫卡博尼,38岁的高龄能为俱乐部夺得西甲和联盟杯,但死活进不了意大利国家队。

阿贾克斯在69-70赛季重夺联赛头衔,夺冠的方式仍是一如既往的势不可挡――进球数达到100,71-72和72-73两个赛季蝉联冠军,进球都超过100。凭着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打法,阿贾克斯轻描淡写地越过了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巴塞尔(瑞士)、凯尔特人和马德里竞技,第二次进入决赛,温布利的对手帕纳辛奈科斯虽是决赛的“初哥儿”,但主教练则是米歇尔斯神交已久的匈牙利传奇人物普什卡什。

希腊人从未试过这样的场面,对手的换位、盘带和铲球让他们目瞪口呆,开场仅5分钟就落后1比0。尽管只有1球优势,克鲁伊夫却在半场和队友约定打中门柱算两分。下半时,阿贾克斯将立柱和门楣打得嘭嘭作响,看台上如痴如醉,大呼小叫,第87分钟的第2个进球,是凯泽尔故意让对方摆的乌龙。观众和媒体对荷兰人杰出的表演佩服得五体投地,BBC的球赛评述也不再称呼他们“阿贾克斯”,而是按照荷语的发音说“阿亚克斯”了。凯泽尔的过人动作逼真诙谐,将对手涮得团团转,一位科威特酋长赛后激动得难以自抑,执意将腕上钻石金表摘下来送给他留念。

米歇尔斯随后赴巴塞罗那发展,新任主教练是罗马尼亚人科瓦什,此时的阿贾克斯已是隆隆运转的机器,当者必亡,科瓦什明智地赋予队员更多的自由,而队员们也乐得即兴发挥,米歇尔斯6年多的心血在此时迎来了丰收。之后两届冠军杯,阿贾克斯均以横扫千军之势打进决赛,轻松战胜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宣告了链式防守时代的结束,明快、多变和难以捉摸,阿贾克斯的欧洲霸主地位已经奠定。不过,辉煌也埋下了衰败的种子,科瓦什的放任导致主力队员除了米歇尔斯谁也不服,而场上过于明显的优势也让他们不在乎是否赢球,能进多少球,而是怎么进,怎么赢。
 
世界杯预选赛惊险出线
阿贾克斯和费耶诺德在冠军杯上的成功,并未促进国家队的表现。凯斯勒执教的荷兰队错过70年世界杯后,又在72年的欧洲杯八强遭南斯拉夫淘汰。这时的荷兰不仅有克鲁伊夫,克洛尔、胡尔斯霍夫、内斯肯斯和凯泽尔也都成了骨干,如此群星璀璨的球队,竟差点在74世界杯外围赛翻船。他们所在的第3小组只有比利时是个威胁,冰岛和挪威都不在话下。荷兰恰恰是从两家“鱼腩”身上捞足了净胜球(24比2),才压倒比利时(12比0)出线的,而和比利时决定性的那场0比0,对方有一个好球被吹成了越位。比利时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外围赛一球不失却无缘世界杯的国家。

出线如此惊险,荷兰足协遂邀请米歇尔斯带队前往西德,为了不让原主教练法德尔洪茨难堪,米歇尔斯的头衔是“顾问”,这和12年后贝肯鲍尔的情形一样。荷兰国家队缺乏信心,不仅表现在成绩欠佳,主教练聘请匈牙利人也说明他们不敢启用本国教练。好在法德尔洪茨毫不计较,甘当米歇尔斯的助手。米歇尔斯以阿贾克斯、费耶诺德和PSV三强为班底,从布鲁日、安德莱赫特和特温特补充了赫尔斯和伦森布灵克等人,克鲁伊夫也从巴塞罗那归队了,球衣号码的分配又让人们见识了荷兰人的独有气质。

英超在92年成立时,想出个造星的高招――让号码固定。这一招20年前荷兰人就开始用了。前锋披2号或3号想必有人见过(86年保加利亚的西拉科夫,74年阿根廷前锋阿亚拉都穿2号),见过穿1号的么?荷兰这届国家队的球衣号码便是按姓氏的字母排序分配,当然,克鲁伊夫例外。他将14号据为己有(无论是阿贾克斯还是国家队),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他第一次上场的号码,有的说这是他第一个进球时的号码。他加盟巴塞罗那后,西班牙足协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样,1号球衣就落在了赫尔斯(Geels)的身上,守门员荣布骆德(Jongbloed)则披起了8号。除了荷兰,世界杯上还有阿根廷如此标新立异。

打仗亲兄弟
记得小时候,孩子们在一起玩耍,闹将起来,必会有人把你的姓氏和某个著名的“坏蛋”联系起来,姓刘的不是被骂作“工贼”刘少奇,就是“大地主”刘文彩,在下姓林,自然是林彪的同门。这么胡乱联系现在看来有些无聊,可在荷兰国家队要是有两人同姓,九成他们是兄弟,甚至还是孪生兄弟。荷兰这一届国脚中,有范德科克霍夫这对同来自PSV的孪生兄弟,老大威利比老二勒内早出生半小时,大的是中场,小的是边锋。

历代荷兰队兄弟兵络绎不绝。98世界杯有德波尔兄弟,两人同日加入阿贾克斯,一道升上一队,一起首发,甚至一道罢工要求转会巴塞罗那。克鲁伊夫特别提醒不能让这对兄弟分开,否则两人一块儿没了状态,事实证明克鲁伊夫比医生还灵。最幸运的是科曼兄弟,两人联袂夺得88年欧洲杯――荷兰唯一的大赛锦标。只有一半幸运的是穆伦兄弟,大哥赫瑞错过了世界杯,弟弟阿诺德则在88欧洲杯为范巴斯滕传了个好球,让后者的零角度抽射震惊世界,彼时阿诺德已经37岁了。

不那么出名的兄弟还有好几对,而且总在阿贾克斯扎堆。威茨格兄弟虽在阿贾克斯同场献技,但从未捞着在国家队一道上场的机会,罗伯特在92欧洲杯一脚40码远射打破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大门。前文提到的赫罗特也是兄弟俩效力阿贾克斯。最绝的例子出现在20世纪初,阿贾克斯队中有四兄弟,只是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合作过罢了。
 
备战世界杯
荷兰在1973年11月18日于阿姆斯特丹0比0逼平比利时,打进了世界杯,过程惊险万分。终场前一刻,比利时前锋费尔海恩主罚任意球破门,不知何故,苏联主裁判哈扎科夫不是鸣哨示意进球,而是吹罚客队越位,这球要是成立,荷兰就完了。比利时人愤怒地抗议,但无济于事,慢镜头回放显示哈扎科夫是错判。

随后30多年里,荷兰再没这么走运。西班牙世界杯,外围赛荷兰、法国和比利时(比利时!)同组。1981年11月18日(11月18日!),荷兰客场对法国(该组倒数第2场),打平便随比利时出线。但法国先由普拉蒂尼任意球破门,再由西斯第82分钟锁定胜局。84年欧洲杯外围赛,西班牙要净胜马耳他5球才能压倒荷兰出线,竟以12比1炸沉了地中海岛国。墨西哥世界杯,荷兰外围赛进了一步,第5小组列第二和第1小组次名打附加赛,猜猜和谁?比利时!首回合比利时小胜1比0,次回合荷兰领先对手2比0至第84分钟,不幸被比利时小将格伦打进致命一球惨遭淘汰(格伦日后效力帕尔马,直打到94世界杯后才退役)。

荷兰“走钢丝”这一天距阿贾克斯三度蝉联冠军杯不到半年,荷兰队的表现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知是否因为打平即可出线,他们紧张得缩手缩脚,目睹国脚们的狼狈,皇家足协遂下定决心要让米歇尔斯带队前往西德。

这场预选赛,荷兰的首发阵容是门将施莱夫斯,后卫从右至左依次是苏比、胡尔斯霍夫、曼斯菲尔德和克洛尔;3名中场是哈安、内斯肯斯和穆伦;前锋是勒普、克鲁伊夫和伦森布灵克。外围赛6场只有克鲁伊夫、胡尔斯霍夫和克洛尔从头打到尾,范哈内亨和内斯肯斯各缺席一场,苏比、门将范贝弗伦和布洛克坎普出场4次,三届冠军杯门将斯图伊居然一次上场机会没捞着。布兰肯伯格竞争不过贝肯鲍尔还情有可原,斯图伊的命运让人称奇。这也是伦森布灵克重返国家队的首场比赛,加盟安德莱赫特后,他长期被国家队忽视,上一次代表荷兰已远在1968年。

此时克鲁伊夫已不再属于阿贾克斯。该队两个月之后6比0大胜AC米兰夺得欧洲超级杯,是这支伟大的球队瓦解前的最后一座奖杯。73年的夏天目睹了克鲁伊夫负气出走,阿贾克斯由这次内部失和走向了解体。克鲁伊夫出走的原因不止一个:一说他和队医闹翻了,后者让他带伤比赛;又说因为巴塞罗那高薪引诱;队内部分球员对他以队长身份捞钱非常不满;最直接的也许是他在季前的队长选举中落败,33岁的凯泽尔得票最多。

选举揭晓,克鲁伊夫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脸色铁青地转身上楼,口头上说“没事儿”,但一转身队友们就听到他和岳父(他的经纪人)通电话:“你马上帮我联系,我要立即离开这里。”9月初,克鲁伊夫以创纪录的100万美元转会巴塞罗那。他恨不得马上就离开阿姆斯特丹,即使按规定他要等到年底才能代表巴塞罗那也在所不惜。

当今的足坛,绝大部分球队队长由主教练任命,任命队长往往成为主教练拉拢核心球员,稳定更衣室的手段。阿贾克斯却不是这样,三连冠那几年,每一年捧杯的队长都不同。在温布利是南斯拉夫人瓦索维奇佩戴袖标;在鹿特丹是老大哥凯泽尔带队登上领奖台;到了贝尔格莱德,凯泽尔自动放弃,克鲁伊夫接任,全队没半句怨言。怎么过了两个月,世界就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经过一个赛季,大家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为了打好世界杯,阿贾克斯的荷兰国脚们言归于好。米歇尔斯的回归,对这帮目中无人的球星也是一种约束。热身赛的第一仗定在1974年3月27日,于鹿特丹迎战奥地利。这是米歇尔斯指挥的第一场国际比赛。他把几年前被阿贾克斯淘汰的424阵型又搬到了国家队(阵容略),结果被奥地利人抓住中场人少在第37分钟先进一球,克洛尔在第44分钟将比分扳平。米歇尔斯立刻在下半时变阵,用德科尔换下打中卫的内斯肯斯,撤掉一名前锋勒普,换上防守能力较强的延森。变阵止住了颓势,但没有带来胜利。

两个月后,荷兰移师阿姆斯特丹和阿根廷热身。由于决赛周和乌拉圭同组,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能从南美人那里搜集一点情报,结果4比1大胜,荷兰信心大增,他们没想到乌拉圭和阿根廷的风格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荷兰和南美的足球交往并不是从这次开始的,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
 
阿贾克斯得罪了乌拉圭
阿贾克斯连拿三届冠军杯,本应借三次洲际杯的机会熟悉南美球队的打法,可这帮大爷对此热情不高。1971年,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正是乌拉圭的民族队。当时洲际杯还是主客场制,阿贾克斯认为自家的月亮更圆,拒绝了。卫冕冠军杯成功又遇上同样的问题,阿贾克斯觉得再拒绝说不过去,改变初衷同意去,这次的对手是独立队――当时南美的皇家马德里。他们没想到,这么率性的外交姿态会怎样激怒乌拉圭,并因此在3年后让他们在世界杯一上场就吃了那么多皮肉之苦。

阿贾克斯去了,踢了,但是没赢。但独立队被阿贾克斯的打法吓坏了,欧洲冠军的换位和跑动让他们无所适从,5分钟就丢了一个――克鲁伊夫涮过守门员破门。独立队只好通过不停的犯规让对手停下来,裁判也频频偏帮,终于让独立队在第81分钟由左边卫弗朗西斯科・萨扳平。(荷兰人对这种耍赖的游戏倒了胃口。1973年,他们得知还是独立队,敬谢不敏。欧洲足联只好改由尤文图斯顶替。尤文图斯也对出远门没兴趣,遂约在“中立”的罗马决战,心不在焉之下,他们以0比1扔掉了比赛。阿贾克斯的傲慢深深刺伤了阿根廷人的自尊。等了5年,终于借主办世界杯将屈辱一一奉还。)3周后,独立队回访阿贾克斯,谈笑间,内斯肯斯和勒普(两个)的进球打发了独立队,还不算不计其数的好机会没有把握住,阿根廷人对荷兰足球的恐惧也一直延续到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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