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旭
闲话忆苦思甜
一晃来加拿大十几年了。本人经历和许多中国大陆来加的同胞大概差不多，先是进研究院苦读，拿到学位以后找工作。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念到最后这专业就好像是鸡肋，明知道混到学位后找工作大不易，还得硬着头皮往下念。不过我还算幸运，好歹算是没断了教书的差使，前前后后也在三四个大学打过游击。最苦的是找工作那几年，洒过不下百份申请，最后总算在一所不大不小的学校稳定下来了。
风水轮流转，今年我们系里有一个空位招人，广告打出去，申请信哗哗的来。本人也有幸在招聘委员会里体会一下掌握生杀大权的滋味。这一体会可不得了，先不说这一个位置有好几十号人申请，单是过一遍申请材料就够我眼晕了，有耶鲁、剑桥的博士，还有的申请人十几年前就拿到博士了，至今还没着落，从申请信的高度恳切的情调看，估计找工作找得眼都绿了，这可都是土生土长的加国人呀。由此更为自己庆幸。看来时不时的搞搞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忆苦思甜什么的是大有必要的，否则总听学电脑的中国同学们大把大把的银子挣着，穷教书的不就没活头了吗。老话儿怎么说的？“人比人得死”。好了，以上都是闲话，现在书归正传，说说教书的事。
“自由化”的大学教授
我是真喜欢教书。在大学里做教授，第一当然是“看上去很美”(这是借用王朔的话)，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对人的虚荣心大有帮助；第二就是自由。对我来说，这个自由弥足珍贵。教授不坐班，从五月到八月一般还不用教课。在这里教过书的人都有体会，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自不待言，在教学上的自由也够富裕的，比如说，一旦决定你教什么课以及课时安排，用什么教科书、考试和记分的形式就全都取决于教授自己了。先说教科书，大家都知道在北美大学念书一项大开支就是教科书，动不动就八、九十，上百元一本的书。当了教授以后才知道，这里面猫腻可大了去了。教授的教科书几乎百分之百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出版商送的。出版商变着法的送你新书，引诱你用新书，弄得你不用都不好意思，有时其实就是同书的新版本。学生可就苦了，赶着掏钱吧，谁让教科书的决定权就在教授手里呢？我的办法是为了照顾穷学生，一般尽可能的找一本指定教科书的COPY放在学校图书馆的RESERVE里，对穷学生来说你要真买不起也能有书看。这个办法颇受学生欢迎，不过估计出版商不会高兴，好在咱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
至于考试吗，教授愿意怎么整治学生都可以。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般来说，凡200号以下的课(相当于大学二年级以下的课程)应该有闭卷的期末考试，本科高年级或是研究生的课就随教授的便了，有考试也大都是TAKE HOME。不过学校也不是彻底大撒把，比如严格规定课程的评分标准里，在百分制的情况下至少应有75%是可以让第三者客观评价的，这是为了出现争议的时候学生可以找学校有关部门仲裁。另外，各大学的评分标准自不相同，同校不同专业的评分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数学课给一百分不稀奇，可我们政治学的课从我当TA时起的标准就是九十分即满分，如果你专业平均分能到八十分以上，那就算是好学生了。那年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小大学教书，快到期末时我向一位老教授请教该校判分的标准，老先生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一年级的课，手别松，有个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的学生不及格就行了。我听着怎么觉得有点辣手摧花的意思呀，就问为什么。老先生说，你还没瞧出来，咱们学校几乎没录取分数线，凡是高中能毕业的就可以进来，有些学生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料。那怎么办？第一、二年级就往外踢人吧，这样能熬到三年级的学生就是够标准的了。后来我果真发现，一年级的课，最后要是把念不下来DROP的和不及格的加一起，真是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
说来说去，最自由化的应该是老教授了，混的年头多了，又早就有了终身教职，一般的课也不用准备，上了课就开侃，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何等潇洒，就是学生不满意也没辙。又用不着紧着出文章、写书、找研究经费。所以说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终身教职本来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的，现在到好，没紧箍咒的孙悟空可就成猴精儿了。
交白卷的学生
在每个人过去的教书生活里，都会有些零零碎碎的事说起来挺有趣的，我曾遇到一次特别的白卷。那时我在念硕士，给系主任当TA判期末考试。那是101的政治学引论的课，说实话那是门非常容易的基础课。因为是大班，TA要改不少卷子，正改得自己头大时读到一份卷子，学生的名字我早忘记了，不过他的书写不错，满满的写了两页，仔细一读，令人喷饭，下面是他的答卷：“嗨，教授，真对不起，我一看卷子脑瓜子就是一片空白，什么也答不出来。不过就这样交卷走人太丢人了。所以我决定等到只要有一个人交卷我再走。反正没事干，我就写几句吧，这样看着也象回事的。昨天晚上我没复习功课，你猜我干吗去了？我和表弟表妹看冰球比赛了，是PATS迎战急流队(都是青年冰球队，作者注)，我就没看过这么臭大粪的球，刚打完第一节大家就开始喊倒彩了，哄得好厉害。”然后小伙子就用两页纸来描绘比赛还有和别人吵架的事，写得挺生动的。不过可是和考试内容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最后，他写到：“好了，总算有人交卷了，我也得走了，教授，对不住，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小子还画了十分生动的个小人脸，眉毛、嘴都月牙弯弯，向下弯的，大概是伤心落泪的意思。我看完这份卷子，精神来了。马上去找系主任，给他看了考卷，我们乐了一通，笑归笑，我问他该打多少分，系主任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外星来的人道主义者：“当然是零分，要不你说给多少分？”
后来自己独立教课了，判卷子的事少不了，稀奇古怪的卷子也遇到过几次。有那种整个一个离题千里的胡说八道最后我毫不犹豫给了不及格的卷子，也有画蛇添足考卷上写上题外话和教授套近乎的，不外乎夸你一个云山雾罩，想判分时得点好处。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的分校教课。是110号的加拿大政治课，看到过一份有趣的考卷，至今还记得。那是个水平一般的学生，马马虎虎的写了四五页纸，大概可以混个40分吧。然后就信笔写来：“教授，我知道我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不过我也答不出什么了。现在还有时间，我不好意思这么早就走，就写点什么。我知道你也从XX市来。咱们说起来算是老乡了。我就出生在那里。那时我家住在八街和RAE的一所地下室里(那是该市的贫民居住区，作者注)，我父亲是个警察，不过可不是那种行为良好的人物，在家里他除了骂人就是喝酒，醉的时间好像比清醒的时间多，可能是他醉的时间太长了，最后把工作给搞没了，然后有一天和我妈大吵一通就甩下我们没影了，从此就再也没见到他。前前后后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大概她母亲结过不止一次婚，作者注)，就靠我妈一个人，政府的福利救济支票让我们活下来了，后来我们就搬到这个城市来了....”。嗨，整个一个痛说血泪家史。最后可好，这个学生还能回到政治学的题目上，写到“要是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我家肯定算是无产阶级。”我后来想想还是让这个学生及格了(五十分)，她也够不容易的，居然还有点阶级意识呢。
闲话忆苦思甜
一晃来加拿大十几年了。本人经历和许多中国大陆来加的同胞大概差不多，先是进研究院苦读，拿到学位以后找工作。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念到最后这专业就好像是鸡肋，明知道混到学位后找工作大不易，还得硬着头皮往下念。不过我还算幸运，好歹算是没断了教书的差使，前前后后也在三四个大学打过游击。最苦的是找工作那几年，洒过不下百份申请，最后总算在一所不大不小的学校稳定下来了。
风水轮流转，今年我们系里有一个空位招人，广告打出去，申请信哗哗的来。本人也有幸在招聘委员会里体会一下掌握生杀大权的滋味。这一体会可不得了，先不说这一个位置有好几十号人申请，单是过一遍申请材料就够我眼晕了，有耶鲁、剑桥的博士，还有的申请人十几年前就拿到博士了，至今还没着落，从申请信的高度恳切的情调看，估计找工作找得眼都绿了，这可都是土生土长的加国人呀。由此更为自己庆幸。看来时不时的搞搞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忆苦思甜什么的是大有必要的，否则总听学电脑的中国同学们大把大把的银子挣着，穷教书的不就没活头了吗。老话儿怎么说的？“人比人得死”。好了，以上都是闲话，现在书归正传，说说教书的事。
“自由化”的大学教授
我是真喜欢教书。在大学里做教授，第一当然是“看上去很美”(这是借用王朔的话)，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对人的虚荣心大有帮助；第二就是自由。对我来说，这个自由弥足珍贵。教授不坐班，从五月到八月一般还不用教课。在这里教过书的人都有体会，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自不待言，在教学上的自由也够富裕的，比如说，一旦决定你教什么课以及课时安排，用什么教科书、考试和记分的形式就全都取决于教授自己了。先说教科书，大家都知道在北美大学念书一项大开支就是教科书，动不动就八、九十，上百元一本的书。当了教授以后才知道，这里面猫腻可大了去了。教授的教科书几乎百分之百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出版商送的。出版商变着法的送你新书，引诱你用新书，弄得你不用都不好意思，有时其实就是同书的新版本。学生可就苦了，赶着掏钱吧，谁让教科书的决定权就在教授手里呢？我的办法是为了照顾穷学生，一般尽可能的找一本指定教科书的COPY放在学校图书馆的RESERVE里，对穷学生来说你要真买不起也能有书看。这个办法颇受学生欢迎，不过估计出版商不会高兴，好在咱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
至于考试吗，教授愿意怎么整治学生都可以。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般来说，凡200号以下的课(相当于大学二年级以下的课程)应该有闭卷的期末考试，本科高年级或是研究生的课就随教授的便了，有考试也大都是TAKE HOME。不过学校也不是彻底大撒把，比如严格规定课程的评分标准里，在百分制的情况下至少应有75%是可以让第三者客观评价的，这是为了出现争议的时候学生可以找学校有关部门仲裁。另外，各大学的评分标准自不相同，同校不同专业的评分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数学课给一百分不稀奇，可我们政治学的课从我当TA时起的标准就是九十分即满分，如果你专业平均分能到八十分以上，那就算是好学生了。那年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小大学教书，快到期末时我向一位老教授请教该校判分的标准，老先生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一年级的课，手别松，有个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的学生不及格就行了。我听着怎么觉得有点辣手摧花的意思呀，就问为什么。老先生说，你还没瞧出来，咱们学校几乎没录取分数线，凡是高中能毕业的就可以进来，有些学生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料。那怎么办？第一、二年级就往外踢人吧，这样能熬到三年级的学生就是够标准的了。后来我果真发现，一年级的课，最后要是把念不下来DROP的和不及格的加一起，真是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
说来说去，最自由化的应该是老教授了，混的年头多了，又早就有了终身教职，一般的课也不用准备，上了课就开侃，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何等潇洒，就是学生不满意也没辙。又用不着紧着出文章、写书、找研究经费。所以说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终身教职本来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的，现在到好，没紧箍咒的孙悟空可就成猴精儿了。
交白卷的学生
在每个人过去的教书生活里，都会有些零零碎碎的事说起来挺有趣的，我曾遇到一次特别的白卷。那时我在念硕士，给系主任当TA判期末考试。那是101的政治学引论的课，说实话那是门非常容易的基础课。因为是大班，TA要改不少卷子，正改得自己头大时读到一份卷子，学生的名字我早忘记了，不过他的书写不错，满满的写了两页，仔细一读，令人喷饭，下面是他的答卷：“嗨，教授，真对不起，我一看卷子脑瓜子就是一片空白，什么也答不出来。不过就这样交卷走人太丢人了。所以我决定等到只要有一个人交卷我再走。反正没事干，我就写几句吧，这样看着也象回事的。昨天晚上我没复习功课，你猜我干吗去了？我和表弟表妹看冰球比赛了，是PATS迎战急流队(都是青年冰球队，作者注)，我就没看过这么臭大粪的球，刚打完第一节大家就开始喊倒彩了，哄得好厉害。”然后小伙子就用两页纸来描绘比赛还有和别人吵架的事，写得挺生动的。不过可是和考试内容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最后，他写到：“好了，总算有人交卷了，我也得走了，教授，对不住，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小子还画了十分生动的个小人脸，眉毛、嘴都月牙弯弯，向下弯的，大概是伤心落泪的意思。我看完这份卷子，精神来了。马上去找系主任，给他看了考卷，我们乐了一通，笑归笑，我问他该打多少分，系主任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外星来的人道主义者：“当然是零分，要不你说给多少分？”
后来自己独立教课了，判卷子的事少不了，稀奇古怪的卷子也遇到过几次。有那种整个一个离题千里的胡说八道最后我毫不犹豫给了不及格的卷子，也有画蛇添足考卷上写上题外话和教授套近乎的，不外乎夸你一个云山雾罩，想判分时得点好处。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的分校教课。是110号的加拿大政治课，看到过一份有趣的考卷，至今还记得。那是个水平一般的学生，马马虎虎的写了四五页纸，大概可以混个40分吧。然后就信笔写来：“教授，我知道我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不过我也答不出什么了。现在还有时间，我不好意思这么早就走，就写点什么。我知道你也从XX市来。咱们说起来算是老乡了。我就出生在那里。那时我家住在八街和RAE的一所地下室里(那是该市的贫民居住区，作者注)，我父亲是个警察，不过可不是那种行为良好的人物，在家里他除了骂人就是喝酒，醉的时间好像比清醒的时间多，可能是他醉的时间太长了，最后把工作给搞没了，然后有一天和我妈大吵一通就甩下我们没影了，从此就再也没见到他。前前后后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大概她母亲结过不止一次婚，作者注)，就靠我妈一个人，政府的福利救济支票让我们活下来了，后来我们就搬到这个城市来了....”。嗨，整个一个痛说血泪家史。最后可好，这个学生还能回到政治学的题目上，写到“要是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我家肯定算是无产阶级。”我后来想想还是让这个学生及格了(五十分)，她也够不容易的，居然还有点阶级意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