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笔者有幸采访梁漱溟老人，请他回忆当年倡导乡村自治运动的经历。他 告诉我，民国初年，中国有了议会选举，起草了宪法，他与许多人一样，为之热血沸腾。但是，当他观察了所谓“民主”的政治运作后，大感失望。他意识到：起草好的宪法，不过就是一张纸而已。中国根本没有基层社会，没有民主的根基。要给中国的社会打些基础，只有跑到乡村去，教农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
梁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本已皈依了佛家，后来亲眼看到生民涂炭，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叹，毅然返回尘世。他之所以愿意和并不民主的当权者合作、从事村治的事业，就是因为他看到，民主和国家建设（state-making）是个虽然应该并行不悖、却无法彼此替代的过程。
其实，能让梁先生这样的仁人志士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慨的景象，也出现在 美国的电视上。三个多星期前，220位海地难民在迈阿密沿海跳船，舍命涉水上岸， 随即在中期选举前夜的美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浪。民主党借机向佛罗里达 的州长杰□布什逼宫，要他给他那个当总统的哥哥打电话，解救这些可伶的海地船民。理由是，古巴的船民只要在踏上美国的海岸，就自动获得了庇护。而这些同样可伶的海地船民，却得在被拘禁一段时期后，给遣返回国。对于同样的船民，为何要采取双重标准呢？
许多民主党人，对共和党坚持对古巴孤立封锁的政策大不以为然，借此发难，也是 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们忘了，海地正是被克林顿政权武力扶植起来的民主国家。 当年正是这些口口声声要为海地船民说话的民主党（特别是黑人民主党），对克林顿 施加压力，以武力恢复了民选总统Aristide的权力。
海地本是个弹丸小国，美国武装捍卫了民主政权，又给了大量的援助，甚至具体到帮助海地训练警察，似乎如当年麦克阿瑟在日本那样，要重新建造一个民主社会。 结果如何呢？这位Aristide复权后，照样执行恐怖统治，迫害反对派，并把海地搞 得更加民不聊生。2000年，海地的人均收入只有367美元。国民平均寿命从1998年 的58岁掉到54岁。老百姓怎么能不逃呢？海地和古巴，又有什么区别呢？
海地的民主闹剧，不禁让笔者想起梁漱溟先生的洞见：没有基层社会的建设，靠 一、两次选举，写一纸宪法，最后也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转向，知识界保守倾向加重，有所谓“新左派”的崛起， 八十年代初的民主派，越来越没有市场。为什么会如此呢？有人说是政府镇压，有人说是知识分子被收买，我看这些议论未免有些自我安慰。如今中国的舆论空间， 远比八十年代大，你也找不出证据显示那些“新左派”们全从政府手里拿钱。相反， 倒是那些“民主派”脱离民众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未能及时回应海地式的经验对民主转型提出的挑战，败坏了民主的声誉。而“新左派”等保守的思想潮流，倒是多 少能够面对这些问题，风靡一时也并非偶然。
九十年代初，民主在中国老百姓中还非常有感召力。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人心冲击甚大，大家当时还是心向民主的。但是，俄罗斯随即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反而是专制的中国，经济却蒸蒸日上。于是民心一下子开始转向。 几年前笔者在“人民网”上看到一位网民如此议论：“我当然对民主的优越性深信不移，也觉得美国很不得了。但是看看俄罗斯，我就不免要三思了。我相信人家俄罗斯经过民主转型后，会比我们好。但这转型本身要付多少代价？我已经三十多了， 如果社会为这个转型不得不阵痛三十年，我这一辈子就都赔进去了。为什么我要付这个代价？”许多很开明的中国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想法。既然他们在目前的社会中能够发展、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有意愿要维持目前的稳定。
难道他们是被收买了吗？也许。但难道布什的减税，就不是一种收买吗？我们从小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就充满了这样的词汇。资本主义的一切物质成就，都被解释为资本家收买老百姓的小恩小惠。其实，以自由主义的立场看，个人不是历史的工具，谁也没有权利为了某种自己认定的历史目标，要求别人牺牲他们的个人“小小的”幸福。老百姓的天性就是贪小便宜。而民主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保护老百姓所要的这些“小便宜”。
中国海内外的“民主派”，特别是海外这些“民主派”，对此完全缺乏理解力。他们不懂得，虽然民主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但中国还有其他问题，而有的时候老百姓认为那些其他问题更重要，或者先解决那些其他问题更可行。“民主派”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化为一个：“没有民主”。并认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别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善的可能。于是，在民主实现之前，村民选举是扯谈，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大量下岗工人，也是没有民主之过。那么请问，在目前还没有实现民主的条件下，是否应该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让一些亏损大户破产呢？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当然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哪个社会没有？这跟民主不民主有什么关系？ 要说国有企业职工受到的冲击，公有财产遭到的侵吞，在民主的俄罗斯比在不民主 的中国不知道大多少倍。这又如何解释呢？更进一步地说，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 通过改革关掉一些国有企业，增加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这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否有好处呢？
“民主派”们不愿面对这些问题，一味地为了反共而反共，一切从他们的几个“坚持”出发，拒绝回答生活提出的复杂的问题。久而久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只要共产党不下台，他们就会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而痛心疾首，使老百姓觉得他们与自己的利益完全对立。结果，这些“民主派”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信誉，也败坏了民主的声誉。
一个民族，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才有强烈追求民主的意愿。具体到中国而论，从文革结束到89年就是这样的时期。以后如果出现大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这样的时期还会出现。其他时期，比如目前的时期，可以说是民主的潜伏期。在这样的时期，追求民主的人应该作的，是倾听社会的声音，探求民主与其他的社会进程 （如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培养和发展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理论，建立自己 的信誉，为自己时代的到来作好准备。遗憾的是，民主墙一代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与时共进的能力。他们逐渐割断了自己与中国老百姓之间的纽带，把自己请出了历史的进程之外。这代人不被超越，中国的民主将毫无希望。
文章来源: 多维新闻社
梁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本已皈依了佛家，后来亲眼看到生民涂炭，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叹，毅然返回尘世。他之所以愿意和并不民主的当权者合作、从事村治的事业，就是因为他看到，民主和国家建设（state-making）是个虽然应该并行不悖、却无法彼此替代的过程。
其实，能让梁先生这样的仁人志士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慨的景象，也出现在 美国的电视上。三个多星期前，220位海地难民在迈阿密沿海跳船，舍命涉水上岸， 随即在中期选举前夜的美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浪。民主党借机向佛罗里达 的州长杰□布什逼宫，要他给他那个当总统的哥哥打电话，解救这些可伶的海地船民。理由是，古巴的船民只要在踏上美国的海岸，就自动获得了庇护。而这些同样可伶的海地船民，却得在被拘禁一段时期后，给遣返回国。对于同样的船民，为何要采取双重标准呢？
许多民主党人，对共和党坚持对古巴孤立封锁的政策大不以为然，借此发难，也是 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们忘了，海地正是被克林顿政权武力扶植起来的民主国家。 当年正是这些口口声声要为海地船民说话的民主党（特别是黑人民主党），对克林顿 施加压力，以武力恢复了民选总统Aristide的权力。
海地本是个弹丸小国，美国武装捍卫了民主政权，又给了大量的援助，甚至具体到帮助海地训练警察，似乎如当年麦克阿瑟在日本那样，要重新建造一个民主社会。 结果如何呢？这位Aristide复权后，照样执行恐怖统治，迫害反对派，并把海地搞 得更加民不聊生。2000年，海地的人均收入只有367美元。国民平均寿命从1998年 的58岁掉到54岁。老百姓怎么能不逃呢？海地和古巴，又有什么区别呢？
海地的民主闹剧，不禁让笔者想起梁漱溟先生的洞见：没有基层社会的建设，靠 一、两次选举，写一纸宪法，最后也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转向，知识界保守倾向加重，有所谓“新左派”的崛起， 八十年代初的民主派，越来越没有市场。为什么会如此呢？有人说是政府镇压，有人说是知识分子被收买，我看这些议论未免有些自我安慰。如今中国的舆论空间， 远比八十年代大，你也找不出证据显示那些“新左派”们全从政府手里拿钱。相反， 倒是那些“民主派”脱离民众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未能及时回应海地式的经验对民主转型提出的挑战，败坏了民主的声誉。而“新左派”等保守的思想潮流，倒是多 少能够面对这些问题，风靡一时也并非偶然。
九十年代初，民主在中国老百姓中还非常有感召力。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人心冲击甚大，大家当时还是心向民主的。但是，俄罗斯随即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反而是专制的中国，经济却蒸蒸日上。于是民心一下子开始转向。 几年前笔者在“人民网”上看到一位网民如此议论：“我当然对民主的优越性深信不移，也觉得美国很不得了。但是看看俄罗斯，我就不免要三思了。我相信人家俄罗斯经过民主转型后，会比我们好。但这转型本身要付多少代价？我已经三十多了， 如果社会为这个转型不得不阵痛三十年，我这一辈子就都赔进去了。为什么我要付这个代价？”许多很开明的中国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想法。既然他们在目前的社会中能够发展、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有意愿要维持目前的稳定。
难道他们是被收买了吗？也许。但难道布什的减税，就不是一种收买吗？我们从小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就充满了这样的词汇。资本主义的一切物质成就，都被解释为资本家收买老百姓的小恩小惠。其实，以自由主义的立场看，个人不是历史的工具，谁也没有权利为了某种自己认定的历史目标，要求别人牺牲他们的个人“小小的”幸福。老百姓的天性就是贪小便宜。而民主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保护老百姓所要的这些“小便宜”。
中国海内外的“民主派”，特别是海外这些“民主派”，对此完全缺乏理解力。他们不懂得，虽然民主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但中国还有其他问题，而有的时候老百姓认为那些其他问题更重要，或者先解决那些其他问题更可行。“民主派”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化为一个：“没有民主”。并认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别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善的可能。于是，在民主实现之前，村民选举是扯谈，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大量下岗工人，也是没有民主之过。那么请问，在目前还没有实现民主的条件下，是否应该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让一些亏损大户破产呢？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当然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哪个社会没有？这跟民主不民主有什么关系？ 要说国有企业职工受到的冲击，公有财产遭到的侵吞，在民主的俄罗斯比在不民主 的中国不知道大多少倍。这又如何解释呢？更进一步地说，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 通过改革关掉一些国有企业，增加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这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否有好处呢？
“民主派”们不愿面对这些问题，一味地为了反共而反共，一切从他们的几个“坚持”出发，拒绝回答生活提出的复杂的问题。久而久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只要共产党不下台，他们就会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而痛心疾首，使老百姓觉得他们与自己的利益完全对立。结果，这些“民主派”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信誉，也败坏了民主的声誉。
一个民族，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才有强烈追求民主的意愿。具体到中国而论，从文革结束到89年就是这样的时期。以后如果出现大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这样的时期还会出现。其他时期，比如目前的时期，可以说是民主的潜伏期。在这样的时期，追求民主的人应该作的，是倾听社会的声音，探求民主与其他的社会进程 （如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培养和发展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理论，建立自己 的信誉，为自己时代的到来作好准备。遗憾的是，民主墙一代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与时共进的能力。他们逐渐割断了自己与中国老百姓之间的纽带，把自己请出了历史的进程之外。这代人不被超越，中国的民主将毫无希望。
文章来源: 多维新闻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