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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多问题其实究其本质很简单，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也很简单。例如三农问题在前几年就闹得沸沸扬扬，有些所谓名家的长篇大论看得我头晕脑涨，不知所云。对于这个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讨论运动，我心理是有底的，就是想问个答案。最后我说不用再讨论了，一句话，三农问题很简单，用半个大脑就能解决，三农问题的病根在于农民过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通过产业大调整，让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第三产业中来，问题就解决了。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名家都说他当时说过这句话，例如张五常说中共中央领导亲自问他三农问题，他就如我上面所答。其实张五常是名家，在当时确实如是回答也不一定，就让名家再出一次名也无所谓的，大家说是否？哈哈
现在说说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有很多讨论方案，很多名家的长篇高论我实在也看不下去了，例如吴敬链吴老先生的<＜论中国腐败的治理＞＞，实在是看不完，真不好意思。我以前的想法中受到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中国有腐败原因在于制度上设计不合理，是权力监督不到位，要改就应该增加改善监督制度，采取强化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方式，对犯案人员采用先开除公职，开除党等高压威摄手段。不过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并没有起来足够的作用，主要是对腐败的本质也就是产生腐败的土壤认识不够。所以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连标都不能治的。
这个本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事制度。
我是看到一个名家评论满清帝国捐官的腐败问题才恍然悟出这个道理的。都说满清的捐官腐败，斯文扫地。其实捐官制度还不算太糟。捐官是朝庭皇帝公开的卖官筹集资金用来打仗之用。一个县官60担米，胜过十年寒窗，穷经苦读，中个进士，也只能做个县官开始。再盘剥百姓收回成本再买更大的官。为什么不算太糟，因为卖官的是皇帝一个人是被投资对象，买官的是众多平民，是投资者，60担米，投资金额确定。投资者当然希望投资对象效益最大化，皇帝要打仗，后方筹粮筹款，于是从康熙开始的捐官制度应该说是从片面造就了康臃乾盛世。只是到乾隆以后捐官就变味了，捐官的钱都被各级官吏瓜分了，捐官的数额在暗箱中不确定了，投资大者中标。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投资对象分散化，也就是效忠的对象不再是朝庭，而是各级更大的官吏，官员可以对朝庭不忠，也不敢对上司不忠，要天天念佛保佑上司步步高升，自己跟着鸡犬升天，不要一天翻船；二是投资金额不确定，由于暗箱操作，投资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对人民的盘剥越来越严重。官员对朝庭不忠，从而山头林立，真正为国家考虑的人少，内忧外患一来，国家就分崩离折；盘剥加重，民怨沸腾，国家在民众中失去向心力。满清政府一下子就从腐败走向了腐烂，不可救药。
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现在的人事制度就能一下子看清处于哪个阶段。中国的腐败就产生于上级一把手对下级及接班人的私相授受，而过程流于形式。下级由上级任免，就不得不出钱出力。出钱就是要用公款私钱贿赂上级，但是投资金额处于不确定状态；出力就是要为上级完成任务指标，能完成最好，往往劳民伤财。不能完成者也要在统计上做足水份。腐败更导致了官员的国家向心力不足，往往经不起内忧外患的考验。
其实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就会涉及到政治，老胡同志一定不会高兴，就此打住。
有些事情发现了本质就很容易解决问题，比如三农问题，那句话过后天下太平，讨论打住；有些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发现了问题的本质也不一定好解决，比如这个腐败问题，我现在还没想好解决的办法，不过任何问题都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诸君不如都来动动脑子。
中国有很多问题其实究其本质很简单，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也很简单。例如三农问题在前几年就闹得沸沸扬扬，有些所谓名家的长篇大论看得我头晕脑涨，不知所云。对于这个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讨论运动，我心理是有底的，就是想问个答案。最后我说不用再讨论了，一句话，三农问题很简单，用半个大脑就能解决，三农问题的病根在于农民过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通过产业大调整，让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第三产业中来，问题就解决了。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名家都说他当时说过这句话，例如张五常说中共中央领导亲自问他三农问题，他就如我上面所答。其实张五常是名家，在当时确实如是回答也不一定，就让名家再出一次名也无所谓的，大家说是否？哈哈
现在说说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有很多讨论方案，很多名家的长篇高论我实在也看不下去了，例如吴敬链吴老先生的<＜论中国腐败的治理＞＞，实在是看不完，真不好意思。我以前的想法中受到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中国有腐败原因在于制度上设计不合理，是权力监督不到位，要改就应该增加改善监督制度，采取强化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方式，对犯案人员采用先开除公职，开除党等高压威摄手段。不过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并没有起来足够的作用，主要是对腐败的本质也就是产生腐败的土壤认识不够。所以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连标都不能治的。
这个本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事制度。
我是看到一个名家评论满清帝国捐官的腐败问题才恍然悟出这个道理的。都说满清的捐官腐败，斯文扫地。其实捐官制度还不算太糟。捐官是朝庭皇帝公开的卖官筹集资金用来打仗之用。一个县官60担米，胜过十年寒窗，穷经苦读，中个进士，也只能做个县官开始。再盘剥百姓收回成本再买更大的官。为什么不算太糟，因为卖官的是皇帝一个人是被投资对象，买官的是众多平民，是投资者，60担米，投资金额确定。投资者当然希望投资对象效益最大化，皇帝要打仗，后方筹粮筹款，于是从康熙开始的捐官制度应该说是从片面造就了康臃乾盛世。只是到乾隆以后捐官就变味了，捐官的钱都被各级官吏瓜分了，捐官的数额在暗箱中不确定了，投资大者中标。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投资对象分散化，也就是效忠的对象不再是朝庭，而是各级更大的官吏，官员可以对朝庭不忠，也不敢对上司不忠，要天天念佛保佑上司步步高升，自己跟着鸡犬升天，不要一天翻船；二是投资金额不确定，由于暗箱操作，投资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对人民的盘剥越来越严重。官员对朝庭不忠，从而山头林立，真正为国家考虑的人少，内忧外患一来，国家就分崩离折；盘剥加重，民怨沸腾，国家在民众中失去向心力。满清政府一下子就从腐败走向了腐烂，不可救药。
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现在的人事制度就能一下子看清处于哪个阶段。中国的腐败就产生于上级一把手对下级及接班人的私相授受，而过程流于形式。下级由上级任免，就不得不出钱出力。出钱就是要用公款私钱贿赂上级，但是投资金额处于不确定状态；出力就是要为上级完成任务指标，能完成最好，往往劳民伤财。不能完成者也要在统计上做足水份。腐败更导致了官员的国家向心力不足，往往经不起内忧外患的考验。
其实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就会涉及到政治，老胡同志一定不会高兴，就此打住。
有些事情发现了本质就很容易解决问题，比如三农问题，那句话过后天下太平，讨论打住；有些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发现了问题的本质也不一定好解决，比如这个腐败问题，我现在还没想好解决的办法，不过任何问题都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诸君不如都来动动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