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为什么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欠下中国妇女多少条人命?  
作者: 国际战士  

自从孔子这位知识分子的祖师爷提出“叁纲五常”之后,中国妇女从此有幸享受
到知识分子的“礼教”待遇,在2000多年时间里,千千万万妇女在知识分子的教
唆之下主动自杀,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只会把一段时间不让夫妻同床的太平天国
叫邪教,而对于教唆千千万万妇女自杀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决不可能叫邪教的
。怎么估计中国有多少妇女享受到了知识分子2000多年的恩遇呢?首先,我们注
意到,中国古代妇女享受恩遇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1、出生后受“香火”的影响被溺死,这是女婴,当然,原始社会也存在杀婴,但
是她们仅仅是生存的压力,而封建社会里女孩被溺死很多恰恰发生在还能活下去
、只是知识分子教育“无后为大”的时候。

2、作为奴婢被打死,殉葬本身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封建社会殉葬不普遍,但是封
建大家庭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家族秩序”,对丫鬟的生死是丝毫不关心
的,比如我们从唐宋诗词里可以读到大量的反映农民生活困苦的文字,但是对于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奴婢的命运,我们决没有读到任何记载。

3、结婚后被夫家逼死,比如“无后”就是一个足以死人的命运,另外,知识分子
主张“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些都是给中国妇女见阎王提供了方便。

4、追求爱情而死,比如梁祝的故事,比如浸猪笼之类的恩赐,这种例子就不用举
了。

5、“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妇女最伟大的贡献,不用人逼
,自己主动去死。]

6、家庭变故导致妇女走上知识分子“名士风流”的场所,染病而死!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古代妇女的死法。

我们据此来估计知识分子历史上送多少妇女早早见了阎王,首先提出一个假设:
中国古代妇女死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0%左右,这个比例是合理
的,首先,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是无处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一本古代小说里没
有谈到,因为知识分子是向往“名士风流”的,他们不以迫害妇女为耻,而是引
以为荣的,因此,死于知识分子之手的妇女比例决不是什么2%、3%这么简单。《
红楼梦》里的贾府算是封建社会里比较“文明”的地方,尚且“除了门口两个大
狮子,再没有干净的地方”,尚且有晴雯、司棋、尤家姐妹这些冤魂,说10%实在
是太不过分了,虽然兵荒马乱、疾病、饥荒等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的死法。接着估
计中国古代社会死亡率,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平均死亡率大约3.5% ,这大致可以拿
来作为中国古代最典型的社会死亡率.我们把汉武帝"独尊儒术"作为中国妇女享
受知识分子恩赐的开始.

因此:
第一阶段:
汉武帝──960年:约1100年,这一时期全国人口基本在2000万到6000万徘徊,取
平均人口4000万,社会死亡率3.5%, 则:死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妇女人数=400
0*1100*3.5%*10%*0.5万=7700万。

第二阶段:
宋代到清初:约700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徘徊在6000万到12000万之间,取平均
数9000万,社会死亡率3.5% ,则:死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妇女人数=9000*70
0*3.5%*10%*0.5万=11025万。
第叁阶段:清初到19世纪初:约150年,这是中国人口爆炸的时期,全社会人口直
线增长,到19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而清初全国人口约8000万,取平均数
24000万,由于人口爆炸,显然社会死亡率没有3.5% ,取3%,则:死于知识分子
之手的中国妇女人数=24000*150*3%*10%*0.5万=5400万。

第四阶段:19世纪初到解放,约150年,这一时期全国人口出现徘徊,基本在5。
5亿到3。5亿之间徘徊,取平均数45000万,社会死亡率取民国水平3.5%,则:死
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妇女人数=45000*150*3.5%*10%*0.5万=11812.5万。


因此,在知识分子2000多年的恩赐下,中国妇女享受到早日见阎王的待遇的人数
为:
7700+11025+5400+11812.5=35937.5万,也就是说3亿6千万。

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把某某饥荒或者某某战争说成“最大的人祸”,可是,上面的
数据说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人祸比被知识分子葬送的中国妇女更加“伟大”
。3亿6千万是什么概念呢?有人说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5%,也就是说65
00万,那么3亿6000万意味着全体知识分子应该死6次才能弥补他们欠下的妇女的
人命。我们读历史,只有秦始皇怎样焚书坑儒、统治者怎样兴文字狱的历史,能
读到知识分子怎样迫害妇女的历史吗?没有,有也是作为“名士风流”的光荣历
史来显示的,其实,就是焚书坑儒,在我看来实在太对了,想想,假如秦始皇不
坑杀这400多儒生,让他们肆意为六国奴隶主复辟制造舆论,那么中国类似春秋战
国的混战局面将要持续几百年,中国将要多死4000万甚至4亿人,至少不会200年
后全国人口达到6000万,大汉盛世更是做梦,而坑儒后即使楚汉战争也没有导致
中国分裂。当然,知识分子会说:“那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个别人的罪恶”,然而
,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一些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在缠足问题上,古代农民女
儿虽然大多数也缠足,但是不缠足并不是稀少,而知识分子有几个敢不让自己女
儿不缠足?这是因为愚昧人民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阶级的使命!知识分子在企图垄
断社会话语权方面的声音几乎完全一致,这一点甚至鲁迅也只是居高临下地表示
对工农的关怀而已。虽然他揭露了礼教的罪恶。我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和
其中个别伟大人物是不应该混淆的 当然,知识分子会认为不要老追究古代的事
情,可是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对秦始皇鞭尸,因此,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在知
识分子一日叁餐不忘对秦始皇鞭尸的同时,是否也该想到,其实他应该叫上他的
父母、妻子、儿女一起上吊才能对得起历史上他们造成的中国妇女的冤魂!
 
燕赵都市报: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厌弃穷人
http://www.sina.com.cn2005年09月07日11:02 燕赵都市报

  作者:蔡永飞

  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于是,北京的一些知识
分子发表了他们的见解: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她建议实行限制“低素质人口”
进京的“人口准入制度”;后来,全国人大代表、北大科技实业发展中心总经理晏懋洵教
授提出,“采取行政手段在当今社会显然不可取,但是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
手段等


方式”;再后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则把“运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的
政策建议加以具体化,他说:“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
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很明
显,这些建议所要北京市控制的人口都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穷人。

  发表上述观点的三人都是“知识分子”,不仅学历、职称符合“知识分子”的政策性
定义,发表政见的行为也像知识分子。那么,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厌弃穷人呢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北京之所以能够聚集众多人口,是因为北京具有极为丰富
的 “资源”,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人口数量的话,就必须“减少”这些磁石一般的资源。
以笔者之见,也就是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第一,应当通过改革减少与国家 “政治中心”
相关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淡化和削弱人们涌入北京“淘金”的动机。二是应当淡
化北京市“经济中心”的定位和市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并且努力减少富人投资者进入北
京,从而降低北京市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对于三位知识分子应该属于常识的话,那么,他们不去触及这些根
本性的问题,绝不会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只能是因为他们囿于自身利益已经失去了改变现
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机。在他们看来,北京虽然资源丰富、机会较多,但资源和机会再
多也禁不住太多的人来分享。所以,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放在调整利益格局上,而是要阻止
那些企图分一杯羹的人;而富人强势者他们不敢碰,就捏上了穷人的软柿子。

  这三个人的行为表明,在北京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于普
通社会成员特别是穷人应有的关怀,相反,他们自觉地站到了穷人的对立面。他们强调“
素质”、“学历”和“收入”,以此显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之高,在文化修养、生活品位
上是高雅的,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是高贵的。在他们看来,学历低、收入低的穷人,
“不配”成为他们的邻居,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厌弃”。坦率地说,我认
为他们迷恋物质,安于现状,既傲慢而又势利,既保守而又庸俗。他们自觉站在穷人的对
立面而企图与强势者为伍,即使不是灵魂卑微、人格萎缩,至少也已经消弭了知识分子应
有的信念和激情。他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把民主讲坛变成维护和谋求少数人狭隘利益的
平台,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表明他们已经而沦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小市民的代言人
。他们这种精神上的萎靡和颓败,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已经十分不协调。

  说结论吧:对于北京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对那些为我们的富足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
的穷人,应当学会感恩;对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的人格和权利,应当懂得尊重
;当善良的人们给我们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时,应当懂得珍惜。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民主话语背后存在并活跃着的,永远只能是利益,不能以为“
教授”、“博士”的头衔必然联系着真知灼见,不能对这些“知识分子”寄予太多的希望
和期待。
 
四川小保姆揭秘:我在名教授家里看到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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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杂志


口述:尉囡 记者:程采

本文主人公,对自己看到的校园里的腐败现象痛恨不已,可由于自己势单力薄,
根本无力改变些什么。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找到本刊特约记者,大胆披露了自己
看到的隐藏在大学校园里的黑幕!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让我们首先向这位打工妹的勇气与良心致敬!

我叫尉囡,今年23岁,是四川达县人。2000年7月,我高考落榜后来到武汉一所知
名高校的教授家里做保姆。

之所以选择到教授家打工,是因为我并没有放弃求学深造的想法,在这里不但能
耳濡目染校园文化,而且对我以后继续读书肯定很有帮助。于是,我尽心尽力地
照顾着张教授一家人的起居生活。知道他们口味清淡,我就买来菜谱学着做淮扬
菜给他们吃。很快我就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因此,从2001年1月开始,他们就把我的工资从每月350元涨到了400元。3月,张
教授为我到“自考办”报了名,要我参加自考。张教授夫妇还很尊重我,在别人
面前称我为“干女儿”,连来张家的客人也对我很客气。

张教授既带硕士研究生,也带博士研究生。大学里,师生们称他这样的人叫“博
导”。张师母曾很骄傲地告诉过我,张教授每年都要带十几、二十个学生,想成
为他学生的人特别多。我对张教授充满了崇敬,但是后来目睹了张教授对考生的
一些举动,又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2001年3月的一天,张教授家来了位客人。听了他和张教授在客厅的谈话,我才知
道,这个人叫何远国,想考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这次是来找张教授请教问题的


张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何远国,除了告诉他面试前要看什么书,还嘱咐他注意身体
,加强营养。张教授有那么多的学生要带,竟然还能细心到关注学生的健康和饮
食,这让我感动不已。

4月底,何远国又一次来到张教授家。这次,他很沮丧地告诉张教授,自己的总分
上线了,但是分数不高,加上名额有限,恐怕当年上不了学。何远国差点都要急
哭了,他说如果今年上不了,明年单位可能就不会再让考了,而且即使明年能再
考,也占了后来同事的名额,同事间会闹矛盾。说着,何远国拿出一个信封递给
张教授,说信封里装着3000元钱,让张教授帮助活动活动,还表示要是钱不够,
可以再送两三千来。

我本来以为,张教授会严词拒绝何远国。可是,没料到,张教授竟然接过了何远
国的信封,还打开封口看了看,然后扔在茶几上。他对何远国说:“我尽量帮你
活动。要是行,估计是要再花点钱的。”见张教授松了口,何远国一叠声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

何远国出门的时候,冲着我礼貌地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复杂,既欣喜,又有点苦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何远国打来的电话。因为张教授夫妇都不在家,他就问我是
否知道他读博士的名额下来没有。我说不太清楚,何远国便很客气地请我帮忙问
问。当晚我把何远国打来电话的事告诉了张教授,他沉吟了片刻,对我说:“他
要再来电话,你就说你什么也不知道,让他自己来一趟。”

第二天何远国打来电话,我照张教授的话回复了他。第三天,何远国来了。张教
授对他说,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是学校教务处那边还有点麻烦。何远国会意地
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纸袋,从里面抽出一幅画交给张教授说:“这是一张金箔
画,您看看能不能送出去,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张教授拿着那张金箔画,翻
来覆去地看过后,装回到纸袋里,又扔在茶几上说:“行,我再去努力努力吧!


这天我送何远国出门的时候,发现他没有一点欣喜的表情,也没像前两次那样对
我点头微笑。他低着头,深深地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一刻,我突然非常同
情他:他应该是个很好学的人,考试也考得不错,可想读书还是那么难!我忍不
住安慰了他一句:“你别太担心了,张教授一定会帮忙的。”他冲我咧了一下嘴
,就走了。

那几天晚上,我失眠了。张教授这样收学生的钱和贵重礼物算不算受贿?他还要
把东西送给学校教务处的人,那他又是不是在行贿……

然而,一直到了6月初,那张金箔画还躺在张教授的书桌上,我没看到张教授把它
拿走送什么人。我突然想到:张教授会不会是在主动向学生要钱要东西呀?我被
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我怎么能怀疑张教授呢?他待我多好啊!我命令自己不
许胡思乱想。

到了7月份,张教授告诉何远国,他的名额搞到了,但还需要点钱最后打点一下。
何远国很快又给张教授送来了2000元钱。这以后何远国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成
为了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读博士不完全是靠实力呀,何远国读了
博士,但是那些没给张教授送钱的人呢?也不知道张教授是拿掉了谁的名额给了
何远国,那人说不定像我一样来自农村,因为贫困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我突然又
对自己的出身充满了自怜。

2001年9月,何远国开始读博士了,他成了张教授家的常客。我和他也渐渐熟悉起
来。他知道我不是爱多嘴的人,就经常跟我像朋友那样聊天。

博士和硕士上课,不是像中小学生一样大家坐在教室里听讲,而是平时各学各的
,导师有事就把大家叫到一起谈谈,这种“谈谈”就是上课了。张教授就经常把
学生全叫到家里的大客厅来上课。 张教授除了当老师,自己还开了个公司,经常
能接到科研项目。2002年春节刚过,张教授就把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们叫到家里上
课,问大家谁愿意到他的公司里做活,每个月固定给500元报酬,如果项目大(也
就是钱多),还能发点奖金。

有个研究生问张教授,如果他到公司做活占用了时间,论文做不出来怎么办呢?
张教授很轻松地告诉他们:“我是几家重点期刊的审稿人,你们的论文经我的手
就不怕发不掉。你只要参与了项目,就有了东西写论文。如果实在没什么成果可
写,就看别人的论文,看懂了以后,换一种角度再写一遍就是你自己的论文了。
”学生们顿时轻松了起来,好几个学生都说愿意去公司做活。张教授满意地笑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教授又把博士生们叫到家里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反应就
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一个博士愿意到张教授的公司里去干活――他们都说没时间
。张教授很不高兴。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肯做项目,将来论文就很难说了。”


我私下问何远国,为什么硕士和博士对到公司做活的态度不同。我说:“张教授
多好呀,自己开公司赚钱,还带大家一起赚。你们竟然都不愿意去,真傻!”

哪知何远国皱着眉头对我说:“你不懂就别乱说别人傻!在教授的公司干活,那
就成了他的廉价劳动力了――你活做不好,很快他就不要你做了,一分钱也不会
给你;你活做得好,被教授看上了,只要活没完,也就别想着毕业了――他会说
你的论文不过关,让你一直替他把活做完。”

何远国越说越激动:“其实,现在有很多导师都开公司,自己赚‘海’了,买房
买车,日子过得很滋润。可是谁能想到,导师们的公司是哪些人在替他们撑着―
―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在读硕士、博士。刚才张教授其实就是在要挟大家帮他做活
。”

听了何远国的一番话,我真的惊呆了――在我眼里如此神圣的高等学府,竟然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料,何远国又说:“还有,导师给研究生一个月500元,你知
道他自己赚多少吗?我们这样的“员工”,如果导师到社会上去聘请,没有几千
块一个月是请不来人的。”何远国还说,他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他之前有个博
士生,帮张教授做了个活,张教授给了他4000元钱,可那个博士很生气,因为那
个活全是他一个人做的,张教授得到的经费是40万元啊!也就是说,除了材料费
,张教授自己净赚了大约30万元。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何远国说的话,当我亲眼见到一位博士登门造访,求张教授手
下开恩的时候,我才相信了这一切。那个博士因为不肯再廉价为张教授干活,他
的论文一直得不到张教授的肯定,因此他读博5年多了,还不能毕业,就一直在学
校这么干“耗”着。

知道了这些事,我对张教授没有了好感。我甚至开始“鄙视”他:他一个堂堂的
大学教授,竟然如此贪财!不光贪财,他还不让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毕业!

可是何远国告诫我,不论我听到张教授的什么事,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都不要在
张教授夫妇面前表现出来,否则我可能就会在张家干不长了。何远国还说:“你
也不要把这些事看得多么了不得,很多教授都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可是我还是很久都想不通:在城市马路上闯红灯都有警察管,这些教授做这样
的事就没人能管了吗?还是人们根本不想管呢?

在张教授家的日子长了,我对校园的阴暗面了解得也越来越多。我发现,在许多
教授们的世界里,有着我根本不知道的“游戏规则”。如果不是一次张教授喝醉
了,多说了些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规则。

那天,张教授从学校组织的宴会上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我说,在系里,他每年
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名列前茅。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当年确实是靠自己的拼搏
搞出了科研成果,论文也获过奖。但现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他带的研究生搞出来
的,学生们所有的论文他都是第一作者,因为他是导师,所以学生不署他为第一
作者,张教授就不推荐,他们的论文就很难发表。

那天,趁着酒性,张教授还告诉我了很多“黑幕”。他说,论文的好坏有很多“
花样”,而“花样”就在于论文和项目是否能获奖,能获奖就是名利双收了。而
要获奖,就一定要和评委搞好关系。评审前,要常常请评委们吃饭、旅游,他们
购买大件物品要能为他们“埋单”,只要和各位评委拉上关系,评奖就成功了一
半。评审时,还要给各位评委送点“的士费”――当然不要人家真的拿的士票来
报销,只要直接给个红包,说一句“交通补贴”人家就明白了。至于红包大小则
要根据当次评审的重要性来定了。这样下来,想不“获奖”也难哪!

张教授笑得很自然,说得很得意,但我却像吃到了变质食物一样,有些恶心,心
里充满了厌恶。 说到获奖的情况,张教授的话更多了。他说,论文和项目获奖了
,在学校里评职称就有了资本,但更关键的是,项目获奖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和
单位将项目交过来做。只要有项目做,那就一定能赚到钱。

此外,张教授还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发了财的私企老板和行政官员为了提升自己
,都愿意到大学来“补拿”文凭。而那些人都很忙,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
,于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成了大问题。而这些人如果是他的学生,就“不能”不
帮他们一下了。再说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实力”,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自己。

我很奇怪:为什么平时慈祥、睿智的张教授说到这些“猫腻”时,一点也不脸红
,反而津津乐道呢?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有篇文章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
”可是看看这些“脊梁”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呀!

2003年4月,我终于考完了中文自考的所有课程,拿到了中文专业的本科文凭。此
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到底该走哪条路――是在张教授家继续做保姆,还是
出去找个工作呢?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何远国建议我,不如请张教授帮帮忙
,让我考他们学校中文系的研究生。毕竟,拿个研究生文凭找工作会容易些。

我把考研究生的想法告诉了张教授之后,他对我说:“你努力读书,有上进心,
这很好。但现在读研究生学费太贵,你暂时负担不起;另外,我和中文系的人并
不熟悉,找起人来也很麻烦的。” 我突然想起当初何远国上门拜访的情景,心里
什么都明白了:张教授不能为我这样的打工妹“白忙活”,如果我不能“有所表
示”,他是不会帮我的忙的。

最后,我选择了从张教授家“辞职”。2003年10月11日,我应聘到成都的一家文
化公司做校对,月基本工资700元。现在业余时间我仍然手不释卷,一边工作一边
备战考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备战考研的过程中,有些曾经考研落榜的考友,得知我曾在教授家里工作后,还
特意找到我,要我给他们介绍几个愿意“帮忙”的教授,想提前和导师“交流”
、 “沟通”一下,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校园的腐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蔓延开来
,我不好说这是老师的错还是学生的错,难道真得就没人出来管一管吗?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的人名、地名均做了技术处理。)
 
北京一年判决1000余毒犯 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


http://news.sohu.com/20050624/n226076154.shtml

时间:2005年06月24日23:0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六月二十四日电 (吴庆才刘玉民)从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北京市
法院判决了一千余名毒品犯,其中不乏博士生导师等各类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这
些毒犯的年龄也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


  北京市高级法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北京市各级
法院判决的一千零三十六名毒品类罪犯中,作案时年龄在十四周岁至二十五周岁
之间的青少年案犯有一百五十四人,占罪犯总数约一成五,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一些医药企业、高级知识分子也卷入制贩冰毒犯罪,北
京等地警方曾相继破获医药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参与制贩毒品的案件。


  据介绍,由于毒品利润大,每克的平均价格在四百元人民币左右,许多瘾君
子无力承受高昂的价格,往往以贩养吸,通过贩卖毒品获取差价,作为吸食毒品
的资金来源。同时,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变幻莫测。“
人毒分离”、“零包贩毒”等方式屡见不鲜,以人体体内携带、藏匿在物品中或
利用邮政快递等隐蔽方式运送毒品的案件不断增加。特别是涉毒有组织的犯罪,
犯罪分子作案时分工明确、手段复杂多样、利用现代通讯工具遥控指挥、单线联
系,难以察觉,给缉毒工作带来相当难度。


  对这些新情况,有关负责人表示,法院将重点打击毒枭、首犯、主犯、再犯
、惯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
大量贩毒,向多人贩毒,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押运毒品,暴力抗拒缉毒等情节的
犯罪分子。
 
白天教授晚上禽兽?大学生请老师嫖娼的悲哀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5-09/01/content_3428998.htm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9月01日 10:29:47  

今年4月,南京市一所高校上演了一幕学生以老师嫖娼为名,要挟老师向其索要一万两千元钱的闹剧。近日,这几名学生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栖霞区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据8月30日《南京晨报》报道)
几个大学生请自己的老师去嫖娼,然后拿着老师当日所用的避孕套去敲诈索要万元封口费,前前后后就像经过精心的策划
一样,而这位大学老师舍弃了自己的名誉,寻求了法律的帮助将他的学生送上了法庭。
真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实中,而不是小说或电影里,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但一切都发生了,多么的悲哀啊!

首先,这是大学教育的悲哀。可以看出,这几个大学生是非常聪明的,可是他们的聪明没有用在正地方,他们内心的恶念没有因为接受了大学教育而减少。这就是当今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的悲哀,这样一个事实说明了目前大学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反思,不能停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枯燥的理论学习上,而要切合当今社会实际,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其次,这是高校教师队伍的悲哀。为人师表,不该成为高校教师的理想追求,而应该是一种常态。而现在,高校教师队伍中的确混迹着一些素质低下的教师,如北京交大一老教授被指以专业课试题为诱饵诱奸女研究生;中国戏曲学院一老师在学生补交结业论文之际在宿舍将其强奸而被拘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嫖娼辞去院长职务……发生在高校教师身上的一幕幕丑闻,不仅让人感叹:师德何在?这样的高校老师怎能教好学生呢?也难怪社会上会有“白天教授,晚上禽兽”的讽刺说法。

再次,这是对高校师生关系的讽刺。一般情况下,老师和学生之间是有一种距离的,老师始终要保持一种权威,始终要让学生尊敬和信赖。而现在大学师生关系已经因利益熏染而变味了。学生因为成绩、论文等事请老师吃饭给老师送礼的现象已经不新鲜了。像上海交通大学晏才宏老师和其学生那样友好的关系的有之,像南京这位老师和学生一起吃喝嫖娼的也有之,而这两种师生关系在当今大学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不冷不热甚至可以说一种麻木的关系。有些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有些学生会干部称团委老师为“老大”,类似这样世俗化的师生称谓反应出目前高校不正常的师生关系。

大学已经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纯净了,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和讯网一个专题报道的结语非常深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大学都应该是道德和理性的凝聚之所,都应该具有高雅的品位和卓而不群的文化气质,都要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并孜孜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学不仅应该以自身纯洁的德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改造社会、重塑道德的潮流中,成为社会道德的捍卫者与提升者。尤其在当前的大时代的大变迁中,大学的道德精神就更显重要。因为即便是社会的道德堕落了,只要大学的道德精神仍在,国家和民族还有未来,但如果大学比社会堕落得更快、更深,那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责任编辑: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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