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一个地下教会和16宗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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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2006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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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下教会和16宗命案


文 记者邓飞(发自黑龙江)



接二连三的凶杀案让一个庞大的地下教会浮出水面,该教会首要人物的生或死和教产的存或亡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2006年2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7名身着迷彩作战服的武警呈菱形阵势分布,紧握冲锋枪,枪口向上,守卫在法院大门。大批警察在约300米长的街道上设置车障,普通车辆不能通行。
一个被称为“三班仆人派”的地下教会涉嫌系列杀人案在这里进行一审审判。该教派首要人物徐文库和信徒被控作案16宗,涉嫌杀害另一个地下教会“东方闪电派”的信徒多达20人。徐和几名下属还被控涉嫌诈骗金额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一旦罪名成立,这些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最高可能被判处死刑。
这两个地下教会的传道资料显示,“三班仆人派”是徐拓展的一个地下教会,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坚守捍卫全本《圣经》真理。1999年和2000年,“三班仆人派”两度被公安部认定为邪教组织。
而另外一个被称为“东方闪电派”的地下教会,由河南省一名郑姓女子创设,她自称是耶稣在中国转世的女基督和“东方的闪电”。2001年,“东方闪电派”也被中国公安部定为“邪教组织”。

检方指控的16宗命案

案起2004年。黑龙江省宝清县朝阳乡的两名小学生在当地发现了一具女尸,当地警方确认死者是一个叫张翠萍的女子。警方经侦查发现,张曾是“三班仆人派” 信徒,后改投“东方闪电派”,引起徐文库的愤怒。徐多次安排下属张敏和朱立新收集张的照片和家庭住址等信息,试图对张进行管教。
起诉书称,朱立新曾专程赶到宝清县,安排当地信徒贲某、马某等人在张家附近进行监视。2004年1月27日,徐文库和张敏、朱立新等人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获报张已回家,徐指示说:“你们管教管教她,如果不回来(指不回到“三班仆人派”)就处理掉”。
朱指使刘某、贲某驾驶一辆面包车从哈尔滨市赶到佳木斯市,接上从伊春市赶来的王某一同前往双鸭山市。三人被叮嘱一定要装扮成警察,这样才能顺利地抓住张翠萍。
1月28日,三人住进宝清县一个旅店研究作案方案。次日上午,三人在县城内商店购买三副墨镜、三个二节棍、两支仿真手枪及铁丝、钳子、手套、黄色胶带和工作证等工具。19时许,三人前往张家,王先爬上电话线杆,用钳子掐断张家电话线,随后与刘冒充双鸭山市公安局一处警察,将张强行带出并杀害,尸体埋在宝清县朝阳乡立新村北侧桥下雪中。
“顺着这条线摸下去,我们发现这个案子还串联着全国一系列重大命案,令人震惊。”双鸭山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说。案情上报到国家公安部后,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2004年度公安部头号大案进行侦查,代号为“雷霆一号”。
编号双检刑诉(2006)1号起诉书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文库和李毛兴建立“三班仆人派”,尔后大量信徒加入,逐步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 1999年以后,“三班仆人派”信徒流失严重,有些信徒转而投身“东方闪电派”。为了争夺信徒,两年多来“三班仆人派”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东方闪电派”的报复行动。起诉书称,为和“东方闪电派”争夺信徒。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东方闪电派”在东北地区对“三班仆人派”展开激烈的信徒争夺战。该派在吉林怀德县的信徒受命限期挖走其他教派一定数量的信徒。“三班仆人派”信徒余小萍夫妇遭遇一场不胜其烦的转派游说。
一个叫张成立的农民是转化匡月霞夫妇行动的负责人。张跟到他们家里,跟到他们田里,一天午夜,他甚至站在他们家的卧室外,用高音喇叭大喊,“改变信仰,否则就去死!”
为了摆脱张的纠缠,匡用脏水泼他,匡的丈夫殴打他并用金属管砸坏他的自行车,但张仍然坚持不懈。最后,张被截住捆绑后扔进一辆白色小货车带走。后来有人发现他缺失眼睛、鼻子和耳朵的尸体。
《凤凰周刊》在起诉书上没有找到张成立这一起命案。起诉书指控的最初一起案件是2002年某日,该教会在山东省菏泽市的几名信徒将正在河南省民权县两名传教的“东方闪电派”男信徒绑架至山东曹县一个地下室中。3天后,两人被活埋在焦家位于鲁豫交界处的藕地里。
起诉书指控,徐文库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向其组织信徒散布“东方闪电派”是仇敌、是魔鬼,教唆并授意组织信徒拘禁、伤害和杀害“东方闪电派”信徒,在全国范围内作案16起,杀害“东方闪电派”信徒20人。

两千万“奉献款”和流向

双鸭山市检察院对“三班仆人派”首要人物的另一项指控是,徐文库伙同李毛兴、张敏近十年来组织、领导信徒虚构徐文库为神的代表,假借神的名义在全国各地欺骗群众、诈骗钱物。
起诉书称,徐文库等人在各地共诈骗人民币2050万元人民币。
徐的辩护人李和平律师在辩护词中称,徐建立的是一个宗教组织,信徒根据《圣经》的教导,凭着内心的感动,自愿将自己一部分收入奉献给神是一种宗教行为,该款是奉献款,属于教产而并非诈骗款。李毛兴的辩护人魏汝九律师则称,司法部门如将这一笔奉献款作为诈骗所得进行没收,将教会收取奉献款的行为定义为诈骗行为并定罪处罚,同样接收受献款的其他中国教会将面临同样的指控。
一位宗教界人士说,“三班仆人派”属非法组织,不具有接受社会捐赠的主体资格,不可与合法的教会相提并论。
检方指控,徐文库的妹夫张林科先后保管1000余万元人民币,他的司机韩伟先后保管约600)5'元人民币,他的女性贴身服侍王杨先后保管约300万元人民币。徐文库先后购买奔驰、帕萨特、两处豪华住宅高档物品耗资300多万元。其中,他的一块劳力土金表就价值近20万元,一副眼镜1万元。
2006年3月6日,徐文库的女儿徐白银接受《凤凰周刊》独家采访时,称父亲不知道所戴的手表是劳力土名表,因为手表是父亲司机代为购买的。她说她和母亲长年住在外祖父家,不清楚父亲在北京买车买房的事情。
韩伟为王杨购买宝马跑车等高档消费品耗资70多万元,王杨也为韩伟购买手表、白金戒指等高档消费品、现金、二人旅游共耗资60多万元。
巨额资金还有相当部分用于这个教会散布全国各地的商业投资。双鸭山警方称,一共查实“三班仆人派”在哈尔滨、伊春和北京等地开办修车厂、印刷厂、饮食店、服装店和旅社等企业20处,用款580多万元人民币。
知情人说,徐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他善于安排一些被认为忠诚且有一技之长的信徒从事商业活动。庞大的信徒队伍勤奋工作生活清苦,尽量多上交他们创造的利润,为“三班仆人派”积累了大量财富。
“他们不会中饱私囊,每一个人都知道所有的利润都是教会的,都是神的。”徐白银说。
徐的家人也在教会中担当很重要的职责。徐的妹妹徐灵雨和妹夫张林科就是“三班仆人派”商业运作网络的重要人物。1991年起,张开始受命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掌握该组织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金。
双鸭山警方的一名官员称,根据《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邪教组织的资产以及用于邪教活动的物品、工具,依法予以追缴、没收。因此,“三班仆人派”的奉献款和经营所得应该依法予以收缴。

谁应对命案负责

徐文库等人被控多项罪名一案未能当庭审毕并宣判,截至《凤凰周刊》发稿时也未有判决结果。
2006年2月28日,双鸭山市警方和宣传部拒绝《凤凰周刊》采访。一位在法院附近维持秩序的公安分局刑警对记者说:“我不懂什么宗教,他们杀了人就得接受法律制裁。如果我们不破获这个案件,还有多少人将被残忍杀死?”
徐文库的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称,徐被指控对整个系列命案有犯罪总体授权,但所依据的是同案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它证据予以佐证。而且在庭审中,徐文库和李毛兴当庭翻供,否认曾指使信徒杀人,并声称遭遇了刑讯逼供。庭审中坚持指认徐李二人下令“处理掉”的只有张敏一人,孤证不应当成为定案的根据。律师据此给徐文库作了无罪辩护。
徐的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还称,其中15起命案近年在全国各地已完成审判,徐均没有参与庭审,大部分法院对徐不审而判,判决徐是命案的主使者,实际上剥夺徐的辩护权。在双鸭山的庭审过程中,这些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又成为证明徐犯罪的证据,是一种对徐不公平的循环论证。
一些参与庭审的相关人士事后接受《凤凰周刊》探访时说,法庭需要的是法律真实,警方应该提供合法且具备足够法律效力的系列证据,支持对徐的指控。但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徐文库应当对这场血腥杀戮承担相关责任――“三班仆人派”分布全国各地的信徒陆续击杀脱离教派和敌对教派的信徒,如果没有得到教会最高层的授意,显然不合乎常识。




[链接]

“双检刑诉(2006)1号起诉书”
――指控‘‘三班仆人派”的16宗命案

2002年,“三班仆人派”在山东省菏泽市的几名信徒将正在河南省民权县传教的两名“东方闪电派”男信徒,绑架至山东曹县一个地下室中。3天后,两人被活埋在焦家位于鲁豫交界处的藕地里。
2002年2月,重庆市大足县万古镇一名“东方闪电派”信徒被“三班仆人派”的人绑架勒死,后抛尸荒山,至今身份不明。
2002年6月,“三班仆人派”信徒在甘肃省高台县正远乡兴村持刀将“东方闪电派”贾久林信徒砍伤,并将其拖上车,按倒在车内前后坐垫之间的底板上,贾在途中死亡。
2002年7月,一个叫柳艳萍的“东方闪电派”甘肃信徒被“三班仆人派”绑架到一个地下室里,遭到连续拷打审问,逼迫她交代“东方闪电派”的接待地点及活动情况。这名前酒泉制药厂的女工不堪忍受,上吊自杀。
2002年7月11日,“三班仆人派”信徒廉志富组织刘某、王某、刘某等信徒在重庆永川市大安镇花果山村,绑架“东方闪电派”信徒唐某、钱某。几天后,钱窒息死亡,唐也被勒死,两人尸体被装入编织袋,被抛至该县一个水库中。
2002年11月,“三班仆人派”在吉林省白山市的信徒认为一个女房客疑似“东方闪电派”的人,遂将该女绑架关押。两天后,该女子被掐死掩埋。
2003年1月23日,“三班仆人派”信徒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发现“东方闪电派”一个刘姓信徒。刘被关押在一个零下十几度的地下室,不断遭遇暴打。次日凌晨,刘死亡。其尸体被焚烧,未烧尽部分被运走处理。
2003年1月,一个新加入“三班仆人派”的大连市某汽运公司女售票员被怀疑是“东方闪电派”的卧底。该女子在数天拷问后称自己是卧底,试图收集信息和接近绑架徐文库,她很快被拉到庄河市鞍子山乡一座山上,掐死后掩埋。
2003年2月17日,“东方闪电派”张成立和一个叫刘德东的信徒被“三班仆人派”发现,张被掐死。被捆绑的刘和张的尸体一同放进轿车的后备箱内,刘窒息死亡。
2003年3月27日,辽宁省东港市一个叫谷均忠的“东方闪电派”信徒被怀疑用女色诱骗“三班仆人派”的信徒。几天后,谷在该市一个理发室被打倒掐死,尸体被拖出掩埋。
2003年3月29日,“三班仆人派”山东省滕州市的信徒发现“东方闪电派”信徒邱启玉,对其实施绑架,关押在一个地下室里。后在运到曲阜市时,邱已窒息死亡。
2003年3月30日,“东方闪电派”信徒王秀芬、张学军在山东省禹城县传道时,遭遇“三班仆人派”狙击。两人手脚被捆绑,装进编织袋,被抛入滨州市滨城区一条河里淹死。
2003年初,“东方闪电派”在吉林长岭县的信徒李亚贤在自己家中,被几个“三班仆人派”信徒打倒、掐死,尸体被拖出掩埋。
2003年4月,重庆市武隆县一个叫应永江的盲人被发现是“东方闪电派”的信徒,他试图说服“三班仆人派”信徒脱教。数名“三班仆人派”信徒携带开山刀、二节棍等工具,连夜驾车闯入应家,应在一顿乱打之中死亡。
2003年12月某日,“三班仆人派”报复一个脱离该教派的贺姓信徒,一个叫王祥的山东信徒和另外一人奔赴江西贺的住处。某日凌晨,两人攀墙进院爬上贺家二楼阳台进入卧室,用装满石块的细长布袋猛击睡在床上的贺氏夫妇,王跳上床刺杀贺数刀,贺失血过多死亡。
2004年1月28日,“三班仆人派”信徒王军、卉忠海、刘志学冒充警察闯入脱教后加入“东方闪电派”信徒张焕萍家,将其绑架并杀害后用雪掩埋。
 
[凤凰周刊](2006第11期)


徐文库和他的宗教王国



文/记者 刘志明 邓飞(发自河南北京)

  这个教会不乏众多虔诚、坚定的基督信徒,但因为诸多原因,它的神秘让人无法看清全部真相。

一个被家乡遗忘的教主

  寻访徐文库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使徐更显神秘。
  徐的户籍所在地是河南省镇平县城关镇菜市街6―13531号。2006年3月1日下午,《凤凰周刊》在该镇没有找到徐文库的家,转而到城关镇派出所户籍处去查询。当工作人员按照记者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在电脑上点出徐的户籍资料时,不禁“啊”地惊叫了一声,她说,此前已有很多人来查过徐的资料了。
  这份户籍资料表明:户主徐文库,汉族,1946年生。徐家还有3名家庭成员:徐的妻子王某、女儿徐某以及李某某。而双鸭山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徐文库还曾用过“徐圣光”、“王圣洁”、“大叔”、“经理’’等名字。
  城关镇派出所户籍科科长李静向《凤凰周刊》介绍,这不过是徐文库买来的一个城镇户口。1993年,镇平县风行转卖城镇户口,500元便可买到一个, “6―13531号”只是一个户籍符号,并无实际住处。记者看到,在户籍资料上,关于该户口的迁入地,也只是写有“侯集”两个字。侯集是镇平县的一个小镇。记者去侯集镇派出所查询,仍一无所获。
  《凤凰周刊》最后调查得知,徐文库其实出生在与镇平县相邻的南召县,该县小店乡凌楼村徐营组就是徐的家乡。
  在凌楼村,村民并不知道徐文库这个名字,只知道他的原名一一“徐双富”。而徐很早就离家外出,现在村里生活着徐的弟弟徐双军一家。
  据称,徐双军像村里很多人一样,出门打工去了。徐双军的妻子曹玉新是个粗壮淳朴的中年妇女。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家门口有力地铲牛粪。她说,大哥徐文库一家,并不住在村里,而是住在大嫂王某的老家鲁山县,很少回家。
  徐家几乎是这个村庄信仰基督教最早的家庭。曹玉新告诉记者,徐家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早在“文革”之前就开始信教了。据说,当时徐母得了一种咽喉病,家里没钱治疗,于是就开始信仰耶稣基督,全家都跟着信了。
  “文革”时期,20岁出头的徐文库受到批判。当时,有关人员把周围所有信教的人都关了起来,谁保证今后不再信教了,便把谁放回。徐不予理会,就被绳索捆着,险些致死。作为惩罚,徐家还被扣下4个人的工分粮。家里没有粮食吃,徐就出门去了,从此几乎没有回过凌楼村。
  徐留给村庄的是一个模糊的记忆。村民们只知道他12岁时就跟随一个叫王华如的基督徒传道,王行走不便,常常是徐背负四处传道,逐渐树立威信,最后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徒的“信主头”,但并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些什么,甚至还有人认为徐已经离世。而至于“三班仆人派”,在村里也只有曹玉新夫妇二人知道,其他人闻所未闻。
  徐的乡镇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村民说“我们跟他信的不一样。人家信教信得可大发了,出门传道都是要乘坐高级轿车的。”
  今年41岁的村长张道生年幼时见过徐文库,后来再见到他则是在照片上。前几年,徐的妻子王某每年都要从鲁山县赶到村里来孕检,计生办的册子上,有徐的照片,“留着大偏分头,行得很。”
徐的弟媳曹玉新也很少见到徐,她眼中的这个“鼻子高高,身材高大,长得有些像外国人”的大哥,在出门传道之后,即使在父亲病逝之时,也没有归家。

神秘的教会治理模式

  《凤凰周刊》找到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以及查找了大量的宗教研究资料,逐渐呈现了一个庞大的神秘的“宗教王国”。
  双鸭山市检察院对徐文库等人的起诉书记载,1975年,司法部门以反革命罪对徐批准逮捕,次年将其抓获。1978年,河南地方法院以流窜诈骗、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其3年徒刑。1987年,河南警方以参与非法聚会活动对徐劳教3年。1991年,陕西警方以其参与非法聚会活动进行收容审查教育。两年后,云南警方以其从事非法传道活动对其收容审查教育。1993年,浙江警方以徐组织邪教活动,对其劳教3年。
  该教会的宣教资料声称,他们所信仰的就是全本《圣经》的基督教。徐文库被描述成一个被神保护的人。“徐在祷告上大有能力,一次天有大雾不能行路,他一声祷告,大雾就散了。一次他遭追杀,眼看就要被人赶上,他一祷告,对方摩托车的轮子就脱落了。”
  一本名为《荆棘中的火把》的书称,徐用祈祷为人治疗癌症,通过祈祷使死人复生,还称徐绝食60天不死。
  美国华福会和中信月刊的创办人、华人牧师王永信对“三班仆人派”有一些调查研究,他在出版的《真道手册》中披露,三班仆人派有着独特的教会治理模式。徐文库(他称徐圣光)构建的教会组织严密,构造复杂。
  根据受访的同工所述,徐圣光在组织里设置了“班次”,最高的一班是“大仆人”,地位彷如耶稣的门徒摩西;其次为“小仆人”,身分好比约书亚,是组织内的重要干部;再下是“使女”,这些姊妹负责管理一、两个省分的工作;“使女”之下还有“同工”、“小同工”、“教会柱石”,分别执掌县以及地方小面积教会的管理和讲道工作。
  教会组织之外,徐圣光还致力拓展生财管道,建构了一个拥有庞大教产的“宗教王国”,所有教产均由徐的妹妹管理。只要是缺乏口才或讲台恩赐的“仆人”、 “使女”,以及本来在“大仆人”身边服侍,后来被怀疑忠诚度有问题的人(一方面为防止他们跑回老家,散布对“班次”不利的言论,一方面要避免这些人在组织内日久生变,制造内部矛盾),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派出去学理发、修理汽车等技术,并在全国各地开设理发店、裁缝店、餐馆、旅馆等等,作为接待“仆人”和赚钱的机构,使得“大仆人”无论到那里都可以彻底隐秘行踪,还能衣食无虞。
  他们认为教会必须建立在这些“班次”之内,因此不在“班次”里或没有获得“班次”地位的人,不能得救。而顺服则为得救的根源,顺服“仆人”就是顺服神,因“仆人”是神所差,神既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神,所以“引、人”也不改变,不听从“仆人”的就是亵渎圣灵。这样的理论发展到1996年,演化成 “仆人”是信徒“肉身主人”(指徐文库)的绝对权威,信徒须得透过肉身主人才能见耶稣,所以只能向“仆人”认罪,不能直接向神认罪,“仆人”代替了基督。凡徐文库所到之处,必将睡卧起居处定为“至圣所”,非经特别召唤,平常人不能进入;而“至圣所”外下面同工传道住宿的房间为“圣所”,只有“同工”能进出;聚会的地方则称“外院”。
  1996年,“三班仆人派”兴起“鞭打除罪”后,信徒日常认罪或触犯戒规,得经由鞭打等刑罚,才能消过除罪获得赦免。“仆人”、“使女”可照信徒认罪的内容,按罪项大小决定鞭打次数,最少40下,往往动辄被判50、100下,立刻领罚,有不能承受的,累积到下次再打,信徒常有积欠数百下的,一看到“仆人”就打颤发抖,怕又要挨鞭被打,天天活在恐惧焦虑中。
  从起诉书上看出,徐文库出身清贫,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李毛兴也只念到小学三年级,这些传道人都没有经过宗教的系统学习和训练。
  一篇来自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的《真理异端真伪辨》文章中写道,“三班仆人派”一些地区的信徒甚至被要求勤读《论语》、《孟子》、《三国演义》等书籍,圣经教义中被人为添加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三班仆人派”宣称世界末日至,地球即将毁灭,每年都有大灾难,非典、地震、战争都是末日来临前的先兆,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升入天堂。徐还三次预言末世来临、耶稣降临,第一次说是1989年7月1日,后改称为1993年,最后预言1997年耶稣降临,但每次预言都破产。
1994年,徐的教会中一些信徒接触外界牧师后起意脱离,发行《认识异端》小册子,破解“班次”对信徒的迷惑,影响一些信徒离教出走。徐发起反攻,印刷大量宣传资料,坚称自己是正统,而脱教者是将得到神惩罚的异端,成功控制了局面。

教会面目众说纷纭

  在2005年3月1日生效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之前,中国大陆对宗教活动有着相当严格的管理,信徒聚会必须到指定宗教活动场所,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都会被视为非法聚会,有可能会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拘留、罚款,重则定罪判刑。
  1999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刑法第三百条中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1999年和2000年,中国公安部两次发文认定“三班仆人派”为邪教组织。
  多次饱尝牢狱之灾的徐文库经常游走在法律边缘,除此之外,宗教内部的威胁又找上门来。双鸭山检察院的起诉书描述说,1990年代末期,在徐文库被杭州警方执行劳教期间,“东方闪电派”加剧了对徐的教会信徒的争夺,成功挖走大量信徒,一度窜升为中国最大地下教会之一。徐深感威胁,采取新一轮更刚性的“护教行动”加强对该教会信徒的人身控制,他常用的一个名词是“管教”。为维持教会秩序,“三班仆人派”组建一支护法队,队员均是受过一些武术训练的男性,直接听从“使女”调遣,负责对脱离教会的“叛教者”或异端侵袭者进行惩罚。
  在来自警方和敌对教派双重压力之下,徐的教会变得更加隐蔽和神秘。“三班仆人派”到底是不是异端,是不是邪教,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一封自称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部分传道人的公开信声称,作为一个教会组织,其整体上有一个完整的教会管理系统。但是这个教派长期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封闭自己与人疏远,公众和基督教团体内部对“三班仆人派”教会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对于徐文库的某些工作和领导方法亦持一种保留意见和态度,对于三班仆人派的教会的生命状态、神学倾向、教会治理、财务体制等问题也不甚了解,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
  一个接触徐案案卷资料的知情人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这个教会的绝大多数信徒包括一些高层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信徒,他们无限忠于神,并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任何代价,生活异常清苦,但因为诸多原因,这个教会无法成为一个纯净、正统的基督教会。
  “如果没有外力介入,这个地下教会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隐患,不然还会有更多人被剥夺性命。”该知情人感慨地说。
  不为故乡知晓的徐文库和他的教会却引起地方相关部门的长期关注。今年65岁的小店乡川店村村民冯刘长,曾在乡派出所值班室任职6年。他告诉《凤凰周刊》说,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有人去村里调查几次,去年就有人去过三四次,而这些过来做调查的,多是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最后一次,警方向他透露说徐的教会卷入到多起重大的刑事案件中,杀了很多人。直到2006年3月,冯还是一脸惊讶,“我们村里这样一个庄稼汉怎么能够整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凤凰周刊](2006第11期)一个乡村的宗教现实


虚空、渴慕的心灵与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迫使宗教信仰走入地下,大陆宗教中的邪教异端恐怕仍难断绝。让异端和所有正统的主流宗教进行良性、健康互动,大陆农村宗教信仰的生态才可逐步得以改变。

文/记者  刘志明  邓飞(发自河南 北京)

  3月的凌楼村,麦田新绿。村子1700多人。村长张道生告诉《凤凰周刊》,在村中,目前10户人家有六七户信教。而在徐文库老家所在的徐营组,这种比例更高,除个别人家外,几乎家家户户在信教。
  当地村民信奉着多种教会,其中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周末,村民们集中在散落各地的小教堂里或者信徒的家庭里聚会做礼拜、唱赞美诗、做祷告。一些信教年数较久的人对圣经做讲解,他们被称为“传道人”。
  村民介绍说,在当地和徐家一样信教最早的是与徐营组一里之遥的邓玉村谢长凤家。
  63岁的谢长凤从小就开始信仰基督教,他告诉记者,谢家信教是从他奶奶开始的,也是因为老人家有病,治不好,于是入了教会,全家人也都跟着入会。在谢信教之初,信众还非常少,“一千个人中间有一两个”,当时附近的东坪村有所教堂,并且设有长老与牧师,“文革”开始后,教堂被迫关闭,像徐文库一样,谢长凤的父亲谢振乾还因此遭遇牵连。
  谢回忆说,父亲被人吊在树上打,双手的骨头都被绳子勒得显现出来。因为信教,谢振乾不但被划为“五类分子”,而且按40%的比例被扣七年工分。直到80年代初,宗教活动逐渐复苏,谢家又重新人教。
  谢振乾今年84岁,双目失明,脑子混沌,但仍能唱赞美诗,老人育有七子,子又育孙,目前全家30多口人,全都人了教会。老人说,信教的人能够做到宽厚处世,幸福康乐。
  凌楼村附近教堂非常之多,除邓玉村教堂之外,小店乡范围内还有8所教堂。凌楼村徐营组村民焦春才是邓玉村教会的“二把手”,每到周末,他便会去教堂讲道,是村里公认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之一,对于信仰基督教,他经历了一个“信――不信――再信”的曲折过程。
  焦春才向记者介绍,在清朝末年,美国人就曾在南阳建有基督教堂。焦母患有乳腺癌,治病无钱,于是转投信教,后来病症居然好了,直至97岁时无疾而终,于是全家跟着信教。
  曾做过一段乡村干部的焦春才性情耿直,他对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曾多次向上级写举报信,南召县公安局某局长曾因此被查处。焦春才告诉《凤凰周刊》,正是因为这些事情,他得罪乡里权贵,以致于他多年担任民调干部的工资计万余元一直被扣着不予发放。焦春才去找相关部门,无人理会,因此心情郁郁,便在退出教会之后又重新人了教。
  “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信教可以让人心灵平静。”焦春才说。
  一些信徒告诉《凤凰周刊》,乡村的教会如得知信徒家里有困难,就专门派人上门表示关心,甚至一些信徒被组织过来帮助做农活,“虽然不像是政府部门那样送面送被,但他们是真诚的”。此外,乡村里的男女青年多在外打工,留守者多为幼小,生活单调,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去教堂里聚在一起可以唱歌、做祷告,是难得的一种集体活动,很多人由此认为信教让人感觉温暖而不孤独。
  乡村里的信徒们知道城里有规模庞大的教堂,那是政府许可的“三自教会”,“但他们还来不及进入村庄,他们事情太多,人手太少”,所以,村民信奉某种教派几乎是自发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规律是,“哪个教派在治病方面比较有名气,那么它将得到较多的信奉者――大多数农民看不起病,他们总是试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对付病患。”
  “公安抓了哪个教的,那我们就不会去信它了”。村民张春富说,他们由此可以判断哪些教派是政府允许的,哪些是政府不允许的。但他又抱怨,乡村不断有新的教会出现,公安民警也不可能总是出现在村庄,很多时候,他和他的邻居们面对一些游说者心生迷茫。张也就坚定选择了去教堂,他相信中国乡村一句俗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有个固定场所的教派应该更好一些”。
  当地政府对乡镇村民信教几乎没有干预。村民们如果在当地教堂里集会做礼拜,他们将不会被打扰和盘问。张道生说,教堂里写着戒条,告诫信徒们要信奉神、要孝顺父母、不能奸淫偷盗、不能做伤害其他人的事情,所以信教的人往往比其他人要好脾气和好相处。
  一名当地的知情者说,当地除了去简陋教堂做礼拜的,还有在家庭里秘密信奉的。事实上,当地警方对这些没有进入他们掌控范围的教会控制严密。很多县的国安大队都设有“反邪教大队”,专门打击被中国公安部定性的“邪教”。
  徐显然没有在他的家乡拓展教会,所以在当地寂寂无名,几乎无人知晓。不过,与徐领导的教会发生重大冲突的“东方闪电派”却有着较大的知名度。张道生相信,像“东方闪电派”这些不被政府认可的教派还存在当地乡村,只是他们的活动更加隐秘。
  《凤凰周刊》注意到,中国反邪教专职机关在反对邪教异端的一些新的工作思路。基层党政组织被要求建立防范邪教工作机制,高度认识防范处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并把这项工作纳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来抓。
  大陆官方认为,邪教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威胁极大。渗透进入少数农村地区的邪教正在危害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侵蚀基层政权,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作为一村之长的张道生也感觉到乡镇对待村民信教的一些变化。他接触的一些资料说地方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迅速行动起来,按照进村、入村、面对面的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反邪教教育活动”。
  乡镇的干部曾通知张和他负责的村民委员会要教育村民“不听邪教的宣传,不相信邪教的鬼话,更不要帮着邪教去传播”,并鼓励村民发现邪教在骗人、非法聚会、搞破坏活动时,要赶紧向村委会干部和公安机关报告。
  对于官方坚决遏制邪教异端活跃乡村的举动,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康晓光提醒说,邪教是在被政府抛弃的人当中兴旺发达的,邪教提供了政府没有提供的社会服务,让人们有一种归属感。
  2004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暴力败坏了宗教对中国穷人的慰藉》文章,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占中国总人口2/3的农民仍然过着贫困落后的生活,城里人可以享受的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也没有进入农村。该报认为,“三班仆人派”和“东方闪电派”暴力争夺信徒暴露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宗教政策差异以及政府对农民的整体忽视――卫生、教育、就业和宗教信仰导致的风险。
  中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宗教研究人士说,空虚、渴慕的心灵与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迫使宗教信仰走入地下,构成了麦子与稗子一齐茂盛滋长的特异土壤。由于缺乏多元资讯的流通和与正统信仰相互参照的管道,大陆宗教中的邪教异端恐怕仍难断绝。因此他呼吁政府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开放较多空间,让异端和所有正统的主流宗教进行良性、健康互动,所有异端也就消失于自然,化解于无形,大陆农村宗教信仰的生态才可逐步得以改变。
 
根据受访的同工所述,徐圣光在组织里设置了“班次”,最高的一班是“大仆人”,地位彷如耶稣的门徒摩西;其次为“小仆人”,身分好比约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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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aha....耶稣的门徒摩西....i have never heard o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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