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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我父亲不是高官--“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马氏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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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我父亲不是高官

马英九




11月1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先生病故。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深切怀念父亲的悼文。从此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深远影响。

“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11月1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7时05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于在妈妈、大姐、三姐、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退出了85年精彩的一生。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55年,只盼来生再续缘”。

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9岁,父亲则是7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55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分外幸运。

幼年时期严父良师

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

成家后成为8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房中,我们住2楼最后一家。一户60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2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干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

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禅:“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

谙熟古文经典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7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颍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颍考方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5人练习书法都在5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

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90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

跑步也是家传

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400米、800米、1500米及10000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6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

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3000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6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

青壮时期亦师亦友

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统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30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30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写到这里,又不禁红了眼眶。

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8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

“父亲一生都不是权贵”

他在党务任务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3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

外界常报道,说父亲曾任先“总统”蒋公(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报机关),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报机关服务过。他参加中国国民党63年,在党部服务近4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二职等),70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得“高官”、“权贵”。

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分子的典型。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

譬如说,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任务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40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

数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退出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

“鼓励我参选台北市长”

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地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征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

55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

《青年参考》2005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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