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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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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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中国人为什麽要了解日本？这理由多得简直说不清。首先，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的邻国，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玉皇大帝他老人家大概不会派夸娥家的少爷下凡，象当年搬走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把日本搬到加勒比海去。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强邻挤在一起一般没什麽好事。战国时代的老祖宗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美国在历史上基本没有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它欺压隔壁的墨西哥却无微不至。中国的不幸，在于它跟两大强国──俄罗斯和日本紧紧挤在一起。以人口比例来算，中日都是资源小国。如今中国大陆上的石油已经挖得几乎山穷水尽，以我们那种“浪费王国”的消耗速率，六十年代被王铁人扔到太平洋里的“贫油国”的帽子，咱们迟早又得捡回来乖乖戴上。陆上的油挖完了，只有到海上去，但要上那儿就得迎头撞上老倭那个巡海夜cha。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争端只是大戏开场前的一声清笛。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日本是感情上势不两立的敌国。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楼下有人问是不是留日的都仇日，只有一位先生敢出来否定，而另一位先生则肯定了“留过日的多仇日”这种说法。当然，这个问题需要民意测验的科学手段才能较准确地回答。但我相信，即使那些不仇日或亲日的留日学人，大多数恐怕也不敢出来公开承认他们的情绪取向。相比之下，要一个具有亲美倾向的留美学人公开承认他的心事就绝对不会有类似的困难。说美国好，顶多只会换来“歌颂美国幸福生活”的冷言冷语，而要说日本人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麽坏，就得横下一条心，准备象林思云先生那样豁出去做千夫所指、万众唾弃的“汉jian”和“日奴”。两者头上的“降唾沫量”是“细雨湿衣看不见”和“昨夜雨狂风骤”的差别。
客观地说（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仇日情绪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最大“客观度”），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远因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下场不同，首先是因为纳粹战败时冷战尚未开锣，美苏蜜月尚未破裂，再加上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强大势力，使得纳粹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战犯们统统授首。巴顿将军只是因为主张利用纳粹军队去打苏联，就闹到被解职的地步。而日本投降时冷战已经开始，苏联在东北、朝鲜趁火打劫，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满州和北韩，神州陆沉正要开始。所有这一切，加上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急剧扩张，使得日本成了反苏反共的第一线。取战略守势（所谓“围堵”）的老美给老毛子吓坏了，自然要姑息包庇日本战犯。他们不仅使大批战犯逃脱了审判，而且使军国主义从未受到彻底清算。战犯岸信介居然能在五十年代出任首相，而且军国主义余孽竟可长期盘踞政坛，形成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种情况在西德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以上事实，老美如今也供认不讳。老芦看过的一部电视文献片，就是详细披露他们当年是怎样把日本的细菌战机密捂下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由於国共争端，双方竞相讨好日本，把当年的敌人当作“统战对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几十年来的头号敌人都是同胞，当年的国仇自然顾不上去清算。我们不仅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几十年如一日、追遍天涯海角去捉拿凶手归案，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GCD出於对“大日本皇军”（毛泽东原话）客观上帮助他们上台的感激之心，甚至捏造出“中日人民传统友谊”的神话，不是帮著日本去谴责原爆的“罪行”，就是鼓励日本去向苏联争“北方领土”。为了一党私利反美，竟然堕落到不惜谴责当年最主要的盟国、中国的救命恩人的“战争罪行”的地步，这种事也只有GCD这种毫无原则、只讲“策略”（权术和诡计的代名词）的政党才做得出来。於是，数千万死难者的血迹，就这样在政治家的伟大战略部署里轻轻抹去，成了再也难以捕捉追觅的幻像蜃影。
然而那史无前例的深重的民族创伤却不是谎言的薄薄油膏可以抚平的。等到GCD稍稍放松舆论控制，当年被强压下的血海深仇便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随著全民从三十年的催眠术中醒过来，我们就免不得要捡回昨天的仇恨。为了维系统治，GCD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万能法宝，原意是拿来推搪专门在中国“人权”上做文章的老美，不是针对在人权问题上从来装作天聋地哑的老倭。可惜，民族主义的核心其实是仇恨，而仇恨一经煽起就再也难以控制它的流向了。
为此火上加油的是日本政治家们惊人的短视和日本人民那无以伦比的刚愎。上次敬爱的江主席怀著满腔满腹的憋心脏的单相思，布帆东去访苍鹰。刚刚对韩国道了歉的日本却如刁德一一般，有本事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是不给江总他想要的东西，气得他以大国元首之尊，忍不住要效委屈的小媳妇，私下对记者嘟嘟囔囔地发泄一番仇日情怀。虽则唐外长过后赶快声明老江的访问是伟大的成功，然而恐怕连月里嫦娥都听到了那一声耳光是何等的清脆嘹亮。江总扔下了一个没签字的公报不说，还竟然糊涂到让唐外长去宣布代民间免去索赔。挨了耳光还送礼，这种受虐狂的贱德性又如何让对方看得上？
经过这番史上罕见的折冲樽俎，老芦此生大概永远也没指望看到老倭道歉了。而老倭越不道歉，我们就越要靠“外交部声明”、报刊社论去不疼不痒地骚扰对方，以此来应付海内外华人沸腾的怨恨。然而越是从事这种恼人而不吓人的“麻雀战”，我们就越是惹恼日本的普通民众而让政客们看穿贵州驴儿的虚弱，强项而有恃无恐的老倭也就越不道歉。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中日迟早要从感情上的敌国变成事实上的敌国，不管双方的政治家们的主观意图怎样。
因此，中日之间的怨仇就象一个脓包，当年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而用麻醉药膏覆盖起来。过后双方政府又因为惊人的鼠目寸光，采取“无为无不为”的“不治之治”的医疗方针，使它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而长得越来越大，最终要变成要命的败血症。如果中国人有点以色列人的骨气并稍微知道点人命的价值，如果日本人有三分德国人的眼光、心胸和基督徒的忏悔情怀，中日之间不是不可能象法德、以德那样算清宿怨而达成民族和解的。历史和民族特性使亚洲两个伟大的黄种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和解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使中日怨仇难以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开放前，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国际上搞“亲不亲，阶级分”，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放大到国际舞台上去，以为凡教友即亲兄弟，而亲兄弟之间只有绵绵无尽的恩爱。这种“意识形态外交”违背了起码的市井常识──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浅显道理，我们的政治家们却不知道。这也难怪，为地缘政治决定的民族利益冲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的。
否认了民族矛盾，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只会使摩擦逐渐累积而变成难以消弥的剧烈冲突。由於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种非阶级冲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对方革出教门，以宣称对方是叛徒来维护学说的完整，而这麽一来就封死了妥协折冲的余地──否则我们自己也要变成同流合污的叛徒了。就是为此，当年我们那些“胞波”、“兄弟”、“同志加兄弟”等等，后来没有一个不变成“反动派”（印度、缅甸、印尼等）“霸权主义”（越南）、“修正主义”（苏联、东欧诸国、古巴等）的。一个国家曾和世上这麽多国家闹翻，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外交史上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对蔑视它的人们的惩罚而已。
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式还发明了一种“人民至上”论。根据这个理论，人民是决不会错的。两个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然而据说人民却总是友好的。如果是侵略战争，则侵略国家的人民一定什麽责任都没有，该负责的只是统治阶级中那一小撮战争贩子，是他们违背民意悍然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两国人民头上。所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谈不上谁欠谁的。
用这种理论来考量，伟大领袖当年拒绝日本社会党和田中首相的非正式道歉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既然日本人民只是受害者，有罪的只是当初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现在的日本又不是那些人当家，还道什麽歉呢？同理，既然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还要他们赔什麽钱呢？
这种理论之荒谬，似乎用不著多说了。七十年代许多国家跟中国建交，每次“两报一刊”专发的社论中都要盛赞该国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歌颂两国人民之间那历史悠久的友谊。有的国家老芦连听都没听说过，想来连当年的郑和老公公做梦也不曾梦见过，然而据说我们却早就和该国的人民如胶似漆了，这真是从何说起！老芦出国有年，也曾去了几个国家，至今没有考证出这“两国人民的友谊”究竟是天地间的什麽怪兽。倒是“两国人民间的仇恨”还不费劳思：眼下就摆著十二亿中国人民对“倭猪”们的仇恨。比起那虚无飘渺、由没几个人知道的个别“崇唐媚外”的留学生晁衡和倔如骡子的传教士鉴真代表的“友谊”来，这仇恨倒真是伸手即触、炙手可热。
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愣是建筑在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当年伟大领袖有句话，道是：“寄大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大概就是出於这种“希望”，我们“向前看”，慨然免去了战争赔款，指望著这友谊是双向的，人家日后会用同等的慷慨来回报我们。可惜你丧失常识，人家没有丧失常识，指望著日本人民无师自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中国人民当成亲骨肉，这希望未免也大得豁了边。据说田中当年身上的金票是大大的有，专门带著来买单的。既然你不要，得，那是你的事，以后咱们这事就两清了。而且你又拒绝非正式道歉，又不要金票，看来咱皇军当年还真没作过什麽恶，不然我说怎麽这麽容易就开销了呢！
中国人为什麽要了解日本？这理由多得简直说不清。首先，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的邻国，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玉皇大帝他老人家大概不会派夸娥家的少爷下凡，象当年搬走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把日本搬到加勒比海去。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强邻挤在一起一般没什麽好事。战国时代的老祖宗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美国在历史上基本没有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它欺压隔壁的墨西哥却无微不至。中国的不幸，在于它跟两大强国──俄罗斯和日本紧紧挤在一起。以人口比例来算，中日都是资源小国。如今中国大陆上的石油已经挖得几乎山穷水尽，以我们那种“浪费王国”的消耗速率，六十年代被王铁人扔到太平洋里的“贫油国”的帽子，咱们迟早又得捡回来乖乖戴上。陆上的油挖完了，只有到海上去，但要上那儿就得迎头撞上老倭那个巡海夜cha。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争端只是大戏开场前的一声清笛。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日本是感情上势不两立的敌国。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楼下有人问是不是留日的都仇日，只有一位先生敢出来否定，而另一位先生则肯定了“留过日的多仇日”这种说法。当然，这个问题需要民意测验的科学手段才能较准确地回答。但我相信，即使那些不仇日或亲日的留日学人，大多数恐怕也不敢出来公开承认他们的情绪取向。相比之下，要一个具有亲美倾向的留美学人公开承认他的心事就绝对不会有类似的困难。说美国好，顶多只会换来“歌颂美国幸福生活”的冷言冷语，而要说日本人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麽坏，就得横下一条心，准备象林思云先生那样豁出去做千夫所指、万众唾弃的“汉jian”和“日奴”。两者头上的“降唾沫量”是“细雨湿衣看不见”和“昨夜雨狂风骤”的差别。
客观地说（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仇日情绪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最大“客观度”），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远因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下场不同，首先是因为纳粹战败时冷战尚未开锣，美苏蜜月尚未破裂，再加上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强大势力，使得纳粹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战犯们统统授首。巴顿将军只是因为主张利用纳粹军队去打苏联，就闹到被解职的地步。而日本投降时冷战已经开始，苏联在东北、朝鲜趁火打劫，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满州和北韩，神州陆沉正要开始。所有这一切，加上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急剧扩张，使得日本成了反苏反共的第一线。取战略守势（所谓“围堵”）的老美给老毛子吓坏了，自然要姑息包庇日本战犯。他们不仅使大批战犯逃脱了审判，而且使军国主义从未受到彻底清算。战犯岸信介居然能在五十年代出任首相，而且军国主义余孽竟可长期盘踞政坛，形成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种情况在西德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以上事实，老美如今也供认不讳。老芦看过的一部电视文献片，就是详细披露他们当年是怎样把日本的细菌战机密捂下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由於国共争端，双方竞相讨好日本，把当年的敌人当作“统战对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几十年来的头号敌人都是同胞，当年的国仇自然顾不上去清算。我们不仅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几十年如一日、追遍天涯海角去捉拿凶手归案，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GCD出於对“大日本皇军”（毛泽东原话）客观上帮助他们上台的感激之心，甚至捏造出“中日人民传统友谊”的神话，不是帮著日本去谴责原爆的“罪行”，就是鼓励日本去向苏联争“北方领土”。为了一党私利反美，竟然堕落到不惜谴责当年最主要的盟国、中国的救命恩人的“战争罪行”的地步，这种事也只有GCD这种毫无原则、只讲“策略”（权术和诡计的代名词）的政党才做得出来。於是，数千万死难者的血迹，就这样在政治家的伟大战略部署里轻轻抹去，成了再也难以捕捉追觅的幻像蜃影。
然而那史无前例的深重的民族创伤却不是谎言的薄薄油膏可以抚平的。等到GCD稍稍放松舆论控制，当年被强压下的血海深仇便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随著全民从三十年的催眠术中醒过来，我们就免不得要捡回昨天的仇恨。为了维系统治，GCD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万能法宝，原意是拿来推搪专门在中国“人权”上做文章的老美，不是针对在人权问题上从来装作天聋地哑的老倭。可惜，民族主义的核心其实是仇恨，而仇恨一经煽起就再也难以控制它的流向了。
为此火上加油的是日本政治家们惊人的短视和日本人民那无以伦比的刚愎。上次敬爱的江主席怀著满腔满腹的憋心脏的单相思，布帆东去访苍鹰。刚刚对韩国道了歉的日本却如刁德一一般，有本事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是不给江总他想要的东西，气得他以大国元首之尊，忍不住要效委屈的小媳妇，私下对记者嘟嘟囔囔地发泄一番仇日情怀。虽则唐外长过后赶快声明老江的访问是伟大的成功，然而恐怕连月里嫦娥都听到了那一声耳光是何等的清脆嘹亮。江总扔下了一个没签字的公报不说，还竟然糊涂到让唐外长去宣布代民间免去索赔。挨了耳光还送礼，这种受虐狂的贱德性又如何让对方看得上？
经过这番史上罕见的折冲樽俎，老芦此生大概永远也没指望看到老倭道歉了。而老倭越不道歉，我们就越要靠“外交部声明”、报刊社论去不疼不痒地骚扰对方，以此来应付海内外华人沸腾的怨恨。然而越是从事这种恼人而不吓人的“麻雀战”，我们就越是惹恼日本的普通民众而让政客们看穿贵州驴儿的虚弱，强项而有恃无恐的老倭也就越不道歉。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中日迟早要从感情上的敌国变成事实上的敌国，不管双方的政治家们的主观意图怎样。
因此，中日之间的怨仇就象一个脓包，当年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而用麻醉药膏覆盖起来。过后双方政府又因为惊人的鼠目寸光，采取“无为无不为”的“不治之治”的医疗方针，使它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而长得越来越大，最终要变成要命的败血症。如果中国人有点以色列人的骨气并稍微知道点人命的价值，如果日本人有三分德国人的眼光、心胸和基督徒的忏悔情怀，中日之间不是不可能象法德、以德那样算清宿怨而达成民族和解的。历史和民族特性使亚洲两个伟大的黄种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和解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使中日怨仇难以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开放前，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国际上搞“亲不亲，阶级分”，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放大到国际舞台上去，以为凡教友即亲兄弟，而亲兄弟之间只有绵绵无尽的恩爱。这种“意识形态外交”违背了起码的市井常识──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浅显道理，我们的政治家们却不知道。这也难怪，为地缘政治决定的民族利益冲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的。
否认了民族矛盾，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只会使摩擦逐渐累积而变成难以消弥的剧烈冲突。由於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种非阶级冲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对方革出教门，以宣称对方是叛徒来维护学说的完整，而这麽一来就封死了妥协折冲的余地──否则我们自己也要变成同流合污的叛徒了。就是为此，当年我们那些“胞波”、“兄弟”、“同志加兄弟”等等，后来没有一个不变成“反动派”（印度、缅甸、印尼等）“霸权主义”（越南）、“修正主义”（苏联、东欧诸国、古巴等）的。一个国家曾和世上这麽多国家闹翻，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外交史上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对蔑视它的人们的惩罚而已。
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式还发明了一种“人民至上”论。根据这个理论，人民是决不会错的。两个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然而据说人民却总是友好的。如果是侵略战争，则侵略国家的人民一定什麽责任都没有，该负责的只是统治阶级中那一小撮战争贩子，是他们违背民意悍然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两国人民头上。所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谈不上谁欠谁的。
用这种理论来考量，伟大领袖当年拒绝日本社会党和田中首相的非正式道歉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既然日本人民只是受害者，有罪的只是当初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现在的日本又不是那些人当家，还道什麽歉呢？同理，既然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还要他们赔什麽钱呢？
这种理论之荒谬，似乎用不著多说了。七十年代许多国家跟中国建交，每次“两报一刊”专发的社论中都要盛赞该国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歌颂两国人民之间那历史悠久的友谊。有的国家老芦连听都没听说过，想来连当年的郑和老公公做梦也不曾梦见过，然而据说我们却早就和该国的人民如胶似漆了，这真是从何说起！老芦出国有年，也曾去了几个国家，至今没有考证出这“两国人民的友谊”究竟是天地间的什麽怪兽。倒是“两国人民间的仇恨”还不费劳思：眼下就摆著十二亿中国人民对“倭猪”们的仇恨。比起那虚无飘渺、由没几个人知道的个别“崇唐媚外”的留学生晁衡和倔如骡子的传教士鉴真代表的“友谊”来，这仇恨倒真是伸手即触、炙手可热。
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愣是建筑在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当年伟大领袖有句话，道是：“寄大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大概就是出於这种“希望”，我们“向前看”，慨然免去了战争赔款，指望著这友谊是双向的，人家日后会用同等的慷慨来回报我们。可惜你丧失常识，人家没有丧失常识，指望著日本人民无师自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中国人民当成亲骨肉，这希望未免也大得豁了边。据说田中当年身上的金票是大大的有，专门带著来买单的。既然你不要，得，那是你的事，以后咱们这事就两清了。而且你又拒绝非正式道歉，又不要金票，看来咱皇军当年还真没作过什麽恶，不然我说怎麽这麽容易就开销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