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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cucapila 发布
http://news.163.com/special/m/000113A6/mater050526.html
为什么某些人转的时候就喜欢掐头去尾呢？
非常现实，只是LZ引用得不完全
真实镜头: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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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cucapila 发布
http://news.163.com/special/m/000113A6/mater050526.html
为什么某些人转的时候就喜欢掐头去尾呢？
非常现实，只是LZ引用得不完全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CEF）
http://www.ocef.org/Donation_info/1to1_intro.htm
不知这个基金会如何？我决定先通过他们资助2-4个学生试试。如果不错，会向大家报告。
http://www.ocef.org/Donation_info/1to1_intro.htm
不知这个基金会如何？我决定先通过他们资助2-4个学生试试。如果不错，会向大家报告。
虹桥网
http://www.ocef.org/bbs/cgi-bin/forums.cgi?forum=34
慈生在线
http://www.cishan.net/
刚才去认捐了三个学生的资助。一年$150 USD，真的是微不足道，对个人的日常用度毫无影响。但希望能对三个娃娃有一点点帮助。
上面是OCEF的彩虹网和另一个国内的慈善在线的链接。
让比较幸运的我们，为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http://www.ocef.org/bbs/cgi-bin/forums.cgi?forum=34
慈生在线
http://www.cishan.net/
刚才去认捐了三个学生的资助。一年$150 USD，真的是微不足道，对个人的日常用度毫无影响。但希望能对三个娃娃有一点点帮助。
上面是OCEF的彩虹网和另一个国内的慈善在线的链接。
让比较幸运的我们，为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曹长青：希望工程里的绝望
《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报道，我仔细读了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感觉是这篇报道内容翔实，用证据说话，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这篇报道是身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所写，其挖掘丑闻、调查真相的新闻敬业精神，不畏权势、勇于挑战、无惧后果的人格力量，都十分令人敬佩。
海内外媒体对希望工程涉嫌腐败已有一些报道，但方进玉的这篇独家报道，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和事实。把这篇报道的主要脉络概括分析，我认为它提供的事实表明，“希望工程”起码在四个方面有严重问题：
第一，“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随意挪用大笔（多达一个亿）海内外捐款，进行投资等各种商业活动，违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项直接、迅速用于帮助贫苦地区孩子上学的意愿。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911后美国民众捐款及使用情况进行比较。美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收到911捐款几十个亿美元。但从没听说这些慈善机构敢把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办厂、开公司、炒股票。因为：其一，捐款人提供资金，是要立即救援那些911遇难者的家属等，慈善机构不可中间耽误（把捐款投资，回收都需要时间）搁置。人们对“希望工程”的捐款也是这样，要对贫困地区学生直接救援。徐永光这种投资行为并没有事先得到捐款人的认可，当然捐款人不可能同意把捐款（中间截留）搁置相当一段时间后再救援。其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亏损，等于扭曲了捐款者的根本意愿。
第二，把慈善捐款“直接投资”违背中国现行法规。
徐永光把捐款用于投资的理由是，要用钱滚钱，保值增值。但对中国公益性基金会进行监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1990年和1995年的两个规定中指出：如果拿捐款自行去“直接投资”，属于违规；如果委托其他金融机构“间接投资”，才算合法。
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徐永光把很多慈善捐款都擅自“直接投资”。例如在深圳投资建“精细化工厂”，在苏州投资热疗仪，在大连开兴南公司，在广西钦州投资，在山东办多种经营公司，在绍兴办中青公司等等。而且还把150万美元慈善捐款给港商（徐永光好友）做银行的生意抵押金。另外竟还把慈善捐款当作贷款，高利贷给风险很大的公司。徐永光简直把慈善捐款当作了自己腰包里的私钱，要怎么花、怎么用，都“随‘徐’所欲”。徐永光也对此毫不掩饰，自我炫耀他又当慈善家，又当企业家。
徐永光对此辩解说，像美国等西方的基金会也有投资，以钱滚钱的。但在美国，类似中国希望工程这种救急的捐款，如911捐款一样，是必须尽快、直接交到需要者手中的，慈善基金会等不可把捐款转做投资，即使为了钱滚钱的目的也不可以。美国的确有把捐款的部份拿去投资的，但这种捐款不是“救急”的。
例如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捐款多达两亿美元，《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哈佛把一部份捐款放到了“联邦债券”和“共同基金”上。哈佛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救急捐款，而是给哈佛长期发展的捐资。即使这样，哈佛等大学仍相当谨慎，把资金多放入相当保险的“联邦债券”，因为买这种债券，只有美国这个国家“崩溃”了，才会有大损失。而做出这样的决策和具体投资比例，都要经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通过，不是像徐永光那样一个人就可决定。而且哈佛的投资都是交给经济师和财经专家来进行，整个审核过程既严密、严谨，又公开、透明。
而徐永光把一亿多慈善捐款擅自直接投资办各种工厂、公司，既无专业的风险评估，又没有严密的审核批准过程，更无透明、公开化（仅徐永光等几个领导人掌握），不出问题才是怪事。据前希望工程财务部干部柳杨的文章披露，徐永光用慈善捐款做投资的28个项目，有23个没有收益或连本钱都无法收回。10年投资 1亿5千8百万元，收益仅3千万元。
第三，把慈善捐款转到个人名下炒股票是严重违法。
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徐永光竟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他的私人名下炒股，而且这样干了长达10年之久！
这种挪用公款到个人名下炒股的事情被记者调查时，徐永光一直否认，说他从没有这样做过。直到记者获得证据追查时，他才承认挪用了捐款，但狡辩说，他虽然把捐款转到他个人的名下，但他是希望工程的法定代表人，炒股赚到的钱仍是希望工程的。这种说法不是在唬幼儿园的孩子吗？最低的智商也能明白：
其一，只要公款被挪到私人名下，性质就已变化，属公款私用，或变相贪污；且不说捐款人绝不会同意把给希望工程的救急款，挪到徐永光私人名下炒股票。
其二，谁会保证徐永光把炒股赚到的钱交到希望工程的账上？因为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外人知道。如果徐永光炒股赚到钱，而他只要把原来的本钱（200万或300万）转回希望工程的账上，公家的账就“平”了。
其三，这就好比大家合伙办个公司，公司老板却偷偷地把大家集资的钱挪到他私人名下去炒股。当被发现时，他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赚到钱当然就是这个公司的。问题是，事先投资者没有同意这些钱被拿去炒股票；而且这个老板暗地挪款行为本身，就证明他赚到钱不可能交给公司。而一旦炒股赔了钱，他还可以“为公司钱滚钱的良好愿望交了学费”而推卸赔款责任。徐永光就是这么干的，他已承认挪用了270万元希望工程捐款到他私人名下炒股，仅凭这一条，就应该法办他！
第四，打击揭示真相者：
如果徐永光心里没有鬼，没有腐败，他应该理直气壮地欢迎所有的记者去采访调查，不怕任何人的检举揭发。但他做的正相反，把希望工程内部最早反腐败的借调青年干部易晓诬告为“贪污受贿犯”，还向司法部门提交报告，以保护希望工程名誉为借口，要求对易晓秘密审判，从严惩处，结果易晓被判“死缓”，至今关押。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易晓的罪名难以成立，因为所谓贪污受贿，起码款项应到自己手中，但所谓易晓贪污的200万元，和所谓受贿的5万元，都没有到易晓手里，而且都正式通过国家银行和有关机构转账走了手续。最关键的是，最后查到了徐永光批准200万元拨款的签字手续，仅从这些，就预示这像个冤案。而制造这起冤案的主谋就是徐永光。
对于媒体的调查，徐永光更是用各种手段阻挠。香港《壹周刊》曾报道希望工程捐款用途不当，结果徐永光到香港告《壹周刊》诽谤，最后该刊赔了300万，因为《壹周刊》拿不到希望工程的账目等情况。
对于《南方周末》，当揭露希望工程账目问题的该期报纸正在付印时，徐永光通过团中央关系找到中宣部，下达紧急命令，不仅查禁了所有对希望工程的所谓负面报道，并逼迫《南方周末》报废了已上机印刷的价值30多万元的当期报纸。同时使偌大个中国（有2050家报纸，50万新闻工作者），谁也无法公开刊出对希望工程的调查和报道。
在打压报道真相的媒体和记者的同时，徐永光拉拢那些有偿记者和“媚体”，为他歌功颂德。据希望工程内部人员柳杨的材料，参加希望工程记者会，写歌颂报道的记者，都付给“补助费”，报纸记者每次200元，电视记者每次2千元。那个和“巴灵顿博士”丈夫吴征一起招摇撞骗的哥大“伪校董”杨澜，据柳扬的材料，得到的补助费“更多”：杨澜把《凭海临风》的稿费捐给希望工程20万元，但第二天，青基会就和杨澜签协议从我们那里又领走同样数额（20万）的“工作经费”。而杨澜则赢得了给希望工程捐款的美名。
柳扬还说，“我清楚记得杨澜此后又以同样方式，多次从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这位从“希望工程”捐款中“多次”拿过“大额工作经费”、贪用山区穷困孩子救援款的“大腕”杨澜，就像对待前沈阳市长、大贪污犯慕绥新一样（两次采访歌颂），总是知恩图报，柳扬说，“这次徐永光遭遇麻烦，杨澜立即为老徐做了专题片，积极帮老徐说话。”杨澜就这么明火执仗、坦然地把大众公器变成私人工具，把“阴影”播成“阳光”。
希望工程财务部的人说，徐永光从不去领工资，他“懒得去”。这位掌管几个亿捐款的前团中央组织部长绝不缺钱。当记者问他工资时，他说“我都说不准我月收入多少钱。”据柳杨的材料，徐永光连找三陪小姐的花销都作为“工作费”报销了。
这样一个明显涉嫌腐败的官员，却成为“希望工程”的主管，真是让人绝望。面对希望工程的光环和徐永光的权势（不仅有钱，而且有团中央书记的靠山），调查这样的人物，这样复杂背景的案子，需要多少心血，更需要多少胆量。我自己曾做过一些调查采访，深知此中甘苦。歌颂性的新闻，怎么过头了当事人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有官司；但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道，一个引言不准确，都可能吃官司。而且要付出比一般新闻报道多很多倍的时间和精力。方进玉说他仅调查易晓的案子就用了一个月，我完全可以想到他付出多么大的心血。
对方进玉更难的是，徐永光有权势，不仅封杀了他的稿子，而且对他的人身安全都可能有威胁。报道说，现在中国黑社会砍胳膊、剁腿都有价格表，割一只手只要800人民币。方进玉曾对《南方周末》的青年记者们说，他如果出了“意外”“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他要同行们给他写篇报道，开个追悼会。话虽有玩笑成份，但内含悲壮。
方进玉的勇气和敬业精神不仅值得所有新闻同行敬佩，而且他面临的困境更需要海内外新闻从业者的支持和道义声援。希望工程的腐败是个大案，我不相信徐永光这只并不算太大、但太嚣张的“苍蝇”就能躲过去。中国救援贫困地区学生的“希望工程”已腐败到没希望了，但方进玉的调查报道，却令人看出中国新闻事业的 “希望工程”还没有绝望。
《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报道，我仔细读了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感觉是这篇报道内容翔实，用证据说话，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这篇报道是身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所写，其挖掘丑闻、调查真相的新闻敬业精神，不畏权势、勇于挑战、无惧后果的人格力量，都十分令人敬佩。
海内外媒体对希望工程涉嫌腐败已有一些报道，但方进玉的这篇独家报道，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和事实。把这篇报道的主要脉络概括分析，我认为它提供的事实表明，“希望工程”起码在四个方面有严重问题：
第一，“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随意挪用大笔（多达一个亿）海内外捐款，进行投资等各种商业活动，违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项直接、迅速用于帮助贫苦地区孩子上学的意愿。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911后美国民众捐款及使用情况进行比较。美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收到911捐款几十个亿美元。但从没听说这些慈善机构敢把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办厂、开公司、炒股票。因为：其一，捐款人提供资金，是要立即救援那些911遇难者的家属等，慈善机构不可中间耽误（把捐款投资，回收都需要时间）搁置。人们对“希望工程”的捐款也是这样，要对贫困地区学生直接救援。徐永光这种投资行为并没有事先得到捐款人的认可，当然捐款人不可能同意把捐款（中间截留）搁置相当一段时间后再救援。其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亏损，等于扭曲了捐款者的根本意愿。
第二，把慈善捐款“直接投资”违背中国现行法规。
徐永光把捐款用于投资的理由是，要用钱滚钱，保值增值。但对中国公益性基金会进行监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1990年和1995年的两个规定中指出：如果拿捐款自行去“直接投资”，属于违规；如果委托其他金融机构“间接投资”，才算合法。
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徐永光把很多慈善捐款都擅自“直接投资”。例如在深圳投资建“精细化工厂”，在苏州投资热疗仪，在大连开兴南公司，在广西钦州投资，在山东办多种经营公司，在绍兴办中青公司等等。而且还把150万美元慈善捐款给港商（徐永光好友）做银行的生意抵押金。另外竟还把慈善捐款当作贷款，高利贷给风险很大的公司。徐永光简直把慈善捐款当作了自己腰包里的私钱，要怎么花、怎么用，都“随‘徐’所欲”。徐永光也对此毫不掩饰，自我炫耀他又当慈善家，又当企业家。
徐永光对此辩解说，像美国等西方的基金会也有投资，以钱滚钱的。但在美国，类似中国希望工程这种救急的捐款，如911捐款一样，是必须尽快、直接交到需要者手中的，慈善基金会等不可把捐款转做投资，即使为了钱滚钱的目的也不可以。美国的确有把捐款的部份拿去投资的，但这种捐款不是“救急”的。
例如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捐款多达两亿美元，《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哈佛把一部份捐款放到了“联邦债券”和“共同基金”上。哈佛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救急捐款，而是给哈佛长期发展的捐资。即使这样，哈佛等大学仍相当谨慎，把资金多放入相当保险的“联邦债券”，因为买这种债券，只有美国这个国家“崩溃”了，才会有大损失。而做出这样的决策和具体投资比例，都要经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通过，不是像徐永光那样一个人就可决定。而且哈佛的投资都是交给经济师和财经专家来进行，整个审核过程既严密、严谨，又公开、透明。
而徐永光把一亿多慈善捐款擅自直接投资办各种工厂、公司，既无专业的风险评估，又没有严密的审核批准过程，更无透明、公开化（仅徐永光等几个领导人掌握），不出问题才是怪事。据前希望工程财务部干部柳杨的文章披露，徐永光用慈善捐款做投资的28个项目，有23个没有收益或连本钱都无法收回。10年投资 1亿5千8百万元，收益仅3千万元。
第三，把慈善捐款转到个人名下炒股票是严重违法。
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徐永光竟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他的私人名下炒股，而且这样干了长达10年之久！
这种挪用公款到个人名下炒股的事情被记者调查时，徐永光一直否认，说他从没有这样做过。直到记者获得证据追查时，他才承认挪用了捐款，但狡辩说，他虽然把捐款转到他个人的名下，但他是希望工程的法定代表人，炒股赚到的钱仍是希望工程的。这种说法不是在唬幼儿园的孩子吗？最低的智商也能明白：
其一，只要公款被挪到私人名下，性质就已变化，属公款私用，或变相贪污；且不说捐款人绝不会同意把给希望工程的救急款，挪到徐永光私人名下炒股票。
其二，谁会保证徐永光把炒股赚到的钱交到希望工程的账上？因为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外人知道。如果徐永光炒股赚到钱，而他只要把原来的本钱（200万或300万）转回希望工程的账上，公家的账就“平”了。
其三，这就好比大家合伙办个公司，公司老板却偷偷地把大家集资的钱挪到他私人名下去炒股。当被发现时，他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赚到钱当然就是这个公司的。问题是，事先投资者没有同意这些钱被拿去炒股票；而且这个老板暗地挪款行为本身，就证明他赚到钱不可能交给公司。而一旦炒股赔了钱，他还可以“为公司钱滚钱的良好愿望交了学费”而推卸赔款责任。徐永光就是这么干的，他已承认挪用了270万元希望工程捐款到他私人名下炒股，仅凭这一条，就应该法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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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徐永光心里没有鬼，没有腐败，他应该理直气壮地欢迎所有的记者去采访调查，不怕任何人的检举揭发。但他做的正相反，把希望工程内部最早反腐败的借调青年干部易晓诬告为“贪污受贿犯”，还向司法部门提交报告，以保护希望工程名誉为借口，要求对易晓秘密审判，从严惩处，结果易晓被判“死缓”，至今关押。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易晓的罪名难以成立，因为所谓贪污受贿，起码款项应到自己手中，但所谓易晓贪污的200万元，和所谓受贿的5万元，都没有到易晓手里，而且都正式通过国家银行和有关机构转账走了手续。最关键的是，最后查到了徐永光批准200万元拨款的签字手续，仅从这些，就预示这像个冤案。而制造这起冤案的主谋就是徐永光。
对于媒体的调查，徐永光更是用各种手段阻挠。香港《壹周刊》曾报道希望工程捐款用途不当，结果徐永光到香港告《壹周刊》诽谤，最后该刊赔了300万，因为《壹周刊》拿不到希望工程的账目等情况。
对于《南方周末》，当揭露希望工程账目问题的该期报纸正在付印时，徐永光通过团中央关系找到中宣部，下达紧急命令，不仅查禁了所有对希望工程的所谓负面报道，并逼迫《南方周末》报废了已上机印刷的价值30多万元的当期报纸。同时使偌大个中国（有2050家报纸，50万新闻工作者），谁也无法公开刊出对希望工程的调查和报道。
在打压报道真相的媒体和记者的同时，徐永光拉拢那些有偿记者和“媚体”，为他歌功颂德。据希望工程内部人员柳杨的材料，参加希望工程记者会，写歌颂报道的记者，都付给“补助费”，报纸记者每次200元，电视记者每次2千元。那个和“巴灵顿博士”丈夫吴征一起招摇撞骗的哥大“伪校董”杨澜，据柳扬的材料，得到的补助费“更多”：杨澜把《凭海临风》的稿费捐给希望工程20万元，但第二天，青基会就和杨澜签协议从我们那里又领走同样数额（20万）的“工作经费”。而杨澜则赢得了给希望工程捐款的美名。
柳扬还说，“我清楚记得杨澜此后又以同样方式，多次从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这位从“希望工程”捐款中“多次”拿过“大额工作经费”、贪用山区穷困孩子救援款的“大腕”杨澜，就像对待前沈阳市长、大贪污犯慕绥新一样（两次采访歌颂），总是知恩图报，柳扬说，“这次徐永光遭遇麻烦，杨澜立即为老徐做了专题片，积极帮老徐说话。”杨澜就这么明火执仗、坦然地把大众公器变成私人工具，把“阴影”播成“阳光”。
希望工程财务部的人说，徐永光从不去领工资，他“懒得去”。这位掌管几个亿捐款的前团中央组织部长绝不缺钱。当记者问他工资时，他说“我都说不准我月收入多少钱。”据柳杨的材料，徐永光连找三陪小姐的花销都作为“工作费”报销了。
这样一个明显涉嫌腐败的官员，却成为“希望工程”的主管，真是让人绝望。面对希望工程的光环和徐永光的权势（不仅有钱，而且有团中央书记的靠山），调查这样的人物，这样复杂背景的案子，需要多少心血，更需要多少胆量。我自己曾做过一些调查采访，深知此中甘苦。歌颂性的新闻，怎么过头了当事人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有官司；但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道，一个引言不准确，都可能吃官司。而且要付出比一般新闻报道多很多倍的时间和精力。方进玉说他仅调查易晓的案子就用了一个月，我完全可以想到他付出多么大的心血。
对方进玉更难的是，徐永光有权势，不仅封杀了他的稿子，而且对他的人身安全都可能有威胁。报道说，现在中国黑社会砍胳膊、剁腿都有价格表，割一只手只要800人民币。方进玉曾对《南方周末》的青年记者们说，他如果出了“意外”“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他要同行们给他写篇报道，开个追悼会。话虽有玩笑成份，但内含悲壮。
方进玉的勇气和敬业精神不仅值得所有新闻同行敬佩，而且他面临的困境更需要海内外新闻从业者的支持和道义声援。希望工程的腐败是个大案，我不相信徐永光这只并不算太大、但太嚣张的“苍蝇”就能躲过去。中国救援贫困地区学生的“希望工程”已腐败到没希望了，但方进玉的调查报道，却令人看出中国新闻事业的 “希望工程”还没有绝望。
被愚弄的爱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3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8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2000年9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9月12日与13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2001年6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2001年8月，科洋收到了7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7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25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7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 25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78分，数学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7月26日写的信。
12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着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10月2日找到6日凌晨3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5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7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11时、12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600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确证有8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7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但12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100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98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3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3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70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着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11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11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8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10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25个孩子，在2000年9月、2001年3月，以每学期每人50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7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5000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8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50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200多元，50 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6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5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着：“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14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着摩托经过50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1989年3月，读四年级时为12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80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5口人的农业税1400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50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300元钱，是今年10月10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着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10月31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150元。在灯光下，张强穿着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50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10月份150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150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40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有2001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100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6月10日领到希望工程50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22时30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10月31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6月10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9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3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10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150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3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10 月31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2001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2000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3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3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180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400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512000100069。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着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10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着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着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7月、12月、(今年)6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10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7月，12月，6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10月份拿了150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150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9月份，不是10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初。
经过400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7封假信时，这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10月2日到宣汉来调查后，10月4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5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3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8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2000年9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9月12日与13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2001年6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2001年8月，科洋收到了7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7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25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7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 25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78分，数学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7月26日写的信。
12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着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10月2日找到6日凌晨3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5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7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11时、12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600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确证有8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7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但12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100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98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3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3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70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着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11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11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8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10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25个孩子，在2000年9月、2001年3月，以每学期每人50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7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5000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8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50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200多元，50 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6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5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着：“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14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着摩托经过50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1989年3月，读四年级时为12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80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5口人的农业税1400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50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300元钱，是今年10月10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着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10月31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150元。在灯光下，张强穿着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50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10月份150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150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40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有2001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100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6月10日领到希望工程50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22时30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10月31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6月10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9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3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10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150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3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10 月31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2001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2000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3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3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180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400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512000100069。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着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10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着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着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7月、12月、(今年)6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10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7月，12月，6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10月份拿了150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150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9月份，不是10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初。
经过400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7封假信时，这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10月2日到宣汉来调查后，10月4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5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