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人文传统
张岂之
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名清华学堂。1925年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研究院讲师（即导师）。研究院存在的时间不长，1929年停办，但其影响深远，探讨清华的人文传统，不能不从国学研究院开始。
梁启超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结不解之缘，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奠基者之一。他于1911年到清华讲演，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他最早在清华提出将传统与当代、中学与西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王国维也有类似思想。这些在国学研究院中得到体现。
例如，研究院聘请导师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全体”（整体）有所研究，不是一点一滴，也不是一鳞半爪，能够把握其总体精神。还要求导师们能用新方法去梳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同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之趋势，从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倡导导师与学生个人接触，在人品上和学品上给予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所有这些并非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8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上述四位导师在国学研究院开出的门类繁多的课程，仍然会惊叹他们学问的渊博、境界的开阔。国学研究院在短短几年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文学者，这和导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国学研究院为清华奠定了人文传统的深厚基础，她的精神后来为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群所继承和发扬。清华校史上繁花似锦的人文课程和成果，是国学研究院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需要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去思考国学研究院的内在价值。
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只知固守国粹，而是东西文化的会通与创新。以下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作简要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新发现的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运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璀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
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史，史料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刊载于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册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会有学术创新。他所作《静安先生遗书序》又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研究上超越前贤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陈寅恪自己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史研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文中从元稹、白居易的诗词中发现唐代艺术文化的前后变化，又从元、白的乐府中考察唐代史事，以文证史。他在中国中古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与他这种开阔的学术胸襟密切相关。
三、自强不息
清华的人文传统还表现于：师生们力求在人品和学品上自强不息、追求完美。按照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著名的散文作家朱自清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从清华人文学科上的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人们会问：为什么如此？清华人文学者自身的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体验到“学，然后知不足”的真理，而且生活、工作在一个有着优良学风、校风的环境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后来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全校的经验，被归纳为一种教育理念，这就是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一文中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此理念说明：专家和大师不同，大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成果具有宽广、深厚、会通、创新的特色，而专家只是在某些点上有所研究并作出成绩。在人文学科方面，清华人文学科出现的大师不是一两位，而是群星灿烂。他们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但他们的学术遗产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俗语云：“严师出高徒”，清华人文学科中培养出的佼佼者，不是少数。如钱钟书于1929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他在大学时期即表现出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时发表了许多文章，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哲学、美学问题、翻译问题等等，说明具有宽广深厚的学科基础，这些和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密切相关。还有1931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主修德文专业的季羡林，从他的《清华园日记》（大学三、四年级时所写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读书的范围相当广泛，在学生时代即开始文学翻译，对教授们的讲课敢于评论，直抒己见。清华毕业后他在济南工作一年，考取官费留洋，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东方语言，研究东方文化，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清华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名《梦吟水木清华》的散文中写道：根据他亲身受教的体验，清华的校风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这八个字表述最为恰当，这是关于清华人文传统的一种概括。
四、最高表现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她总是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清华的人文传统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用冯友兰的话说，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在战争烽火中南迁，历经艰难险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汇合，于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上课，文学院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这里的条件跟清华园无法相比。当时清华中文系闻一多教授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南岳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头满是沙子，肉是臭的，素菜大部分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并不享福，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充实，在南岳所开两门功课听讲的人数很多，似乎是这里最大的班。听得也很集中，我讲得也很起劲。”由此可以想见，闻教授在讲授《诗经》、《楚辞》时，其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听课的大学生。
1938年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向西南转移，有些教授选择步行，不愿坐车。当有学生问闻一多为何不坐车，他回答说：“困难之中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虽然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太少，多走些路没有坏处。”193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培育了西南联大，将三校各有特色的人文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加以融合，表现了中国大学在国难当头时的卓越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从1938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在八年间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正如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这可能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们的共同感受。
冯友兰教授曾经从民族复兴的高度，以独特的方式撰写了西南联大八年的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之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事隔数十年，今天我们再读此碑文，不能不深深钦佩冯先生的高瞻远瞩，他的预言正在实现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张岂之
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名清华学堂。1925年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研究院讲师（即导师）。研究院存在的时间不长，1929年停办，但其影响深远，探讨清华的人文传统，不能不从国学研究院开始。
梁启超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结不解之缘，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奠基者之一。他于1911年到清华讲演，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他最早在清华提出将传统与当代、中学与西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王国维也有类似思想。这些在国学研究院中得到体现。
例如，研究院聘请导师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全体”（整体）有所研究，不是一点一滴，也不是一鳞半爪，能够把握其总体精神。还要求导师们能用新方法去梳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同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之趋势，从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倡导导师与学生个人接触，在人品上和学品上给予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所有这些并非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8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上述四位导师在国学研究院开出的门类繁多的课程，仍然会惊叹他们学问的渊博、境界的开阔。国学研究院在短短几年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文学者，这和导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国学研究院为清华奠定了人文传统的深厚基础，她的精神后来为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群所继承和发扬。清华校史上繁花似锦的人文课程和成果，是国学研究院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需要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去思考国学研究院的内在价值。
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只知固守国粹，而是东西文化的会通与创新。以下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作简要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新发现的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运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璀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
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史，史料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刊载于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册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会有学术创新。他所作《静安先生遗书序》又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研究上超越前贤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陈寅恪自己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史研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文中从元稹、白居易的诗词中发现唐代艺术文化的前后变化，又从元、白的乐府中考察唐代史事，以文证史。他在中国中古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与他这种开阔的学术胸襟密切相关。
三、自强不息
清华的人文传统还表现于：师生们力求在人品和学品上自强不息、追求完美。按照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著名的散文作家朱自清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从清华人文学科上的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人们会问：为什么如此？清华人文学者自身的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体验到“学，然后知不足”的真理，而且生活、工作在一个有着优良学风、校风的环境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后来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全校的经验，被归纳为一种教育理念，这就是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一文中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此理念说明：专家和大师不同，大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成果具有宽广、深厚、会通、创新的特色，而专家只是在某些点上有所研究并作出成绩。在人文学科方面，清华人文学科出现的大师不是一两位，而是群星灿烂。他们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但他们的学术遗产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俗语云：“严师出高徒”，清华人文学科中培养出的佼佼者，不是少数。如钱钟书于1929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他在大学时期即表现出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时发表了许多文章，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哲学、美学问题、翻译问题等等，说明具有宽广深厚的学科基础，这些和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密切相关。还有1931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主修德文专业的季羡林，从他的《清华园日记》（大学三、四年级时所写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读书的范围相当广泛，在学生时代即开始文学翻译，对教授们的讲课敢于评论，直抒己见。清华毕业后他在济南工作一年，考取官费留洋，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东方语言，研究东方文化，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清华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名《梦吟水木清华》的散文中写道：根据他亲身受教的体验，清华的校风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这八个字表述最为恰当，这是关于清华人文传统的一种概括。
四、最高表现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她总是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清华的人文传统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用冯友兰的话说，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在战争烽火中南迁，历经艰难险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汇合，于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上课，文学院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这里的条件跟清华园无法相比。当时清华中文系闻一多教授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南岳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头满是沙子，肉是臭的，素菜大部分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并不享福，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充实，在南岳所开两门功课听讲的人数很多，似乎是这里最大的班。听得也很集中，我讲得也很起劲。”由此可以想见，闻教授在讲授《诗经》、《楚辞》时，其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听课的大学生。
1938年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向西南转移，有些教授选择步行，不愿坐车。当有学生问闻一多为何不坐车，他回答说：“困难之中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虽然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太少，多走些路没有坏处。”193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培育了西南联大，将三校各有特色的人文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加以融合，表现了中国大学在国难当头时的卓越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从1938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在八年间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正如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这可能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们的共同感受。
冯友兰教授曾经从民族复兴的高度，以独特的方式撰写了西南联大八年的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之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事隔数十年，今天我们再读此碑文，不能不深深钦佩冯先生的高瞻远瞩，他的预言正在实现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