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远比想象的要仁慈[马悲鸣]

[晕妇]

错在中国政府杀得太少

各位不必争吵.马悲鸣在这篇文章里只是就事实谈了一点他的看法.如果他所说的确实符合事实,也就无可指责,至少有事实根据,没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本妇以为,错全错在中国政府,错在中国政府杀人太少.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把那些反对它的人都杀光,或至少多杀几个呢 ? 如果果然如此,马悲鸣便没有说中国政府仁慈的事实根据,或许就会写一篇指摘中国政府太不仁慈的文章, 这儿的 msft 和 chieftain 也就心满意足达到目的随其心愿了.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被改造得象美国加拿大欧美那么民主自由,那么十全十美,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没了一个要饭的,那么 msft 和 chieftain 岂不就失业了,就再也没了存在的价值了 ? 为了不至于物种消失,这二位希望中国政府永远坏事越做越多,中国老百姓永远受苦受难,也就不足为奇了.否则这二位咋活下去啊 ?

 

[Awaken]

卢笛：国民党杀人和共产党杀人

送交者: 二野 2005年7月01日11:37:57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卢笛：国民党杀人和共产党杀人

国民党杀人和共产党杀人

卢笛


马弟弟日日歌颂圣恩宽大无边，看得我心里不耐烦：他不是号称和我一样，终身是落后分子么？几时改做马屁匠了？最可笑的乃是，此时正值师涛被我党罗织入罪，以“泄露国家绝密（“绝对公开的秘密”的简称）”罪判刑十年。他拍这无产阶级马屁是不是挑错了辰光？因上帖塞了他一句。

不料思云上贴表示异议，认为若论杀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仁慈，游客也跟贴附和。我觉得恰与历史真实颠倒，很不客气地回了个帖。那帖子乃是在格子里信手打的。刚才进来，发现竟然选入导读，觉得和拙文一贯质量不相称，不如另写个帖子代替之。如有可能，请斑竹将楼下拙文拿下导读，换成现在这文字，谢谢！

任何政权恐怕都要杀人。中国历史从来是一部血腥的历史。不过杀人最猛之时，乃是朝代交替之时。我的一个感觉是，和地主士绅比起来，造反痞子更喜欢杀人。

项羽就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杀人魔王。这人颇有点像罗马暴君尼禄，一面杀人不眨眼，动不动就屠城，一面秉性又非常温柔，礼贤下士，颇多妇人之仁，不但关心爱护部卒，吊死扶伤无微不至，而且对来访的儒生非常礼貌客气。亚父范增在出逃法国前，发了他好几次火，甚至骂他“竖子不足与谋”，他都没翻脸。只是此人太小气，嘴上客气，却从来舍不得出血赏银子。刘邦对读书人很粗鲁无礼，却天性慷慨，动不动大把银子撒出去，所以人人为之效力，终于抢得了天下。

第二个杀人魔王便是黄巢，他上长安考试不第，写诗明志：“我花开后百花杀”。和那些说大话的文人不同，he meant business，那“杀”字真是杀。我小时听大人讲古还说起“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论名声之大，似乎盖过了后起之秀张献忠。


黄巢的部将朱温也是“杀百花”的好手。此人后来降唐，皇帝赐名“朱全忠”，以为反贼会改邪归正，结果让这小子篡了位，成了后梁开国君主。他不但是杀人魔王，而且完全是禽兽，据说所有的儿媳妇都让他糟蹋遍了，最后死在儿子手上。

张献忠前些天才讨论过，我就不说了。

总的来看，我个人感觉是：地主士绅比较温和，当然也杀人，但远远没有造反痞子杀得邪门。这也可以理解：痞子心态不正常，从最底层翻起来，一旦有了杀人的权力，则杀人就成了最直接最有效最强烈的体验权势感的方式。这大概就是历史上大规模杀人基本是造反痞子干的心理学原因吧。

那位说了：历史记载不可信，那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造谣，诬蔑伟大的农民起义！Maybe，眉笔。不过阿，倘若真如此，则曾国藩怎么会被人称为“曾剃头”？他不也是地主分子么？

不过，这话若用于我党写的历史就完全正确了。世上再没哪句话，比“论杀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仁慈”更为颠倒是非了。这种话出现不足奇，奇怪的是它至今尚在相当数量的海外“精英”中具有市场。

国民党以“杀人魔王”的形像留在我党教育出来的青年的脑海中，当真是莫名其妙。本人受了我党几十年教育，对党史和党版现代史不可谓不熟悉。现搜刮枯肠，拼命回想党妈妈告诉我的国民党杀人罪行，列在下面逐项讨论：

第一件就是所谓４１２政变。在我看来，那完全是非常事件。据国民党元老回忆，当时形势非常险恶，我党渗透入国民党内，控制了部分军权。如不以菩萨心肠施以霹雳手段（说明，此处抄袭随网，并非人家原话），恐怕自己会身首异处。这当然是夸张之词，我不相信真会到这个地步。老蒋其实是过度反应了。不过，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似乎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汪精卫和平分共不是放虎归山了么？如果汪效蒋突然袭击，将我党首脑一网打尽，大开杀戒，还会有八一起义、秋收起义那些名堂么？

总而言之，愚以为，４１２属于政变行为，所谓“武装起义”一类把戏，不是什么政府行为。杀的对象也是共产党人或积极分子，不是无关平民百姓，未便与政府行为相比较。

国民党执政后杀人，主要是在３０年代，似乎杀的都是共党头目诸如瞿秋白、向忠发、顾顺章以及共党文化特务诸如柔石、殷夫辈。这些人都是苏联豢养操纵的暴力颠覆中国政府的间谍。惩罚是应该的，并不存在冤案问题，唯一可以讨论的是对那几个文化特务量刑是否过重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从来没有杀害过学生。３０年代南京闹学潮，学痞们冲进国府外交部和教育部，打伤外长王正廷和德高望重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蒋公闻讯非常震怒，在日记里骂：抗日抗到自家人头上，不知是何道理（非原话）。但他根本就没出动坦克装甲车，而是亲自去接见学生，接见了几千人次，说得唇敝舌焦，请他们顾全大局散去。因为犯法被拘留的几个学生也很快就放了。

类似地，北平闹了天大的一次１２９运动，似乎没听说谁给杀了。警方连暴力都没动用，光是请大家洗自来水淋浴而已，与后来的“太平盛世”比起来，当真是“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到了４０年代，有所谓“１２１惨案”和闻李案发生。“１２１”惨案据说是昆明学生在原联大操场上集会时，有人天一黑往人群中扔了个手榴弹，炸死了四个人。据我党说那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真相如何只有天知道。连沈崇案现在都有人翻案，何况这种毫无证据的事。闻李案也扑朔迷离，谁知道是什么人开的枪。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似乎只能作为历史悬案。起码，那不是公开的政府行为。

假定真是国党特务手笔，我只能说那干得非常之蠢，完全是其无能的表现，正好证明他们对人民控制宽松已极。正因为无法控制人民，才只能使出这种毫不解决问题、反而后患无穷的笨招来。

国民党最后的杀人记录，似乎是在撤退前把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囚禁的共产党人统统杀了。但那些人可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全是暴力颠覆政府的敌对势力的间谍特务。按国际惯例，两国交兵时，抓到敌国间谍毫不客气，一律死了死了的。当然那是国际法，不能用于国内。我不知道那是否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可以讨论的，也就是紧急状况下是否该杀不足以判死刑的罪犯而已。

请诸位帮着想想，还有遗漏的没有？谢谢。

就算有零星补充，全部加起来，有一万人么？就算它一万人吧，那比我党算什么？50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内部讲话中提到秦始皇，林彪插话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伟大领袖当即严词驳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我们超过他一百倍！他不过坑了４６０个儒生，我们坑了４万６千个！历次镇压反革命，都要杀掉一批人，这些人里面当然也有知识分子。”

伟大领袖这儿是说，光算我党杀掉的知识分子，不算其他行业的人，就有４万６千个，超过秦始皇１００倍（注：毛是文盲，他应该说“是秦始皇杀的儒生数目的１００倍”）。所以，请同志们不要替我党伟大谦虚，低估了伟光正的空前魄力，否则伟大领袖会在泉下辗转不安的。

其实伟大领袖还是伟大谦虚了。在我看来，我党直接杀害的（不包括饿死和迫害致死）恐怕不会少于４６０万人，也就是是秦始皇的一万倍。正因为此，百姓从来不怕国民党。民间根本就没有国民党怎么杀人的传说。而百姓没谁不怕我党怕进骨子里去的。最能说明“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大概还是我一位父执的遭遇。

那位老先生特别倔而且迂，看多了古书把脑袋看糊涂了，成了典型的传统狂生。３０年代老蒋学习德国纳粹，搞什么“新生活运动”。放新闻片时出现他的镜头时，影院里的积极分子就要吆喝大家站起来致敬。老先生不但傲然坐着，还要指着银幕上的老蒋破口大骂，甚至喝令前排站起来的观众坐下，不要挡了他的视线，让他无法戟指大骂，扫了他的雅兴。于是人家只好坐下来，积极分子们也拿他无可奈何。

可到了“解放”后他还来这套，立刻就成了反革命给抓到劳改队去。老先生年纪比先父大得多，没两天就给折腾死了。他身世清白，不但没有入过任何反动党团会道门，而且家境贫寒，既非地主也非富农。当然，他是瘐死狱中，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百姓怕我党而不怕国民党，正是我党有意杀人的原设计目的。“有意杀人而非被动惩罚罪犯”这一点，正是我党和过去统治者杀人的本质差别。

过去的统治者杀的人，一般都是罪犯。杀他们乃是罪行发生后被动消极地采取的行为，目的是惩罚罪犯。因此，可以讨论的乃是是否错杀了好人。袁崇焕就是典型例子。皇帝决定杀他，乃是以为他是满特，并不是故意以杀他为手段，震慑别人。

明白了这一点，则立刻可以看出，只有在传统统治者手下才有所谓“冤案错案”一说。那和如今西方的冤错案本质一样：受害人被错认为犯了死罪而受到了惩罚。

但我党的思路和历代统治者根本不同：杀人并非惩罚犯罪，而是主动积极的有意行为，目的是借此立威，以此作为恐吓人民、巩固统治的手段。所以，在我党统治下根本就没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冤案错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遇罗克、张志新到今天的师涛，一个都没被冤枉：他们本来就是我党蓄意挑出来杀一儆百的对象，以自己的鲜血帮助我党完美地达到了这个目的，又有什么“错杀错关”可言？

早在“建国”之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内部下了指示，这指示收在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我从此牢记不忘：

“要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但要杀得有理有据，让各界无话说。”

没哪句话更比这能说明问题本质了：我党杀人，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巩固政权，事先有意计划好的震慑行动，而且要杀得巧妙，杀得艺术，“让各界无话说”。这种先定好主动出击计划，再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杀人，而不是在罪行发生后再去惩办的政府犯罪行为，有史以来，未之见也。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精髓。难怪毛死后，他的真正传人张春桥要在日记中写道：“如何巩固政权：杀人。” 还把“杀人” 和“修陵” “编书” 等一起列为毛死后该办的大事。六四之所以发生，其实不过是毛发明的“杀人治国论”的最后一次运用而已。可叹的是，它再一次显示了神效。

在毛的指示下，便有50年代初的“镇反”。余生也晚，未能躬奉其盛。只是听老辈说，当时一车一车地往城外拉人毙，当真是从未见过的血雨腥风。我有个亲戚在医学院任教，后来回忆说，那是他一生最紧张劳累的时刻，比后来大跃进通宵苦战还紧张。所有的员工都动员起来，连其他系的师生都来帮忙，忙着处理送来的无主尸体，注射福马林“保先”。据说该校现在使用的教学标本还是那阵留下来的存货。

楼下云儿跟贴说，镇反下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小咱追着她拿根据。我不知道云儿是否有根据。我可以说的只是局部取样。我家当年住的那个贫民窟大概有２６家人，其中有两家都是父母被“镇压”了（我在回忆录里说，“镇反”那种空前规模杀人甚至改变了汉语，从此“镇压”就在民间成了“处死”的同义词）。那两家都是国民党官员，似乎是县长、专员一类，夫妻都被同时处决，当真是邪门。“旧”社会的太太管什么事？难道还会犯死罪？

不仅如此，我小学时的好朋友“光蛋”的父亲也是被“镇压”的，扔下了他母子二人，生活非常艰难。他母亲没有什么谋生技能，全靠裱火柴盒维持生计。因为家庭困难，他小学念完就作童工去了，那时也不过就１３岁。我现在仔细回想，他那被镇压的父亲肯定不会是什么高官，因为在我印象里，他母亲完全是社会下层的人，未受什么教育，非常粗鄙，长得也很难看。由此可以推想他爹也不过是下等人，为何被我党当成反革命“镇压”，当真是无从猜测。

所以，如果从我这局部取样来看，那“千分之一”太小了：我当时认识的所有人包括邻居和同学也不到两百人，其中就有五个人被我党镇压了。当然，这取样很成问题。例如我那马弟弟只会认识干部子女，熟人中绝对没有类似情况，由此发展出了他的“马氏减零大定理”：）

与此同时还在农村开展了“清匪反霸”，接着又是暴力土改，“恶霸地主”不是被枪毙就是给活活打死，以广东最严重。此后又有所谓“肃反”。那大概是５５年还是５６年的事。其时我已经有了记忆，多次在街道上观看杀人大游行。那场景我已经在《黑崽子》里描写过了：前面是军乐队开道，高奏《镇压反革命》的乐曲（歌词头两句是“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后面是绳索捆绑的待处决犯人，脑后插了长长的“招子”，上面写了罪名和名字，用红笔打了叉。由端着刺刀、戴着钢盔的士兵押送，游行过主要街道后，再押到城外枪毙。

此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枪毙政治犯。凡是文革过来人都该记得那满街糊满的布告吧？文革中，批准死刑下放到省一级，不再需要报最高法院批准。每省就算平均处决了1000人（这大概是最保守的毛估了），全国加起来也就是两万多了吧？

这种事，在国民党统治下有过么？人家也杀过文人柔石、殷夫、胡也频，不过那几个人是证据确凿的共党文化特务。当时我党由苏联操纵，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暴力推翻中国合法政府，和国府交战。在这种情况下量刑过重，虽然应该责备，但和我党以言治死罪，悍然杀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在本质上恐怕完全是两回事吧？

说这些事，不是要“忆苦思甜”，更不是想煽起仇恨。我多次说过了，如今的共党不再是当年那个从头到脚，浑身毛孔都流着血腥和肮脏的土匪党了。我主张全民和解，咸与维新，反对反攻倒算，阶级报复，再来一次“穷棒子翻身”。

而且，我也能理解为何大陆出来的人至今还处在党宣传造成的错觉中。那其实是我党“杀人治国”战略的伟大胜利：所有的人都给吓得灵魂出窍，谁都不敢披露自己知道的我党杀人的烂事。而国民党杀人的事不但被我党动用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反复炒作，而且成了教学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当然要被成功地改写得面目全非。杀人魔王成了天使，而进步势力国民党却变成了魔鬼。

正因为此，我觉得才应该把被我党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是为了报复，更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大家能够坦然面对过去，面对那些为了建起我党千年长城，以身躯化作墙基的无数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