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

[lostseason]

还记得这位讨薪被毒打的民工的照片吗？

 

[lostseason]

王斌余应发落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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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志


听了王斌余判死的故事, 一夜未眠.

王斌余一案的本质: 是一个无产者依法讨还一年的卖命钱, 对方人多势重, 对抗
法庭判决, 将其群抠; 王斌余一时性起, 抗暴杀人, 造成四死一伤. 然而, 自首
出庭后却被判了死刑.

本岸的关键是: 王斌余乃依法讨债, 对方是抗法施爆, 王斌余是一时性起, 属于
自卫杀人, 出庭自首.

农民工问题涉及亿万人民, 他们只剩下两膀子力气和一身的忠厚. 这些真正创造
社会财富的人却被压在了底层, 说明世有不公. 法庭首判王斌余胜诉是对其还以
公道. 然而, 问题在于法有不怠, 并未使败方当庭交割, 或安排合理的还款计划
, 成了一纸空文. 王斌余讨工钱是依法的, 有理的, 却被对方抗法施暴, 聚众群
抠. 王以少抵众, 以弱抵强, 在已往常被打的痛苦中爆发, 作出超常的行为. 然
而, 本性忠厚的他, 再次将生死托付给法律和社会的公正, 出庭自首了. 奇怪的
是, 那个先前并未为弱者真正作主的法庭, 却判了维护法庭尊严的王斌余: 死刑
.

这不是情与法的问题, 是社会公义大于法典的问题. 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法律
都是依照社会公义制定的. 共产党能得天下, 不是靠守法, 而是靠维护人民的根
本利益: 生存权, 按劳分配权. “有田有地吾为主, 无法无天是为民.” 在人
民的根本利益被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无情剥夺的条件下, 毛带领
一批抗法杀人的将军造反了. “逼上梁山” 是社会矛盾总激化的现象. 在现在
的条件下, 出现局部的社会矛盾激化也还是可能的. 王斌余一案就是实例. 王
斌余杀的是什么人? 是一批对抗法庭判决, 对抗社会公义, 有聚众施暴前科的坏
人. 那个判他死刑的的昏官, 会乱我天下. 建议中央重视此案, 为亿万农民工
做主.

“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杀人尝命”要看谁. 武松杀过多少人? 我还杀过牛二
呢!

王斌余听判:
依法讨债, 抗暴杀人, 念尔自首, 从轻发落.
判尔徒刑, 发配台湾, 军前效力, 带罪立功.

 

[lostseason]

河南数十民工堵国道　称要政府帮忙讨工钱 + w/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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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在老107国道与黄河路交叉口向北200米处，30多名民工将老107国道自
南向北车道堵死，声称要讨工资。昨天下午1时30分，记者看到，几十名民工抬着
几块铁板将老107国道自南向北方向车道堵住，铁板上写着“华盛公司，还我们血
汗钱”等字样。几名民工围着一男子，不让其离开(如图)。

据民工头李麦囤说，他们于6月中旬进工地，为河南华盛建设开发公司建8号楼，
按合同规定，至楼房结顶时，公司付清工程款。“工程9月7日结顶，但对方一直
称资金没到位，拒绝付钱，总共下来有17万元左右，但目前我只收到4万元的生活
费”。被围男子是公司方技术人员刘某，通过他，记者与该公司负责人傅建增取
得联系，傅称“我并不是不付钱，而是双方算钱差得太远”，他们所算工程款只
有12万元左右。


几名民工围着一男子讨要工钱 “你们要工资为什么要堵路呢？知不知道堵路是违
法的？”记者问李麦囤，他说“俺不知道这违法，堵路是想让政府来帮我们要工
资”。他还承认，并没有向劳动部门反映讨工资之事。

由于道路被堵，车辆一时堵了很长。几分钟后，交巡警赶到维持秩序。40分钟后
，郑州市劳动局监察大队闻讯赶到处理此事。直至下午2时40分，在民警及劳动部
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民工们才最终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撤掉铁板。民警表
示，民工讨工资可以，但堵路却是违法的，若情节严重，可以对其做出相关治安
处罚。

 

[lostseason]

王斌余点中了社会的敏感穴位

□联响

2005年09月16日

　　舆情走向：

　　从新华社《千万别漠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到新京报《有必要判王斌余死
刑吗？》，再到南方都市报《悲情不能遮蔽真相》，一些媒体和学者的热议，颇
耐人寻味：对社会局部存在的阶层差距拉大等不公正、不和谐问题的思考和忧虑
，已经成为普遍性感受，以至于对任何有可能凸显社会不公正的信号，反应都高
度敏锐


　　王斌余，一个普通的甘肃农民工，数次讨要工钱未果，反遭打骂，一怒之下
拔刀连杀四人、重伤一人，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一极端事件，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响，网上相关帖子无数。有人称，无论结
果如何，“王斌余都注定要成为和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人们见到王斌余17岁出门打工的艰辛，见到王父等着他
寄工钱回家治病的无奈，见到工头一口回绝支薪的蛮横。新华社发表《千万别漠
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的评论，指出“王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保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工作存在的缺憾”；新京报文章《王斌余杀人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认为，“农民工利益屡屡受损反映出一种权利的缺失”。


　　舆论反思如若仅止步于此，还不至于让人感到具有特别的“历史标志性”。
讨论随后逐步深入到案件本身的处理结果上来。


　　9月7日，新京报发表一位学者的评论《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首次对
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审理结果提出明确质疑，提出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
不能光看行为后果；“法不外乎情理”。9月9日，该报又刊发《由王斌余杀人案
想起了蒋爱珍》，指出王案与蒋案具有共同点，认为“王斌余们在不能获得及时
、有效的权利救济，且遭受违法者新的侵害的情况下，所实施的报复性行动，不
能由他们承担全部的责任”。


　　一场争论拉开帷幕。9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悲情不能遮蔽真相关怀回归
专业准则》提出，“媒体报道不得干预独立审判，这是法治国家之铁律无疑”。
媒体和专业人士“都要警惕自我身份的过度膨胀，警惕对社会问题的忘情关怀越
过严格的职业准则，进而危及社会的法律底线”。


　　9月14日东方早报《王斌余案的民意能否有助正义》，代表了部分法律专业人
士的观点，提出“民意与舆情对司法审判的介入是否违背程序正义”的怀疑。


　　认为王斌余罪不当诛的学者则主张，“不宜把民意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情
绪化的表达，否则就把法律的功能、意义理解得太肤浅了”。而主张法律应对王
斌余网开一面的意见，也在网上占了多数。


　　争论带出了一个个问号：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机制尚不到位的情况下，
法律能否负担起这一重责？民意和公论在现代政治中被认为是立法的部分起源，
法律的功能发挥与顺应民意呼声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公众舆论面前，法
律权威到底该怎样维护？

　　更耐人寻味的，则是这场异乎寻常的舆论反响本身。


　　杀人偿命，何况连杀多人，一个从法理和程序角度来说并无疑义的判决，为
何遭到这些质疑？司法审判的独立性是社会常识，而企图改变一审死刑判决结果
的人群中，既有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也不乏专业的法学研究者和法官、律师等
司法操作者及新闻界人士。这说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局部存在的
阶层差距拉大等不公正、不和谐问题的思考和忧虑，已经成为社会中许多人的普
遍性感受。这种感受累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任何有可能凸显出社会不公正
现象的信号，其反应都高度敏锐。经媒体曝光后被迅速放大的王斌余案，也正是
点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的敏感穴位上。所以，人们只是记住了他的生计艰辛，只记
得他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背景，而潜意识里却选择性地模糊了他极端的犯罪行为。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舆论同情讨薪杀人的警示信号》，传递的也是这样一种
忧思。文章说，“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
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唯法’者，
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
信号”。


　　值得思考的，的确绝不仅仅是司法领域的问题那么简单。关于王斌余案的种
种争议，余音也许久久难以消散……

　　《华东新闻》 (2005年09月16日 第一版)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徐星瀚）

 

[lostseason]

令人心酸的真实摄影故事:老人独居竹林活活饿死 (zt)

第一次看到老太太在竹林里捡柴的时候，我就怔住了，她很瘦、很虚弱，每捡一
支干柴，每一次蹲站，仿佛都快支持不住了，仿佛都要倒下去了，虽然满地都是
树叶，可她捡拾起来都要付出生命的最后力气。

她回家的路上，一个围观的十岁左右的男孩竟然向她投掷土块，我跑过去狠狠地
给了他一耳光，还真想掐了他！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竟有如此恶劣的行为，他的
父母、他的老师都是如何教育他的，我真想不通。

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潲水桶里捞米饭粒，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这么好
的潲水，也不敢问她，只听她说够吃两餐了……

这是她的厨房。你能想象它有多脏就有多脏，你能想象它有多穷就有多穷。就一
个铝锅一个铁锅，十只八只碗，一张发霉的木台，一个发霉的破烂的竹盖。最令
人不忍目睹的是那水缸的水，几个月甚至半年或一年都没洗过的水缸里，隐隐约
约浮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

每天她捡柴需要近一个小时(100米距离)，每天她提水需要近一个小时(150米距离
/半桶水)为什么没有一个正常人帮助她10分钟呢，亲情何在？人性何在？我不禁
想起了那二十年前的那些岁月，那时的空想乌托邦还知道对老人五保呢。那时还
有一些做好事的小同学给老人挑水捡柴呢。

第三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更虚弱了，连走路都很困难，她也许再也不能去捡柴提
水了。唯一的远嫁的女儿也不可能回来照顾她。

临走时我们给了几十块钱给她，她收下放进袋里，却从袋里掏出另外一张破烂不
堪的10元钱“同志，我这10元钱别人说是假的，买东西别人不肯收，好心人再帮
我换一张吧。”看着那张破烂的钱，我们一时无语,老人太可怜了.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她很勉强站了起来，全身发抖，嘴里要说的话也说不出来
，其实我 们在心里听到了，唉，一个老人快死了

当我第四次去拍摄她时，她已经死了。屋前长满杂草让人伤感。她的死并不让人
意外，因为她生活的环境就会让她活不长。

她死了，在村子里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她。在她遗留下来的破屋
前的那座宽敞的宗祠里依然很热闹，很喜庆。

就在要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小孩平静地对我说：“十八婆是饿死的”，愣看着
那些大红的对联，我突然感到一种人生的滑稽和失望。

 

[lostseason]

2005年的国殇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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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流浪诗人


有人靠两把菜刀
当了元帅
你只有一把水果刀
却被推向刑场
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这样
这样残酷，这样荒唐
王斌余，你要埋怨
你就埋怨自己吧
为什么你要来到这个“改革”喧嚣的世上

这个歌舞升平“盛世”的世界
不属于你我
那些红的灯，绿的酒
不属于你我
虽然它来自你的血，我的泪
那直插云天的高楼
是我们弟兄的骨架撑起

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
资本家连血汗挣来的微薄薪金
都要赖掉啊
精英专家们制定的法律
就是要剥夺
你我生存的资格

当你就要喋血刑场
你的名字和你卑微的身世
在网络上传扬
一群同样卑贱的生命
在为你哀告
他们是在为自己哀告啊
但是哀告又能怎样
那些据说代表法律的枪声
就要响起
对待你我
这个“和谐的社会”不会有半点彷徨

有人说
枪毙了你
就是枪毙了共产主义信仰
我要说
你的死，其实就是国殇
王斌余，我的兄弟
如果当你这个最能忍耐的百姓
都无法存活
这个国家已经走向死亡

王斌余，我的兄弟
今年的中秋
月亮将为你破碎
千百年后
我们的子孙会记住
2005年的国殇

 

[jimjin]

以前书上描述旧社会的悲惨状况都有了

 

[wushuren]

1,十字路口。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中间一条路。
2,给左信号，右拐。

结论：没看见中间还有条路。

 

[lostseason]

最初由 jimjin 发布
以前书上描述旧社会的悲惨状况都有了

那个高唱“我心中的太阳”的扬州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人权时期!

 

[lostseason]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1,十字路口。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中间一条路。
2,给左信号，右拐。

结论：没看见中间还有条路。

只能说DXP是SB或HD

 

[wushuren]

最初由 lostseason 发布


只能说DXP是SB或HD

这也不能怪他，，俺那时候支持给右信号右转，难度不如这动作高。谁让那时候本大虾太年轻，也没看见那中间还有条路。况且即使现在我看见了，即使他们听见了，他们也不一定听我的，更何况他们可能根本听不到本大虾说了什么。

话说中国之所以叫中国，那自然是因为中国应该走中间那条路。

像现在这样给左信号，往右拐，高难度呀，兄弟佩服，兄弟佩服。

 

[cvictor]

最初由 lostseason 发布
我国“三外问题”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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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工商时报


龚 震 吴 越　



合作共赢本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目的所在，可是，当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内生性困境的时候，三外（外贸、外企、外资）问题又步步逼近，渐渐
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外源性困境。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三
外问题”的不利影响亟待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外贸：我做她人嫁衣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持续高速增长，1978至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4.9倍
，年均增长16.7％，远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幅。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
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出现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企业，反而背
上了向欧美倾销的“黑锅”。近期欧美相继对我国出口纺织品设限，可是中国出
口纺织品的最大赢家在两头，一是境外原料供应商，二是国外零售商。

我们花费了世界原材料的一半才达到目前的竞争水准，污染了环境，亏待了民工
，却让老外们赚得盆溢钵满。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对美出口空调总量为645万
台，其中天津的LG空调器对美出口量为208万台，占到总量的32.2%。近日，日本
本田公司又在上海宣布，他们打算每年向欧洲出口5万辆汽车。德国戴姆勒－克莱
斯勒公司也想在中国以低成本生产汽车销往美国市场，占用中国的出口份额。

“唐装”已然成为东洋、西洋产品出口的流行嫁衣，它们“唐装”虽然穿在身，
可心却不是中国心。

外企：跑马还杀回马枪

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可它却是一辆在中国原野上奔驰着的“
宝马车”。因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
。据海关统计，2004年外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达57.1%；在加工贸易
出口额中，外企则占了全国总量的近80%。中国出口贸易增量的62%是由外资企业
“贡献”的。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累计引进外资已超过10000亿美元，美、日、
欧企业争先恐后扎根中国。截至2004年底，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数量已达45265家，
仅去年就批准设立美国投资企业3925家，其中由美方独资或控股的企业2381家。
近两年，日、美、欧企业已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

另据海关统计，2004年1月至2005年3月，中国共向美国出口1574.6亿美元，其中
在华外商独资企业占了45.4%，如果算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占比将高达66%。
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从国外输入的关
键零部件加工组装成产品后，又在中国将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这些国际巨头
也是国内企业出口订单的主要来源。

更令人气愤的是，天津LG工厂向美国大量出口72美元一台的低价空调，可能在美
国被立案为倾销。虽然在美国市场上低价倾销的是LG牌空调，但由于产品原产地
变为中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LG倾销如果在美国立案，中国空调业将被
一网打尽。可见，在华外资企业通过原产地“变脸”的小小手段就能让中国的一
个行业出口受阻。

外资：喧宾夺主圈地忙

近20余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逐年上升，已连续十年成为吸引外资最
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在看到
吸收外资的巨大作用的同时，限制竞争、技术壁垒、行业垄断、知识产权大棒、
优惠政策泛滥、主导经济领域话语权等词语不断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里。可以说
外资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最近跨国公司在中国频繁的出事应该让我们从外
资迷思中醒悟过来。

某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搞好，也不信任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
寻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大搞“外资崇拜”，争相降低门槛，盲目提供优
惠。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受到一些限制。可外资企业的税收贡献却微不足道，据国
家税务总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有48万家外企，每年亏损额在1200亿元以上，由
此造成的税收流失超过300亿元。但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相当保守。如天津LG自1996年
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上缴税金总数仅为4.5亿元，
综合税率只有1.4%！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10－20年，中国将面临陷
入“拉美化陷阱”的巨大危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外资大量进入，已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
资料显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
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而且外资对我国流通渠
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流通渠道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
产，影响着金融。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
已高达80%以上。

要防止出现“三外问题”的扼颈危险，当务之急是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放
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
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前瞻性地
进行产业升级，建立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民经济
长足稳定发展，也才能防范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要防止出现“三外问题”的扼颈危险，
------是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
----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
-----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前瞻性地进行产业升级，
-----建立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

好像不少空话吧。

 

[lostseason]

反思改革难道就是“反改革”？


作者: 水生1

日前，有友人来电谈及当前经济学界的争论，突然问道，“高层是否出事了？”
笔者忙问何故？友人说，“你看看最近一期的《财经时报》。”

笔者急忙去买了一份来看。原来，在（2005年9月5日―9月11日）的《财经时报》
A7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一个题为“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专栏。四
个小标题赫然闪入眼睑：分别为：“学者是否可从企业家那里拿钱”、“为何出
现反市场化浪潮？”、“市场的问题是政府运作不到位”和“新望：警惕民间和
高层的反改革潮流”。这是《财经时报》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
员刘军宁、《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冯兴元、九鼎
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四位作为该专栏的首期嘉宾作的发言。其中，以新望
的观点尤为嘱目。

新望称，“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潮流：一股是来自民间的潮流，另一股是带有意识
形态色彩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去年8月份的朗顾之争，使上层的一些反改革反
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和底层的这股潮流通过网络接上了头。”“现在这种反对市
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有种改革要掉头的感觉。这些人不是要
破除市场神话，也许意在反对改革，对这样一个趋势值得高度关注。”“现在老
百姓不满或改革失败，问题出在哪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滞后，甚至
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于
政府（广义的政府），而不在市场化。”“怎么看待民意也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现在动不动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拥护的是百分之九十几，反对的是百分之
几等等，有时一个机构和另一个机构调查出来的民意是截然相反的。”“怎么看
待民意，怎么正确评估民意呢？因为对现实不满，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产生一种
逆反、怀旧的心理。不知道不满的问题怎么解决，抱怨现在不好，以前的就是好
的。这种怀旧也要客观地看。有些人说以前的赤脚医生好，让他有病去看赤脚医
生他敢去啊！”“包括对文革的评价，对计划经济的评价，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
度，不能因为对现实不满，就盲目地肯定过去。如果知识分子也这样的话，对这
个国家来说是很麻烦的事。实际上中国政府需要左派，包括我们理论界也需要。
”“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确实要真正的对症下药，要找到原因。不能认为
改革错了。对那些说改革不成功的人，我不赞成。要说对现实不满，不满在哪里
，得有证据。只是埋怨容易出现很可怕的后果。”。。。。。。读了这些，笔者
有一个新奇的发现，对新望发表的上述观点，只要将“改革”与“文革”、“市
场”与“计划”调换一下再阅读，实在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有趣现象。

不仅如此，在该报的编者按中也明确表明：“近来吴敬琏先生关于股改中的‘股
民强势论’引来众人声讨，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回应记者不认识顾雏军的回
答又遭到一片骂声。自从去年因为‘郎顾之争’爆发出经济学界的大论争以来，
知识分子在面对要不要市场化、要不要改革的大是大非面前如何发言？知识分子
在为自已谋利的时候该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如何在获得正当私利和为公众代言时
保持平衡？在中国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下，如何辩别某一些人，借着市场化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全盘反对市场体制，甚至反对整个改革，是很值得警惕的。”


显然，《财经时报》的编者是将社会上近期出现的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上升到
“市场与反市场”或者是“改革与反改革”的高度来认识的。这也是迄今为止笔
者所见到的国内主流媒体第一次以专栏和专访方式，如此公开、高调而又明确地
表明了自已的“主流”立场。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财经时报》却并未能将“
某一些人”所谓“反市场”和“反改革”的言论公之于众，以让人们进行比较、
鉴别和评论。这就让有些未能看到网上争论内容的人很容易不明就里，从而以为
“高层”出了什么情况。

今天，笔者终于再一次看到了作为周刊的《财经时报》（2005年9月12日―9月18日
）第二期的四篇专栏文章。题目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彩虹的“上帝的标准和
人的标准”；青年经济学家薛兆丰的“国企争论失去了重心”；浙江大学经济学
博士后苏振华的“市场化讨论中的真问题”；《财经时报》言扬的“市场成就知
识分子”。言扬在文章中进一步称，“如何面对来自高层和底层的反对改革、反
对市场的潮流，考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和知识分子的本色。投机的知识分
子可能迎合着上下这两股潮流，使改革的不完善、市场化的不彻底变成反对改革
本身、反对市场本身的力量。但理性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则要揭露国企
改革中的不公，同时寻求完善市场化的途径，探索改革中的公平法则，他们不会
因为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和市场的不完善，而完全否定国企改革的方向，并因此反
对市场和改革的总体方向。”“眼下，中国知识份子最重要的是如何识破那些投
机知识分子的伎俩而回归改革和市场化的正道。”言扬的文章俨然如《财经时报
》的一篇社论。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期的编者按中却悄然将第一期醒目的“
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话题改为“知识分子与市场的话题”。

笔者仔细阅读了《财经时报》该专栏连续发表的8篇评论文章，不由得要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二十七年，所经历的时间已经等同于“文革
”结束之前的二十七年，面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人进行反思难道就
是“反改革”？此话怎么听也似乎象从前有些人动不动就指控别人是“反革命”
一样的“帽子”和“棍子”。笔者以为，在讨论“知识分子与市场”这个话题之
前，先弄清楚对“改革”和“市场化”要不要进行反思和能不能进行反思，恐怕
是需要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首先，笔者以为，“改革”与“革命”一样，未必都是进步和正确的，也并非仅
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市场”与“计划”也一样，同样都是一个社会所必然存在
和必须的。对“改革”的成败和“市场化”的程度，邓小平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
。关键在于“目标”与“方向”。而“改革”与“市场化”恰恰不是“目标”和
“方向”，而是“手段”和“方法”。当今中国对“改革”和“市场化”进行的
激烈争论，其“大是大非”并不是要不要“改革”和“市场化”，实质是对“改
革”和“市场化”的“目标”和“方向”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对中国究竟是走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其它什么道路的争论。因为这才是关系到我国国家的
基本制度，关系到能否建成和谐社会，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每个人
民切身和长远利益的根本大事。有的人总是将所谓的“改革”或“市场化”作为
目标，却偏偏忘记了我们搞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我们改
革经济体制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追求
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对“改革”和“市场化”
所出现的质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改革”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
已经明显偏离了“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
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将
劳动者重新处于受雇用和受剥削的地位，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正因
为如此，我们的“改革”才会出现少数人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暴富而损害了绝大多
数人民利益的显失公平现象，才会出现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各种腐败猖
獗、盗贼横行、道德伦丧等等一系列骇人景象。有人总是向人们解释说，这些都
是因为对“旧体制”的“改革”和“市场化”不彻底而造成的。依笔者看，恰恰
相反，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和“市场化”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造成的
。因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旧体制”确实存在不少弊端需要改革，但
现在出现的很多严重后果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将这种在“旧体制”下都没有
出现的负面后果归咎于“旧体制”显然缺乏说服力，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简单逻
辑。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能不懂？更何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
国现行《宪法》中所明确规定的。对此，在一些人奢谈“目标”和“方向”不明
的所谓“改革”和“市场化”时，却有意不提“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前提，其真
正的“目标”和“方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看不出来？

其次，即便在“目标”和“方向”明确的情况下，对“改革”和“市场化”的“
路径”、“时机”和“方法”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反思我们的“产权制度改
革”和“市场化”推进过程，恰恰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则。我
们的“产权制度改革”实际上还是采取了那种自上而下“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改革”和“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非常不满的一
个重要原因。我们的“改革”和“市场化”之所以偏离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
一方向，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和少数精
英们的操控下，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违反基本的民主程序，向人民隐瞒事实真
相，在一个小圈子内由少数人操控，用各种欺骗的手法，意图“骗出一个新体制
”。他们常常无视《宪法》和各项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无视立法或修改
法律的规定程序，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推
行某种“改革”措施，造成既成事实，再采取立法手段巩固既得利益。在这种搞
运动式的“改革”进程中，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监督约束体制被肆意破坏，新的法
律、法规和约束监督机制又迟迟不能及时地建立和健全，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被剥夺，而有的知识精英甚至人为地制造和扩大法律和法规中的“漏洞”，
竭力鼓噪“腐败不可避免”和“腐败有利转轨”，甚至用“吐痰论”和“原罪赦
免论”进行教唆和纵容，公然无视社会主义法制，违宪与违法的言论充斥报端，
从而将“改革”和“市场化”导向有利于少数权贵和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错误方
向。对此，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不闻不问还是视若无睹？而有些参
与操控“改革”的所谓知识精英究竟是疏忽还是有意而为？

还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利用“改革”和“市场化”之机，为自已或其家族非法谋
取私利，其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诚信，也极大的败坏了
“改革”的声誉。有些所谓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谋利”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
正常和合法的底线，而是想方设法利用职权和话语权与权贵相勾结，通过各种违
法手段获利。人们对顾雏军和张维迎的质疑和非议，并不在于那种“学者是否可
以从企业家那里拿钱”这种似是而非、有意混淆“合法”与“非法”界限的问题
，恰恰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法律所许可的界线。《财经时报》发表的评
论中有人认为，学者参加研讨会从企业家那里拿钱“是可以理解的”，“就象律
师辩护一样”，“拿点钱，占点小便宜算什么啊”。甚至还有人质问，“学者演
讲收费，就证明他们的主张是错的？”总之，主流们认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这种情况被视为社会的常态，试问，绝大多数的普
通穷人当然无力向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们支付如此高额的费用，那么，还会有
谁来为他们代言？在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难道能指望收取
了企业家钱财的张维迎等人来为民众代言？

更重要的是，这次网络上民众对张维迎等人收取科龙“出场费”的质疑，主要的
也并非如“学者是否可以从企业家那里拿钱”那么简单。因为，从已经披露的情
节来看，顾雏军操控国家级科研单位以召开“研讨会”的名义，为其特定的目的
向与会或非与会的有关“知识分子”支付巨额的“劳务费，另稿费”，考虑到有
关当事人所具有的各种公职人员身份，这一事件的性质恰恰已经超越了正常合法
地谋取个人利益的底线。研讨会至今已近一年，与会人员收取巨额“出场费”一
事在网络披露至今也已有一个月了，各方当事人至今都还保持沉默，没有人公开
明确地表示自已并未收取科龙提供的“出场费”，反倒是有些人故意将此事与知
识分子所提供的各种正常的有偿服务混为一谈，这种状况极不正常。有人说，张
维迎没有参加研讨会，说他收取“出场费”是“造谣”。但常识告诉我们，未能
出席会议与收取“出场费”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张维迎不能公开否认
自已收取了科龙的“出场费”，那么，张维迎未曾与会还依然收取“出场费”这
一事实成立的话，岂非性质更加严重？与其千方百计地将张维迎等人收取“出场
费”此一典型案例与一般的收取“演讲费”混为一谈，还不如将此事的真相搞搞
清楚，向社会公众公布，分清是非，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并尽快对此类行为作出
规范，以此推动我国的法治来得更为有利。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法律面前果真
可以享有法外特权？

有人说，知识分子间的争论最好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否则将不利于学术自由。其
实，这是从根本上混淆了学术活动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对顾雏军案件与张维
迎等人收取“出场费”事件而言，它与所谓的学术活动根本是两回事。且不说收
取“出场费”之类的经济行为，即便是百分之百的学术科研活动也应当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作为。否则，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岂非也会限制“学术自由”？实际上
，在法律上对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和对官员、权贵和平民之中出现的违法
行为，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进行处理，并无不同之处。如
果有人硬要对某些特定的知识分子“法外开恩”，实际上就是在对法律进行嘲弄
。果真如此，那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最后，笔者以为，在“改革”和“市场化”已经进行了二十七年之际，对此全国
性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是完全必要也是及时的，不如此，后果就更加难以设想。
这种反思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纠正错误，与时俱
进，更好地走向未来。有的人用“反改革”或“反市场化”的帽子压制不同意见
和拒绝反思，这才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而有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
已的既得利益，故意歪曲我国“改革”和“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不仅是
公然违反了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实际上他们才是目前妨碍进一
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
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更何况，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角度讲，在我国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改革，其重要性和紧
迫性恐怕比什么“产权制度改革”更加值得大家关注。

在此，顺便向《财经时报》提个建议，既然贵报对顾雏军和张维迎等人收取“出
场费”一事如此感兴趣，何不就此派人将去年１０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科龙20周
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真相调查清楚，将事实向社会公布一下，这对
大家深入讨论贵报开设的这一专栏肯定有所帮助。更何况，这也是主流媒体应尽
的一份责任，如何？

 

[lostseason]

《财经时报》四人连线鼓吹“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的背后是什么？

作者: 云淡水暖


最近，顾雏军被逮捕后，主流经济学家们消停了不少，张维迎大师出来声明了一
声“不熟”、钟朋荣泰斗出来说了句为资本家“服务”，“收点钱是应该的”，
别的如国务院那些研究机构的、北大的原先气壮如牛的专家教授们，基本无话。


但这几天有人要出打抱不平了，这回出来的不是经济学家们，而是经济学家与政
治学家的混合体们，计有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
、研究的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
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
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
元，还有一位叫新望的专家，未查到出处，想必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是自由
主义政治学家，这几位“家”的特点，就是有自称为“民间学者”的，从人数上
恰巧为“四人”。

《财经时报》连续为他们做了两期专栏，第一期似乎是“座谈”，第二期好像是
专题文章。

在座谈中，当然首先为张维迎们愤愤不平，说是“如果不允许学者为企业家说话
，谁来为企业家说话？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要市场化，社会科学的成果为什么
不可以？就像律师可以拿犯罪嫌疑人的钱为他们辩护。如果一个学者，两头占便
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才是不道德。如果拿了钱还不替别人说话，这
是另一种不道德。”（刘军宁），这当然没有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学识
”，本来就是“卖”给资本家的，为资本家服务的，价格也是高的，比如一次演
讲的“出场费”数以万计。但是，象张维迎们、张文魁们又占着纳税人供养着的
高等学府、国务院决策咨询机构的要职，高官厚禄，参与决策大计，却又翻过来
“服务”于资本家，在这边拿高额“顾问费”、“出场费”，这算什么，是不是
“两头占便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个学者”？

就且算是没有在公共机构任职的“民间”们，当其说的话需要在少数富豪、资本
家与绝大多数底层劳动阶层之间取舍的时候，这立场的屁股，应该坐在哪边呢？
比如这次的“四人”，明显的就是坐在 “市场化”、“资本”一边，因为，只有
“市场化”当中的“资本”，才付得起这些“说话”的代价，一介小民，如追讨
工钱而不得的民工王斌余之辈，是无缘享受这种“说话”的。

刚才，又拜读了“四人”当中叫新望的大作《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
其实就是在前面发表的《财经时报：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论争》的座谈记录
的文字记录的摘取，草民有些糊涂，《财经时报：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论争
》文字整理稿中，这部分标明是冯兴元专家的话，此篇又变成了新望氏的。“人
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既然是所谓“古典自由主义”一派的，也就必
然戴上“古典自由主义”的色彩。

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文稿的标题“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改
革”这个词，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正义”、“主流”、“先进性”的化身，对
待“改革”的态度，已经成为一块“政治试金石”了，对于“改革”如果要“反
”，而且还成了“潮流”，那非同小可。那草民又对所谓“古典自由主义”们有
所鄙视了，在“自由主义”精英的“教义”里头，似乎不应该预先将一定有可能
招致政治“追究”的帽子拿在手上的，怎么允许你们“自由主义”，就不许别人
“自由主义”，别人“反”一下自由主义经济为标志的“改革”潮流，就要“警
惕”了。

“四人”们“警惕”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去年8月份的郎顾之争，使上层的一些
反改革反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和底层的这股潮流通过网络接上了头。再接下来就
是今年宣布20年的医疗改革失败，要恢复改革前的医疗体制，网上的评论支持率
很高。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有种改革要掉头
的感觉。这些人不是要破除市场神话，也许意在反对改革，对这样一个趋势值得
高度关注。”。

草民不理解的是，这个“潮流”是如何被“诱导”且推波助澜起来的，如果这些
个诸如“顾郎之争”、“医疗改革”等，带给“底层”们的是无比的“愉悦”和
“光明”的前景，既没有顾雏军的空手套白狼似的暴发与对国有资产的无耻侵吞
，又没有导致了每年50%的患者不能够就医的“市场化”结果，大家凭什么要“反
”。还有，“底层”与“高层”通过网络“接上头”是什么意思，网络就成为了
如此值得“警惕”的媒介么，这是不是说明，在社会的主流媒体上面，主流的各
种“家”们的势力太大，“底层”发不出声音，而“高层”也接收不到“底层”
的信息。

当然，与其他专家一样，责任当然全部推给了“政府”，说是因为医院还没有彻
底民营化，就先开始“市场化”，所以才导致失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
业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特别是来自于民间反教育产业化的力
量。即使是主张教育产业化的人，其立场也是不彻底的，恰恰是这种不彻底性导
致了教育产业化的扭曲。而这又给那些反对教育产业化，反对教育市场化，反对
私人进入教育产业的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由。”，就是说“不彻底”的“改革
”，导致了改革的“扭曲”，那么如果是“一步到位”的改革，“底层”们承受
的痛苦就会减少么，“私人进入教育产业”的前景是什么，是“私人”资本们的
乐善好施，还是唯利是图，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难道此前的改革当中的那些措施、计划，不都是在这些精英专家们的精心
策划下定型的么。专家、精英们靠政府的权力、光环在资本家那里笑纳了巨额“
服务费”的时候，好处自己得了，而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的事情，黑锅又
推给“政府”，真是“两头占便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自由到家了。


“四人”哀叹“从现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来看，‘市场化’、‘改革’这两
个词，已经具有了负面含义。”、“大概从新世纪开始，市场化改革失败的断言
一个接一个，市场化的声誉也破产了，人们认为，市场化应当对教育、医疗、国
有企业产权改革等领域中的问题，承担责任。”，如果还是前面的假设，，“市
场化”、“改革”带来的是幸福、快乐大于“阵痛”，而且这“阵痛”是每一个
社会成员都在分担，而不是少数人暴富，多数人“阵痛”的背景下面，这种“负
面含义”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

“四人”警告大家“这种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值得我们高度
重视。过去二十多年，市场话语对改革起了很大推进作用，现在这么多人反对市
场化，必然影响改革的进程。…有的人甚至直接提出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真
是霸道的很，如果没有亲身体验，没有中年丧失工作与养老前景，没有看不起病
、没有每年为孩子的学费与哭无泪、自杀了结的那些个“负面含义”，谁能够动
员“这么多人反对市场化”呢，既然是“这么多人”，说明是一种大多数人的体
认，难道“真理”永远掌握在一些从“市场化”、“改革”中得到了巨大好处的
富豪及其帮闲们手中，其他人只能做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群氓”，真是岂有
此理。

新望说“有些人说以前的赤脚医生好，让他有病去看赤脚医生他敢去啊！”，还
真有“敢去”的，中央电视台前不久刚好播送了一个坚持在贫苦山区为乡亲们服
务的当代赤脚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乡亲们连一两元钱的药费都要赊账，那赤脚
医生惟有靠为乡邻们服务的信念和微薄的家产支撑着，象新望这样的贵族老爷心
态，是无法理解的。

草民觉得，值得“警惕”的倒是“四人”们的如下断言“经济学家经常想象，先
有市场交易，然后自然就会生成法治宪政。其实，历史的经验可能恰恰相反。英
国和美国的市场制度是最健全的，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的声誉还不是特别糟糕。
而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先有宪政、法治制度，然后才有现代市场制度。”，就是
要先从国家政治体制下手形成更加有利于“市场化”、有利于少数富豪贤达的“
法治宪政”，再来推行“市场化”，就不会有“反市场化”的潮流了，即便是有
，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拿下”了。“政治挂帅”看来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们所
向往的。

 

[cvictor]

最初由 lostseason 发布
反思改革难道就是“反改革”？


作者: 水生1

日前，有友人来电谈及当前经济学界的争论，突然问道，“高层是否出事了？”
笔者忙问何故？友人说，“你看看最近一期的《财经时报》。”

笔者急忙去买了一份来看。原来，在（2005年9月5日―9月11日）的《财经时报》
A7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一个题为“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专栏。四
个小标题赫然闪入眼睑：分别为：“学者是否可从企业家那里拿钱”、“为何出
现反市场化浪潮？”、“市场的问题是政府运作不到位”和“新望：警惕民间和
高层的反改革潮流”。这是《财经时报》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
员刘军宁、《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冯兴元、九鼎
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四位作为该专栏的首期嘉宾作的发言。其中，以新望
的观点尤为嘱目。

新望称，“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潮流：一股是来自民间的潮流，另一股是带有意识
形态色彩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去年8月份的朗顾之争，使上层的一些反改革反
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和底层的这股潮流通过网络接上了头。”“现在这种反对市
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有种改革要掉头的感觉。这些人不是要
破除市场神话，也许意在反对改革，对这样一个趋势值得高度关注。”“现在老
百姓不满或改革失败，问题出在哪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滞后，甚至
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于
政府（广义的政府），而不在市场化。”“怎么看待民意也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现在动不动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拥护的是百分之九十几，反对的是百分之
几等等，有时一个机构和另一个机构调查出来的民意是截然相反的。”“怎么看
待民意，怎么正确评估民意呢？因为对现实不满，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产生一种
逆反、怀旧的心理。不知道不满的问题怎么解决，抱怨现在不好，以前的就是好
的。这种怀旧也要客观地看。有些人说以前的赤脚医生好，让他有病去看赤脚医
生他敢去啊！”“包括对文革的评价，对计划经济的评价，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
度，不能因为对现实不满，就盲目地肯定过去。如果知识分子也这样的话，对这
个国家来说是很麻烦的事。实际上中国政府需要左派，包括我们理论界也需要。
”“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确实要真正的对症下药，要找到原因。不能认为
改革错了。对那些说改革不成功的人，我不赞成。要说对现实不满，不满在哪里
，得有证据。只是埋怨容易出现很可怕的后果。”。。。。。。读了这些，笔者
有一个新奇的发现，对新望发表的上述观点，只要将“改革”与“文革”、“市
场”与“计划”调换一下再阅读，实在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有趣现象。

不仅如此，在该报的编者按中也明确表明：“近来吴敬琏先生关于股改中的‘股
民强势论’引来众人声讨，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回应记者不认识顾雏军的回
答又遭到一片骂声。自从去年因为‘郎顾之争’爆发出经济学界的大论争以来，
知识分子在面对要不要市场化、要不要改革的大是大非面前如何发言？知识分子
在为自已谋利的时候该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如何在获得正当私利和为公众代言时
保持平衡？在中国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下，如何辩别某一些人，借着市场化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全盘反对市场体制，甚至反对整个改革，是很值得警惕的。”


显然，《财经时报》的编者是将社会上近期出现的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上升到
“市场与反市场”或者是“改革与反改革”的高度来认识的。这也是迄今为止笔
者所见到的国内主流媒体第一次以专栏和专访方式，如此公开、高调而又明确地
表明了自已的“主流”立场。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财经时报》却并未能将“
某一些人”所谓“反市场”和“反改革”的言论公之于众，以让人们进行比较、
鉴别和评论。这就让有些未能看到网上争论内容的人很容易不明就里，从而以为
“高层”出了什么情况。

今天，笔者终于再一次看到了作为周刊的《财经时报》（2005年9月12日―9月18日
）第二期的四篇专栏文章。题目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彩虹的“上帝的标准和
人的标准”；青年经济学家薛兆丰的“国企争论失去了重心”；浙江大学经济学
博士后苏振华的“市场化讨论中的真问题”；《财经时报》言扬的“市场成就知
识分子”。言扬在文章中进一步称，“如何面对来自高层和底层的反对改革、反
对市场的潮流，考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和知识分子的本色。投机的知识分
子可能迎合着上下这两股潮流，使改革的不完善、市场化的不彻底变成反对改革
本身、反对市场本身的力量。但理性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则要揭露国企
改革中的不公，同时寻求完善市场化的途径，探索改革中的公平法则，他们不会
因为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和市场的不完善，而完全否定国企改革的方向，并因此反
对市场和改革的总体方向。”“眼下，中国知识份子最重要的是如何识破那些投
机知识分子的伎俩而回归改革和市场化的正道。”言扬的文章俨然如《财经时报
》的一篇社论。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期的编者按中却悄然将第一期醒目的“
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话题改为“知识分子与市场的话题”。

笔者仔细阅读了《财经时报》该专栏连续发表的8篇评论文章，不由得要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二十七年，所经历的时间已经等同于“文革
”结束之前的二十七年，面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人进行反思难道就
是“反改革”？此话怎么听也似乎象从前有些人动不动就指控别人是“反革命”
一样的“帽子”和“棍子”。笔者以为，在讨论“知识分子与市场”这个话题之
前，先弄清楚对“改革”和“市场化”要不要进行反思和能不能进行反思，恐怕
是需要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首先，笔者以为，“改革”与“革命”一样，未必都是进步和正确的，也并非仅
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市场”与“计划”也一样，同样都是一个社会所必然存在
和必须的。对“改革”的成败和“市场化”的程度，邓小平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
。关键在于“目标”与“方向”。而“改革”与“市场化”恰恰不是“目标”和
“方向”，而是“手段”和“方法”。当今中国对“改革”和“市场化”进行的
激烈争论，其“大是大非”并不是要不要“改革”和“市场化”，实质是对“改
革”和“市场化”的“目标”和“方向”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对中国究竟是走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其它什么道路的争论。因为这才是关系到我国国家的
基本制度，关系到能否建成和谐社会，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每个人
民切身和长远利益的根本大事。有的人总是将所谓的“改革”或“市场化”作为
目标，却偏偏忘记了我们搞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我们改
革经济体制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追求
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对“改革”和“市场化”
所出现的质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改革”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
已经明显偏离了“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
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将
劳动者重新处于受雇用和受剥削的地位，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正因
为如此，我们的“改革”才会出现少数人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暴富而损害了绝大多
数人民利益的显失公平现象，才会出现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各种腐败猖
獗、盗贼横行、道德伦丧等等一系列骇人景象。有人总是向人们解释说，这些都
是因为对“旧体制”的“改革”和“市场化”不彻底而造成的。依笔者看，恰恰
相反，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和“市场化”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造成的
。因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旧体制”确实存在不少弊端需要改革，但
现在出现的很多严重后果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将这种在“旧体制”下都没有
出现的负面后果归咎于“旧体制”显然缺乏说服力，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简单逻
辑。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能不懂？更何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
国现行《宪法》中所明确规定的。对此，在一些人奢谈“目标”和“方向”不明
的所谓“改革”和“市场化”时，却有意不提“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前提，其真
正的“目标”和“方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看不出来？

其次，即便在“目标”和“方向”明确的情况下，对“改革”和“市场化”的“
路径”、“时机”和“方法”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反思我们的“产权制度改
革”和“市场化”推进过程，恰恰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则。我
们的“产权制度改革”实际上还是采取了那种自上而下“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改革”和“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非常不满的一
个重要原因。我们的“改革”和“市场化”之所以偏离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
一方向，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和少数精
英们的操控下，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违反基本的民主程序，向人民隐瞒事实真
相，在一个小圈子内由少数人操控，用各种欺骗的手法，意图“骗出一个新体制
”。他们常常无视《宪法》和各项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无视立法或修改
法律的规定程序，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推
行某种“改革”措施，造成既成事实，再采取立法手段巩固既得利益。在这种搞
运动式的“改革”进程中，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监督约束体制被肆意破坏，新的法
律、法规和约束监督机制又迟迟不能及时地建立和健全，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被剥夺，而有的知识精英甚至人为地制造和扩大法律和法规中的“漏洞”，
竭力鼓噪“腐败不可避免”和“腐败有利转轨”，甚至用“吐痰论”和“原罪赦
免论”进行教唆和纵容，公然无视社会主义法制，违宪与违法的言论充斥报端，
从而将“改革”和“市场化”导向有利于少数权贵和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错误方
向。对此，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不闻不问还是视若无睹？而有些参
与操控“改革”的所谓知识精英究竟是疏忽还是有意而为？

还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利用“改革”和“市场化”之机，为自已或其家族非法谋
取私利，其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诚信，也极大的败坏了
“改革”的声誉。有些所谓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谋利”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
正常和合法的底线，而是想方设法利用职权和话语权与权贵相勾结，通过各种违
法手段获利。人们对顾雏军和张维迎的质疑和非议，并不在于那种“学者是否可
以从企业家那里拿钱”这种似是而非、有意混淆“合法”与“非法”界限的问题
，恰恰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法律所许可的界线。《财经时报》发表的评
论中有人认为，学者参加研讨会从企业家那里拿钱“是可以理解的”，“就象律
师辩护一样”，“拿点钱，占点小便宜算什么啊”。甚至还有人质问，“学者演
讲收费，就证明他们的主张是错的？”总之，主流们认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这种情况被视为社会的常态，试问，绝大多数的普
通穷人当然无力向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们支付如此高额的费用，那么，还会有
谁来为他们代言？在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难道能指望收取
了企业家钱财的张维迎等人来为民众代言？

更重要的是，这次网络上民众对张维迎等人收取科龙“出场费”的质疑，主要的
也并非如“学者是否可以从企业家那里拿钱”那么简单。因为，从已经披露的情
节来看，顾雏军操控国家级科研单位以召开“研讨会”的名义，为其特定的目的
向与会或非与会的有关“知识分子”支付巨额的“劳务费，另稿费”，考虑到有
关当事人所具有的各种公职人员身份，这一事件的性质恰恰已经超越了正常合法
地谋取个人利益的底线。研讨会至今已近一年，与会人员收取巨额“出场费”一
事在网络披露至今也已有一个月了，各方当事人至今都还保持沉默，没有人公开
明确地表示自已并未收取科龙提供的“出场费”，反倒是有些人故意将此事与知
识分子所提供的各种正常的有偿服务混为一谈，这种状况极不正常。有人说，张
维迎没有参加研讨会，说他收取“出场费”是“造谣”。但常识告诉我们，未能
出席会议与收取“出场费”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张维迎不能公开否认
自已收取了科龙的“出场费”，那么，张维迎未曾与会还依然收取“出场费”这
一事实成立的话，岂非性质更加严重？与其千方百计地将张维迎等人收取“出场
费”此一典型案例与一般的收取“演讲费”混为一谈，还不如将此事的真相搞搞
清楚，向社会公众公布，分清是非，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并尽快对此类行为作出
规范，以此推动我国的法治来得更为有利。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法律面前果真
可以享有法外特权？

有人说，知识分子间的争论最好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否则将不利于学术自由。其
实，这是从根本上混淆了学术活动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对顾雏军案件与张维
迎等人收取“出场费”事件而言，它与所谓的学术活动根本是两回事。且不说收
取“出场费”之类的经济行为，即便是百分之百的学术科研活动也应当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作为。否则，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岂非也会限制“学术自由”？实际上
，在法律上对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和对官员、权贵和平民之中出现的违法
行为，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进行处理，并无不同之处。如
果有人硬要对某些特定的知识分子“法外开恩”，实际上就是在对法律进行嘲弄
。果真如此，那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最后，笔者以为，在“改革”和“市场化”已经进行了二十七年之际，对此全国
性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是完全必要也是及时的，不如此，后果就更加难以设想。
这种反思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纠正错误，与时俱
进，更好地走向未来。有的人用“反改革”或“反市场化”的帽子压制不同意见
和拒绝反思，这才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而有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
已的既得利益，故意歪曲我国“改革”和“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不仅是
公然违反了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实际上他们才是目前妨碍进一
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
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更何况，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角度讲，在我国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改革，其重要性和紧
迫性恐怕比什么“产权制度改革”更加值得大家关注。

在此，顺便向《财经时报》提个建议，既然贵报对顾雏军和张维迎等人收取“出
场费”一事如此感兴趣，何不就此派人将去年１０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科龙20周
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真相调查清楚，将事实向社会公布一下，这对
大家深入讨论贵报开设的这一专栏肯定有所帮助。更何况，这也是主流媒体应尽
的一份责任，如何？

‘最后，笔者以为，在“改革”和“市场化”已经进行了二十七年之际，对此全国性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是完全必要也是及时的。。。’

看看上面的话，是否由于中文的模糊。废话，空话。
谁能够全国一刀切？‘封建皇帝’的口气真是难得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