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在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年前在杭州一个报业研讨会中发言，吹捧中共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并说“我们新闻工作者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跟随党的政策……”。
金庸讨好中共的言论，受到广大“党和人民”的欢迎，但在海外却引起新闻界的质疑谈论。大家都认为金庸所说的是违心话。其实，看过金庸当年在《明报》社论中的文字，都知道这是金庸一贯媚共的作风，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金庸整篇讲稿中，最值得驳斥的应该是他对美国政策的诟骂与对“资本主义报业”、“资产阶级言论”的非议，那种口吻简直就是中共宣传机器播送的滥调。
中共掌权干部及其同路人，最喜欢拿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现状来庆幸中国的红色政权屹立不倒，并认为他们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大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类似中共自我陶醉的想法，金庸一一为他们证实，并以他去圣彼得堡旅行的见闻来对比杭州的现状，认为杭州人的生活比圣彼得堡人好，爱沙尼亚大学师生的生活比不上浙江大学的师生。因此金庸这样说?“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世界近代政治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场变革，在胸襟非凡的政治家戈巴契夫领导下，一个被共产极权祸害七十多年的民族，突然觉醒，以无比的勇气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赤色大山，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举世爱好和平、向往人权的国家，都为他们庆幸祝贺。想不到在香港享受自由生活、得到民主保障的金庸，却把俄国的成就当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甚至颠倒是非地认为俄国人的瓦解共产制度是悲惨之极。这是何等可耻、何等可恶的想法。
金庸为了讨好中共跟在中共宣传机器后面非议俄罗斯民族在政治制度抉择上所作的决定，按照他的说法，俄罗斯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统治，因此金庸在演讲中赞扬江泽民领导、朱熔基办事，并说?“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接着又说“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又是一个悲惨之极）。
金庸最可耻的是把美国对抗共产极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道义表现，形容为“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须树立一个假想敌，用以花费庞大的军费，维护一个规模巨大、利润极高的军火工业；另一方面，摧毁全世界所有不服从美国指挥的政权与势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国霸权。在这些目的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自然成为美国目前战略目标的首要对象。”金庸很清楚，美国以他强大的影响力与所向无敌的武力，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对抗苏联、压制中共，不但防止了国际共产主义向全球扩散的野心，也保护了亚洲非共地区人民被“共产”、“解放”的悲剧，而金庸就是这种保护下的幸存者。当年美国如不派出第七舰队维护东南北亚的和平，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将继中国大陆的赤化而沦共，金庸与所有这些地区的人民必死于中共挥动的镰刀斧头之下，岂容他在香港贩卖他所谓的“客观言论”，赚去香港人几亿港币的巨款。
美国为了维护亚洲未赤化地区的安全，耗费了巨额的军费，牺牲了数以万计的子弟，在韩国与越南战场抗击南侵的韩共与越共。比较理性的韩共在美军强大的军力压制下，无可奈何地走上谈判桌，同意在南北韩中间的三八线停火；而死缠滥打、不恤民命的越共则在中共这个同志加兄弟的共产帝国“无私援助”下，与美国投机政客尼克松与基辛格播弄下全面“解放”，导致数百万越南人逃避“解放”、“统一”而投奔怒海，逾百万人葬身鱼腹，幸运逃到自由地区的越南人直到今天还不饶恕越南那个马列政权，更不承认他们代表越南国家。因此，在联合国的越南代表不敢与美国越南侨民（当年难民）来往，而极少数的亲共越南人也不敢在越南人社区挂猩红色的共产红旗，这种种事实。自称记者的金庸岂有不知道之理？
美国在亚洲最了不起的贡献是协助东南亚国家（包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使他们避过赤灾红祸。假如东南北亚国家赤化，英殖民地的香港岂可独善其身到九七大限之后？
金庸的《明报》在香港日进斗金，如非九七大限来临，他岂会以一亿港币的低价卖给马来西亚的亲中共商人张晓卿。九七之前，金庸知道言而无信的中共政权不会坚守“一国两制”的政策，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共政权说一套、做一套，他们所说的“和平”就是战争，他们所叫的“谈判”就是侵夺，他们所说的“解放”就是谋财害命、清算斗争，他们高叫的“统一”就是把所有自由人纳入他们的共产制度下，叫他们都??“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在他们的安排下“上山下乡”、“下放劳改”！
生活在香港五十二年（大陆“解放”后就逃到香港）的金庸，最清楚中共在大陆上的种种作为，但他居然敢文过饰非，跟在中共后面强词夺理、鹦鹉学舌的喋喋不休。
一九九六年，中共在台湾海峡发射导弹恐吓台湾，美国派出几艘航空母舰驶近台湾海峡，缓和了赤化、解放、共产台湾的危机。但金庸却在演讲中说?“美国企图阻挠我国使用武力统一全国”。美国计划在东北亚布置导弹防御体系（TMD），把日本、台湾列入防御体系下，属于他们一贯防止“共产病毒”扩散的道义责任，无可非议。但金庸则认为那是“美国对中国公然挑衅”，美国为制止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屠杀，配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前往制止，在战火蔓延之际，美军导弹误中中共驻南斯拉夫的所谓“大使馆”，也被金庸视为公然挑衅”。他的论点是?“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
金庸骂完美国，接着吹捧邓小平“极其英明的决策”，那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真言。他说，中共政权就是根据这八个字“尽量忍让，不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对着干，但不是一味屈服，认输投降，而是不动声色地培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
为了满足中共当局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的一贯作风，金庸把幻想当作希望。他说?“全世界的重要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十三亿人口与美国二亿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国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霸权，维护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一九六O年代中共高叫“中国已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列强欺负中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人民有志气”。在这些豪言壮语充斥大陆之际，毛泽东居然以为“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在世界称霸的地步，于是叫出「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的口号，并以“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的人民”（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在外）为己任。当时在香港《明报》写社论的金庸，也以他写武侠小说的幻想力，为中共及毛泽东的胡言乱语吹捧，并摆出一副民族大义的面孔说“中国业已强大”。等到毛死文革被否定，中国大陆打开大门，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中国正处再“国空民穷”的痛苦之中，中共正濒临“亡党亡国的危机”（邓小平的话）。
金庸很清楚，中国大地在共产党统治下永远不可能强大，他重覆毛共早年所叫的“超英赶美”，以为中共三十年到五十年后就可对抗美国的霸权。这与七O年代投共为中共唱赞歌的海外学者何炳棣、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一样，只根据中共公布的数据，就认为中共十年后（也就是八O年代）便可以超英赶美成为地球上的“石油大国”与“钢铁大国”。结果，二十世纪过去，中共仍然仰赖输入石油钢铁来维持他们改革开放、稳定繁荣的假像。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共才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释放政治犯（当作人质），忍受美国朝野的欺辱戏弄，高叫反恐讨好美国。共干则以来美国访问抬高自己的身价，哪里谈得上堂堂正正！
金庸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肆意批评美国政府之后，转过另一个方向指美国的传媒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媒介”，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真实报导”表示不齿，他说?“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也不免假话连篇”，因此对西方媒体他一律不以为然。
金庸举西方传媒对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种族屠杀与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集体杀害塞尔维亚人的报导不公平，以及俄国对车臣的武力镇压西方传媒不重视为例，来形容他们“采取无耻的双重标准”。
金庸一向自诩中立客观、温和恭谦，即使文革输出香港遭到港共左仔冲击，他对中共及其同路人均不出恶言，但却对西方传媒破口大骂，他说?“西方国家通讯社报导新闻，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标准，将公理正义完全归于他们国家的一方，例如朝鲜战争期间，所有发布的消息全对美国及其联军有利，似乎中国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不堪一击。但事实俱在，最后还不是在三八线附近停战，签订协议……”
金庸这段话完全是讨好中共政权而说。今日中共党内有识之士或者对韩战有所了解的历史学者均不会苟同，因为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知道，韩战是因北韩南侵而发生，美国为恐共产病毒扩散祸延世界而出兵。中共在苏共唆使下出动抗美援朝志愿军，把逾百万中国人送上战场，以“人海战术”对抗美国的火海攻击。美国军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助战，大大小小打过无数次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恤民命、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在不愿正面接触的情势下节节后退，诱敌南下深入到釜山，然后北上包抄到仁川登陆，切断中、韩共军后路，俘虏数万共军，然后向北直扑，打到鸭绿江畔，还计划配合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如非美国杜鲁门总统懦弱颟顸罢了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官，中共政权早就在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作战下瓦解。经历此次战役，中韩共军知道无法对抗美军攻势，只好同意以三十八度线为界停战。以中韩共产政权一贯不恤民命的表现看，如果他们还堪一击的话是绝不会低头的。事实上韩战结束后统计，中共志愿军与北韩人民军在韩战中死亡的人数均超过百万，被俘虏五万，而美军伤亡只有五万人，谁胜谁负十分清楚。但金庸却敢信口雌黄，为讨好共产政权而胡言乱语，难道这就是金庸的公正客观评述？
金庸菲薄自由地区的新闻自由，他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然后他以报纸老板的身份来个“夫子自悔”，去证实他说的并非佞语。他漠视新闻专业人士的使命感，忽略记者、编辑职业道德。事实上，长久以来在新闻界流行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对立在在说明了老板绝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权者。金庸在《明报》的表现是他徇私舞弊的特例，不能涵盖自由世界其他传媒。金庸指鹿为马，突显了他媚共的丑态。可恨可耻！
香港人都知道，金庸的《明报》只是香港可以生存的众多报纸之一，但绝非最受欢迎的报纸，论销路它比不上《东方》、《苹果》、《成报》；论报纸的素质水准，它与台湾的《中时》、《联合》有很长一段距离。但金庸却以他自己践踏新闻自由的例子来涵盖其他传媒，那是极其可恶的例子，不知道他凭什么在浙江大学沾沾自喜、放言高论。
最可耻的是，金庸明知中共政权一贯控制传媒，限制言论自由、约束新闻报导、颠倒历史、歪曲事实。面对大陆共干他既不敢诤言劝谏，更不敢力陈其非，相反误导浙江大学的莘莘学子，要他们像“解放军”听党与政府的指挥，这是什么“忠于事实、公正评论”？
记得有一年，金庸去台湾求见台湾狂狷文人李敖，自鸣清高地说他看破红尘，从此礼佛参禅、退隐泉林。李敖看穿他言不由衷，批判他坐拥亿万资财，违反佛教的出家舍财精神，充满伪善，是典型的伪君子。李敖此人言语虽为世人所不齿，但他对金庸的批判却入木三分，符合事实！
遥想当年，金庸的父亲查民卿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宁时以“资产阶级”、“地主”、“恶霸”等罪名被枪毙之后，金庸仓惶逃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求庇。安定下来之后，他也像一般失意政客、无耻文人一样，想向中共靠拢投机，在新建的红朝里捞他一官半职。至于中共如何在清算斗争中屠杀人民，如何共老百姓的产，他们一概视若无睹。金庸不计较中共杀父之仇，相反透过香港左倾亲共势力向中共政权上书，表示可凭藉他的外文能力，为中共那个土八路云集的政权从事外交工作，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中共政权是一个组织严密、更重视出身成份的红色集团，金庸父亲既被“党和人民”定性为黑五类，中共岂会让金庸插足红朝事务。
金庸被中共拒绝后，只好在香港投入中共喉舌《大公报》的怀抱，担任该报电讯翻译的工作，穷极无聊才开始撰写他赖以发家的武侠小说。
那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因韩战围堵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亚洲出版社》与《友联研究所》搜集中共的情报，聘用了一批从大陆逃到香港的文人为他们工作。金庸因英文基础不错，常与这些文人来往，也参与搜集中共情报的工作。他知道“友联研究所”拥有许多外界不知道的中共机密情报，于是他便与朋友在六O年代创办了《明报》，把这些有关中共机密情报的资料公开在《明报》发表，引起各界注意。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后，把大陆上的一切事务都列为“国家机密”，政权内部的运作、共干彼此的互动固然如此，即使一般民生大计、社会现象也不例外，甚至气象观察、天灾人祸也全面掩盖，外界无从知晓。香港人只能从一些大陆逃出来的亲友口中知道一鳞半爪，因此大陆讯息广受香港人关切。这也就是《明报》很快就在香港生存下来的原因。
因此当时有人传说《明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出版的报纸。事实是，金庸利用“友联研究所”搜集来有关中共机密资料当作新闻发表，美国中央情报局无意中替《明报》打下天地，成为香港一份赚钱的报纸。
说得西化一点，《明报》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他靠冷战起家，也靠冷战发财，若无美国资产阶级花大钱去研究中共，金庸也不会有今天。表面看他公正客观，其实是媚共、骗共，目的是想透过中共在大陆十三亿人民中建立他这个武侠小说家的声望。现在，他终于以武侠小说打入大陆文学界，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如果更进一步被北大、清华这些名校所接受，金庸岂非执中国大陆文学殿堂的牛耳？
这的确是好名好利的金庸所渴望的目标，问题是中国大陆文学界当真会在政治左右下，变得这样地愚昧和下作吗？
在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年前在杭州一个报业研讨会中发言，吹捧中共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并说“我们新闻工作者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跟随党的政策……”。
金庸讨好中共的言论，受到广大“党和人民”的欢迎，但在海外却引起新闻界的质疑谈论。大家都认为金庸所说的是违心话。其实，看过金庸当年在《明报》社论中的文字，都知道这是金庸一贯媚共的作风，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金庸整篇讲稿中，最值得驳斥的应该是他对美国政策的诟骂与对“资本主义报业”、“资产阶级言论”的非议，那种口吻简直就是中共宣传机器播送的滥调。
中共掌权干部及其同路人，最喜欢拿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现状来庆幸中国的红色政权屹立不倒，并认为他们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大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类似中共自我陶醉的想法，金庸一一为他们证实，并以他去圣彼得堡旅行的见闻来对比杭州的现状，认为杭州人的生活比圣彼得堡人好，爱沙尼亚大学师生的生活比不上浙江大学的师生。因此金庸这样说?“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世界近代政治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场变革，在胸襟非凡的政治家戈巴契夫领导下，一个被共产极权祸害七十多年的民族，突然觉醒，以无比的勇气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赤色大山，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举世爱好和平、向往人权的国家，都为他们庆幸祝贺。想不到在香港享受自由生活、得到民主保障的金庸，却把俄国的成就当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甚至颠倒是非地认为俄国人的瓦解共产制度是悲惨之极。这是何等可耻、何等可恶的想法。
金庸为了讨好中共跟在中共宣传机器后面非议俄罗斯民族在政治制度抉择上所作的决定，按照他的说法，俄罗斯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统治，因此金庸在演讲中赞扬江泽民领导、朱熔基办事，并说?“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接着又说“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又是一个悲惨之极）。
金庸最可耻的是把美国对抗共产极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道义表现，形容为“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须树立一个假想敌，用以花费庞大的军费，维护一个规模巨大、利润极高的军火工业；另一方面，摧毁全世界所有不服从美国指挥的政权与势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国霸权。在这些目的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自然成为美国目前战略目标的首要对象。”金庸很清楚，美国以他强大的影响力与所向无敌的武力，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对抗苏联、压制中共，不但防止了国际共产主义向全球扩散的野心，也保护了亚洲非共地区人民被“共产”、“解放”的悲剧，而金庸就是这种保护下的幸存者。当年美国如不派出第七舰队维护东南北亚的和平，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将继中国大陆的赤化而沦共，金庸与所有这些地区的人民必死于中共挥动的镰刀斧头之下，岂容他在香港贩卖他所谓的“客观言论”，赚去香港人几亿港币的巨款。
美国为了维护亚洲未赤化地区的安全，耗费了巨额的军费，牺牲了数以万计的子弟，在韩国与越南战场抗击南侵的韩共与越共。比较理性的韩共在美军强大的军力压制下，无可奈何地走上谈判桌，同意在南北韩中间的三八线停火；而死缠滥打、不恤民命的越共则在中共这个同志加兄弟的共产帝国“无私援助”下，与美国投机政客尼克松与基辛格播弄下全面“解放”，导致数百万越南人逃避“解放”、“统一”而投奔怒海，逾百万人葬身鱼腹，幸运逃到自由地区的越南人直到今天还不饶恕越南那个马列政权，更不承认他们代表越南国家。因此，在联合国的越南代表不敢与美国越南侨民（当年难民）来往，而极少数的亲共越南人也不敢在越南人社区挂猩红色的共产红旗，这种种事实。自称记者的金庸岂有不知道之理？
美国在亚洲最了不起的贡献是协助东南亚国家（包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使他们避过赤灾红祸。假如东南北亚国家赤化，英殖民地的香港岂可独善其身到九七大限之后？
金庸的《明报》在香港日进斗金，如非九七大限来临，他岂会以一亿港币的低价卖给马来西亚的亲中共商人张晓卿。九七之前，金庸知道言而无信的中共政权不会坚守“一国两制”的政策，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共政权说一套、做一套，他们所说的“和平”就是战争，他们所叫的“谈判”就是侵夺，他们所说的“解放”就是谋财害命、清算斗争，他们高叫的“统一”就是把所有自由人纳入他们的共产制度下，叫他们都??“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在他们的安排下“上山下乡”、“下放劳改”！
生活在香港五十二年（大陆“解放”后就逃到香港）的金庸，最清楚中共在大陆上的种种作为，但他居然敢文过饰非，跟在中共后面强词夺理、鹦鹉学舌的喋喋不休。
一九九六年，中共在台湾海峡发射导弹恐吓台湾，美国派出几艘航空母舰驶近台湾海峡，缓和了赤化、解放、共产台湾的危机。但金庸却在演讲中说?“美国企图阻挠我国使用武力统一全国”。美国计划在东北亚布置导弹防御体系（TMD），把日本、台湾列入防御体系下，属于他们一贯防止“共产病毒”扩散的道义责任，无可非议。但金庸则认为那是“美国对中国公然挑衅”，美国为制止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屠杀，配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前往制止，在战火蔓延之际，美军导弹误中中共驻南斯拉夫的所谓“大使馆”，也被金庸视为公然挑衅”。他的论点是?“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
金庸骂完美国，接着吹捧邓小平“极其英明的决策”，那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真言。他说，中共政权就是根据这八个字“尽量忍让，不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对着干，但不是一味屈服，认输投降，而是不动声色地培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
为了满足中共当局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的一贯作风，金庸把幻想当作希望。他说?“全世界的重要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十三亿人口与美国二亿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国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霸权，维护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一九六O年代中共高叫“中国已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列强欺负中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人民有志气”。在这些豪言壮语充斥大陆之际，毛泽东居然以为“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在世界称霸的地步，于是叫出「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的口号，并以“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的人民”（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在外）为己任。当时在香港《明报》写社论的金庸，也以他写武侠小说的幻想力，为中共及毛泽东的胡言乱语吹捧，并摆出一副民族大义的面孔说“中国业已强大”。等到毛死文革被否定，中国大陆打开大门，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中国正处再“国空民穷”的痛苦之中，中共正濒临“亡党亡国的危机”（邓小平的话）。
金庸很清楚，中国大地在共产党统治下永远不可能强大，他重覆毛共早年所叫的“超英赶美”，以为中共三十年到五十年后就可对抗美国的霸权。这与七O年代投共为中共唱赞歌的海外学者何炳棣、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一样，只根据中共公布的数据，就认为中共十年后（也就是八O年代）便可以超英赶美成为地球上的“石油大国”与“钢铁大国”。结果，二十世纪过去，中共仍然仰赖输入石油钢铁来维持他们改革开放、稳定繁荣的假像。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共才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释放政治犯（当作人质），忍受美国朝野的欺辱戏弄，高叫反恐讨好美国。共干则以来美国访问抬高自己的身价，哪里谈得上堂堂正正！
金庸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肆意批评美国政府之后，转过另一个方向指美国的传媒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媒介”，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真实报导”表示不齿，他说?“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也不免假话连篇”，因此对西方媒体他一律不以为然。
金庸举西方传媒对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种族屠杀与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集体杀害塞尔维亚人的报导不公平，以及俄国对车臣的武力镇压西方传媒不重视为例，来形容他们“采取无耻的双重标准”。
金庸一向自诩中立客观、温和恭谦，即使文革输出香港遭到港共左仔冲击，他对中共及其同路人均不出恶言，但却对西方传媒破口大骂，他说?“西方国家通讯社报导新闻，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标准，将公理正义完全归于他们国家的一方，例如朝鲜战争期间，所有发布的消息全对美国及其联军有利，似乎中国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不堪一击。但事实俱在，最后还不是在三八线附近停战，签订协议……”
金庸这段话完全是讨好中共政权而说。今日中共党内有识之士或者对韩战有所了解的历史学者均不会苟同，因为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知道，韩战是因北韩南侵而发生，美国为恐共产病毒扩散祸延世界而出兵。中共在苏共唆使下出动抗美援朝志愿军，把逾百万中国人送上战场，以“人海战术”对抗美国的火海攻击。美国军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助战，大大小小打过无数次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恤民命、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在不愿正面接触的情势下节节后退，诱敌南下深入到釜山，然后北上包抄到仁川登陆，切断中、韩共军后路，俘虏数万共军，然后向北直扑，打到鸭绿江畔，还计划配合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如非美国杜鲁门总统懦弱颟顸罢了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官，中共政权早就在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作战下瓦解。经历此次战役，中韩共军知道无法对抗美军攻势，只好同意以三十八度线为界停战。以中韩共产政权一贯不恤民命的表现看，如果他们还堪一击的话是绝不会低头的。事实上韩战结束后统计，中共志愿军与北韩人民军在韩战中死亡的人数均超过百万，被俘虏五万，而美军伤亡只有五万人，谁胜谁负十分清楚。但金庸却敢信口雌黄，为讨好共产政权而胡言乱语，难道这就是金庸的公正客观评述？
金庸菲薄自由地区的新闻自由，他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然后他以报纸老板的身份来个“夫子自悔”，去证实他说的并非佞语。他漠视新闻专业人士的使命感，忽略记者、编辑职业道德。事实上，长久以来在新闻界流行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对立在在说明了老板绝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权者。金庸在《明报》的表现是他徇私舞弊的特例，不能涵盖自由世界其他传媒。金庸指鹿为马，突显了他媚共的丑态。可恨可耻！
香港人都知道，金庸的《明报》只是香港可以生存的众多报纸之一，但绝非最受欢迎的报纸，论销路它比不上《东方》、《苹果》、《成报》；论报纸的素质水准，它与台湾的《中时》、《联合》有很长一段距离。但金庸却以他自己践踏新闻自由的例子来涵盖其他传媒，那是极其可恶的例子，不知道他凭什么在浙江大学沾沾自喜、放言高论。
最可耻的是，金庸明知中共政权一贯控制传媒，限制言论自由、约束新闻报导、颠倒历史、歪曲事实。面对大陆共干他既不敢诤言劝谏，更不敢力陈其非，相反误导浙江大学的莘莘学子，要他们像“解放军”听党与政府的指挥，这是什么“忠于事实、公正评论”？
记得有一年，金庸去台湾求见台湾狂狷文人李敖，自鸣清高地说他看破红尘，从此礼佛参禅、退隐泉林。李敖看穿他言不由衷，批判他坐拥亿万资财，违反佛教的出家舍财精神，充满伪善，是典型的伪君子。李敖此人言语虽为世人所不齿，但他对金庸的批判却入木三分，符合事实！
遥想当年，金庸的父亲查民卿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宁时以“资产阶级”、“地主”、“恶霸”等罪名被枪毙之后，金庸仓惶逃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求庇。安定下来之后，他也像一般失意政客、无耻文人一样，想向中共靠拢投机，在新建的红朝里捞他一官半职。至于中共如何在清算斗争中屠杀人民，如何共老百姓的产，他们一概视若无睹。金庸不计较中共杀父之仇，相反透过香港左倾亲共势力向中共政权上书，表示可凭藉他的外文能力，为中共那个土八路云集的政权从事外交工作，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中共政权是一个组织严密、更重视出身成份的红色集团，金庸父亲既被“党和人民”定性为黑五类，中共岂会让金庸插足红朝事务。
金庸被中共拒绝后，只好在香港投入中共喉舌《大公报》的怀抱，担任该报电讯翻译的工作，穷极无聊才开始撰写他赖以发家的武侠小说。
那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因韩战围堵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亚洲出版社》与《友联研究所》搜集中共的情报，聘用了一批从大陆逃到香港的文人为他们工作。金庸因英文基础不错，常与这些文人来往，也参与搜集中共情报的工作。他知道“友联研究所”拥有许多外界不知道的中共机密情报，于是他便与朋友在六O年代创办了《明报》，把这些有关中共机密情报的资料公开在《明报》发表，引起各界注意。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后，把大陆上的一切事务都列为“国家机密”，政权内部的运作、共干彼此的互动固然如此，即使一般民生大计、社会现象也不例外，甚至气象观察、天灾人祸也全面掩盖，外界无从知晓。香港人只能从一些大陆逃出来的亲友口中知道一鳞半爪，因此大陆讯息广受香港人关切。这也就是《明报》很快就在香港生存下来的原因。
因此当时有人传说《明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出版的报纸。事实是，金庸利用“友联研究所”搜集来有关中共机密资料当作新闻发表，美国中央情报局无意中替《明报》打下天地，成为香港一份赚钱的报纸。
说得西化一点，《明报》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他靠冷战起家，也靠冷战发财，若无美国资产阶级花大钱去研究中共，金庸也不会有今天。表面看他公正客观，其实是媚共、骗共，目的是想透过中共在大陆十三亿人民中建立他这个武侠小说家的声望。现在，他终于以武侠小说打入大陆文学界，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如果更进一步被北大、清华这些名校所接受，金庸岂非执中国大陆文学殿堂的牛耳？
这的确是好名好利的金庸所渴望的目标，问题是中国大陆文学界当真会在政治左右下，变得这样地愚昧和下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