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一位日本遣唐使的石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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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开启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门，日本朝野为之震动

　　□本报记者 秦文 闾宏 西安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保存的一幅拓片。 本报记者 秦文 摄

井真成的墓志盖。

井真成的墓志底。

井真成的墓志铭。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而与井真成同来的大批遣唐使回国后，在日本的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829/10@020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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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遣唐使墓志在日本引起轰动


环球时报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张莉霞


中国发现遣唐使墓志在日本引起轰动

　　中国西北大学在10月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一块8世纪初期日本遣唐使的墓志(放在墓内，记录死者生平的方形石块)。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均在头版做了详细报道。

　　井真成负责管理皇帝服饰

　　据报道，西北大学发现的这块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遣唐使客死中国的实物记录。该墓志上刻着“赠尚衣丰御井公墓并序：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该墓志还记载着这位姓井的日本遣唐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并作为正式官吏侍奉朝廷。他在开元22年(公元734年)因患急病去世，享年36岁。当时的唐玄宗十分痛惜，追封他为尚衣丰御(负责管理皇帝服饰的五品官)。墓志上还写着“客死他乡，魂归故里”。

　　“日本”称号“提前出现”

　　有关专家根据墓志的记载分析说，新发现的这个叫“井真成”的遣唐使虽然在中日两国的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但应该是随唐玄宗开元5年(公元717年)的第八批遣唐使来到长安(现在的西安)的，和中日友好交流史上十分著名，受到唐玄宗重用的阿倍仲麻吕等人是同期生。

　　日本专家认为，这块墓志对研究古代东亚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可以使后人更多地了解遣唐使，也反映了日中交流史上的一个侧面。而且，这块墓志还表明，中国早在唐朝开元年间就将现在的日本正式称为“日本”，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池田温说，中国虽然出土了5000多件唐代墓志，但发现记载有“日本”国号的墓志则是首次。井真成死后被唐朝皇帝追封为“尚衣丰御”，这是个很高的官职，它表明日本遣唐使受到了很高的待遇。这也是日中交流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奈良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町田章也认为，历史上记载的奈良时代的遣唐使资料不多，这块墓志的发现对详细了解遣唐使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政界冷，学界热

　　对于这块象征中日文化交流的墓志的出现，日本出现了政界冷、学界热的现象，即媒体大力报道，学界非常重视，但政界没有人关注此事，也没有人借此呼吁中日改善关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说，中国发现这块墓志表明，日中两国在1000多年前就有着十分频繁和高水平的交流，他们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带回了日本，并影响至今。现在，日中两国更应该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有人认为，这块墓志的出现，似乎给在处于低潮时期的日中关系吹进了一丝春风。

http://tech.sina.com.cn/d/2004-10-15/08244410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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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墓志发现始末

2004年10月，中国西北大学宣布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这是中国首次发现有关遣唐使的确切遗物，墓志铭文中出现的“国号日本”，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日本更改国名的文字记载。

但是，这方墓志到底出自何方，“井真成”何许人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此，正在从事此项研究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建新，向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关情况。

墓志发现始末

据王建新教授说，这块遣唐使墓志是西北大学博物馆的贾老师偶然征集上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西安东郊?水和灞水之间的一片地带，是在某基建工地施工的过程中，被挖掘机挖出来的，现在还可以在墓志的表面看到挖掘机留下的印痕。但是，它具体出自哪块工地、是什么时候挖出来的，已经无法考证了。

提到这个，王建新教授不无遗憾地说：“发现这个墓志，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它不是经过科学挖掘出土的，否则墓葬的形制、甚至人骨都有可能发现。东郊一带的唐墓本来就不少，在这个地区发现更多相关遗迹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楼已经盖起来了，没办法挖了。”

目前西安东郊已被大量住宅区覆盖，还有很多建筑工地正在紧张施工当中。按照规定，建筑工地开工前必须经过考古钻探、发掘，但是出土遣唐使墓志的这个工地正好没有经过考古勘探，因而留下遗憾。要想在这一地区有新的发现，还要寄希望于以后能够经过良好协商，重新进行考古发掘。

墓主“井真成”被赐“尚衣奉御”

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井真成”死后被赐五品“尚衣奉御”，并由国家出钱进行安葬。这的确是相当高的待遇。“尚衣奉御”虽为五品，但历来为皇帝的亲信担任，如唐太宗新城公主驸马、唐高宗皇后兄长等。井真成获赠此官，可见当时的皇帝玄宗还是非常器重他的，他也的确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井真成获得如此待遇，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厚遇”。当时像“井真成”这样的日本留学生，在本国就是贵族出身，拿到的津贴远高于一般随行官员。到中国以后，皇帝经常给予赏赐，甚至官邸，平时安排他们在鸿胪寺学习，待遇普遍比较高。

而且，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特殊的王朝，国力强盛，而且非常开放。当时有很多外族人、外国人在朝为官，不但有日本人，还有突厥人、朝鲜人和中亚人。他们中间很多人不仅官居高位，而且都是有实权的，比如阿倍仲麻吕，最后做到安南都护，是总管越南地区的长官，还有如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史思明，为节度使，已经是一方诸侯。

“井真成”英年早逝 史未留名

据墓志序言所记，“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晋升情况相似（阿倍仲麻吕と似たコ┼スを?んでいた可能性が?い），而且“井真成”死时官至五品上，阿倍仲麻吕当时是五品下，以此推测，“井真成”的才能起码不低于同期留学的吉备真备、玄?和阿倍仲麻吕。只是因为英年早逝、未能有更大作为，才未能在史上留名。

事实上，遣唐使中能留下姓名的终归是极少数，此外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求学。据史料记载，当时从日本乘船到中国至少要8个月的时间，其间海难频繁，热病流行，有的人随船葬身大海，有的刚上岸就死了，就地埋在浙江、福建一带。即使如此，还是有大批日本遣唐使前仆后继，将中国文化带回日本。

对次，王建新教授说，这次我们发现了“井真成”的墓志，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这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没有这个墓志，他就是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的留学生中的一个。这次的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使我们的历史研究从著名人物、大人物转向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一般人”。（供稿《人民中国》杂志）

中国网 2005年1月19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qkjc/761394.htm


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借助汉语造出日本文字

环球时报
　　作者：刘静

　　7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靠中国移民的传播。至推古天皇在位(593―629)、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开始直接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主动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隋朝也是中国开始大批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时期。

　　随使节一同来华

　　日本最重要的“遣隋使”是圣德太子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派出的。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从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大业十年(614年)，日本派“遣隋使”达5次之多。公元608年，开创了随团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这不仅仅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圣德太子汉学功底深厚，很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措施，积极地从中国导入各种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完善的国家体制，因而所派遣的遣隋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

圣德太子像

　　唐朝的时候，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盛况空前。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使团回日本时，留学生(僧)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

　　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日本留学生们在中国学习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的墓志铭

　　
　　晁衡：留唐任职，一住54年

　　阿倍仲麻吕(698―770)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还不满20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左散骑常侍是从三品，可见他很受唐朝的重用。

　　晁衡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相赠。晁衡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

　　天宝十三年(753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且命他为回访使者。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途中遭遇风暴，李白误闻晁衡在归日本时翻船遇难，非常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一首，情意深厚：“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

　　晁衡后来东渡失败，辗转漂泊后又回到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直至大历五年(770年)以73岁高龄在长安逝世。晁衡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54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日本人民为其在东京的护国寺建了雕像和纪念堂。

吉备真备与唐人对弈图


　　吉备真备：用汉字偏旁创片假名

　　另一个著名的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开元五年(717年)随“遣唐使”来华。他在长安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漏刻、军制、阵法、韵学、书道等诸艺。他在唐朝留学17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留学僧玄防，受到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吉备真备也因此受到器重，官至右大臣。

　　吉备真备在华期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成为饱学之士，回国后被天皇拜为大学助教。当时日本的大学设有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六科，学生有四五百人。吉备真备为六科的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高野天皇也跟他学习《礼记》、《汉书》。

　　对于日本文化传承，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50个，被称为“母字”。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回国受重用，影响日本文化

　　入唐留学生大多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中层官吏子弟，和朝廷关系密切，回国都受到重用。如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按照中国之例，以孔子为文宣王，获准。这是日本政府尊孔之始，对日本奈良时代儒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营原娓成入唐学医，造诣较深，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许多日本留学生经历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繁荣，看到了唐朝的先进制度对周边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就对日本的部民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做国博士，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了大化革新。

　　入唐留学的僧人和留学生一样，回国后在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留学僧除本身的天赋外，与朝廷达官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基本条件之一。最早回国的僧人玄防就是与改革派发生关系得到重用。大多数在唐留学回国的僧人，都在宣传佛教和传播唐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公元653年入唐留学的道照，在中国学习法相宗，回国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禅院，在日本创立法相宗。留学僧智藏在唐朝学习三论宗，回日本后即创立三论宗。公元743年左右，佛教各宗派如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禅宗都传入了日本，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绘画工艺都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

　　留学生和留学僧作为中日文化传播的载体，对中日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314/12165012.html

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井真成的墓志

　　人民网东京7月29日电记者柳晓力报道：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发表题为“井真成的墓志”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墓志的史料性格

　　去年秋天在中国西安公布的井真成的墓志，作为首次面世的遣唐留学生的墓志，引起了中日各界极大的关注。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史料？其对遣唐使及日中交流史的研究意义何在？对此问题，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墓志由“身”和“盖”两部分组成，这一形式有别于日本墓志，完全是中国样式。碑体表面经过打磨后，划有线刻界格，刻有秀丽的志文。中国墓志的通常写法是先对死者生前的官职、姓名、出身、事迹、去世年月、安葬地等饰以丽词，其后再附以悼念死者的押韵文字。墓志的大小，大致由墓主的地位决定，然而，也不乏志文的行数与每行的字数相一致的情况。井真成的墓志，规格较小，末尾留有余白，志文上也未见有装饰文样，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的墓志中，这是比较粗糙的作品。就墓志内容而言，以下四点较为大家关注：

　　1、 虽见死后追授官职，却无生前官职记载。

　　2、 未见真成的出身及具体经历。

　　3、 真成乃受命入唐。

　　4、 真成骑马至中国。

　　首先，既然是受命入唐，真成当为正式的政府使节，也就是所谓的遣唐使，结合后段关于其学习情况的叙述，可以肯定，他是作为遣唐留学生被派遣到中国的。根据真成辞世年和派遣年推测，真成随717年（养老元年）出发的第九次遣唐使入唐，在唐大约渡过了十八年。同时入唐的还有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大和长冈、玄?等。

　　可是，随733年（天平五年）出发的第十次遣唐使渡唐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此一来，从真成35岁的年龄推测，其不可能是留学生，而是随同次遣唐使回国的请益生。但是很难想像，作为三十过半的人，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即使在日本的官职被改变，其称呼也依然会被保留，这一点，可从石山寺收藏的《遗教经》跋文中获知。墓志中当然也应对此有所反映。如果真成是使节中的一员，其日本官职未见记载一事便越发难以理解。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真成不可能在733年入唐。

　　从其在求学途中骤亡的记载来看，真成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唐朝均未获取官职，他只是作为一名学生留在唐朝。

　　然而，如此一来，又引出下述议论：

　　a、 墓志中，有“束带朝”之语。这是否意味着，真成曾作为官员穿戴朝服上朝呢？

　　b、 真成是亡于“官弟（第）”，莫非曾身居官邸？

　　与a用例相似的文字表现有《论语》子罕的“束带立朝”，墓志的志文无疑是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这一用法，在《论语》中，这是一假定用法，其意思是 “如果束带立于朝，就是可以接待外宾的大人物”。墓志也是说“如果束带出仕朝廷，就无人能与之匹敌”。因此，这句话不能作为真成曾任官的证据。

　　至于b，官第的实态是问题所在。参考隋大业年间的宫人墓志，即使是写做“第”，实际也可能是指一栋栋的宿舍。真成去世的地方，也可能是留学生起居用的、像僧坊似的建筑。

　　基于上述考虑，真成最终还是以留学生的身份结束其生涯。下道真备在唐也是十八年，未有任何出仕唐朝的迹象，最后也是作为留学生回归祖国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形式的在留是被唐朝政府承认的。因为是来自遥远的日本，在下一回遣唐使来华之前，可一直被视作留学生对待。

　　下一个问题，是墓志的作者。从上面所举的2和4的特征来看，我们不得不认为其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很可能是以撰写碑文和墓志为业的著作郎。

　　二，墓志内容的可靠性

　　既然这一墓志具有上述史料性格，我们是否可以完全相信其所述内容，便重新成为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 真成真的是俊才吗？

　　2、 所谓追授官职是否属实。

　　关于第1点，因为缺乏其它有关真成的史料，我们无意给出确切的答案。大致可以认为这是事实。可供参考的，是遣唐使的人选。从《怀风藻》中的石上乙麻吕传来看，乙麻吕虽然没有入唐，但也由此可知遣唐使节的任命，对人选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作为留学生，拥有相当的学识无疑是派遣的必要条件。真成是当时颇为优秀的人才这一点，应该不会是夸大之辞。至于真成在唐朝学习的具体内容，墓志中没有记载，从字面上看，当是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学问。

　　关于第2点玄宗皇帝下诏赠官一事，也并非毫无疑问。但是，从日本在唐享受的优厚待遇来看，对唐而言，日本可谓是满足其中华意识的绝好存在。因此，赠官可理解为这种意识的一个反映。象真成这样本人已去世的前提下，给一些特别的待遇是被允许的，这一看法应该不会离事实太远。如此看来，井真成的墓志，是站在唐朝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前途远大却英年早逝的俊才的真切悼念之情。经唐人之手完成的这一墓志，让我们窥探到了当时日唐间的连带意识。

　　那么，井真成的日本名字究竟是什么。作为入唐者的通常情况，姓氏常被缩减为具有中国特征的一个字，真成当是本名。详细论述留待他稿，简单而言， “井”可能是“葛井连”。葛井氏原称白猪氏，乃渡来系氏族，在对外关系和吸收中国文化方面人才辈出，根据地在河内国志纪郡（今大阪府藤井寺市）。

　　如前所述，真成辞世的734年正月，前一年来唐的遣唐使尚未回国，如果真成不出意外，很有可能会随他们归国。但是，天平期遣唐使被允许自由行动大概在四月以后。因此，日本遣唐使来华的消息即使传到真成那里，当时双方也不可能在长安有所接触。如此一来，真成尚未实现与故国使者相见的心愿，就已撒手人寰。如此真成的墓志完全没有反映日本的情报也就可以理解了。

　　前面说过，从墓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人的哀悼之情，墓志末尾的文字，被视为真成心境的代言，在充分理解真成所处环境的基础上，我们也不妨认为，这是唐人的真情流露。

　　【付记】本稿是笔者《井真成墓志与天平遣唐使》（东京国立博物馆《遣唐使与唐朝美术》，朝日新闻社，2005年）一文的概要。希望能同时参考拙文《解读井真成墓志》（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课题《遣唐使眼中的中国与日本》，朝日选书，2005年）。（翻译：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江静）

http://news.163.com/05/0729/17/1PRJL2JR00011EOO.html

马一虹：中国学界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的研究
――研究史的整理与观点

　　人民网东京7月29日电 记者柳晓力报道：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一虹发表题为“中国学界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的研究”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研究史的整理

　　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宣布征集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一合。其志文及考释文诸案如下：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

　　囗（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

　　囗（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问)道未终，

　　囗（壑――王建新案）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

　　囗（廿――王建新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

　　皇上

　　囗（哀――王建新案）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

　　囗（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水

　　囗（东）（乡）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行衰。嗟远

　　囗（途――王建新案）（道或路――王子今案）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

　　囗（人――贾麦明案）（别――王建新案）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这方墓志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记述墓主日本遣唐使成员井真成天资聪慧，循蹈礼乐，因而得受日本朝廷之命出使大唐；然而“闻道未终”，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天平六年）一月某日突然去世。另一部分记述唐朝廷对他的安葬礼遇，获玄宗赠官尚衣奉御。

　　井真成墓志发现以来，中日双方分别或共同召开研讨会，从金石学、历史学、书法学、文学等多重视角，对墓志进行释读，围绕井真成这一名字的来源、家族渊源、所属遣唐使团出发的时间、在唐身份与经历、埋葬地点、志石上留下空白的原因，以及墓志的价值等问题，作了翔实的讨论。讨论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一些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在这些讨论中，中国方面学者的见解基本可归纳如下：

　　首先，对墓志文的释读。参考王建新提交会议的释文。中国方面的释文工作主要围绕九个残缺字的填补和断句。贾麦明案（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王子今案（2005年4月西安会议发表）。

　　其次，关于入唐时间。多数意见认为717年（贾麦明・西北大学学报2004，6期；王建新・同前15页；）；北京数位学者认为733年（荣新江・2005年4月西安会议发表；吴玉贵・2005年西安会议发表；马一虹《世界历史》待刊）。

　　第三，关于赠官。讨论集中在赠官理由及井真成与玄宗关系上。贾麦明认为与宫廷侍卫有关（西北大学学报2004，6期，13页）。王维坤则认为该赠官当与井真成受到唐玄宗的高度评价与欣赏，与玄宗私人关系甚恰有关（《关于井真成墓志的几个问题》，《东亚的古代文化》2005年春季号・特集，64页）。荣新江认为与井真成的出身和个人素质有关（2005年4月西安会议发表）。马一虹认为与其请益生身份及职业有关（《世界历史》待刊）。

　　第四，关于井真成的名字。贾麦明认为是井真成到唐朝来之后取的名字；“真成”，也不是日本名，而是汉名（前引2004年第6期）。王建新认为很可能原名为井上真成，所谓姓井，名上，字真成。到中国后取了现在的名字（前引2004年第6期）。针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井上说”、“葛井说”和“唐名说”，王维坤不同意王建新的姓、名、字说，认为应为中国名字（前引东亚的古代文化总123号。）

　　二、问题讨论

　　以上的研究应该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井真成入唐时间和身份（包括所获赠官“尚衣奉御”），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在众多讨论题目中应当算是非常基础的问题，但是许多进一步的研究与推定，都是在这个基础问题上展开的，因而又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井真成入唐朝时间是733年而非717年，其身份并非长期留学生，而是入唐前就已经是在某一领域具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即请益生，且在遣唐使团兼任官员，其所得赠官也与其专长以及出使要解决的问题相关。以下结合中日两方面文献史料作一考述。

　　1、井真成的入唐时间

　　日本717年的遣唐使中，各色留学生（僧）可谓英才荟萃，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和僧玄?等人。其中，阿倍仲麻吕后来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论者多以墓志中对井真成的才学的称道为依据，对其在唐生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研究者愿意把井真成比做第二个阿倍仲麻吕。若井真成果真于 717年入唐，则到其去世时，在唐已17年，期间不可谓不长。若以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等人的在唐活动情况为参照，井真成也应当已经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而这样的情况，日本朝廷不会得不到任何信息。

　　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开元二十一年八月到达苏州。使节团一行至迟十月或十一月即可进入长安。而井真成就在此次使团滞留期间突然去世。若井真成留唐朝求学为官17年，闻达于玄宗，在即将衣锦还乡之时突然去世，无疑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知道，日本的遣唐使非常重视留学生的情况。[ii]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在中国或日本史书中未著一丝痕迹，也不能不使人对井真成在唐17年经历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从唐朝方面看。墓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歌颂墓主的生平业绩，若非庶民，其任官经历便不可或缺。为数不少的中日两国学者推定井真成很可能与阿倍仲麻吕有着相似的仕途。果真如此，井真成的确是堪与阿倍仲麻吕并肩的杰出人物，又有如此多的人脉瓜葛，他也应当在日本或中国的史书有所交代；至少，在墓志中当有所反映。若井真成的确在唐17年，后入朝为官，且受到玄宗礼遇，则官方当不会遗漏这些并不难获得的信息。况且，此时还有与井真成同时入唐的阿倍仲麻吕在朝为官且受皇帝恩宠。尽管墓志文的起草者未必是阿倍仲麻吕，但是若有必要，仲麻吕是完全有条件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的。另外，《唐六典》卷二十一“主簿”下载：“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据此，学生在学最长年限为9年， 9年之后就应当在朝为官或被免掉。井真成显然不应属于后者。然而若井真成在唐17年，则到他去世时，在朝为官当至少有7年，墓志中完全没有交代，同样是不正常的。

　　再回到墓志文本身。墓志文记井真成“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一句透露出的信息，不是对他已经在唐朝学习多年，恰恰是他刚刚到达唐朝，欲一展鸿鹄之志，发愤攻读问学，却壮志未酬的惋惜之意。墓志文记井真成“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等文句，虽然说未能脱去墓志铭文套句的痕迹，但仍然散发出唐人对这个从“君子之国”初来唐朝的出色人才的新鲜印象。

　　2、井真成在遣唐使团的身份

　　（1）、井真成在使团中的身份

　　据日本律令细则法典《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式”之“入诸蕃使”条等史料可知[iii]，留学生（僧）和请益生（僧）称呼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不可换用。

　　入唐大使，绞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绞?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各绞十疋。绵六十屯。布?端。录事，各绞六疋、绵?屯、布廿端。知?船事、译遮、?益生、主神、医?、???、画?，各绞五疋、绵?屯、布十六端。史生、射手、船?、音声樘、新吝、奄美等译遮、卜部、留学生、学问僧、?从，各绞四疋、绵廿屯、布十三端。……留学生、学问僧，各绞?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还学僧，绞廿疋、绵六十屯、布?端。

　　《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iv]：

　　遣唐三个舶所分配。知乘船事从七位上伴宿祢有仁。?请益从六位下刀岐直雄贞。?留学生少初位下佐伯直安道。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十月三日[v]：

　　晚头，请益、留学（指圆仁和圆载――本文作者识）两僧往平桥馆，为大使、判官等入京作别相谘。

　　留学生、学问僧等，更多地用来指称要长期留学的年轻学生，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通常他们至少要等到下一次遣唐使船来到唐朝，即随下一次使船才能回国，从时间上看，一般需要20年左右。而请益生、请益僧（还学僧），则是用来指称那些在本国日本时已经是某一领域颇有造诣的僧俗人士，僧侣如圆仁、最澄，俗人如大和长冈、菅原?成等。因此，所谓请益，是已经受过教但还要进一步请教的意思，就是在日本已经学完明经、纪传等专门学科的学生，或是跟师僧已经学好一些经论的僧侣，他们往往是带着若干个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俗籍多称“难义” [vi]或“疑义”、僧籍称“未决” [vii]）入唐，有所针对地寻访名师，解决好问题即归国，属于短期逗留，[viii]通常都是随某一次遣唐使往返，因此，又被称为还学，即去而复回的意思。[ix]请益生如菅原?成，菅原?成在日本时已有很高的医术，朝廷以其“明达医经”，令其入唐“请问疑义”。菅原?成与圆仁等同期入唐，随使节团归国。[x]

　　由前引《延喜式》“入唐大使”条可知，请益生的位置远在留学生、学问僧之前，地位仅次于录事、知乘船事和译语，居于使节团官员行列中。[xi]墓志记井真成“终于官第”，也间接证明了他同时作为使节团官员这一事实。[xii]838年的遣唐使团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位阶甚至高于知乘船事上伴有仁（从七位）；而同为学习?法的留学生佐伯直安道，当时仅仅是少初位下。[xiii]这也说明请益生在使节团中地位不同于留学生。请益生既然入唐前就已经具备相当资历，拥有较高的地位，则他们入唐时的年龄，就不可能象阿倍仲麻吕（18岁）、吉备真备（22岁）[xiv]等那样的留学生们到唐朝时20岁上下，应该更年长些。考虑到上述情况，井真成既是作为请益生入唐，则他35岁的年龄不但没有任何不自然，相反更加合乎情理。

　　（2）、关于赠官“尚衣奉御”

　　赠官，是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恩典，即授予已故官员或现职官员已故直系亲属的荣誉职衔，始于晋代，历代沿之而制度或有不同。就唐代而论，赠官的授予原则尚不清楚，但受赠者生前的品阶、职务（职事官）可以据以确定或影响赠官的品阶与官名，其附带的特权又以某种形式传之后代子孙，则是可以肯定的。[xv]据《册府元龟》外臣部留下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使人或纳质宿卫等追赠官位的一些记录。[xvi]据记载，获得赠官的外蕃人，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蕃国王，如哥邻国王、突厥可汗，[xvii]一类是一国之世子或国王之近亲，如渤海大都利行、新罗王从弟金相、奚之质子李如越、南昭王弟凑罗栋等；[xviii]第三类为身份不明确者，但所得赠官如新罗使为太仆卿、突厥延牾磨览为中郎将。[xix]

　　据上述诸例可知，其一，井真成身后受赠并非特例；其二，唐朝对外蕃使节团官员赠官似乎在制度上有迹可寻，尽管还不很清晰。井真成在日本时的官位品阶不清楚，但如从其它品阶明确的请益生，如838年遣唐使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例子推测，[xx]井真成当也不出该品级左右。果如此，则以其从六位获赠尚衣奉御而升至从五品上，[xxi]也只是符合了赠官规律，并无更特别之处。

　　有唐一代，任职于“尚衣奉御”的官员约计26人，大体出自皇帝的外戚、功臣或名臣之子、前朝皇帝之子嗣，以及具有专门技术或技能者。井真成显然不属于前三种情况，以往的研究恐怕是过于看重这个官名与玄宗之间的关联了。赠官只是一种恩典，并非实职，因此作为赠官的“尚衣奉御”与作为实职的尚衣奉御间在与皇帝的关系间不一定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第四种情况与“请益生”的身份特征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因为担当请益生的人首先就必须是某一领域或部门的专家。实际上前引“请益”类史料已经有所提示：大和长冈以“刑名之学”著称；春苑玉成是阴阳请益；刀岐直雄贞长于历学（法）；菅原?成则“业练医术”，以医学专家身份入唐请益。另外，在838年遣唐使成员中，还可见“别请益生”伴须贺雄[xxii]及“真言请益”圆行的存在。小野胜年认为“别请益生”就是“特别的请益生”即“具有特殊技术的研究员”。[xxiii]值得注意的是，伴须贺雄的另一个身份是使节团中的准判官，[xxiv]丹墀高主的另一个身份是准录事。[xxv]前引菅原?成同时还是遣唐知乘船事；[xxvi]准判官良岑长松可能同时是以善琴的别请益加入遣唐使团中。以上诸“别请益”，本职是遣唐使官员，有时（根据情况）发挥其特长，他们也带着需要解答的“难义”，到达唐朝之后他们的角色转换为请益生。 [xxvii]

　　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尚衣奉御”之官名应当和井真成本人的专长有所关联，例如负责或参与负责律令体制下的官僚服色制度的整备与完善等。据日本古代基本法《养老律令》“职员令”三十七“ 缝部司”条[xxviii]：“正一人，掌裁缝衣服事，佑一人，令史一人，缝部四人，使部六人，直丁一人，缝女部。”又据“职员令”八“缝殿寮”条：“头一人，掌女王及内外命妇、宫人名帐、考课及裁缝衣服纂组事，助一人，允一人（后略）。”[xxix]据“官位令”十二，“缝部正”，正六位；“缝殿助”，从六位；缝殿允，从七位。[xxx]

　　我们知道，日本朝廷议定派出遣唐使时，对使节团成员遴选原则是“随业择人”，[xxxi]，人选可来自中央官僚机构，也可能来自地方官衙学府，但涉及朝廷衣服制度的职务，则应非京城官员莫属。因此，井真成很可能就是担当上述诸官中的某一职务。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最成熟的基本法典《养老律令》编纂完成于718年，757年正式实施。井真成所在的733年遣唐使团正是在此期间，故此次遣使的目的之一当与充实与校正法典内容有关。我们注意到日本律令制完善过程中“衣服令”的变迁情况，《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删除了关于天皇礼服的规定，仍然采用前代以来固有的参加神事所用的白色礼服。但是天平四年（732年）元日朝贺时，“天皇始服冕服”。[xxxii]对此，大津透指出，作为天皇礼服的中国式冕服的导入是从天平四年开始的，在以后的整个奈良时代，中国化不断推进。 [xxxiii]天皇始着冕服，与733年遣唐使派遣在时间顺序上是相继的，或可理解为，此次派遣请益生，就有为进一步学习或研究中国皇帝冕服制度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的实际情况等目的，而井真成就是担当此任的专门人才。

　　根据以上情况进一步推测，唐朝授予“尚衣奉御”，当然与他本人才华横溢的素质有关，但就这个具体的赠官名，更多地应是参考了墓主生前的职业特长（专门知识与技能）的结果。

　　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来使人员有明确的规定，《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条载：“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已上官，闻奏。其丧事所须，所司量给。欲还蕃者，则给辇，递至境。首领第四等已下，不奏闻，但差车牛，送至墓所。”

　　其中，“三品以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以下准第五等。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据此，井真成这样的级别的官员去世的消息，一般情况下未必会上报皇帝，其葬礼也是按唐朝对外蕃来朝人员一贯的做法进行，包括撰写墓志文等。

　　因此，墓志所载皇帝赠官给井真成，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墓志文虽然提到皇帝对其哀悯，但实际上赠官的名称，可能只是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按照赠官原则与常规确定下来的，墓志中提出皇帝如何如何，不过是粉饰之辞，而并非玄宗本人亲力为之。第二种可能，就是井真成因某一重大突发事件而死，其事之大惊动了玄宗，玄宗伤感之余，亲自下诏赠官。---------------------------------------------------------- ----------------------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卷九百七十一：“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从五百九十，舟行遇风，漂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ii] 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6年，页114。

　　[iii]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延喜式》后篇，吉川弘文馆，1981年普及版。

　　[iv]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吉川弘文馆，1953年版。

　　[v]《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页15。

　　[vi] 如《续日本后纪》卷十承和八年正月甲午条：“遣唐阴阳师?阴阳请益正八位上春苑宿祢玉成。在唐间得难义一卷。令阴阳寮诸生传学。”

　　[vii]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条。

　　[viii] 岩波国史大系本《续日本纪》一，岩波书店，1993年版，页114。

　　[ix]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25。

　　[x] 《文德天皇实录》卷五仁寿三年六月辛酉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文德天皇实录》，吉川弘文馆，1953年版。

　　[xi] 如838年遣唐使中阴阳请益生春苑玉成同时兼本船阴阳师。见《续日本后纪》卷十承和八年正月甲午条。

　　[xii] 龟井明德指出墓志中的“官第”有三种可能，一是管理外国人事务的鸿胪寺典客署下的鸿胪客馆；二是和鸿胪馆性质接近的礼宾院；三是皇城外的官第。龟井：《井真成墓の位置と构造》，“资料集”，页17-18。本文推测第一种的可能性最大，井真成墓志文如此简略，对鸿胪馆简而化之以“官第”，也是很正常的。

　　[xiii]《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遣唐三个舶所分配。知乘船事从七位上伴宿祢有仁。?请益从六位下刀岐直雄贞。?留学生少初位下佐伯直安道。”

　　[xiv] 《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年）十月壬戌条。

　　[xv] 气贺泽保规《「井真成墓丈」をめぐる疑?と尚衣奉御》，“资料集”，页12。

　　[xvi] 这些记录肯定不是唐朝廷对客死唐土的外蕃朝贡使者赠官记录的全部，例如日本延历二十年（801年）出发的遣唐使副使从五位下石川道益未达京城即病死在明州（今宁波），后来日本朝廷专门在838年遣使时责成使团代为追赠位记。但该事不见于史料。

　　[xvii]分别见卷九百六十五“封册第三”，赠武德州刺史；卷九百七十四“，褒异第一”赠归义郡王。

　　[xviii] 分别见卷九百七十五“褒异第二”，大都利行赠特进兼鸿胪卿，金相赠卫尉卿，李如越赠左骁卫大将军。南昭王弟凑罗栋赠官不明。

　　[xix]卷九百七十四“褒异第一”。

　　[xx] 《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839年）三月丁酉条。

　　[xxi] 日本模仿唐朝律令制度，律令国家的位阶分为两类：一类是品阶，从一品至四品，共设四等，是专门授予亲王即天皇的兄弟姐妹和皇子的，另一类是位阶，是授予诸王诸臣的。从最高位的正一位至最低位的少初位下，共划分为三十阶。

　　[xxii]《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十月四日条。“别请益生”还见于《常晓请来目录》中的丹墀真人高主。转引自田中史生《入唐僧（生）をめぐる衷?铨?平安?代を中心として》载《史学研究集彖》第18号，1993年3月，注28，页48。

　　[xxiii]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第一卷，铃木学术财团，1964年，页230。

　　[xxiv] 《入唐新法圣教目录》，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九五目录部。

　　[xxv] 《续日本后纪》承和六年八月甲戌条。

　　[xxvi] 《续日本后纪》承和七年四月癸丑条。

　　[xxvii]田中史生《入唐僧（生）をめぐる衷?铨?平安?代を中心として》载《史学研究集彖》第18号，1993年，页45。

　　[xxviii] 井上光贞等校《日本思想大系新装版 律令》，岩波书店，1994年4月，页177。《养老律令》据《大宝律令》改修而成，718年（养老二年）撰成，757年实施。律10卷12编，令10卷30编。《大宝律令》700年编纂，702年实施。两律令为日本古代最为成熟的法典。

　　[xxix] 同上，页164。

　　[xxx] 同上，页135、140。

　　[xxxi] 《慈觉大师传》天台宗典编纂所编续天台全书 史传2 《日本天台僧传类Ⅰ》，东京春秋社，1988年2月版。

　　[xxxii] 《续日本纪》卷十一天平四年元日条。

　　[xxxiii] 大津透《日本天皇制对唐律令与礼的承袭》，王启发等译，载刘俊文、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3。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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