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08 17:07:34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张英 王琳琳
图：余华在巴黎朗诵自己的作品
对于自己的《兄弟》，余华认为，“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他甚至认为，写完《兄弟》，中国近40年的历史和现实就都被自己把握住了。那么，《兄弟》是“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吗？
余华出书了。在上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10年后，余华交出的是《兄弟》。这两部小说之间，隔着漫长的10年。
在这10年里，因为不在状态，余华先后废弃了3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最后，余华发现问题出在小说的叙述上。因此，他干脆放弃了原来写的小说，另起炉灶，开始写第四部小说，也就是《兄弟》。
和《活着》一样，《兄弟》也是妙手偶得之。有一次，余华从电视上看到一条简短的新闻，有一个人站在高楼上，企图自杀。有人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准备挽救，楼下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这个画面一直在余华的脑海里翻腾，最后，余华打算从这个画面出发，写一部关于兄弟俩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
《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从童年到老年的经历，从“文革”前的1960年一直写到2005年11月止。有趣的是，小说的时间跨度刚好是余华出生、成长到今天的过程。
在35岁以前，余华一直在书写过去的岁月和记忆，很少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在10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余华说自己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不写1990年代之后的生活，是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在《兄弟》里，他开始进入当代生活，用大量的细节呈现了1960年到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化。
敢把握现实了
记者：在你以前的小说里，很少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很少写到当代生活，而《兄弟》这一次却从“文革”时期开始写到现在，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
余华：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革”，我是在“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人写。如果我来写，怎样能保证与众不同呢？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这段历史的最佳角度。
为什么我们这些作家都爱写以前的时代呢，因为时代越远越容易找到传奇性，可以在小说里天马行空地对历史进行虚构和想象。而当今时代，现实世界的变化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而且还出现了网络虚拟的世界。所以，写现实生活的作家有很多，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你总是觉得虚假、不可信。
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我发现今天的中国让每个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实和传奇神奇地合二为一，只要你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
记者：你怎么看这两个时代的变化呢？
余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巨大的变化，这些记忆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命运、经历都与时代的变化相关。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过去时的，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改革开放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现在时的，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在这个历史过程里，国家、社会和人都发生了巨变，这样的变化，在西方要经过400年发生，在中国只用了短短40年。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都被我们所经历了。
当我把两个时代通过一代人的命运变化写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对于李光头、宋钢这样一代人来说，童年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对小说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写出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来。
记者：你能确定你写的就是“文革”里真实发生的事情吗？比如小说里最感动人的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对有过“文革”经历的读者来说，他们的形象就不够真实。
余华：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去年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个中国人，她爸爸是一个大学教授，她妈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文革”中，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位母亲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谁要是批斗她丈夫，她甚至敢到他们家门口去贴大字报，说这些人其实是地主反动派。结果那些工宣队、红卫兵，谁都怕她，也就放过了她的丈夫。“文革”结束以后，她爸爸常说，“文革”太可怕了，要是没有你妈妈，我早就死了几回了。
“文革”时期，因为人的出身、成分等很多问题，有很多家庭破碎、解体，也有很多家庭反而更团结，相依为命。在灾难和不幸来临的时候，那些坚持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那个时期，很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空前地好，彼此之间更加忠诚，感情更加融洽，他们知道不能出现一点闪失，否则这个家庭就会毁灭。
宋凡平和李兰分别来自两个破碎的家庭，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组成一个家庭，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这两个人是我写得非常满意的人物。疫病、磨难在伟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文革”把人的丑陋和邪恶释放了出来，但是就在同时，人的善与美也被激发了出来。往往在最黑暗的深处，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亮着。
记者：《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用的是减法，在《兄弟》里用的是加法，你在关键时刻把细节放大，比如宋凡平为了接生病的李兰回家，被十几个人围殴，被打、被捅、被踹死，连自己的儿子都辨认不出来；李兰没有钱只能为宋凡平买最短最便宜的棺材，打断小腿才能放进去……你花了6万字来写这个过程，非常地煽情，不像以前那么节制了，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写法？
余华：这与我写了几年的随笔有关系。给《读书》写专栏的时候，我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是直来直去，遇到什么写什么，正面展开，非常有力量。当叙述的每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时，阅读的快感会更强烈更刺激。以前在小说里写“文革”，我只是当背景，这次是作为中心、正面来写，比如批斗、武斗、游行等场面。
这六七万字在小说里起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作用，《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不同是因为我是用大量的细节去推动故事往前走，而不像《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常常靠人物的对话完成故事推进，这个情节，如果按照“许三观”的写法，也就是5000字写完。但我现在用很密集的写法，把人物的情感、人的内心、人跟外部环境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充分。
宋凡平死了，李兰不在外人面前哭，也不许两个孩子在外人面前哭，自己拉着板车到了城外无人的地方，对李光头和宋纲说，哭吧。他们才无所顾忌地哭出声。这是一种压抑的情感，我一直让它压着，在这个时候，才让它爆发出来。写到这个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
在《兄弟》里这样让我满意的描写，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兄弟》让我重新发现自己的才能，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
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
《兄弟》不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记者：有人认为，《兄弟》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一本小说。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性，李光头在厕所偷窥林红的屁股，八岁的孩子性早熟；另外一个是你写“文革”了，而且写得非常残酷，这样的小说在西方一直比较受欢迎。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意见？
余华：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这部小说是正面去写两个时代，所以小说的开头就特别重要。比如上部主要是写“文革”那个时期，我其实也可以写游行、喊口号或者武斗和批判会的场面，但这样写没有意思。所以开头我就写一个少年偷窥，再重新回到他的出生和他父亲的死，都是因为性，读者一读就知道进入了一个禁欲和反人性的时代。下部小说一开始，前两章就是性泛滥的描写，让人一看就知道进入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纵欲的性泛滥的时代。
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看，大概从三五年前，美国、欧洲的出版社已经不再出“文革”的书了。在5年前，中国流落到海外的作家中，有两拨人是能找到出版社的，其中一拨就是写“文革”的。为什么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出版商都不再出那些书了呢？因为太泛滥了，读者已经不喜欢了。
以我对西方读者的了解，《兄弟》很多的情节都是欧洲或美国的读者所不能接受的。你看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基本都是那种温吞水式的作品。美国人写的恐怖小说，用刀砍人最多砍三刀，第四刀下去读者就受不了了。美国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任何写得激烈一点的东西，他们都受不了。
根据我以前的书在国外的出版经验，我觉得这本书不会像我以前的书那么受欢迎。我在1980年代写的作品，用的是那种带有欧化的语言，特别容易翻译。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翻译起来非常困难。《兄弟》出版以后，我给国外的翻译寄书，他们回信说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翻译起来太难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特定环境的话，有很多段落是无法翻译的。
记者：宋凡平这个形象太完美了，虽然他自己满身伤痕，仍然带给孩子们温暖的爱。
余华：确实有人说我把宋凡平写得太美好，在那个时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我在童年的时候，见过这样的人。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同学和他的父亲高高兴兴在一起，手拉着手，笑嘻嘻地说话。可是第二天早晨，我这个同学到学校的时候，一直在哭。原来他父亲在那天晚上投井自杀了。虽然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但是在孩子面前，他没有丝毫的流露，还给孩子买了奶糖吃。这样的记忆让我很久都不能忘怀。
宋凡平这样的人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的形象，在几十年前，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工作就是养家糊口，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经营好一个家庭，要比工作重要得多。
记者：在书里，你写的那些悲剧场面令人惊心，比如孙伟因为留长发被红卫兵剪掉，在反抗中他颈部动脉血管被剪断死亡；母亲疯掉；父亲因为被毒打把两寸长的铁钉敲进自己的头顶而自杀。它有原型吗？确实发生过吗？
余华：比这更加残酷的事情我都见过。在“文革”中，我亲眼见到过一个人被打成重伤，又在我们镇的五层楼被抛下来，活活摔死了。孙伟父亲用铁钉自杀，是我在一本“文革”回忆录里读到的细节。
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文革”中发生的许多残忍的故事比我写的要残忍得多。当时在上海、武汉，那都是动用了枪支弹药和大炮的。
有人说李光头偷窥被游街，为什么要游那么长的时间？在“文革”中我亲眼所见，一个农民到我们镇上偷窥，被人游街，比李光头游街的时间要长得多了，天黑了还绑在电线杆上。
昨天我还和一个朋友说，过50年以后，你把今天的真实事件告诉人们，他们肯定认为这是极其荒诞的。
记者：现在出版的《兄弟》只是上部，下部写的是什么故事？
余华：下半部故事背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里。在上部里，李光头和宋钢他们的命运被时代所安排，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个时代。但是到了1980年代，他们可以与时代搏斗，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
“文革”中，李光头的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就是李光头，这个人到了新时代反而能如鱼得水，宋钢那样的老实人却未必。上部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在下部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兄弟》这部小说为什么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我现在正在改下部，我觉得下部比上部写得还要好。可以说，我可以准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和变化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的写作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自信？怎么确定自己写得不是好而是更坏呢？
余华：这种自信来自多年的写作经验和感觉。
通过《兄弟》，我重新找回了写小说的能力，而且在技巧上、方法上有了质的提高，越写越有灵感。就在写《兄弟》的过程里，我又冒出了几个小说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把《兄弟》改完以后，在下一部长篇小说里，我将写到这一百年中国人的生活，以江南小镇一个家庭四代人的人生经历切入，正面描写、逼近我们这个时代。
好故事越来越重要了
记者：这些年来，影像(电影、电视剧)对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人们读书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会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余华：不仅是对我有影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有影响。崔永元曾经跟我说，他在大学的时候，读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一上来两页都是风景描写，他都读得津津有味；而现在一部小说，开头两段不吸引他的话，就会马上放下。他代表的是现在我们大家普遍拥有的阅读观念。
记者：从《兄弟》可以看出，你越来越重视人物和故事的塑造了，你越来越在意读者的阅读快感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
余华：能写出好故事，是我现在的追求。20世纪的文学就认为19世纪的文学不真实，所谓的不真实就是它太故事化，太情节化。然后20世纪小说就开始分崩离析，各走各的路。小说的形式多样化了，有平铺直叙的，有日记体的直白，还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走极端的。现在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大家对小说的认识，态度基本还是一致的，还是要回到故事上。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很能够完整地写一个大故事的人。目前我还没有那样做过，但以后可能会去做，只是把它的细部写得很充分，写得至少要吸引我自己吧，要是连我自己也不吸引的话，就肯定写不下去。
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与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使用各种语言方式，把一个小说写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同时不至于流入浅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写了20多年小说了，我太知道了。
记者：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你突然回归传统，你那些最早的读者反而会不习惯。
余华：这很正常，或许过几年后情况又会改变。
当年我在写《活着》的时候，在文学界内部受到多少批评，外面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但文学界内部的人都是知道的，他们并不认为我写《活着》有多不好，但他们就认为我不应该写《活着》。他们的观念是，作家写什么不是由作家来决定的，而是由读者来决定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做到，我肯定是按照我的方式来写我的作品。
记者：对自己越来越苛刻是因为你要“写一部伟大小说”的缘故吗？
余华：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我相信每个作家都有这样的梦想。当你心里满怀着去写一部伟大作品的念头，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写小说，你会很认真对待你写的每一部小说。至于它出版以后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别人怎么评价它，对作家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吗？”
记者：10年前，你的书首印是1万册，现在《兄弟》是开机20万，还要再印15万。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好还是不好呢？
余华：我的书其实不畅销啊。在纯文学领域，我的书卖得当然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文学图书市场其实不算什么。我从媒体上看到，像郭敬明的书一上来就100万啊。还有现在那些悬疑小说，也是一上来就三四十万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哈金告诉我，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在美国一年里就卖了200多万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故事》一个月就卖了30万册。在美国，你写一部悬疑小说的畅销可能性和写一部严肃文学的畅销可能性是一样的。
不像现在我们中国……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是编书的比写书的多；原创的书越来越少了。
记者：《兄弟》只出版了上半部，你花一个月的时间配合出版社宣传，到处搞演讲、签名售书，已经有人在说你和娱乐明星一样，越来越喜欢搞商业炒作了。
余华：这是必须的，我10年没出长篇了。在前面的五六年里，我几乎是谢绝采访，理由是我没有新作品出来；但是我也表示，我有了新作品一定会接受媒体采访。既然接受了采访，你只能所有的采访都接受，否则就有批评说你太功利。这与我现在不愿去大学演讲是一个道理。要么一家也不去，要么就全部照顾到。
配合出版社搞演讲、签名售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这几年，我在国外学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敬业，君特・格拉斯出《我的世纪》时已经80多岁了，还在德国各地开朗诵会，其实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这给我一个比较大的触动。是什么呢？中国作家应该改过了，他不能去了国外以后，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回到中国以后就哪儿都不去、摆架子。所以我就充分地配合上海文艺出版社，只要我时间安排得开，我肯定是尽量地配合他们。
图：余华在巴黎朗诵自己的作品
对于自己的《兄弟》，余华认为，“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他甚至认为，写完《兄弟》，中国近40年的历史和现实就都被自己把握住了。那么，《兄弟》是“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吗？
余华出书了。在上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10年后，余华交出的是《兄弟》。这两部小说之间，隔着漫长的10年。
在这10年里，因为不在状态，余华先后废弃了3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最后，余华发现问题出在小说的叙述上。因此，他干脆放弃了原来写的小说，另起炉灶，开始写第四部小说，也就是《兄弟》。
和《活着》一样，《兄弟》也是妙手偶得之。有一次，余华从电视上看到一条简短的新闻，有一个人站在高楼上，企图自杀。有人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准备挽救，楼下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这个画面一直在余华的脑海里翻腾，最后，余华打算从这个画面出发，写一部关于兄弟俩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
《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从童年到老年的经历，从“文革”前的1960年一直写到2005年11月止。有趣的是，小说的时间跨度刚好是余华出生、成长到今天的过程。
在35岁以前，余华一直在书写过去的岁月和记忆，很少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在10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余华说自己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不写1990年代之后的生活，是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在《兄弟》里，他开始进入当代生活，用大量的细节呈现了1960年到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化。
敢把握现实了
记者：在你以前的小说里，很少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很少写到当代生活，而《兄弟》这一次却从“文革”时期开始写到现在，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
余华：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革”，我是在“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人写。如果我来写，怎样能保证与众不同呢？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这段历史的最佳角度。
为什么我们这些作家都爱写以前的时代呢，因为时代越远越容易找到传奇性，可以在小说里天马行空地对历史进行虚构和想象。而当今时代，现实世界的变化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而且还出现了网络虚拟的世界。所以，写现实生活的作家有很多，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你总是觉得虚假、不可信。
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我发现今天的中国让每个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实和传奇神奇地合二为一，只要你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
记者：你怎么看这两个时代的变化呢？
余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巨大的变化，这些记忆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命运、经历都与时代的变化相关。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过去时的，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改革开放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现在时的，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在这个历史过程里，国家、社会和人都发生了巨变，这样的变化，在西方要经过400年发生，在中国只用了短短40年。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都被我们所经历了。
当我把两个时代通过一代人的命运变化写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对于李光头、宋钢这样一代人来说，童年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对小说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写出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来。
记者：你能确定你写的就是“文革”里真实发生的事情吗？比如小说里最感动人的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对有过“文革”经历的读者来说，他们的形象就不够真实。
余华：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去年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个中国人，她爸爸是一个大学教授，她妈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文革”中，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位母亲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谁要是批斗她丈夫，她甚至敢到他们家门口去贴大字报，说这些人其实是地主反动派。结果那些工宣队、红卫兵，谁都怕她，也就放过了她的丈夫。“文革”结束以后，她爸爸常说，“文革”太可怕了，要是没有你妈妈，我早就死了几回了。
“文革”时期，因为人的出身、成分等很多问题，有很多家庭破碎、解体，也有很多家庭反而更团结，相依为命。在灾难和不幸来临的时候，那些坚持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那个时期，很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空前地好，彼此之间更加忠诚，感情更加融洽，他们知道不能出现一点闪失，否则这个家庭就会毁灭。
宋凡平和李兰分别来自两个破碎的家庭，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组成一个家庭，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这两个人是我写得非常满意的人物。疫病、磨难在伟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文革”把人的丑陋和邪恶释放了出来，但是就在同时，人的善与美也被激发了出来。往往在最黑暗的深处，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亮着。
记者：《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用的是减法，在《兄弟》里用的是加法，你在关键时刻把细节放大，比如宋凡平为了接生病的李兰回家，被十几个人围殴，被打、被捅、被踹死，连自己的儿子都辨认不出来；李兰没有钱只能为宋凡平买最短最便宜的棺材，打断小腿才能放进去……你花了6万字来写这个过程，非常地煽情，不像以前那么节制了，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写法？
余华：这与我写了几年的随笔有关系。给《读书》写专栏的时候，我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是直来直去，遇到什么写什么，正面展开，非常有力量。当叙述的每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时，阅读的快感会更强烈更刺激。以前在小说里写“文革”，我只是当背景，这次是作为中心、正面来写，比如批斗、武斗、游行等场面。
这六七万字在小说里起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作用，《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不同是因为我是用大量的细节去推动故事往前走，而不像《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常常靠人物的对话完成故事推进，这个情节，如果按照“许三观”的写法，也就是5000字写完。但我现在用很密集的写法，把人物的情感、人的内心、人跟外部环境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充分。
宋凡平死了，李兰不在外人面前哭，也不许两个孩子在外人面前哭，自己拉着板车到了城外无人的地方，对李光头和宋纲说，哭吧。他们才无所顾忌地哭出声。这是一种压抑的情感，我一直让它压着，在这个时候，才让它爆发出来。写到这个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
在《兄弟》里这样让我满意的描写，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兄弟》让我重新发现自己的才能，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
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
《兄弟》不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记者：有人认为，《兄弟》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一本小说。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性，李光头在厕所偷窥林红的屁股，八岁的孩子性早熟；另外一个是你写“文革”了，而且写得非常残酷，这样的小说在西方一直比较受欢迎。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意见？
余华：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这部小说是正面去写两个时代，所以小说的开头就特别重要。比如上部主要是写“文革”那个时期，我其实也可以写游行、喊口号或者武斗和批判会的场面，但这样写没有意思。所以开头我就写一个少年偷窥，再重新回到他的出生和他父亲的死，都是因为性，读者一读就知道进入了一个禁欲和反人性的时代。下部小说一开始，前两章就是性泛滥的描写，让人一看就知道进入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纵欲的性泛滥的时代。
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看，大概从三五年前，美国、欧洲的出版社已经不再出“文革”的书了。在5年前，中国流落到海外的作家中，有两拨人是能找到出版社的，其中一拨就是写“文革”的。为什么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出版商都不再出那些书了呢？因为太泛滥了，读者已经不喜欢了。
以我对西方读者的了解，《兄弟》很多的情节都是欧洲或美国的读者所不能接受的。你看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基本都是那种温吞水式的作品。美国人写的恐怖小说，用刀砍人最多砍三刀，第四刀下去读者就受不了了。美国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任何写得激烈一点的东西，他们都受不了。
根据我以前的书在国外的出版经验，我觉得这本书不会像我以前的书那么受欢迎。我在1980年代写的作品，用的是那种带有欧化的语言，特别容易翻译。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翻译起来非常困难。《兄弟》出版以后，我给国外的翻译寄书，他们回信说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翻译起来太难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特定环境的话，有很多段落是无法翻译的。
记者：宋凡平这个形象太完美了，虽然他自己满身伤痕，仍然带给孩子们温暖的爱。
余华：确实有人说我把宋凡平写得太美好，在那个时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我在童年的时候，见过这样的人。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同学和他的父亲高高兴兴在一起，手拉着手，笑嘻嘻地说话。可是第二天早晨，我这个同学到学校的时候，一直在哭。原来他父亲在那天晚上投井自杀了。虽然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但是在孩子面前，他没有丝毫的流露，还给孩子买了奶糖吃。这样的记忆让我很久都不能忘怀。
宋凡平这样的人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的形象，在几十年前，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工作就是养家糊口，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经营好一个家庭，要比工作重要得多。
记者：在书里，你写的那些悲剧场面令人惊心，比如孙伟因为留长发被红卫兵剪掉，在反抗中他颈部动脉血管被剪断死亡；母亲疯掉；父亲因为被毒打把两寸长的铁钉敲进自己的头顶而自杀。它有原型吗？确实发生过吗？
余华：比这更加残酷的事情我都见过。在“文革”中，我亲眼见到过一个人被打成重伤，又在我们镇的五层楼被抛下来，活活摔死了。孙伟父亲用铁钉自杀，是我在一本“文革”回忆录里读到的细节。
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文革”中发生的许多残忍的故事比我写的要残忍得多。当时在上海、武汉，那都是动用了枪支弹药和大炮的。
有人说李光头偷窥被游街，为什么要游那么长的时间？在“文革”中我亲眼所见，一个农民到我们镇上偷窥，被人游街，比李光头游街的时间要长得多了，天黑了还绑在电线杆上。
昨天我还和一个朋友说，过50年以后，你把今天的真实事件告诉人们，他们肯定认为这是极其荒诞的。
记者：现在出版的《兄弟》只是上部，下部写的是什么故事？
余华：下半部故事背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里。在上部里，李光头和宋钢他们的命运被时代所安排，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个时代。但是到了1980年代，他们可以与时代搏斗，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
“文革”中，李光头的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就是李光头，这个人到了新时代反而能如鱼得水，宋钢那样的老实人却未必。上部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在下部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兄弟》这部小说为什么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我现在正在改下部，我觉得下部比上部写得还要好。可以说，我可以准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和变化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的写作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自信？怎么确定自己写得不是好而是更坏呢？
余华：这种自信来自多年的写作经验和感觉。
通过《兄弟》，我重新找回了写小说的能力，而且在技巧上、方法上有了质的提高，越写越有灵感。就在写《兄弟》的过程里，我又冒出了几个小说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把《兄弟》改完以后，在下一部长篇小说里，我将写到这一百年中国人的生活，以江南小镇一个家庭四代人的人生经历切入，正面描写、逼近我们这个时代。
好故事越来越重要了
记者：这些年来，影像(电影、电视剧)对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人们读书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会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余华：不仅是对我有影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有影响。崔永元曾经跟我说，他在大学的时候，读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一上来两页都是风景描写，他都读得津津有味；而现在一部小说，开头两段不吸引他的话，就会马上放下。他代表的是现在我们大家普遍拥有的阅读观念。
记者：从《兄弟》可以看出，你越来越重视人物和故事的塑造了，你越来越在意读者的阅读快感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
余华：能写出好故事，是我现在的追求。20世纪的文学就认为19世纪的文学不真实，所谓的不真实就是它太故事化，太情节化。然后20世纪小说就开始分崩离析，各走各的路。小说的形式多样化了，有平铺直叙的，有日记体的直白，还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走极端的。现在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大家对小说的认识，态度基本还是一致的，还是要回到故事上。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很能够完整地写一个大故事的人。目前我还没有那样做过，但以后可能会去做，只是把它的细部写得很充分，写得至少要吸引我自己吧，要是连我自己也不吸引的话，就肯定写不下去。
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与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使用各种语言方式，把一个小说写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同时不至于流入浅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写了20多年小说了，我太知道了。
记者：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你突然回归传统，你那些最早的读者反而会不习惯。
余华：这很正常，或许过几年后情况又会改变。
当年我在写《活着》的时候，在文学界内部受到多少批评，外面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但文学界内部的人都是知道的，他们并不认为我写《活着》有多不好，但他们就认为我不应该写《活着》。他们的观念是，作家写什么不是由作家来决定的，而是由读者来决定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做到，我肯定是按照我的方式来写我的作品。
记者：对自己越来越苛刻是因为你要“写一部伟大小说”的缘故吗？
余华：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我相信每个作家都有这样的梦想。当你心里满怀着去写一部伟大作品的念头，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写小说，你会很认真对待你写的每一部小说。至于它出版以后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别人怎么评价它，对作家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吗？”
记者：10年前，你的书首印是1万册，现在《兄弟》是开机20万，还要再印15万。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好还是不好呢？
余华：我的书其实不畅销啊。在纯文学领域，我的书卖得当然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文学图书市场其实不算什么。我从媒体上看到，像郭敬明的书一上来就100万啊。还有现在那些悬疑小说，也是一上来就三四十万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哈金告诉我，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在美国一年里就卖了200多万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故事》一个月就卖了30万册。在美国，你写一部悬疑小说的畅销可能性和写一部严肃文学的畅销可能性是一样的。
不像现在我们中国……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是编书的比写书的多；原创的书越来越少了。
记者：《兄弟》只出版了上半部，你花一个月的时间配合出版社宣传，到处搞演讲、签名售书，已经有人在说你和娱乐明星一样，越来越喜欢搞商业炒作了。
余华：这是必须的，我10年没出长篇了。在前面的五六年里，我几乎是谢绝采访，理由是我没有新作品出来；但是我也表示，我有了新作品一定会接受媒体采访。既然接受了采访，你只能所有的采访都接受，否则就有批评说你太功利。这与我现在不愿去大学演讲是一个道理。要么一家也不去，要么就全部照顾到。
配合出版社搞演讲、签名售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这几年，我在国外学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敬业，君特・格拉斯出《我的世纪》时已经80多岁了，还在德国各地开朗诵会，其实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这给我一个比较大的触动。是什么呢？中国作家应该改过了，他不能去了国外以后，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回到中国以后就哪儿都不去、摆架子。所以我就充分地配合上海文艺出版社，只要我时间安排得开，我肯定是尽量地配合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