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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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日本政府会骗,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日本民众的支持, 中共的骗术还有待提高.
余杰：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中干了些什么？――读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后两句话我同意，但第一句话却有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都不存在。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的面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更加独裁和残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怜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后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的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他的主导下用“反语”写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一直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自己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 “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代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而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而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的民族气节的荒唐话，他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的张学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后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这不是他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行动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中共壮大之谜》还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 “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而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对立，一心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对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却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够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当然，《中共壮大之谜》也存在着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倾向，这也许是作者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汉奸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 原载《议报》第211期
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后两句话我同意，但第一句话却有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都不存在。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的面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更加独裁和残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怜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后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的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他的主导下用“反语”写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一直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自己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 “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代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而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而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的民族气节的荒唐话，他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的张学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后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这不是他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行动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中共壮大之谜》还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 “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而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对立，一心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对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却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够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当然，《中共壮大之谜》也存在着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倾向，这也许是作者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汉奸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 原载《议报》第2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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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拿爱国官兵和人民的鲜血当统战礼物！
作者: 好看好看
一个不能有效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甚至与民众严重对立的政府，一支在8年中丧师失地还无法收复失地，只能玩儿“以水代兵”祸害民众（多少颗原子弹的效果）的军队，一个在战争进程中从头到尾以“以空间换取时间”为理由为自己的无能敷衍塞责的“统帅”，凭什么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当然领导者？就凭他据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抗战初期丧师失地尚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后期呢？1944年是个什么形势？还以空间换取时间？鬼子都打到贵州独山了，“领袖”也准备再次迁都了！这是个什么最高统帅？他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胜利几年后，人民不是就用脚投票，把他老人家请下来了么？
国民党军抗战期间有22次大会战，说起来很动人，很煽情，然而大多数都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最不好的是丧师失地，最好的就是“恢复战前态势”，哪一次收复失地了？（缅北反攻和与之配合的滇西作战除外，但是很遗憾，那是美国人指挥的）。现在大陆许多主流权威专著给他们打粉，打得真是勉为其难，打得老夫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穿了，那是在送统战礼！而要是按共军在朝鲜的作战标准，那些个“会战”中，有几个能提得起来算得上是胜利？朝鲜战争四次战役一个砥平里，五次战役一个转移阶段作战，都作为严重教训载入共军史册，老人们内疚了一辈子，军内检讨了几十年！ 而要按这些权威著作给国民党军抗战业绩的打分标准，共军简直该被吹上天！！！
张老的许多观点老夫认为还有商榷之必要，但有一个观点老夫举双手赞成：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你哪能找出第二例？
大家大概都反对“双重标准”，可面对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支军队，你要给他送礼，竟然还不得不使用“双重标准”！
张扬国民党军爱国官兵的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老夫一万个同意！但想把这粉打到蒋公脸上，对不起，老夫一万个反对！送几只熊猫没关系，要拿这些官兵和人民的鲜血去送统战礼，对不起，老夫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政府！该骂照骂！
作者: 好看好看
一个不能有效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甚至与民众严重对立的政府，一支在8年中丧师失地还无法收复失地，只能玩儿“以水代兵”祸害民众（多少颗原子弹的效果）的军队，一个在战争进程中从头到尾以“以空间换取时间”为理由为自己的无能敷衍塞责的“统帅”，凭什么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当然领导者？就凭他据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抗战初期丧师失地尚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后期呢？1944年是个什么形势？还以空间换取时间？鬼子都打到贵州独山了，“领袖”也准备再次迁都了！这是个什么最高统帅？他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胜利几年后，人民不是就用脚投票，把他老人家请下来了么？
国民党军抗战期间有22次大会战，说起来很动人，很煽情，然而大多数都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最不好的是丧师失地，最好的就是“恢复战前态势”，哪一次收复失地了？（缅北反攻和与之配合的滇西作战除外，但是很遗憾，那是美国人指挥的）。现在大陆许多主流权威专著给他们打粉，打得真是勉为其难，打得老夫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穿了，那是在送统战礼！而要是按共军在朝鲜的作战标准，那些个“会战”中，有几个能提得起来算得上是胜利？朝鲜战争四次战役一个砥平里，五次战役一个转移阶段作战，都作为严重教训载入共军史册，老人们内疚了一辈子，军内检讨了几十年！ 而要按这些权威著作给国民党军抗战业绩的打分标准，共军简直该被吹上天！！！
张老的许多观点老夫认为还有商榷之必要，但有一个观点老夫举双手赞成：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你哪能找出第二例？
大家大概都反对“双重标准”，可面对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支军队，你要给他送礼，竟然还不得不使用“双重标准”！
张扬国民党军爱国官兵的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老夫一万个同意！但想把这粉打到蒋公脸上，对不起，老夫一万个反对！送几只熊猫没关系，要拿这些官兵和人民的鲜血去送统战礼，对不起，老夫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政府！该骂照骂！
抗战初期，中国还是一盘散沙。
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他不过是势力最大的军头。
阎老西[山西]，刘湘[四川]，张学良[东北]，杨虎城[西北]，马家军[甘肃]，白李[广西]，
盛世才[新疆]，韩复渠[山东]，等等，等等，这里面的随便一个军头[军阀，地方势力]，
它的实力[人数，枪支，地盘，金钱，经验，地缘]，都比共军[‘共匪’]强大几倍，
甚至几十倍。它们就不想统一中国？
蒋冯阎大战是为什么？蒋汪的别扭是什么？就是都想当头。
抗日时，为什么它们就没有发展壮大？反而缩小？
为什么只有‘共匪’发展？ 仅仅 3万的‘共匪’，[还是吹牛的]，
哪来的兵？有的就是这些军头[军阀]的兵。哪来的枪？有的就是这些军头丢的枪。
哪来的地盘？有的是这些军头[包括蒋头]丢给日本的地盘，[山东，江苏]。
‘共匪’的荒唐就是在抗战中发展，‘朱毛’比蒋头，就是‘魔高一丈’。
不愿作日本奴隶的中国人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
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他不过是势力最大的军头。
阎老西[山西]，刘湘[四川]，张学良[东北]，杨虎城[西北]，马家军[甘肃]，白李[广西]，
盛世才[新疆]，韩复渠[山东]，等等，等等，这里面的随便一个军头[军阀，地方势力]，
它的实力[人数，枪支，地盘，金钱，经验，地缘]，都比共军[‘共匪’]强大几倍，
甚至几十倍。它们就不想统一中国？
蒋冯阎大战是为什么？蒋汪的别扭是什么？就是都想当头。
抗日时，为什么它们就没有发展壮大？反而缩小？
为什么只有‘共匪’发展？ 仅仅 3万的‘共匪’，[还是吹牛的]，
哪来的兵？有的就是这些军头[军阀]的兵。哪来的枪？有的就是这些军头丢的枪。
哪来的地盘？有的是这些军头[包括蒋头]丢给日本的地盘，[山东，江苏]。
‘共匪’的荒唐就是在抗战中发展，‘朱毛’比蒋头，就是‘魔高一丈’。
不愿作日本奴隶的中国人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
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
《转载自深圳一网情深》
社科院历史所张忠义秘密研究报告：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文章很长，漫漫看。
又到了“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的纪念日。加上抗日战争最大的会战之――“八一三”凇沪抗战，还有“八一四”国民党空军节，把这个八月中旬搞得沸沸扬扬，网上有关文章层出不穷，着实热闹。然而只要我们认真面对史实，就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甚至可以说是惨败。
这不是说瞎话？中国难道不是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不是派代表参加了“密苏里” 号的受降日本仪式？冈村宁次不是在南京代表百万侵华日军投降？况且我们从小就从教科书上得知：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胜利。铁证如山，凭什么推翻？
只凭实事求是。我的主要观点是：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并不能战胜侵华日军，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是美国战胜日本的胜利顺带了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
一、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而且牵制的也不是日军主力。
1、二战中日军死亡数字
先看战果。我国大量书籍宣称，八年抗战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歼灭日军133万，占日军二战总损失195万的70%。这是中国战胜日本、中国是抗日主战场的主要依据。
但我们只要仔细研究这两个数字就知道，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来自日本书籍，却是偷换概念计算出来的。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这里要谈一下军事常识。战争的损失，一般只统计绝对损失数（死亡），只有某场战役才统计伤亡数。因为二战中主要交战国军队的伤员75―80% 能重返前线，因此往往造成重复计算。正如一些老红军多年身经百战受伤几十次，如进行累计就有会出现几十人受伤，实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所以战争损失只统计绝对损失（死亡）。那么日军在中国战死多少呢？据日本自己统计，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185万人（另截止投降时有10万残废伤员，这就是195万这个数字的由来），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我们的历史书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就得出了70%这个障眼法。
其余日军死在哪里？看一看日本书就知道，有18万多日军被英联邦军队击毙在缅甸（含中国远征军击毙1万多日军这一战果），9万日军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主要是诺门坎和苏联出兵东北两场战役）。也就是说，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战争中日军死亡总数的64%。
2、中国战场不是抗日主战场
我们还长期接受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乍一看确实如此，不好辩驳。然而只要清醒地分析，我们也只有承认，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实际上是另一个障眼法。它一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二是混肴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
日本陆军二战中有四大战略集团，就是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有一支“中国派遣军”。为什么？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最高峰达到30万人，但在关东军打击下，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另一支是中国领导的抗日联军，最高峰接近5万人。但在日军残酷清剿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 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已无成建制军事力量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作战，中国八年抗战战场，也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我国的历史书中也都称抗战中敌后的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0%，也只计算日军“中国派遣军”力量，因当时国共两党都没有力量派军队到东北去打击关东军（抗战结束后倒是上演了进军东北的争夺战）。但在提到中国战场牵制的日军总数时，又加上关东军的数字，确实是“为我所用”。只要查看日军战史就清楚，二战中关东军从来就是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后来全部
覆灭于苏联红军之手也证明了这一点。下面谈一谈具体数字。
中国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只有一段时间，就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大部和精锐确实集中在中国战场，这些为大家所熟知，不必多说。诺门坎事件日军惨败于苏联红军之手，痛定思痛，遂重点加强关东军，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使关东军膨胀到16个师团，85万人，精锐云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居第一（每师团2.5―2.8万人，而“中国派遣军”每师团仅约1.3万人，只有关东军一半，而且师团炮兵也远不及关东军）。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因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使日军无法集中力量攻击苏联，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又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实际上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基本与中国战场形势无关，否则怎么解释如果中国战场真的拖住日军，日军又如何能抽调精锐将关东军加强为最强大的战略集团？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远东苏军兵力。“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日军估计远东苏军超过60个师，2700辆坦克，鉴于诺门坎事件惨败的教训，认为是日军难以对付的“涩柿”；只有在远东苏军减少到原有1/3的“熟柿”状态时，才能“瓜熟蒂落”出兵进攻；二是德军进攻苏联形势，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日军已基本放弃“北进”苏联的方针。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为避免军事机器瘫痪（日本90%的石油需要进口），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资源而最终决定“南进”太平洋。可见，中国战场形势对日军无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影响不大。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73万人，数量和质量均居第一；“南方军”40万人，精锐程度仅次于关东军；“国内军”38万人；“中国派遣军”虽然有62万人，论数量居第二位，但因精锐大多抽调给南方军，质量已大为下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随后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国内军”为抗击美军登陆本土也通过总动员而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实际上成为战略预备队，质量空前虚弱。战争末期关东军新成立的24个师团，战斗力仅相当于原有的8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7个师团，大多是四流部队升级编成，战斗力极弱（只剩下第 3、13师团战斗力较强）。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我可以另文为有兴趣的网友逐个分析日军各个师团的战斗力，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多说）。
看一看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吧。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这里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日军“国内军”之所以列入抗击美军兵力，是因为只有美军具备登陆日本本土的条件。1944年以后，美军从南（菲律宾）、东（马里亚纳群岛）、北（阿留申群岛）三面逼近日本本土，迫使日军三次进行“本土总动员”，并紧急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精锐部队回国，使“国内军”急剧扩大到224万人，兵力最为雄厚。美军不但通过轰炸摧毁了日本各大城市，冲绳战役后直逼日本本土并准备登陆（因战争结束而取消）。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只在战争结束8天前，苏联海军在二战中表现极为拙劣，不具备登陆日本条件。中国关内主要战略要地还在日本人手里，抗战胜利对中国军队来说还是遥遥无期，以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无人相信，第一反应是“哪个据点的日军投降了”？至于登陆日本更是天方夜谈。
二是或许有网友要问，有的资料显示中国受降日军不是105万，而是128万，哪个正确？这是因为，中国受降的日军除包括“中国派遣军”外，还有驻台湾的日军（16万人），以及越南北部的日军和侵华日本海军。越南北部的日军属南方军序列，按照就近原则投降中国；在台湾的16万日军属日军“国内军”第10 方面军序列，主要抗击美军登陆（1944年美军将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确有登陆台湾和菲律宾之争），中国军队当时当然不可能有实力渡海攻击台湾。因此尽管台湾的日军向中国投降，只是按照台湾属于中国的原则，却不是中国军队能够抗击的力量。
3、日本海军和陆军精锐主要为美国所消灭
上面讲的是日本陆军。日本作为岛国，以海洋立国，海军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只要海军主力在手，就进可攻，退可守。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军队抗日战争中全歼了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又如何消灭日本海军，登陆日本迫使天皇签城下之盟？毛泽东气吞山河，指挥500万大军横扫天下如卷席，却受挫于距大陆仅10公里、小小的金门岛，而封锁海面的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仅是小型护卫舰“太平”号。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驱逐舰以上大型军舰 300多艘，有90%被美国海军击沉，被击沉的商船、油船也是这一比例，日本本土可以说被完全切断了外援，只有等死。而中国八年抗战，却未能击沉日本一艘驱逐舰。尽管国民党战史大肆宣扬“八一三”凇沪抗战中空军英雄沈崇诲驾机撞沉了日本侵华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但实际上“出云”号是在1945年7月战争结束前夕在本土濑户内海的吴军港被美机炸沉。据检验，“出云”号只挨了一枚炸弹就沉没，只因为它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期间的老舰。这艘老朽军舰尽管不堪一击（如被沈崇诲驾机冲撞早就沉没），但作为侵华海军旗舰却也绰绰有余。战争末期因日本大型军舰大多沉没，这艘40年以上舰龄的老朽军舰也调回国内搞本土防御，哪知却遭厄运。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先后投入航空母舰25艘，被击沉21艘。二战中最大的军舰、被认为是日本海军象征的7 万吨级的“大和”、“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也被炸沉，这些一般网友都清楚，不再多说。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投入太平洋战场，完全是以雄厚的国力将日本压垮（不要忘记二战中美国还是以德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战死40万人，而在中国八年只战死 2万人（大多为陆战队），相差20倍。
日本空军大部也是被美国消灭，大家都清楚，不展开谈，只揭露一下国民党空军虚报战果。“八一四”是国民党空军节，因为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在杭州笕桥上空宣称击落日机6架，“创6：0”之大捷。只要对比日本战史就看出，当天日本海军航空兵鹿屋航空队只有2架轰炸机被当场击落，1架受伤返回台湾机场时撞毁，实际上是“3：0” 。国民党空军夸大战果一倍。大家都清楚，空战战果一般好确认，但也有多架飞机同时攻击并打下一架敌机、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战果的情况，因此各大国空军对空战战果的确认都要有照相或友机确认为证，德军空军王牌伽拉德就因为周围没有友机、无法确认战果而放弃攻击机会。美国、英国空军对战果的确认与德国相似，与国民党一样胡乱夸大空战战果的大国还有苏联（宣称消灭德国空军主力，其实德军明明记载二战中空军损失飞机7万多架，其中5.7万架为美英空军所摧毁）。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空军确实取得一些战果，但基本都因日军轻敌、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而占便宜，日本战斗机参战后就掌握了制空权，1940年零式战斗机参战后更是称霸，至于国民党空军击落日本航空兵“四大王牌”确有其事，但不能扭转战局。中国空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空军主力投入后才依靠美国“飞虎队” 重占优势（日本上万架飞机中在中国战场不足100架）。
上文已提到美军在太平洋上击毙日军120万，而且大多为精锐。或许有网友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我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这是因为，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并未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阐述），而在太平洋战场整个师团乃至整个军全军覆灭的情况却屡见不鲜。一般认为，日本陆军有五大主力师团，即近卫师团和第1、2、5、6师团。近卫师团长期驻守皇宫，第5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进攻新加坡的战役，随后驻守印尼直至战争结束，其余3个师团都遭美军重创。第2师团以日俄战争时夜袭弓长岭著名，“九一八”事变时几乎以自己一个师团之力攻占全东北（也有东北军不抵抗因素），号称不败的常胜师团，哪知1942年投入瓜达卡纳尔岛争夺战时即被打残，残余官兵患了“恐战症”，被迫调往缅甸休整，从此一蹶不振；第1师团作为关东军核心主力，最后在菲律宾莱特岛被美军全歼；第6师团因由谷寿夫指挥参加南京大屠杀而为中国人民熟知并切齿痛恨，该师团战斗力排名日本陆军第一，最后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上精锐丧尽。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16个师团也为“皇军之花”，大部覆灭于太平洋战场。1944年2月，关东军第一个调出的精锐师团是第29师团，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上全军覆灭；还有第24师团覆没于冲绳岛。整个军被全歼的，有马里亚纳群岛的31军，冲绳岛上的32军10万人也全被击毙。菲律宾有以第14方面军为骨干的63万日军，指挥官是著名的“马来之虎” 山下奉文，结果有52万人战死（对比一下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40万人！）。其中莱特岛的第35军7万人全军覆没，除上述第1师团外，还包括南京大屠杀另一元凶第16师团。
二、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能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未能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又有必要谈一谈常识。怎样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一是要连续打歼灭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二是要夺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大城市（局部战争另有规律，这里不谈）。为什么要打歼灭战？因为打歼灭战能最大限度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并通过缴获补充自己，还能震撼敌人，从敌军阵势中打开缺口，赢得回旋余地，这一点对于处于弱势的军队尤其重要。现代战争的常识是，一场战役死亡与受伤比例基本是1：3.5―4，如在正面交战中毙伤敌军1万，那敌军至少有6000能重返战场，也没有缴获，只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消耗战。而歼灭战中全歼敌军1万，就能给敌军造成1万人的绝对损失，并有大量缴获，效果完全不同消耗战，正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再强调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每次均全歼敌军3万人左右，就可迫使数十万敌军退却，中央红军从4万发展到8 万，力量翻番。反之第五次反围剿，基本是正面拼消耗，尽管杀伤敌军不少，敌军却步步进逼，红军越打越弱，被迫长征，湘江一场消耗战使中央红军仅余3万，处境危急，前后对比鲜明。解放战争，解放军全面贯彻打歼灭战方针，仗越打越大，胜利越来越显著。第一仗上党战役，全歼国民党军3个军， 3.5万人；第二仗邯郸战役，又全歼3个军、4万人（内有1个军1万人起义）。至于三大战役就不必说了，每次都聚歼国民党军几十个师、几十万人。
打歼灭战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就是消灭敌军骨干，使敌军战斗力急剧下降。部队骨干是战斗力的核心，我军从南昌起义开始奋斗22年，尽管挫折不少，但基本没有成建制的部队被全歼（西路军也有部分逃回），骨干得以保存，成为部队扩展的基础，最终使我军达到建国时500万大军的高峰。再看国民党军“五大主力” 之首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全歼，之后虽然重建，但战斗力已下降几个档次，不堪一击。还看一看外国，苏联卫国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毙伤德军168 万，但因基本没有达成歼灭战，全局依然被动；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歼德军主力第6集团军20万人，就立即迎来了战争转折点。
讲了一大通“废话”，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八年抗战，也需要连续打大歼灭战才能达到胜利。上面我已提到美军在太平洋上连续歼灭日军重兵集团，才步步进逼日本本土。遗憾的是中国战场八年抗战，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团），哪谈得上胜利。
有网友抗议：不对！中国打过大歼灭战，如台儿庄歼灭日军2万，武汉会战在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昆仑关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还有几次长沙会战、远征军缅甸之战……似乎理直气壮。遗憾的是，这全是国民党虚报战果。国民党虚报战果由来已久，最可笑的解放战争中将其宣传“消灭”解放军的数字前后加起来，竟超过1亿！华东的国民党军占领临沂空城后，陈诚向蒋介石“报捷”消灭共军主力16个旅，但很快就传来国民党军3个军7万人在莱芜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的噩耗，使陈诚自打嘴巴。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虚报战果虽不至如此荒唐，但夸大战果几倍乃至10倍也是家常便饭，至今台湾仍津津乐道其抗战“辉煌战果”，早已成为笑柄，国际史学界根本不屑引用。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另有专门论述，下面仅揭穿中国战场一些“大捷”的真面目。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等地留守大量兵力，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全部德国武器装备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约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谈。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二战历史证明即使象日军这样顽强的部队损失不到1/3也将丧失进攻能力）。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不过3.5万人。至于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也是吹嘘，实际上在增援日军威胁下包围万家岭的国民党军被迫撤围，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包围圈的国民党军，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昆仑关之战虽然击毙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但日军死亡不过数百（国民党宣称消灭4000），离被全歼还差得远。
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国民党树起的又一个“抗战神话”，宣布歼灭日军5万。实际上此次会战日军出动3个师团，10万人，伤亡不过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
翻遍八年抗战史，确实找不到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的例子。有网友会问，凭什么只相信日本人提供的数字？那是因为，日本人虽然有夸大战果的毛病，但对自己人的死亡还是精确统计的，日本军史承认二战中日军战死185万，包括太平洋上大批的整师团、整军的覆没，如记载在菲律宾战死52万，在冲绳战死10万，又有什么必要掩饰在中国战场损失几个师团、几万人？
国民党军不能全歼日本一个联队，那么游击队行不行？也不行。应该说，游击队消灭日军的效能大大超过国民党军。八年抗战击毙日军40万，国共两党军队各占一半，20万人。但国民党军战争中死亡131万，6倍半于日军。游击队估计牺牲60 万人，是日军3倍，击毙日军效能强于国民党军一倍以上。游击队无论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远远不如国民党军，能取得如此战果，全在于贯彻打歼灭战，平型关、广阳、神头岭、陈庄等伏击战都击毙日军1000人以上（联想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50个师仅击毙日军1600人）。但主要由于武器装备差，弹药稀少，也不可能打更大的歼灭战。
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游击队敌后抗战史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游击队所打的大歼灭战，都集中在1939 年以前。而日军当时在华北的部队，大多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野战师团（如第5、20师团）等。1939年以后，日军在华北的部队已多为战斗力只属三流的“治安”师团，还有四流的独立混成旅团，而军队反而打不成较大的歼灭战了。
怎么解释？
那是因为，1939年以前，军队尽管数量不多，却以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骨干，作战又极为灵活，战斗力极强（平型关伏击战击毙日军1000人，八路军 115师仅伤亡500人）。但是由于日军作战极为顽强，我歼灭日军往往消耗弹药极大，以致弹药严重缺乏；我军扩大极快，八路军参战时仅5万人，而1940 年百团大战时已可出动40万人，部队骨干大为分散，战斗力减弱；加上日军已逐渐熟悉我之游击战术，故虽然日军战斗力也有下降，但我军消灭其却更困难。最著名的1939年黄土岭之战，我军合围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1500人，尽管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仍然长时间不能解决战斗，在毙伤日军900人后被迫撤围而去。之后日军敢于以一个大队兵力在我根据地纵深孤军穿插，我军却不敢下决心打。1940年百团大战前后毙伤日军2万，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日军进行报复作战，八路军总部下定决心在狮垴峰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不惜动用陈赓、彭明治两个主力旅。两支部队均为我军头等主力，陈赓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与第1、6纵队同为三大主力纵队，后主力成为13军，一部发展为14军（在84年老山战斗中大出风头）。彭明治部是我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前身就是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抗战时为林彪115师主力，后为黄克诚第3师第7旅，进军东北后成为6纵16师。 6纵与1、2纵（后来的 38、39军）共同号称东北野战军“三只虎”，16师又为该纵主力。
狮垴峰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又动用两大主力聚歼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但10次冲锋10次被打下，最后撤走。此后直到抗战结束，游击队企图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就再也没有了。
中国军队为什么不能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从大方面说，因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差距太大（不具体展开讲，另与有兴趣的网友讨论）。具体原因无非主要有两个，一是武器装备差，这又跟国力有关，另文再谈；二是战斗精神远不及日军。古往今来，某个国家某部分军队全部战死的例子很多，但象日军这样每支部队均誓死不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况还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一个异数。二战中德军以顽强著称，但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被围的大部队还是会选择投降，如东线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9万，在白俄罗斯投降5.4万。西线更是有被合围在鲁尔的整个集团军群32万人投降的例子。抗战中国民党军精神素质远不能与日军相比（也有部分小部队战至最后一人），即使军队也难望其项背。金门之战解放军登陆9000人，最后被俘5000（大多为伤员，但日军伤员能自杀不降）。还有朝鲜战争中第五次战役志愿军被俘1.5万人、其中60军180师就被俘5000人的例子。
日军能达到这种顽强程度，可以说是受“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的影响，尽管碜杂了宗教因素，但却使日军战斗力提高许多倍。对付这样的敌人，只有用绝对优势的火力对其进行“火制”，因为血肉之躯终究难挡钢铁，精神原子弹炸不死人。太平洋战争波澜壮阔，但不知网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场战争只有美、日两国才有资格打。因两国都有强大的海军（英国海军不如日本，两栖作战能力也有限），而且战争焦点在于岛屿争夺战，美军只有消灭全部日本守军才能取胜，假如其他国家的军队在完全孤立的孤岛上面对美军绝对优势的海陆空兵力的饱和攻击，说不定未打就精神崩溃投降，可能有部分会英勇抗击，但大部（含伤员）都早已投降，决不会如日军般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也战斗到最后（更不用说“神风”特攻）。美军能全歼孤岛日军，一是在于绝对优势火力，二是完全切断其补给线“关门打狗”。日军人员、弹药越打越少，伤员无药医治大批死亡（我前面已指出负伤人员一般多于战死者几倍），尸体在全封闭坑道内腐烂发臭，导致疾病大流行，又出现大批非战斗死亡。最极端的例子是菲律宾，战役后期日军因完全没有药品、食物供应，以致病死、饿死的人员超过战死者10倍！
中国军队当然不可能象美国军队那样做到这点。
再说一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网友们马上抗议：有长沙、宜昌、常德、南宁、桂林、张家口……莫急，且听慢慢道来。弱势一方军队在战争的某一阶段或某场战役而言，确实要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但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大中城市的争夺就极为必要，否则守军进可攻，退可守，战争势必拖延。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进行了一个个岛屿争夺战，就因为它们是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无法绕过。解放军一贯强调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但随着战局发展敌军龟缩城市，野战无战机可寻，已必须进行攻坚。如华北野战军不攻克石家庄就无法打开解放区局面（这是我军攻下的第一个中等城市），辽沈战役以攻锦州为焦点，就是这个道理。
之所以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过一个中等城市，是因为凡是日军决定坚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就无法夺取；中国军队宣布收复的城市，都是日军决定放弃的空城。要夺取日军决心坚守的城市，或要攻坚，或要在野战中消灭日军主力，使其被迫放弃城市。然而我们看看八年抗战收复的城市，没一个是上述情况夺取的。大城市更不用说，抗日战争前期日军夺取的平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日本投降时不是还在日军手里？中国军队又通过哪一次大会战夺取之？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灭亡中国，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结果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 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关东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先说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攻占长沙后放弃，国民党即宣布收复长沙的“大捷”，其实这场战役日军仅阵亡880人，国民党军如要夺取日军坚守的长沙，非要毙伤数万日军不可。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主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74军，重创74军后日军即退回，国民党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第二次长沙大捷”。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对付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
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党自打嘴巴。日军第一次夺取宜昌后，按原计划放弃返回，因中国派遣军为威胁我大后方又决定确保宜昌，日军又立即返回重新夺占，国民党军望风而逃。1943年日军夺取常德后返回，途中接到大本营命令：常德附近为中国持久抗战倚赖的粮仓，必须确保。攻城日军又立即返回，重占常德。这还不清楚吗！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一直攻到贵州独山，此时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的13军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占领区，移师华东准备决战。为此，第6方面军逐渐从湘桂撤退，国民党军随后逐步收复南宁、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党军势必会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武汉的“大捷”。
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1943年军队开始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和县城，但我们只要留意其战果，就发现消灭的绝大部分是伪军，日军极少。这一是因为日军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二是上述日本战略重心变化，华北方面军主力向北和山东集中。
随便胡扯一大堆，在抗战胜利日难免使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快，但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面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敌人。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