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和他的死
・冷 热・
去年这个时候我去了一趟古巴，回来后写了一篇游记。这篇游记是为一个朋友写的，但是这个朋友根本就没有读到。他死了。
我这人一向不与人有什么深交，也不与人结恨，能帮人就帮人一把，多了也拿不出来，有事也不肯向人求助给人惹麻烦。因为这种性格，妻子说我狗不理，我说自己也是不理狗的。我没有太多的好朋友，我又有许多不错的朋友。我和这个人的交情也是这样的。我认识他可以追溯到十七年前那个春夏之交，在乱枪打出一片窟窿的北京。
刘先生在北京加拿大大使馆门前乱转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乱转，因此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们都是为移民签证而来，看一眼彼此有数，不用对暗号。早些的形势平定下来，街头仍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远远地躲着，不让那些开枪开红了眼的士兵因为看见我们而生气。
这个时候我们有了简短的交谈，插国旗的大使专车今天出现了没有？来签证的人被放进去了没有？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来北京了，原定的签证面试日期被推迟、被取消，西方国家里加拿大率先撤回大使，使我们对白求恩的祖国产生了许多敬佩，同时也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处境。退路是没有的，我们都已经辞职。刘先生辞职以前是上海一个船舶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在上海，我在南京，彼此通信安慰，一道向往将来。他比我早一个月拿到签证，到多伦多后给我写信，信里劝告我尽早离开。因为害怕加拿大的寒冬，我一直拖到第二年三月才出来。出来后生活极不安定，暂时跟他断了联系。他也不安定，东一头西一头地打零工。一直到了冬天，圣诞互送贺卡，我们才恢复了通信。这时候，他已经去学电脑了。他说他对电脑一直情有独钟，劝我也去学学电脑。我跟他说自己理工科的基础太差，除了在国内隔着商店的玻璃橱窗远远地看过几眼，根本没有碰过电脑。他给了我一些鼓励，说人在一条窄道上行走，两面都是悬崖，这时候不能旁顾，一条道走到黑。听了他的话，我去报考电脑专业
，此一去西出阳关，整个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时电话费很贵，他给了我电话号码，但我从来没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只是彼此写信。他信写得谨慎，我信写得也谨慎，多是圣诞春节到来之前的相互问候。后来有了伊妹儿，我们就写点伊妹儿。我学会在电脑上写汉字也是他教的。有一次，他给我来了信，信写得很长，有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倾诉。他在信里提到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公司里找到程序员的工作，公司在日本有业务，他懂一些日文，因此拿到了这个工作。他说周末还要开车回多伦多，两天里面抽出一天去老人院里打工。他的妻子一直在那家老人院里打工，身体很不好。读了这封信我才发现他装错了信封。我拿着这封寄错地址的信，眼里溢出泪水。学理工科的刘先生原来也有很好的文字，学理工科的刘先生原来也蕴藏着很深的感情！
出来之前，他在上海，我在南京，鸡犬相闻，不曾见面。出来之后，他住多伦多，我住渥太华，鸡犬依然相闻，仍然不曾见面。
前年我做了一盘ＤＶＤ，拍摄渥太华四季风光，解说了民主社会和法制的特点，一时被很多回国探亲的朋友当作往回带的礼品。我给他寄去一盘，却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信。差不多过去一年，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来了信，信写得非常长，告诉我他妻子几个月前因乳腺癌去世了，他陪伴和照顾妻子四年，生活得很不容易。妻子走了之后，他翻出我寄给他的ＤＶＤ，看了，后悔得很，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看呢？为什么不让妻子也看了这盘ＤＶＤ以后再走呢？我的心一下子被他拉得很近，他对妻子的真挚情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写电邮安慰他时，头脑里突然跳出来诗经里的一句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那一阵，我们电邮通得多了，知道他也是ＤＶＤ制作的高手，不过不象我这样张扬。我们相互交流不少，但从来不谈及政治，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知道从我这方面，是不愿意由于政治上的见解不同损害已经有了十七年的君子之交。后来我告诉他圣诞之前想去古巴度假，他说他和女儿正计划去古巴，票已经定好。天知道，我们又想到了一块！他希望能和我一起去，但是我们把票定错了，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定在一起，他在古巴住七天，最后一天才是我们到达的第一天，还不知道能不能见上一次。我们相约，回来以后各自做一盘ＤＶＤ，分享在古巴的所见所闻。
到了古巴我没有见到刘先生，回来后写了前面提到的游记，对世界上现存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了一番比较和思考，连同ＤＶＤ一起寄给了他，却没有从他那里等来任何消息。我疑惑了很久，刘先生是不是看了我写的文章生气了？不愿意给我回信了？想着想着我也开始生气了，不理就不理，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又是差不多一年快要过去，我的气慢慢地消了，我想再买一台摄像机，拿不定主意，几次转到摄像器材柜台，英文不好张不开嘴。两个星期前我又开始给他发电邮，请教他各种摄像机的型号和性能，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又是没有他的回音。我找出他过去信里写给我的电话号码，第一次朝他家里打了电话，上班的时候打，没有人接，晚上回到家里再打，还是没有人接。我知道他可能仍在底特律的汽车公司做事，很少回到多伦多，不能抱太大指望。那天晚上我试着再拨了一次号码，通了。
这次是他女儿接听的，上来小心翼翼问我姓甚名谁。我刚说出姓来他女儿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父亲去世前老是提起你。”
“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你的母亲去世不久。”
“我的父亲也去世了。在我们到古巴的第三天，他一个人去海边潜泳，看礁石和珊瑚，下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心一下停止了跳动。怎么会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母亲刚刚去世，一家人刚刚从悲痛里挣扎出来，到古巴去放松几天，父亲又遇难了。
除了“我太震惊了”，我说不出别的话来。反而是他女儿倒过来安慰我。他女儿说，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蔚蓝一片，海滩上的游人不多。本来她应该陪父亲一起下海，但中午的时候她感到一点点困乏，刘先生说你累了，靠在躺椅上休息一会。他女儿打了一个盹，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礁石旁边围了一些人，惊慌地在喊叫。
“我父亲一向水性很好的，而且那又是一片并不很深的干净的海水……”电话那头，他的女儿喃喃地对我说着，“度假村里上上下下都跟他熟了。他带了很多一美元的纸币，古巴的孩子们见了都喊他安可！”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觉得跟他的女儿熟了，我说，“能不能问你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跟你父亲谈过政治，我记得你父亲当年劝过我早点离开那个国家，他后来是不是改变了？”
他的女儿中文已经说不太流利，但她表达的意思我还是听得明白。她说刘先生一点没变，出来快二十年了，一次也没有回过上海，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听着听着，我觉得自己不对了，感到了非常后悔非常遗憾非常的不应该，我太不了解刘先生了，我心里还一直在生刘先生的气呢！
这个电话打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放下电话我跟妻子又聊了半天，唏嘘感慨。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上班走了，中午的时候妻子打来电话，说我一夜里手脚乱动，还说梦话。
放下电话前，我问刘先生的女儿刘先生葬在哪个公墓里，下次到多伦多我一定去拜访他。他女儿说父母合葬在一起，不好找，我要去，她给我领路。我说不用了，万千人里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一个人能够这样地热爱他的妻子和儿女，这样地热爱生活，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热爱他们的祖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刘先生大我四岁，身高一米八十，面容清秀，是男人里面非常英俊的那种男人。每次想到他，好像觉得他正躺在蔚蓝的海水里睡着了，他的周围有美丽的各种形状和色彩的珊瑚。我也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那么年轻，在北京的那棵杨柳树下，他轻言细语，沉着地跟我讲着什么，对我也对这个世界灿烂地笑着。
□ 寄自加拿大
・冷 热・
去年这个时候我去了一趟古巴，回来后写了一篇游记。这篇游记是为一个朋友写的，但是这个朋友根本就没有读到。他死了。
我这人一向不与人有什么深交，也不与人结恨，能帮人就帮人一把，多了也拿不出来，有事也不肯向人求助给人惹麻烦。因为这种性格，妻子说我狗不理，我说自己也是不理狗的。我没有太多的好朋友，我又有许多不错的朋友。我和这个人的交情也是这样的。我认识他可以追溯到十七年前那个春夏之交，在乱枪打出一片窟窿的北京。
刘先生在北京加拿大大使馆门前乱转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乱转，因此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们都是为移民签证而来，看一眼彼此有数，不用对暗号。早些的形势平定下来，街头仍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远远地躲着，不让那些开枪开红了眼的士兵因为看见我们而生气。
这个时候我们有了简短的交谈，插国旗的大使专车今天出现了没有？来签证的人被放进去了没有？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来北京了，原定的签证面试日期被推迟、被取消，西方国家里加拿大率先撤回大使，使我们对白求恩的祖国产生了许多敬佩，同时也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处境。退路是没有的，我们都已经辞职。刘先生辞职以前是上海一个船舶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在上海，我在南京，彼此通信安慰，一道向往将来。他比我早一个月拿到签证，到多伦多后给我写信，信里劝告我尽早离开。因为害怕加拿大的寒冬，我一直拖到第二年三月才出来。出来后生活极不安定，暂时跟他断了联系。他也不安定，东一头西一头地打零工。一直到了冬天，圣诞互送贺卡，我们才恢复了通信。这时候，他已经去学电脑了。他说他对电脑一直情有独钟，劝我也去学学电脑。我跟他说自己理工科的基础太差，除了在国内隔着商店的玻璃橱窗远远地看过几眼，根本没有碰过电脑。他给了我一些鼓励，说人在一条窄道上行走，两面都是悬崖，这时候不能旁顾，一条道走到黑。听了他的话，我去报考电脑专业
，此一去西出阳关，整个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时电话费很贵，他给了我电话号码，但我从来没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只是彼此写信。他信写得谨慎，我信写得也谨慎，多是圣诞春节到来之前的相互问候。后来有了伊妹儿，我们就写点伊妹儿。我学会在电脑上写汉字也是他教的。有一次，他给我来了信，信写得很长，有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倾诉。他在信里提到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公司里找到程序员的工作，公司在日本有业务，他懂一些日文，因此拿到了这个工作。他说周末还要开车回多伦多，两天里面抽出一天去老人院里打工。他的妻子一直在那家老人院里打工，身体很不好。读了这封信我才发现他装错了信封。我拿着这封寄错地址的信，眼里溢出泪水。学理工科的刘先生原来也有很好的文字，学理工科的刘先生原来也蕴藏着很深的感情！
出来之前，他在上海，我在南京，鸡犬相闻，不曾见面。出来之后，他住多伦多，我住渥太华，鸡犬依然相闻，仍然不曾见面。
前年我做了一盘ＤＶＤ，拍摄渥太华四季风光，解说了民主社会和法制的特点，一时被很多回国探亲的朋友当作往回带的礼品。我给他寄去一盘，却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信。差不多过去一年，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来了信，信写得非常长，告诉我他妻子几个月前因乳腺癌去世了，他陪伴和照顾妻子四年，生活得很不容易。妻子走了之后，他翻出我寄给他的ＤＶＤ，看了，后悔得很，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看呢？为什么不让妻子也看了这盘ＤＶＤ以后再走呢？我的心一下子被他拉得很近，他对妻子的真挚情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写电邮安慰他时，头脑里突然跳出来诗经里的一句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那一阵，我们电邮通得多了，知道他也是ＤＶＤ制作的高手，不过不象我这样张扬。我们相互交流不少，但从来不谈及政治，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知道从我这方面，是不愿意由于政治上的见解不同损害已经有了十七年的君子之交。后来我告诉他圣诞之前想去古巴度假，他说他和女儿正计划去古巴，票已经定好。天知道，我们又想到了一块！他希望能和我一起去，但是我们把票定错了，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定在一起，他在古巴住七天，最后一天才是我们到达的第一天，还不知道能不能见上一次。我们相约，回来以后各自做一盘ＤＶＤ，分享在古巴的所见所闻。
到了古巴我没有见到刘先生，回来后写了前面提到的游记，对世界上现存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了一番比较和思考，连同ＤＶＤ一起寄给了他，却没有从他那里等来任何消息。我疑惑了很久，刘先生是不是看了我写的文章生气了？不愿意给我回信了？想着想着我也开始生气了，不理就不理，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又是差不多一年快要过去，我的气慢慢地消了，我想再买一台摄像机，拿不定主意，几次转到摄像器材柜台，英文不好张不开嘴。两个星期前我又开始给他发电邮，请教他各种摄像机的型号和性能，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又是没有他的回音。我找出他过去信里写给我的电话号码，第一次朝他家里打了电话，上班的时候打，没有人接，晚上回到家里再打，还是没有人接。我知道他可能仍在底特律的汽车公司做事，很少回到多伦多，不能抱太大指望。那天晚上我试着再拨了一次号码，通了。
这次是他女儿接听的，上来小心翼翼问我姓甚名谁。我刚说出姓来他女儿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父亲去世前老是提起你。”
“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你的母亲去世不久。”
“我的父亲也去世了。在我们到古巴的第三天，他一个人去海边潜泳，看礁石和珊瑚，下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心一下停止了跳动。怎么会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母亲刚刚去世，一家人刚刚从悲痛里挣扎出来，到古巴去放松几天，父亲又遇难了。
除了“我太震惊了”，我说不出别的话来。反而是他女儿倒过来安慰我。他女儿说，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蔚蓝一片，海滩上的游人不多。本来她应该陪父亲一起下海，但中午的时候她感到一点点困乏，刘先生说你累了，靠在躺椅上休息一会。他女儿打了一个盹，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礁石旁边围了一些人，惊慌地在喊叫。
“我父亲一向水性很好的，而且那又是一片并不很深的干净的海水……”电话那头，他的女儿喃喃地对我说着，“度假村里上上下下都跟他熟了。他带了很多一美元的纸币，古巴的孩子们见了都喊他安可！”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觉得跟他的女儿熟了，我说，“能不能问你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跟你父亲谈过政治，我记得你父亲当年劝过我早点离开那个国家，他后来是不是改变了？”
他的女儿中文已经说不太流利，但她表达的意思我还是听得明白。她说刘先生一点没变，出来快二十年了，一次也没有回过上海，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听着听着，我觉得自己不对了，感到了非常后悔非常遗憾非常的不应该，我太不了解刘先生了，我心里还一直在生刘先生的气呢！
这个电话打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放下电话我跟妻子又聊了半天，唏嘘感慨。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上班走了，中午的时候妻子打来电话，说我一夜里手脚乱动，还说梦话。
放下电话前，我问刘先生的女儿刘先生葬在哪个公墓里，下次到多伦多我一定去拜访他。他女儿说父母合葬在一起，不好找，我要去，她给我领路。我说不用了，万千人里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一个人能够这样地热爱他的妻子和儿女，这样地热爱生活，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热爱他们的祖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刘先生大我四岁，身高一米八十，面容清秀，是男人里面非常英俊的那种男人。每次想到他，好像觉得他正躺在蔚蓝的海水里睡着了，他的周围有美丽的各种形状和色彩的珊瑚。我也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那么年轻，在北京的那棵杨柳树下，他轻言细语，沉着地跟我讲着什么，对我也对这个世界灿烂地笑着。
□ 寄自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