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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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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做一个比方来开始引出这个话题。如果你的家很贫穷，你三餐都不保，穿得破破烂烂，而你的父母却瞒着你把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送给隔壁的张三去，你会认为正常吗？你一定会有一种后娘养的感觉。
当我看到刚刚解密的外交档案，才知道1960年底以前我国对外援助逾40亿元的时候，一种“后娘养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
我们都知道，50年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需要输血国家。全国刚刚解放，中国是个一空二白的烂摊子，国库空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民众急需安养生息，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自己的物资还很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却大笔一挥向外国实施援助。据记者粗略统计，除越南和蒙古外，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支援的物资除了直接的汇款外，还有大米、面粉、葡萄干、酒、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
在我们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整村整村地饿死人，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有的村庄为了掩盖惨状维护形式大好的局面，甚至派兵驻守住交通要道，不让灾民出去要饭。就在这样的悲惨形势面前，我国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如此“慷慨”，“慷”的是谁的“慨”。中国人喜欢把国家比做家庭，把政府比做父母，把百姓当作儿子。可你们看过父母宁愿把自己的儿子饿死，也要结友国之欢心吗？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当时孤立无援，需要结交国际上的盟友。可是国际政治是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的，一切以本国的利益为主导，有利益的时候可以结交，没有利益的时候，就弃如鄙履。那个时候的中国，国家利益本应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自己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打肿脸蛋充胖子，把自己都享受不到的葡萄干、高档酒献给“友邦”。毛泽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具有封建思想的皇帝。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他个人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中国与这些受援国的关系，还是央央大朝与番邦的关系，其出于面子考虑大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归根结底也是维护他个人的面子。比如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在他眼里，中国人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个面子却丢不起，所以援助金额必须要超过苏联。他要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大搞外援，与慈禧太后的“宁与友邦，不于家奴”如出一辙。中国是他的中国，吃不吃红烧肉是他的自由，可人民却被剥夺了填饱肚子的自由。
这些用钱维系的“友邦”，能友到哪里去，吃完了还会伸手要，这样的友邦无异于流氓。越南曾经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为此中国一直对越南提供援助，除了直接的物资援助外，还援建铁路、农业援助、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碾米厂、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到了80年代，中越交恶，当解放军浴血奋战抢占了越军据点的时候，却发现越南军队吃的是中国的援越大米。吃了你的还打你，这叫做哪门子的兄弟。我们对朝鲜的援助更可谓源远流长直到现在。可是朝鲜印制人民币伪钞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我们对他的援助。50年代我们支援过的印度，也在60年代初因为边境线问题与中国打了一场战争。中国赢了，却失去了更多的土地，这是后话。
中国援助别国不遗余力，可当自己发生了天灾人祸的时候，却又来了一个“夹屎硬”，悍然拒绝别国的援助，以维护“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面子。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当年大地震发生之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主动提出要提供无偿援助的事宜。可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明确地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透露，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在灾区的帐篷里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后来迟浩田回忆说，“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要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试想哪个父母，愿意看着自己的儿子在灾难中慢慢死去而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是唐山大地震那年出生的，比起50年代出生的长辈们我已是万幸了，可我还是有一种“后娘养的”感觉。如今中国正处在百年未遇的“盛世时期”，可还有千千万万交不起学费读不起书的孩子，还有以亿记的收入低微缺医少药的农民，可我们政府却把把大笔的美元资金支援给阿根廷，在国家元首出访前把大笔的资金用来下订单买飞机打前哨，而不是考虑为人民的福利增加投资。在老牌工业化国家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些大笔的订单显然是雪中送炭，而外国人民也不见得就此感激，还是经常以贸易壁垒的形式阻止中国产品的输入，或旨高气昂地压迫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出口。本来中国的劳动人民在全球化下牺牲颇多――压低的工资、超常的工时，出口的减少意味着收入进一步减少。中国政府的做法实在令外国人迷惑，一方面好像中国还属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却大手大脚，奢侈豪华。用家庭来做比方，就像在我家，父母穿金戴银，出手阔绰，而我却穿破衣睡草席，只让每天吃饱而已，父母对我的抚养义务还要我花钱一样，怎么能让我不觉得我是后娘养的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年的这些援助项目虽然属于光明正大、高尚的“慈善事业”，可为什么要对数据保密呢？而且还要保密40年呢？瞒了人民偷偷摸摸地干“慈善事业”，是怕人民“吃醋”吗？这更加加深了我的怀疑――中国人是后娘养的。 (记者：曲圆)
当我看到刚刚解密的外交档案，才知道1960年底以前我国对外援助逾40亿元的时候，一种“后娘养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
我们都知道，50年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需要输血国家。全国刚刚解放，中国是个一空二白的烂摊子，国库空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民众急需安养生息，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自己的物资还很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却大笔一挥向外国实施援助。据记者粗略统计，除越南和蒙古外，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支援的物资除了直接的汇款外，还有大米、面粉、葡萄干、酒、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
在我们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整村整村地饿死人，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有的村庄为了掩盖惨状维护形式大好的局面，甚至派兵驻守住交通要道，不让灾民出去要饭。就在这样的悲惨形势面前，我国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如此“慷慨”，“慷”的是谁的“慨”。中国人喜欢把国家比做家庭，把政府比做父母，把百姓当作儿子。可你们看过父母宁愿把自己的儿子饿死，也要结友国之欢心吗？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当时孤立无援，需要结交国际上的盟友。可是国际政治是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的，一切以本国的利益为主导，有利益的时候可以结交，没有利益的时候，就弃如鄙履。那个时候的中国，国家利益本应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自己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打肿脸蛋充胖子，把自己都享受不到的葡萄干、高档酒献给“友邦”。毛泽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具有封建思想的皇帝。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他个人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中国与这些受援国的关系，还是央央大朝与番邦的关系，其出于面子考虑大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归根结底也是维护他个人的面子。比如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在他眼里，中国人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个面子却丢不起，所以援助金额必须要超过苏联。他要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大搞外援，与慈禧太后的“宁与友邦，不于家奴”如出一辙。中国是他的中国，吃不吃红烧肉是他的自由，可人民却被剥夺了填饱肚子的自由。
这些用钱维系的“友邦”，能友到哪里去，吃完了还会伸手要，这样的友邦无异于流氓。越南曾经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为此中国一直对越南提供援助，除了直接的物资援助外，还援建铁路、农业援助、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碾米厂、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到了80年代，中越交恶，当解放军浴血奋战抢占了越军据点的时候，却发现越南军队吃的是中国的援越大米。吃了你的还打你，这叫做哪门子的兄弟。我们对朝鲜的援助更可谓源远流长直到现在。可是朝鲜印制人民币伪钞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我们对他的援助。50年代我们支援过的印度，也在60年代初因为边境线问题与中国打了一场战争。中国赢了，却失去了更多的土地，这是后话。
中国援助别国不遗余力，可当自己发生了天灾人祸的时候，却又来了一个“夹屎硬”，悍然拒绝别国的援助，以维护“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面子。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当年大地震发生之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主动提出要提供无偿援助的事宜。可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明确地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透露，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在灾区的帐篷里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后来迟浩田回忆说，“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要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试想哪个父母，愿意看着自己的儿子在灾难中慢慢死去而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是唐山大地震那年出生的，比起50年代出生的长辈们我已是万幸了，可我还是有一种“后娘养的”感觉。如今中国正处在百年未遇的“盛世时期”，可还有千千万万交不起学费读不起书的孩子，还有以亿记的收入低微缺医少药的农民，可我们政府却把把大笔的美元资金支援给阿根廷，在国家元首出访前把大笔的资金用来下订单买飞机打前哨，而不是考虑为人民的福利增加投资。在老牌工业化国家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些大笔的订单显然是雪中送炭，而外国人民也不见得就此感激，还是经常以贸易壁垒的形式阻止中国产品的输入，或旨高气昂地压迫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出口。本来中国的劳动人民在全球化下牺牲颇多――压低的工资、超常的工时，出口的减少意味着收入进一步减少。中国政府的做法实在令外国人迷惑，一方面好像中国还属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却大手大脚，奢侈豪华。用家庭来做比方，就像在我家，父母穿金戴银，出手阔绰，而我却穿破衣睡草席，只让每天吃饱而已，父母对我的抚养义务还要我花钱一样，怎么能让我不觉得我是后娘养的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年的这些援助项目虽然属于光明正大、高尚的“慈善事业”，可为什么要对数据保密呢？而且还要保密40年呢？瞒了人民偷偷摸摸地干“慈善事业”，是怕人民“吃醋”吗？这更加加深了我的怀疑――中国人是后娘养的。 (记者：曲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