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我的译文胜傅雷
刘晋锋
许渊冲,1921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
被称为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中文专著《文学翻译六十年》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不朽诗三百首》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英文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于往事”。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
记者手记
一张名片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另一张名片上印着“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听闻许先生之自负的传言久矣。
百闻不如一见：书架不单是放书，还起到展览的作用，译著一一地陈列在架子上，许先生指着它们说，看看，我至少已经是“前不见古人”了。
中国，不，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哪个人既能中译英、英译中，又能中译法、法译中？
“我不是自负，我是自信。自负是指出了10本书，偏要说成100本，我是出了60本书，实际地说我出了60本，其实现在何止60本？”
许先生说他之所以印制那些名片，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国人的自信。但令他愤愤且不平的是，外国人往往惊叹于他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国人却常常攻击他翻译得不忠实。
“不过，新一代的人才非常有潜力，譬如杨振宁的夫人翁帆，她的硕士论文是《论许渊冲的诗学翻译思想》，她认为我的翻译一字一字来看是不忠实，但整体来看是忠实的。”
在许先生看来，中国人是缺乏自信，没有自知之明。“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不仅是翻译大国，而且是翻译强国！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外互译的文学名著，中国却有不少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的翻译家。在翻译领域，已经可以说到了美国《新闻周刊》所描述的中国世纪。"
和杨振宁同一年获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是天才，我想我算不上。杨振宁4岁认字3000多个，我3岁开始学认字，4岁才学会300个；他5岁会背《龙文鞭影》，我5岁考上南昌最好的小学，7岁开始看白话小说，背《水浒》108将。只有画画我比他强，我7岁会画许褚战马超、唐僧西天取经，他用泥做的鸡却被他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一般人才，9岁因为和老师争辩“贺”字没有写错而挨了两个耳光，从此成绩沦为中等，10岁成绩开始回升，直到小学毕业才得了个第5名，考上江西省最难考的第二中学，但我对数理化全无兴趣，英文也只是按部就班地念生字，成绩一直都是中等水平。那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上印着“二中”字样的运动背心和米黄色的方格短裤，但我年纪太小，个子太低，难以实现做运动员的梦想。刚好那时表姐从美国邮寄来奥运会的邮票，我就醉心于集邮了。结果玩物丧志，重考才升入高中。
直到高中三年级时，外文老师要我们背30篇课文，还要模仿作文，我一下子考了个第2名，自此才对英文发生兴趣，假如初中时我就这样背课文，真可以缩短三年学习时间。但我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也无多少把握。杨振宁入西南联大时是2万人中的第2名，我是外文系的第7名。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外文系的我与物理系的杨振宁同班在叶公超门下学英文，第一次小考我考了85分，这是我在中学时从未得到过的分数，杨振宁却考了95分。
他是天才且勤奋，我是天才不如他，勤奋也不如他。但我是没有兴趣则学不好，一旦有了兴趣便谁也比不上我。
在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我翻译了四本书：一本中译英、一本英译中、一本法译中、一本中译法。在我看来，能出版两种外语的中外互译作品，也就相当于获得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在充满竞争的西南联大找到信心
上大学时，我喜欢一位名叫林同端的女同学，她说她喜欢天才，对于那种一生用功只写出一本文学史的人，她是瞧不起的―――这句话对后来的我影响很大。
杨振宁说我在大学时“冲劲十足”。我们当年一起跟着叶公超学习英文，大一的第一堂英文课，叶公超就迟到了，他站在门口询问这里是否某某英语教室，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冲着这位当年的外文系主任用英语回答。
杨振宁认为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对此我很有同感，叶先生讲课之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嘲笑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你读那么快干吗？要赶到哪里去吗？”结果学生只得到批评，得不到表扬。有人偶尔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大喝一声：“查字典去！”
叶公超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时，只有杨振宁发现be后面用了过去分词而不是表示被动，问叶先生是什么缘故，叶先生不但不回答，反而问他为什么gone are the day里面用了are？杨振宁为人清高，上英语课发讲义，他少了一页，我说你去找老师要吧，他却要我代他去索取。那一次，关于be的用法，叶先生一反诘，杨振宁也不再出声，我见此还站起来替他追问叶先生。
原先的我不见得自信，自信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西南联大当时相当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大二时，吴宓讲欧洲文学史所用教材与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材一模一样，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外文系第一名才女张苏生考了91分，而我居然比她还多两分，从此我信心大涨。
期末考试时，杨振宁物理得99分，微积分得100分，我是能够把俄文考出99分，法文考得100分，因此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当年西南联大的竞争风气很盛，校内的两个天才是理学院的杨振宁和工学院的张燮，他们在1944年一同考取公费留学美国，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张燮在云南大学被打成右派，从此一蹶不振。
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胜过傅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志愿空军来参战，联大外语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被拉去担任翻译。在欢迎陈将军的招待会上说到“三民主义”，中央大学来的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我站起来说：“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大家才都恍然大悟。
其实，这是源于我在中学喜欢集邮的收获。当时我得到一张美国邮票，左边印着林肯，右边印着孙中山，上面便写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我的自信不是说我觉得自己是天才，而是因为我有兴趣，有兴趣就能记住该记住的知识，而且会应用。上大一的时候，我看到一张英文报纸，上面有一句话说：“英国的士兵在前方面对硝烟，后方的女士却还在涂脂抹粉”。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翻译毛泽东诗词里的“不爱红装爱武装”便用到了这句话。“红装”与“武装”相对应，我把“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把“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正好表现了原文的“红―――武”相对和“装”的重复。
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十卷第三段的一句，我认为我对它的翻译胜过傅雷。傅雷的译句是：“我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实际上这句话里有一个词“drink”，“drink”是饮用的意思，傅雷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译作“我在你无言的嘴上痛饮醉人的笑容”。若只是用一个“饮”字，会显得很奇怪，我巧妙地把它译作了“痛饮”。
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矧直上重霄九”，别人都认为不可翻译，我则把杨柳翻译成树，说它们的灵魂都飞上天去了。上世纪70年代钱钟书受命翻译毛泽东诗选，我把我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邮寄给钱钟书看，钱钟书说我的成就很高，说我是带着音韵和节奏镣铐跳舞。
好论战，被骂“文坛遗少”、“恶霸作风”
第一次论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中说：“初期译人，好以诗体译诗，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悉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较易保存。”他的意思是把诗歌翻译成诗歌不好，不如译成散文。
我在我的《唐诗150首》英文本序言里表示如果把诗歌翻译成散文，就会根本不存在原诗的风格，我说：“散体译文即令达意，风格已殊，慎之又慎，还会流弊丛生。”吕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见，他约我重新合编《中诗英译比录》，原先这本书只收录外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后来把我的译作也收了进去。吕先生的学者风范，真是令人敬佩。
第二次论战是我与王佐良关于瓦雷里《风灵》的翻译。瓦雷里原诗的意思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我问了很多人，都没人懂那“两件一刹那”是什么意思。我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王佐良说我的译文是鸳鸯蝴蝶派，我认为他是不对的，若用“胸部”，既可指女也可指男，一点也不美。可是论战结果是他对《中国翻译》说，以后若《中国翻译》登许渊冲的文章，就不要登他的文章。因此从1992年一直到1995年王佐良去世，《中国翻译》都不登我的文章，这次论战以我的失败告终。
另外几次是和江枫展开关于形似与神似的论战。江枫主张形似而后神似，我却认为在形似与神似统一时，译文可以形似，在二者有矛盾的时候，译文应该神似。
还有和陆谷孙讨论“紧声衣”和“发挥优势”的问题，和许钧讨论等值翻译和再创翻译，和冯亦代讨论陈词滥调的问题。
有人说我有时自负到了刻薄的程度，有人在研讨会上说我是文坛遗少、恶霸作风、自得其乐，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他们这么说太不公平了！说我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要看我的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能说我是自吹自擂。如果我是乱译，怎么可能有两首译诗被国外的大学选作教材？我的书怎么可能受到国内外的欢迎？
《新京报》2005 年08 月04 日
刘晋锋
许渊冲,1921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
被称为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中文专著《文学翻译六十年》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不朽诗三百首》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英文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于往事”。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
记者手记
一张名片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另一张名片上印着“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听闻许先生之自负的传言久矣。
百闻不如一见：书架不单是放书，还起到展览的作用，译著一一地陈列在架子上，许先生指着它们说，看看，我至少已经是“前不见古人”了。
中国，不，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哪个人既能中译英、英译中，又能中译法、法译中？
“我不是自负，我是自信。自负是指出了10本书，偏要说成100本，我是出了60本书，实际地说我出了60本，其实现在何止60本？”
许先生说他之所以印制那些名片，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国人的自信。但令他愤愤且不平的是，外国人往往惊叹于他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国人却常常攻击他翻译得不忠实。
“不过，新一代的人才非常有潜力，譬如杨振宁的夫人翁帆，她的硕士论文是《论许渊冲的诗学翻译思想》，她认为我的翻译一字一字来看是不忠实，但整体来看是忠实的。”
在许先生看来，中国人是缺乏自信，没有自知之明。“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不仅是翻译大国，而且是翻译强国！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外互译的文学名著，中国却有不少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的翻译家。在翻译领域，已经可以说到了美国《新闻周刊》所描述的中国世纪。"
和杨振宁同一年获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是天才，我想我算不上。杨振宁4岁认字3000多个，我3岁开始学认字，4岁才学会300个；他5岁会背《龙文鞭影》，我5岁考上南昌最好的小学，7岁开始看白话小说，背《水浒》108将。只有画画我比他强，我7岁会画许褚战马超、唐僧西天取经，他用泥做的鸡却被他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一般人才，9岁因为和老师争辩“贺”字没有写错而挨了两个耳光，从此成绩沦为中等，10岁成绩开始回升，直到小学毕业才得了个第5名，考上江西省最难考的第二中学，但我对数理化全无兴趣，英文也只是按部就班地念生字，成绩一直都是中等水平。那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上印着“二中”字样的运动背心和米黄色的方格短裤，但我年纪太小，个子太低，难以实现做运动员的梦想。刚好那时表姐从美国邮寄来奥运会的邮票，我就醉心于集邮了。结果玩物丧志，重考才升入高中。
直到高中三年级时，外文老师要我们背30篇课文，还要模仿作文，我一下子考了个第2名，自此才对英文发生兴趣，假如初中时我就这样背课文，真可以缩短三年学习时间。但我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也无多少把握。杨振宁入西南联大时是2万人中的第2名，我是外文系的第7名。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外文系的我与物理系的杨振宁同班在叶公超门下学英文，第一次小考我考了85分，这是我在中学时从未得到过的分数，杨振宁却考了95分。
他是天才且勤奋，我是天才不如他，勤奋也不如他。但我是没有兴趣则学不好，一旦有了兴趣便谁也比不上我。
在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我翻译了四本书：一本中译英、一本英译中、一本法译中、一本中译法。在我看来，能出版两种外语的中外互译作品，也就相当于获得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在充满竞争的西南联大找到信心
上大学时，我喜欢一位名叫林同端的女同学，她说她喜欢天才，对于那种一生用功只写出一本文学史的人，她是瞧不起的―――这句话对后来的我影响很大。
杨振宁说我在大学时“冲劲十足”。我们当年一起跟着叶公超学习英文，大一的第一堂英文课，叶公超就迟到了，他站在门口询问这里是否某某英语教室，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冲着这位当年的外文系主任用英语回答。
杨振宁认为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对此我很有同感，叶先生讲课之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嘲笑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你读那么快干吗？要赶到哪里去吗？”结果学生只得到批评，得不到表扬。有人偶尔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大喝一声：“查字典去！”
叶公超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时，只有杨振宁发现be后面用了过去分词而不是表示被动，问叶先生是什么缘故，叶先生不但不回答，反而问他为什么gone are the day里面用了are？杨振宁为人清高，上英语课发讲义，他少了一页，我说你去找老师要吧，他却要我代他去索取。那一次，关于be的用法，叶先生一反诘，杨振宁也不再出声，我见此还站起来替他追问叶先生。
原先的我不见得自信，自信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西南联大当时相当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大二时，吴宓讲欧洲文学史所用教材与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材一模一样，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外文系第一名才女张苏生考了91分，而我居然比她还多两分，从此我信心大涨。
期末考试时，杨振宁物理得99分，微积分得100分，我是能够把俄文考出99分，法文考得100分，因此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当年西南联大的竞争风气很盛，校内的两个天才是理学院的杨振宁和工学院的张燮，他们在1944年一同考取公费留学美国，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张燮在云南大学被打成右派，从此一蹶不振。
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胜过傅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志愿空军来参战，联大外语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被拉去担任翻译。在欢迎陈将军的招待会上说到“三民主义”，中央大学来的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我站起来说：“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大家才都恍然大悟。
其实，这是源于我在中学喜欢集邮的收获。当时我得到一张美国邮票，左边印着林肯，右边印着孙中山，上面便写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我的自信不是说我觉得自己是天才，而是因为我有兴趣，有兴趣就能记住该记住的知识，而且会应用。上大一的时候，我看到一张英文报纸，上面有一句话说：“英国的士兵在前方面对硝烟，后方的女士却还在涂脂抹粉”。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翻译毛泽东诗词里的“不爱红装爱武装”便用到了这句话。“红装”与“武装”相对应，我把“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把“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正好表现了原文的“红―――武”相对和“装”的重复。
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十卷第三段的一句，我认为我对它的翻译胜过傅雷。傅雷的译句是：“我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实际上这句话里有一个词“drink”，“drink”是饮用的意思，傅雷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译作“我在你无言的嘴上痛饮醉人的笑容”。若只是用一个“饮”字，会显得很奇怪，我巧妙地把它译作了“痛饮”。
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矧直上重霄九”，别人都认为不可翻译，我则把杨柳翻译成树，说它们的灵魂都飞上天去了。上世纪70年代钱钟书受命翻译毛泽东诗选，我把我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邮寄给钱钟书看，钱钟书说我的成就很高，说我是带着音韵和节奏镣铐跳舞。
好论战，被骂“文坛遗少”、“恶霸作风”
第一次论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中说：“初期译人，好以诗体译诗，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悉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较易保存。”他的意思是把诗歌翻译成诗歌不好，不如译成散文。
我在我的《唐诗150首》英文本序言里表示如果把诗歌翻译成散文，就会根本不存在原诗的风格，我说：“散体译文即令达意，风格已殊，慎之又慎，还会流弊丛生。”吕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见，他约我重新合编《中诗英译比录》，原先这本书只收录外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后来把我的译作也收了进去。吕先生的学者风范，真是令人敬佩。
第二次论战是我与王佐良关于瓦雷里《风灵》的翻译。瓦雷里原诗的意思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我问了很多人，都没人懂那“两件一刹那”是什么意思。我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王佐良说我的译文是鸳鸯蝴蝶派，我认为他是不对的，若用“胸部”，既可指女也可指男，一点也不美。可是论战结果是他对《中国翻译》说，以后若《中国翻译》登许渊冲的文章，就不要登他的文章。因此从1992年一直到1995年王佐良去世，《中国翻译》都不登我的文章，这次论战以我的失败告终。
另外几次是和江枫展开关于形似与神似的论战。江枫主张形似而后神似，我却认为在形似与神似统一时，译文可以形似，在二者有矛盾的时候，译文应该神似。
还有和陆谷孙讨论“紧声衣”和“发挥优势”的问题，和许钧讨论等值翻译和再创翻译，和冯亦代讨论陈词滥调的问题。
有人说我有时自负到了刻薄的程度，有人在研讨会上说我是文坛遗少、恶霸作风、自得其乐，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他们这么说太不公平了！说我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要看我的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能说我是自吹自擂。如果我是乱译，怎么可能有两首译诗被国外的大学选作教材？我的书怎么可能受到国内外的欢迎？
《新京报》2005 年08 月0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