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ulo.news.163.com/article/-D-mb-a_dy91.html
今年28岁的打工者王斌余，至今未婚，不过，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今年5月11日晚，这个来自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一个偏僻小山村的年轻人，激愤之下一连捅死4个人。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王斌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和其他凶杀案一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然而，透过王斌余被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所扭曲的心灵，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在王斌余的背后，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王斌余，没有什么文化与技能，为此他只能靠出卖苦力维生。在外出打工的八、九年，他总是在屈辱中挣扎，最终也因无法承受屈辱而成了杀人犯。
“我杀了他们，是被他们逼的。”
那个夜晚王斌余并没有想杀人。
5月11日晚，因为没有要来工资，他和弟弟王斌银又被拒绝住到宿舍，他们便到外面找个住所。
就在这时，王斌余又遇到了白天没有给自己工资的吴某某，以及苏志刚、吴华等人。“我就是想问他们要点生活费。”
据警方事后调查，王斌余兄弟两人来到吴某某位于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的住处后，再次向吴某某索要工资，但吴某某没有开门，于是双方发生争执。之后，苏志刚、苏文才（苏志刚之父）、吴华、苏香兰（女）先后到来，也和王斌余兄弟争吵了起来。
提起那天的事，王斌余有点激动，“苏志刚说我告他的状，可我从来没有。苏文才还打了我弟弟一个耳光。我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来要工钱，并不是来打架的，可是他们父子俩又来打我。”
也许正是苏文才打了王斌余弟弟一个耳光，让王斌余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欺负？！”
王斌余的愤怒变成了疯狂。他掏出身上的一把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某某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后又看到吴某某，王斌余追了上去。
王斌余没有追上吴某某。此时已由疯狂重新回到理智的王斌余又回到事发现场，对4个被害人再次进行捅刺，“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自己的所为，王斌余没有后悔，“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
王斌余杀了人后没有逃跑，而是到惠农区公安分局自首，“我是被他们逼的没法活了。”
被不幸家庭扭曲的王斌余
看上去并不强健的王斌余，出生在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他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里，一个体弱多病的父亲，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弟弟，而且母亲在21年前因病去世。
12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贫穷，王斌余辍学了，回家看门、做饭、干农活。17岁那年，王斌余开始跟着村上的人到天水市打工挣钱，“那时他们说带我出去学技术，可是去了就让我干体力活。最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太累反而落下了一身毛病。”
1996年，王斌余年仅15岁的弟弟王斌银接替哥哥也走上了打工之路，“他是替我去打工的，一天才挣5块钱。”1997年，不忍心弟弟一个人在外打工的王斌余再次踏上打工之路。
王斌余没有想到，这条打工路竟是不归路。
“我不想看到家里的人，因为在家里，我们总是让人欺负。”王斌余不幸的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家在一个小山沟里，非常穷。虽然这两年修了砖房，但却欠了别人近2万元债。”虽然王斌余兄弟俩都在外面打工，却给家里带不回多少钱，因为没有钱，28岁的王斌余至今没有对象，“在我们老家娶一个媳妇要二、三万块钱。”王斌余说，在老家，30多岁娶不上媳妇的男人多的是，“就是有钱，村里的姑娘也不愿意嫁给我们，她们都到城里打工，或是做小姐。”
王斌余告诉记者，由于他的叔叔娶不起媳妇，他的姑姑就和别人换亲了。“姑姑和姑夫总是吵架，后来姑姑就离家出走了。”那时王斌余只有10来岁，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姑姑走后，姑夫兄弟两人拿着镰刀与自家人大动干戈，“我奶奶胳膊上现在还有当时留下的刀疤。”
家乡给王斌余留下痛苦记忆的不仅仅是这些，“因为我们那里穷，许多人都去打劫。我四叔当兵回来后，也想去抢劫，但是我父亲不让做，说这是出卖天良的事。可是人家打劫的人日子过得挺好，而我四叔因为穷直到40岁的时候才娶了媳妇。”
出门打工后，王斌余一直买彩票，“我每次都希望自己中大奖，这样就可改变家里的状况。”可是他一次也没有中大奖，“老天就是对我们穷人不公。”
山沟里贫穷、落后的家乡，以及充满不幸的家庭，在王斌余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一点快乐和幸福的感觉。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父亲，“去年他在给别人帮忙时，腿被砸断了，至今也没有治好，这次我就是要了钱给他治腿。”提起父亲，王斌余三次落泪。
“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偷，可总是被打、被骂。”
18岁那年，王斌余开始过起了漂泊的打工生活。他主要在甘肃、宁夏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出苦力，期间，也曾在中卫县蹬过三轮车。
“蹬三轮车时一天还能挣三、四十块钱，后来中卫改市，就不让我们蹬了，我就又开始在工地上出苦力。”
从2003年起，王斌余兄弟就开始在陈某某的工程队打工，时而在银川，时而在中卫，时而在石嘴山，“工地到哪里，我们就住在哪里。”
2003年下半年，王斌余来到了现在的工地上，吴某某是工地负责人，“我和这个工地上的负责人分歧很大”。王斌余认为，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工地上，他们总是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愿意偷，他们就骂我、打我。苏志刚还总是骂我‘脑子有病’，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王斌余告诉记者，吴某某组织了自己的一帮人，只要别人不听话，就打就骂，“我的两个老乡都让他们打跑了。”
王斌余的不满不仅仅是这些，“在工地上，老板克扣我们的工钱是常事， 说好是干一天给27块钱，可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18块。而且，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王斌余告诉记者，去年12月份，天气特别冷，但老板为了赶工期，中午不让他们回去，吃饭就在工地上，“饭菜都是冰凉的，吃都吃不下去。”
今年5月以来，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实在是干不动了，再加上父亲的腿被砸断了需要治疗，王斌余不想干了，就想要回今年以来挣下的5000多元工资后回家。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要，王斌余没有要来一分钱。
5月11日，王斌余找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找来了吴某某，要求吴某某及时给王斌余算工资。“吴某某说我在工地上偷了铝皮，要扣我的钱。可是，我没有偷。”在看守所里，王斌余有些激动，“吴记者，我看工地的时候，一张铝皮也没有少。真的！”
经过劳动部门调解，吴某某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王斌余算清工资。可是，王斌余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拿到这笔钱了。当晚，他便一连捅死了4个人。
王斌余的自白：我从不愿和城里人打交道。
王斌余已在城里漂泊了10年，“但我从不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因为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工。”
王斌余讲述：一次我去银行汇款，那里的人看到我穿得特别脏，就不理我。还有一次在兰州，我问车站的人有没有回天水的车，那人恶狠狠地对我说，“没有。”
“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瞧不起，总是让人欺负？”
“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都没有人支持，都没有人帮助？”
“为什么老板们都那么有钱了，还克扣我们那点工钱？其实，我们只是想挣点钱，能吃个饱饭。”
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王斌余向民警要来纸笔，写下了这样的话：
“他们威逼我变卖人格，偷工地上的架子管，（我）不偷还打我、骂我，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我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农民工怎能抵抗他们？”
“他们打我，我忍了两年多了，现在不干了，他们还要打我……我很气愤，我的命真的这样苦吗，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我现在满足了，在看守所里没有人打，没有人骂，权利有了保障，不像在外面，老板不顾我们农民工的死活逼着干活。”
结束采访，王斌余平静的离去，只是在走向牢房时，回头到记者说：“吴记者，我的生命是小，可我希望党和国家能重视我们农民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今年28岁的打工者王斌余，至今未婚，不过，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今年5月11日晚，这个来自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一个偏僻小山村的年轻人，激愤之下一连捅死4个人。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王斌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和其他凶杀案一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然而，透过王斌余被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所扭曲的心灵，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在王斌余的背后，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王斌余，没有什么文化与技能，为此他只能靠出卖苦力维生。在外出打工的八、九年，他总是在屈辱中挣扎，最终也因无法承受屈辱而成了杀人犯。
“我杀了他们，是被他们逼的。”
那个夜晚王斌余并没有想杀人。
5月11日晚，因为没有要来工资，他和弟弟王斌银又被拒绝住到宿舍，他们便到外面找个住所。
就在这时，王斌余又遇到了白天没有给自己工资的吴某某，以及苏志刚、吴华等人。“我就是想问他们要点生活费。”
据警方事后调查，王斌余兄弟两人来到吴某某位于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的住处后，再次向吴某某索要工资，但吴某某没有开门，于是双方发生争执。之后，苏志刚、苏文才（苏志刚之父）、吴华、苏香兰（女）先后到来，也和王斌余兄弟争吵了起来。
提起那天的事，王斌余有点激动，“苏志刚说我告他的状，可我从来没有。苏文才还打了我弟弟一个耳光。我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来要工钱，并不是来打架的，可是他们父子俩又来打我。”
也许正是苏文才打了王斌余弟弟一个耳光，让王斌余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欺负？！”
王斌余的愤怒变成了疯狂。他掏出身上的一把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某某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后又看到吴某某，王斌余追了上去。
王斌余没有追上吴某某。此时已由疯狂重新回到理智的王斌余又回到事发现场，对4个被害人再次进行捅刺，“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自己的所为，王斌余没有后悔，“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
王斌余杀了人后没有逃跑，而是到惠农区公安分局自首，“我是被他们逼的没法活了。”
被不幸家庭扭曲的王斌余
看上去并不强健的王斌余，出生在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他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里，一个体弱多病的父亲，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弟弟，而且母亲在21年前因病去世。
12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贫穷，王斌余辍学了，回家看门、做饭、干农活。17岁那年，王斌余开始跟着村上的人到天水市打工挣钱，“那时他们说带我出去学技术，可是去了就让我干体力活。最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太累反而落下了一身毛病。”
1996年，王斌余年仅15岁的弟弟王斌银接替哥哥也走上了打工之路，“他是替我去打工的，一天才挣5块钱。”1997年，不忍心弟弟一个人在外打工的王斌余再次踏上打工之路。
王斌余没有想到，这条打工路竟是不归路。
“我不想看到家里的人，因为在家里，我们总是让人欺负。”王斌余不幸的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家在一个小山沟里，非常穷。虽然这两年修了砖房，但却欠了别人近2万元债。”虽然王斌余兄弟俩都在外面打工，却给家里带不回多少钱，因为没有钱，28岁的王斌余至今没有对象，“在我们老家娶一个媳妇要二、三万块钱。”王斌余说，在老家，30多岁娶不上媳妇的男人多的是，“就是有钱，村里的姑娘也不愿意嫁给我们，她们都到城里打工，或是做小姐。”
王斌余告诉记者，由于他的叔叔娶不起媳妇，他的姑姑就和别人换亲了。“姑姑和姑夫总是吵架，后来姑姑就离家出走了。”那时王斌余只有10来岁，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姑姑走后，姑夫兄弟两人拿着镰刀与自家人大动干戈，“我奶奶胳膊上现在还有当时留下的刀疤。”
家乡给王斌余留下痛苦记忆的不仅仅是这些，“因为我们那里穷，许多人都去打劫。我四叔当兵回来后，也想去抢劫，但是我父亲不让做，说这是出卖天良的事。可是人家打劫的人日子过得挺好，而我四叔因为穷直到40岁的时候才娶了媳妇。”
出门打工后，王斌余一直买彩票，“我每次都希望自己中大奖，这样就可改变家里的状况。”可是他一次也没有中大奖，“老天就是对我们穷人不公。”
山沟里贫穷、落后的家乡，以及充满不幸的家庭，在王斌余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一点快乐和幸福的感觉。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父亲，“去年他在给别人帮忙时，腿被砸断了，至今也没有治好，这次我就是要了钱给他治腿。”提起父亲，王斌余三次落泪。
“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偷，可总是被打、被骂。”
18岁那年，王斌余开始过起了漂泊的打工生活。他主要在甘肃、宁夏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出苦力，期间，也曾在中卫县蹬过三轮车。
“蹬三轮车时一天还能挣三、四十块钱，后来中卫改市，就不让我们蹬了，我就又开始在工地上出苦力。”
从2003年起，王斌余兄弟就开始在陈某某的工程队打工，时而在银川，时而在中卫，时而在石嘴山，“工地到哪里，我们就住在哪里。”
2003年下半年，王斌余来到了现在的工地上，吴某某是工地负责人，“我和这个工地上的负责人分歧很大”。王斌余认为，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工地上，他们总是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愿意偷，他们就骂我、打我。苏志刚还总是骂我‘脑子有病’，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王斌余告诉记者，吴某某组织了自己的一帮人，只要别人不听话，就打就骂，“我的两个老乡都让他们打跑了。”
王斌余的不满不仅仅是这些，“在工地上，老板克扣我们的工钱是常事， 说好是干一天给27块钱，可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18块。而且，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王斌余告诉记者，去年12月份，天气特别冷，但老板为了赶工期，中午不让他们回去，吃饭就在工地上，“饭菜都是冰凉的，吃都吃不下去。”
今年5月以来，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实在是干不动了，再加上父亲的腿被砸断了需要治疗，王斌余不想干了，就想要回今年以来挣下的5000多元工资后回家。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要，王斌余没有要来一分钱。
5月11日，王斌余找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找来了吴某某，要求吴某某及时给王斌余算工资。“吴某某说我在工地上偷了铝皮，要扣我的钱。可是，我没有偷。”在看守所里，王斌余有些激动，“吴记者，我看工地的时候，一张铝皮也没有少。真的！”
经过劳动部门调解，吴某某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王斌余算清工资。可是，王斌余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拿到这笔钱了。当晚，他便一连捅死了4个人。
王斌余的自白：我从不愿和城里人打交道。
王斌余已在城里漂泊了10年，“但我从不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因为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工。”
王斌余讲述：一次我去银行汇款，那里的人看到我穿得特别脏，就不理我。还有一次在兰州，我问车站的人有没有回天水的车，那人恶狠狠地对我说，“没有。”
“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瞧不起，总是让人欺负？”
“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都没有人支持，都没有人帮助？”
“为什么老板们都那么有钱了，还克扣我们那点工钱？其实，我们只是想挣点钱，能吃个饱饭。”
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王斌余向民警要来纸笔，写下了这样的话：
“他们威逼我变卖人格，偷工地上的架子管，（我）不偷还打我、骂我，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我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农民工怎能抵抗他们？”
“他们打我，我忍了两年多了，现在不干了，他们还要打我……我很气愤，我的命真的这样苦吗，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我现在满足了，在看守所里没有人打，没有人骂，权利有了保障，不像在外面，老板不顾我们农民工的死活逼着干活。”
结束采访，王斌余平静的离去，只是在走向牢房时，回头到记者说：“吴记者，我的生命是小，可我希望党和国家能重视我们农民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