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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我不抱乐观
央视国际转载
高耀洁：我现在日子真难过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2月07日 11:34 来源：
http://law.cctv.com/20070207/104301.shtml
本文是刊发于2006年年初的一篇报道，讲述了高耀洁生活的窘境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
“我现在一个孩子(艾滋病致孤儿童)也没有，都交给杜聪了，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要死了，谁给孩子饭吃，谁给他们交学费？”
“我现在日子真难过。能不能东山再起，再去搞艾滋病的事情，我现在是个疑问。”
“我现在还有12万个人存款，但是不敢动了，因为每天要吃30块钱的药。如果解决了吃药问题，我还敢动！”
“现在我没有负担了，老头儿也不用害怕了。我的儿女怕我死到外头……我即便死到外面，也要给老百姓争这口气！”
早上9点，致电高家。高耀洁接的电话，声音苍老、悲凉，一开口就说老伴郭明久大夫去世了，4月10日的事，15日火化。去世时，郭大夫的心、肺、肾都坏了，医生要电击抢救，她说不用了，老头儿的生命已经耗尽了，即使抢救过来，让他多痛苦一阵子，又有什么意义呢？火化时，在老伴的肾里，发现一块鸡蛋大的石头……
我默默地听了会儿。“我去看看你吧，高老师。”“……你来吧。”她说。
因有保安通报，走到高耀洁家门口时，她已经把防盗门、木门全都打开了。她坐在门内的小凳上，神情黯然，容颜衰老了许多。
家里只她一个人。
以前每次去高家，有郭大夫，有保姆，还有川流不息的客人们，总是很热闹。每次都是保姆或郭大夫开门，然后高耀洁从堆着稿纸、信件的餐桌前站起来，迎着我说：“哟，你来了，我可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我把在门口超市买的麦片放到桌子上。高耀洁说：“你买这个干啥？他又不能吃……”她还不习惯老伴已经去世这个事实。
“我们结婚52年多了，儿子都51岁了，今年元旦是结婚52周年。”年近80的高耀洁一提起老伴就哽咽。来高家之前，一个朋友让我多跟高耀洁谈谈艾滋病，转移她的注意力，她就不会太伤心了。“但是，”这个朋友又说，“过一会儿她就又会与你提起伯伯，又哭起来了。”
刚落座，还没等我开口，高耀洁就主动跟我谈起了艾滋病。
“这些衣服，今天都要送到开封去。”高耀洁指着客厅里堆着的七八包衣服、玩具说，“我让我弟弟找了车，拉到开封一个朋友那里，让他们分送给下面三四个县里的艾滋孤儿们。我跟朋友说，不能让村干部们发，他们会把好衣服都捡出来，自己留下。”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这句话，在她与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说了三四遍。
“我有骨质增生，现在浑身都疼。要不是跟你说话，我就躺到床上，没有力气动弹了。”
除了“骨质增生”，她还患有低血糖、肺空洞、慢性结肠炎；“文革”期间，因为“出身不好”，高耀洁遭到批斗，致使她的胃被迫切除了3/4；喝药自杀虽未死成，但药物中毒导致了肝硬化；2004年，高耀洁的老伴住院时，她比老伴血压还高；由于心肌缺血，她不能长时间坐汽车，否则她那“三寸金莲”就会浮肿起来，一摁一个坑。
今年春节过后，郭大夫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两个人各自躺在床上说话，郭大夫跟高耀洁说：“要不是放心不下你，我就不治了，早点死了算了。”高耀洁回答说：“你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郭大夫是个一生谨小慎微的党员干部。由于高耀洁退休后先“打”游医，后“打”艾滋“黑洞”，郭大夫一直在惊恐中度日。但他却是高耀洁最早的支持者。那时高耀洁没有名气，也没有成群结队的志愿者来帮助她。她唯一的志愿者，就是老伴郭明久。每次他们用自行车，将成摞的防艾滋宣传页送到邮局，都是70多岁的郭明久推着车子，小他一岁的高耀洁在旁扶着，踽踽而行。到了邮局，郭明久将这些资料取下，搬到高高的柜台上。
“4月14日给爷爷开追悼会，13日我们见到了高老师，”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东珍纳兰”负责人李丹说，“本来准备陪她哭呢，但老师表现得特坚强，还一个劲儿跟我们讲艾滋病。第二天，到了追悼会上，向爷爷遗体鞠躬时，老师哭了，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那么无助……”
很多人劝高耀洁，说郭大夫80多岁去世，应该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高耀洁平静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个旅游度假计划。
我说，您别这样讲，您要保重，要好好活下去。
之后，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内容几乎全部与艾滋病有关。
高耀洁:这是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灾难
2001年5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随后你将听到其中的一个人：高耀洁医生。今晚，我们向她独自在中国乡村推行HIV教育的工作表示敬意。”安南是在当年的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致词时，说这番话的。
一个遗憾是，此时，被提到的人仍然在中国郑州一个简陋的居室里，因种种原因不能前往美国领奖。高耀洁委托了一位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防治艾滋病运动人士，在颁奖晚会上代读了她的发言――《打破长城内外的沉默》。
高耀洁，一位说着河南方言、年轻时裹了脚、八旬高龄的矮小老人，从她获奖之后，有关中国艾滋病，尤其是河南因大面积血液污染导致的艾滋病问题，不仅成为国外报章追逐的热点，而且进入中国报章的版面。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防治艾滋病政策从暧昧走向阳光。这年8月23日，中国官方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了河南血液污染造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事件；11月13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京召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抗击艾滋病洪流。
她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吹，吹，吹，就知道吹。”高耀洁仍然如以往那样爽朗、健谈，抨击了一下当地个别领导的做派时，她像一个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背阴的房间因她的笑声似乎亮堂了。这是在失去老伴8个月之后，老人在供着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灵位的房间里，展示给外人的不多的笑容之一。
但是，笑过之后，老人又沉默了下来，许久，她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河南防艾的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我感到悲观，许多人还在说假话，这是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灾难，我不敢想未来是怎样的。”老人一如既往地忧心忡忡，口无遮拦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她的发泄不分场合，她身为河南省文史馆的研究人员，至今仍要参加馆里的一些活动，她在前不久的一次活动上向参加会议的老干部们发起牢骚，一位相熟的朋友说： “哎呀，老太太你又在忧国忧民了。”
她的忧国忧民将带到哪里？“你看看，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老伴灵位的下面，摆着两个一立方米大小的纸箱，码起了来自全世界的信件、资料，这是她10年宣传防治艾滋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全国各地艾滋病疫情资料，和各界人士写来的信件。她将把这些珍贵的东西尘封在这间她最后居住的房间里，在这里，有她的牵挂，她的忧虑，她的无奈，她对故去伴侣的悠长思念。
高耀洁耿耿于怀的是已经在河南艾滋病疫区推行了三年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这项旨在惠及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国家政策在其他省份同时得到推行。“但是，很多地方的病人来信说地方政府经常不能兑现承诺，国家的拨款有的也不能全部落实到位。”老人的担忧不无根据，第一个被曝光的河南艾滋病大县上蔡，2006 年8月，县委书记杨松泉被捕，办案人员查清了杨贪污、买官、受贿的犯罪事实，并有证据表明该案涉防艾资金。
“但是，也不能全部否定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国著名的艾滋病运动人士万延海认为，国家政策还是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比如，艾滋病村庄的死亡率从 2004年开始大幅下降。“我们村的病人在2004年死了200多个，在用上抗病毒药物后，死亡人数很少了。”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的艾滋病人李霞说。
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医生在安徽、河南的艾滋病疫区发出1700份调查问卷，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确实下降了。
老人的悲观情绪没有随着来自疫区的消息好转。“我脑子越来越糊涂了，我希望早点结束生命，你郭大爷(高的老伴)百天那天，我看完骨灰回来，看着这个屋子，真想找一个地方自杀了。”眼泪在老人混浊的眼眶里打转。
防艾宣传花了至少100万元
2003年7月，NBC(美国广播公司)北京局局长埃力克，他是菲律宾籍人，联系了一位中国记者。“高耀洁医生获得了我们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赛赛奖。我们政府希望她能够亲自到马尼拉领奖。”埃力克希望通过与高耀洁熟识的中国记者传话，这是一项以一位菲律宾前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地位，每年的颁奖仪式都是由菲律宾现任总统亲自颁奖，该奖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奖励那些为社会进步、民主推进、环境保护、新闻自由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亚洲杰出人士，每年都要评选一次，每位获奖者将得到5万美元奖金。
高耀洁最终未能实现马尼拉之行，她起初委托了一位外籍修女，后又通过转达消息的记者委托了一位朋友，在埃力克和CNN中国分社社长吉米的协助下，在CNN的机房里专门制作了老人事迹的录像带。最后，老人顺利拿到了奖金和证书。
“这些钱，我自己一分钱没花，全部投在了防艾宣传上了。”自2001年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以来，老人成了“获奖专业户”，奖金和荣誉纷至沓来，可是，所有的奖金，她未能为自己买上哪怕一瓶纯净水。
她曾经想拿出1万美元给远在加拿大的小女儿。在家庭里，老人是孤独的，她的工作并没得到子女的支持。“我们不希望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大儿子曾告诉媒体，“她不是合格的妈妈。”而老人也感觉防艾的工作虽然让她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但是，对于家庭，她感到愧疚，小女儿又最是她的心头之痛。“她因为我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在一段时间里与我断绝了母女关系，移居了加拿大。”
钱汇出后，小女儿退了回来，她后来也渐渐理解了母亲的宽慈之心。
退回来的钱又被老人用在了防艾宣传上。“我印刷书，给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寄，给来信索要资料的人寄。”宣传书籍是一项庞大的开支，她的房子曾经连续几年都是仓库。“原来在房子堆的书挨着屋顶，我几乎全寄出去了。”
在起初防艾宣传的几年里，没有巨额的奖金收入，老人和老伴的退休金成了投入的资金来源，那时，16开的4-8个版面不定期出版的“防艾知识宣传材料”，由老人自编自写自费出版，向艾滋病疫区免费赠送。
“这些年，我花在防艾宣传上的钱，至少100万了”，她掰着指头算了起来，“一次两万美元、一次5万美元、一次1万美元，10年来我的稿费，大部分的退休金，国内一家电视台给的5.7万元，还有‘华语传媒图书奖’等国内的奖项给的奖金。”
最后得出的是一个超过100万的数字，几乎是老人10年来所有收入的总和。
就在这位孱弱的老人将个人的钱投入防艾上时，国家行动也正在进行中。2001年11月13日，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测算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此后，一系列积极的艾滋病政策开始出台。
国家防艾的资金投入在2001年之后大幅增长。1996年，中央财政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第一笔为500万元人民币，此后的三年为每年1500万元，而2001年之后，每年的费用猛增到1亿元。国债安排和地方配套的艾滋病资金从2001年以来更是累计投入达50亿元以上。来自全球基金等国际援助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一个好消息又传来了，老人又将有钱做防艾宣传。美国一个名为“生命之音”的组织已确定在2007年3月，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为高耀洁颁奖，这个奖项的奖金为2万美元。“我可以用这笔钱把最后的事情办完了。”
有些秘密到死都不能说
2004年末的一天，高耀洁老人出现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中心，她在领取日本内山奖之余，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她像一个斗士：“我还要继续‘打黑洞’。”她的手一次次有力地挥下去。
“打黑洞”是老人专用的说法，意思是把被隐瞒的艾滋病村庄找出来。高耀洁一直坚持认为河南还有一些艾滋病村庄没有被媒体暴露出来，也没有被政府认可，这些村庄的患者也无法和文楼等村庄一样获得政府的各种免费的待遇。
自1985年中国内地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因受国际上对艾滋病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影响，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之误。那时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承认艾滋病问题，就是给国家的脸上抹黑，而从事艾滋病研究的人也被扣上“异己”的帽子。“泛道德化”使普通人群认为“那是和不好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病”，社会排斥使HIV感染者在阴暗的角落不能抬头。
所以，即使在中国政府公开承认问题严重之后，“打黑洞”依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黑洞打不开，就意味着一些感染者只能自己承受痛苦。
2003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之后，在郑州为老人专门空出了时间。“她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要说实话，要帮我的忙’。我感觉到总理在下面没有看到实情。”那次本定为1个小时的会面延长到了两个半小时，临别时，吴仪走出房间，一直把老人送到车上，挥手看着车子远去。总理对高耀洁老人的信任传递了一个信号，至今，老人不愿多言那两个半小时里所谈及的详细内容。
“有些秘密，到死都不能说。”她说，“我为什么一直说血液感染的艾滋病人多呢？因为我有证据。”
2003年秋天，在领取5万美元奖金之后，高耀洁拿出了一部分钱做了一件从未向外界透露的事情。“我有钱了，敢做事了。”她请了15个高校的学生和志愿者，“领头的是一位42岁的女子，还有两个女孩。我和15人签了生死合同，到死都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15个人在老人的安排下，分别去了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省份的10多个地市，调查了各地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调查最后在老人手里得以汇总。“他们15人都下了工夫，调查印证了我以前的猜测。”至于调查结果，她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
调查是老人“打黑洞”的一种方式，她从1996年4月17日在一次会诊时，发现了一位叫巴秀英的病人之后，“打黑洞”就成了她日常的工作，但她其实并不是一人孤身作战，她有一个团队。
在高耀洁独立调查的时候，河南等省份也开始了对各自艾滋病疫情进行摸底。2004年秋天传出的一个信息是，河南从既往卖血史人群中共排查出2.5万多名HIV携带者。
全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字逐年上升，至2006年10月31日，中国累积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83733人。
忧虑没有人继承她的事业
高耀洁三个字，已经是一块“金字招牌”。
“最早是万延海提出来过，是否可以用我的名义搞一个基金会。后来，省里也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都被我拒绝了。”有多少拨人找到高耀洁谈基金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老人的记忆能力，“通过搞基金会，能弄来钱，可谁能保证那些钱完全用在病人身上？我不会让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名义赚钱。”
她已经是多次提起后事，每次都是那么哀伤。她在前不久通过自己的博客，公开了遗嘱：高耀洁死后，任何人、组织、机构不得以高耀洁的名义开设基金会和类似机构。“我已经授权给儿子，万一出现以我的名义设立的基金会等机构，他有权起诉。”她说，多少年的名节都守住了，活到最后，更要纯粹一些。
让老人如此忧心身后的原因是，想利用她的名声揽财的人实在不少。“卖药的也来找我，还有所谓的艾滋病组织也找过我。”她认为那些跑上门来的卖药人都是江湖骗子，如果她能说上几句对药物评价好的话，卖药人就许诺给以好处，这让老人备受其烦。
老伴去后，高耀洁对自己身体的担心愈来愈多，两年前因烫伤住过一次院之后，她的体质在逐日下降。“现在靠药物维持着，表面上看还是挺好的”，她担心肺部，前不久已经感染了，“肺空洞，还有高血压一直下不来。”而她的胃，已经多年来只有四分之一。
“我现在感觉到生命是在倒计时啊”，最近的两年，她多次感伤，“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要再写两本书。”之前，曾有两个女孩子自愿帮她打字录入书稿，现在，一个女孩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了研究生。没完没了的社会活动也在侵占着她的时间，她一般还不会推辞，风烛残年的老人，有做不完的事，她的生命之烛在闪耀着最后的光亮。
老人另一个忧虑是没有人继承她的事业。“儿子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像从前那样反对了，但他们是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儿子和儿媳对老人一向很好，一天两次往老人的住处送东西。“我曾指望过她。”老人过了一会儿才说出“她”就是远在加拿大的小女儿，曾经母女关系破裂，如今又裂痕重合。当听说老人明年要去美国领奖，小女儿打来了电话：“你到了国外，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可不能接受安排的话说。”
她想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否定了小女儿这个人选。她又说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接着否定：“看来，我身后是没人能接着做我现在的事情了，到时也就结束了。”
就在她无限的忧伤涌上心头时，中国艾滋病人群的规模仍然在扩大着，多位学者提了很久的艾滋病立法仍然渺无希望。
阳光的消息也有传来，中国已经在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就在本文行将结束，不愿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高耀洁因在上海演讲期间，喝了一杯白开水后胃痛并大出血。
但是，她不愿停下来，她即使在胃出血后，还要坚持做完余下的演讲，而且，她安排的日程还有很多：广州、北京……美国华盛顿，她的脚步和她的呐喊，一天天，急促地，进行着。 (南方都市报)
高耀洁：我已做好自杀的准备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高耀洁
79岁的高耀洁医生下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简陋的小型宾馆里，带着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和《财经文摘》见面。此前的十年间，高耀洁医生在中国基层与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全面接触，和他们吃在一起过，住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向他们提供着物质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地无偿接收一些无家可归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阴影。
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真实情况。
因为揭示这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医生的女儿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过去10年，高耀洁医生见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时候一天走7个村庄，见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洁医生联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节时给其中8人分别汇去100元，半个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楼，艾滋病人排着100多人的队伍从高医生手上免费领药，一位病人获得了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并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在中国，有一些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妇科大夫高耀洁将逾80岁，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经因为癌症在河南逝世，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社会问题会议，显然，艾滋病问题无可避免会被进行讨论。高医生带着一位她认为随时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种传统的不善讲述只知哭泣的病人来到北京，试图让病人临场带给人们一些实际影响。那一天，高耀洁医生还随身携带着一些药物胶囊，以此对付可能随时出现的血压升高。
在交谈中，这位医生掉了三次眼泪，她那干涩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湿润，眼睛红红的，话音凄凉。高医生说，她正在为自己料理后事，从去年开始，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这是一位天伦之年的老人的忧伤和哭泣，迷茫和怀疑使她落泪。十多年以来，她恐怕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顺畅的路。
以下是高耀洁医生与《财经文摘》的交谈：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医生：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看见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财经文摘》：您认为您与艾滋病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耀洁医生：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财经文摘》：您能给他们什么？
高耀洁医生：我在尽一个人的责任，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我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来到这个人世，作为一个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财经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那些没爹没妈的艾滋孤儿，我把他们弄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一个归宿，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我也没法保证他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财经文摘》：什么影响？
高耀洁医生：缺德！
《财经文摘》：缺德？
高耀洁医生：因为有好处，可以名利双收。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财经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吗？
高耀洁医生：很简单，一是道德沦丧，现在的血液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第二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钱。现在如果不用狠手段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不敢设想。
《财经文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是一场国难？
高耀洁医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传说的艾滋病只是行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抱着这个态度，我进一步接触了许多病人。
穷卖血、病输血。如果当初制止血传播，现在不会这样的，这都十几年了。我承认，性行为或吸毒都能导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时也认为，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概率非常大。现在卖血现象还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国将无可征之税，亦且无可用之青年。
《财经文摘》：您在最底层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洁医生：现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传不到位，妨碍了知情权，有些人连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还有就是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的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
《财经文摘》：当您不断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公众时，有没有压力和阻力？
高耀洁医生：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这样痛苦？
高耀洁医生：现在我是欲罢不能，病人为什么都来找我不去找政府？因为你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绩的，要是不断有人死去，要我们医生干什么？我对不起那些病人。
作者：章剑锋
责编：西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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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2007年02月24日消息：
高耀洁拒绝说假话 将飞往美国领奖
"中国民间抗爱滋第一人" 高耀洁要继续将中国爱滋病情况公诸于世
中国著名爱滋病活动人士高耀洁已抵达北京领取赴美签证，并将在星期日（2月25日）飞往美国，"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爱滋病的情况"。
今年80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因在维护中国爱滋病患者权益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获得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
她将会在25日先抵达纽约，之后在3月14日到华盛顿领奖。
高耀洁：我不抱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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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我现在日子真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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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刊发于2006年年初的一篇报道，讲述了高耀洁生活的窘境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
“我现在一个孩子(艾滋病致孤儿童)也没有，都交给杜聪了，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要死了，谁给孩子饭吃，谁给他们交学费？”
“我现在日子真难过。能不能东山再起，再去搞艾滋病的事情，我现在是个疑问。”
“我现在还有12万个人存款，但是不敢动了，因为每天要吃30块钱的药。如果解决了吃药问题，我还敢动！”
“现在我没有负担了，老头儿也不用害怕了。我的儿女怕我死到外头……我即便死到外面，也要给老百姓争这口气！”
早上9点，致电高家。高耀洁接的电话，声音苍老、悲凉，一开口就说老伴郭明久大夫去世了，4月10日的事，15日火化。去世时，郭大夫的心、肺、肾都坏了，医生要电击抢救，她说不用了，老头儿的生命已经耗尽了，即使抢救过来，让他多痛苦一阵子，又有什么意义呢？火化时，在老伴的肾里，发现一块鸡蛋大的石头……
我默默地听了会儿。“我去看看你吧，高老师。”“……你来吧。”她说。
因有保安通报，走到高耀洁家门口时，她已经把防盗门、木门全都打开了。她坐在门内的小凳上，神情黯然，容颜衰老了许多。
家里只她一个人。
以前每次去高家，有郭大夫，有保姆，还有川流不息的客人们，总是很热闹。每次都是保姆或郭大夫开门，然后高耀洁从堆着稿纸、信件的餐桌前站起来，迎着我说：“哟，你来了，我可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我把在门口超市买的麦片放到桌子上。高耀洁说：“你买这个干啥？他又不能吃……”她还不习惯老伴已经去世这个事实。
“我们结婚52年多了，儿子都51岁了，今年元旦是结婚52周年。”年近80的高耀洁一提起老伴就哽咽。来高家之前，一个朋友让我多跟高耀洁谈谈艾滋病，转移她的注意力，她就不会太伤心了。“但是，”这个朋友又说，“过一会儿她就又会与你提起伯伯，又哭起来了。”
刚落座，还没等我开口，高耀洁就主动跟我谈起了艾滋病。
“这些衣服，今天都要送到开封去。”高耀洁指着客厅里堆着的七八包衣服、玩具说，“我让我弟弟找了车，拉到开封一个朋友那里，让他们分送给下面三四个县里的艾滋孤儿们。我跟朋友说，不能让村干部们发，他们会把好衣服都捡出来，自己留下。”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这句话，在她与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说了三四遍。
“我有骨质增生，现在浑身都疼。要不是跟你说话，我就躺到床上，没有力气动弹了。”
除了“骨质增生”，她还患有低血糖、肺空洞、慢性结肠炎；“文革”期间，因为“出身不好”，高耀洁遭到批斗，致使她的胃被迫切除了3/4；喝药自杀虽未死成，但药物中毒导致了肝硬化；2004年，高耀洁的老伴住院时，她比老伴血压还高；由于心肌缺血，她不能长时间坐汽车，否则她那“三寸金莲”就会浮肿起来，一摁一个坑。
今年春节过后，郭大夫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两个人各自躺在床上说话，郭大夫跟高耀洁说：“要不是放心不下你，我就不治了，早点死了算了。”高耀洁回答说：“你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郭大夫是个一生谨小慎微的党员干部。由于高耀洁退休后先“打”游医，后“打”艾滋“黑洞”，郭大夫一直在惊恐中度日。但他却是高耀洁最早的支持者。那时高耀洁没有名气，也没有成群结队的志愿者来帮助她。她唯一的志愿者，就是老伴郭明久。每次他们用自行车，将成摞的防艾滋宣传页送到邮局，都是70多岁的郭明久推着车子，小他一岁的高耀洁在旁扶着，踽踽而行。到了邮局，郭明久将这些资料取下，搬到高高的柜台上。
“4月14日给爷爷开追悼会，13日我们见到了高老师，”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东珍纳兰”负责人李丹说，“本来准备陪她哭呢，但老师表现得特坚强，还一个劲儿跟我们讲艾滋病。第二天，到了追悼会上，向爷爷遗体鞠躬时，老师哭了，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那么无助……”
很多人劝高耀洁，说郭大夫80多岁去世，应该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高耀洁平静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个旅游度假计划。
我说，您别这样讲，您要保重，要好好活下去。
之后，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内容几乎全部与艾滋病有关。
高耀洁:这是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灾难
2001年5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随后你将听到其中的一个人：高耀洁医生。今晚，我们向她独自在中国乡村推行HIV教育的工作表示敬意。”安南是在当年的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致词时，说这番话的。
一个遗憾是，此时，被提到的人仍然在中国郑州一个简陋的居室里，因种种原因不能前往美国领奖。高耀洁委托了一位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防治艾滋病运动人士，在颁奖晚会上代读了她的发言――《打破长城内外的沉默》。
高耀洁，一位说着河南方言、年轻时裹了脚、八旬高龄的矮小老人，从她获奖之后，有关中国艾滋病，尤其是河南因大面积血液污染导致的艾滋病问题，不仅成为国外报章追逐的热点，而且进入中国报章的版面。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防治艾滋病政策从暧昧走向阳光。这年8月23日，中国官方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了河南血液污染造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事件；11月13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京召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抗击艾滋病洪流。
她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吹，吹，吹，就知道吹。”高耀洁仍然如以往那样爽朗、健谈，抨击了一下当地个别领导的做派时，她像一个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背阴的房间因她的笑声似乎亮堂了。这是在失去老伴8个月之后，老人在供着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灵位的房间里，展示给外人的不多的笑容之一。
但是，笑过之后，老人又沉默了下来，许久，她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河南防艾的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我感到悲观，许多人还在说假话，这是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灾难，我不敢想未来是怎样的。”老人一如既往地忧心忡忡，口无遮拦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她的发泄不分场合，她身为河南省文史馆的研究人员，至今仍要参加馆里的一些活动，她在前不久的一次活动上向参加会议的老干部们发起牢骚，一位相熟的朋友说： “哎呀，老太太你又在忧国忧民了。”
她的忧国忧民将带到哪里？“你看看，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老伴灵位的下面，摆着两个一立方米大小的纸箱，码起了来自全世界的信件、资料，这是她10年宣传防治艾滋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全国各地艾滋病疫情资料，和各界人士写来的信件。她将把这些珍贵的东西尘封在这间她最后居住的房间里，在这里，有她的牵挂，她的忧虑，她的无奈，她对故去伴侣的悠长思念。
高耀洁耿耿于怀的是已经在河南艾滋病疫区推行了三年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这项旨在惠及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国家政策在其他省份同时得到推行。“但是，很多地方的病人来信说地方政府经常不能兑现承诺，国家的拨款有的也不能全部落实到位。”老人的担忧不无根据，第一个被曝光的河南艾滋病大县上蔡，2006 年8月，县委书记杨松泉被捕，办案人员查清了杨贪污、买官、受贿的犯罪事实，并有证据表明该案涉防艾资金。
“但是，也不能全部否定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国著名的艾滋病运动人士万延海认为，国家政策还是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比如，艾滋病村庄的死亡率从 2004年开始大幅下降。“我们村的病人在2004年死了200多个，在用上抗病毒药物后，死亡人数很少了。”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的艾滋病人李霞说。
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医生在安徽、河南的艾滋病疫区发出1700份调查问卷，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确实下降了。
老人的悲观情绪没有随着来自疫区的消息好转。“我脑子越来越糊涂了，我希望早点结束生命，你郭大爷(高的老伴)百天那天，我看完骨灰回来，看着这个屋子，真想找一个地方自杀了。”眼泪在老人混浊的眼眶里打转。
防艾宣传花了至少100万元
2003年7月，NBC(美国广播公司)北京局局长埃力克，他是菲律宾籍人，联系了一位中国记者。“高耀洁医生获得了我们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赛赛奖。我们政府希望她能够亲自到马尼拉领奖。”埃力克希望通过与高耀洁熟识的中国记者传话，这是一项以一位菲律宾前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地位，每年的颁奖仪式都是由菲律宾现任总统亲自颁奖，该奖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奖励那些为社会进步、民主推进、环境保护、新闻自由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亚洲杰出人士，每年都要评选一次，每位获奖者将得到5万美元奖金。
高耀洁最终未能实现马尼拉之行，她起初委托了一位外籍修女，后又通过转达消息的记者委托了一位朋友，在埃力克和CNN中国分社社长吉米的协助下，在CNN的机房里专门制作了老人事迹的录像带。最后，老人顺利拿到了奖金和证书。
“这些钱，我自己一分钱没花，全部投在了防艾宣传上了。”自2001年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以来，老人成了“获奖专业户”，奖金和荣誉纷至沓来，可是，所有的奖金，她未能为自己买上哪怕一瓶纯净水。
她曾经想拿出1万美元给远在加拿大的小女儿。在家庭里，老人是孤独的，她的工作并没得到子女的支持。“我们不希望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大儿子曾告诉媒体，“她不是合格的妈妈。”而老人也感觉防艾的工作虽然让她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但是，对于家庭，她感到愧疚，小女儿又最是她的心头之痛。“她因为我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在一段时间里与我断绝了母女关系，移居了加拿大。”
钱汇出后，小女儿退了回来，她后来也渐渐理解了母亲的宽慈之心。
退回来的钱又被老人用在了防艾宣传上。“我印刷书，给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寄，给来信索要资料的人寄。”宣传书籍是一项庞大的开支，她的房子曾经连续几年都是仓库。“原来在房子堆的书挨着屋顶，我几乎全寄出去了。”
在起初防艾宣传的几年里，没有巨额的奖金收入，老人和老伴的退休金成了投入的资金来源，那时，16开的4-8个版面不定期出版的“防艾知识宣传材料”，由老人自编自写自费出版，向艾滋病疫区免费赠送。
“这些年，我花在防艾宣传上的钱，至少100万了”，她掰着指头算了起来，“一次两万美元、一次5万美元、一次1万美元，10年来我的稿费，大部分的退休金，国内一家电视台给的5.7万元，还有‘华语传媒图书奖’等国内的奖项给的奖金。”
最后得出的是一个超过100万的数字，几乎是老人10年来所有收入的总和。
就在这位孱弱的老人将个人的钱投入防艾上时，国家行动也正在进行中。2001年11月13日，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测算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此后，一系列积极的艾滋病政策开始出台。
国家防艾的资金投入在2001年之后大幅增长。1996年，中央财政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第一笔为500万元人民币，此后的三年为每年1500万元，而2001年之后，每年的费用猛增到1亿元。国债安排和地方配套的艾滋病资金从2001年以来更是累计投入达50亿元以上。来自全球基金等国际援助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一个好消息又传来了，老人又将有钱做防艾宣传。美国一个名为“生命之音”的组织已确定在2007年3月，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为高耀洁颁奖，这个奖项的奖金为2万美元。“我可以用这笔钱把最后的事情办完了。”
有些秘密到死都不能说
2004年末的一天，高耀洁老人出现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中心，她在领取日本内山奖之余，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她像一个斗士：“我还要继续‘打黑洞’。”她的手一次次有力地挥下去。
“打黑洞”是老人专用的说法，意思是把被隐瞒的艾滋病村庄找出来。高耀洁一直坚持认为河南还有一些艾滋病村庄没有被媒体暴露出来，也没有被政府认可，这些村庄的患者也无法和文楼等村庄一样获得政府的各种免费的待遇。
自1985年中国内地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因受国际上对艾滋病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影响，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之误。那时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承认艾滋病问题，就是给国家的脸上抹黑，而从事艾滋病研究的人也被扣上“异己”的帽子。“泛道德化”使普通人群认为“那是和不好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病”，社会排斥使HIV感染者在阴暗的角落不能抬头。
所以，即使在中国政府公开承认问题严重之后，“打黑洞”依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黑洞打不开，就意味着一些感染者只能自己承受痛苦。
2003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之后，在郑州为老人专门空出了时间。“她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要说实话，要帮我的忙’。我感觉到总理在下面没有看到实情。”那次本定为1个小时的会面延长到了两个半小时，临别时，吴仪走出房间，一直把老人送到车上，挥手看着车子远去。总理对高耀洁老人的信任传递了一个信号，至今，老人不愿多言那两个半小时里所谈及的详细内容。
“有些秘密，到死都不能说。”她说，“我为什么一直说血液感染的艾滋病人多呢？因为我有证据。”
2003年秋天，在领取5万美元奖金之后，高耀洁拿出了一部分钱做了一件从未向外界透露的事情。“我有钱了，敢做事了。”她请了15个高校的学生和志愿者，“领头的是一位42岁的女子，还有两个女孩。我和15人签了生死合同，到死都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15个人在老人的安排下，分别去了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省份的10多个地市，调查了各地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调查最后在老人手里得以汇总。“他们15人都下了工夫，调查印证了我以前的猜测。”至于调查结果，她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
调查是老人“打黑洞”的一种方式，她从1996年4月17日在一次会诊时，发现了一位叫巴秀英的病人之后，“打黑洞”就成了她日常的工作，但她其实并不是一人孤身作战，她有一个团队。
在高耀洁独立调查的时候，河南等省份也开始了对各自艾滋病疫情进行摸底。2004年秋天传出的一个信息是，河南从既往卖血史人群中共排查出2.5万多名HIV携带者。
全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字逐年上升，至2006年10月31日，中国累积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83733人。
忧虑没有人继承她的事业
高耀洁三个字，已经是一块“金字招牌”。
“最早是万延海提出来过，是否可以用我的名义搞一个基金会。后来，省里也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都被我拒绝了。”有多少拨人找到高耀洁谈基金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老人的记忆能力，“通过搞基金会，能弄来钱，可谁能保证那些钱完全用在病人身上？我不会让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名义赚钱。”
她已经是多次提起后事，每次都是那么哀伤。她在前不久通过自己的博客，公开了遗嘱：高耀洁死后，任何人、组织、机构不得以高耀洁的名义开设基金会和类似机构。“我已经授权给儿子，万一出现以我的名义设立的基金会等机构，他有权起诉。”她说，多少年的名节都守住了，活到最后，更要纯粹一些。
让老人如此忧心身后的原因是，想利用她的名声揽财的人实在不少。“卖药的也来找我，还有所谓的艾滋病组织也找过我。”她认为那些跑上门来的卖药人都是江湖骗子，如果她能说上几句对药物评价好的话，卖药人就许诺给以好处，这让老人备受其烦。
老伴去后，高耀洁对自己身体的担心愈来愈多，两年前因烫伤住过一次院之后，她的体质在逐日下降。“现在靠药物维持着，表面上看还是挺好的”，她担心肺部，前不久已经感染了，“肺空洞，还有高血压一直下不来。”而她的胃，已经多年来只有四分之一。
“我现在感觉到生命是在倒计时啊”，最近的两年，她多次感伤，“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要再写两本书。”之前，曾有两个女孩子自愿帮她打字录入书稿，现在，一个女孩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了研究生。没完没了的社会活动也在侵占着她的时间，她一般还不会推辞，风烛残年的老人，有做不完的事，她的生命之烛在闪耀着最后的光亮。
老人另一个忧虑是没有人继承她的事业。“儿子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像从前那样反对了，但他们是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儿子和儿媳对老人一向很好，一天两次往老人的住处送东西。“我曾指望过她。”老人过了一会儿才说出“她”就是远在加拿大的小女儿，曾经母女关系破裂，如今又裂痕重合。当听说老人明年要去美国领奖，小女儿打来了电话：“你到了国外，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可不能接受安排的话说。”
她想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否定了小女儿这个人选。她又说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接着否定：“看来，我身后是没人能接着做我现在的事情了，到时也就结束了。”
就在她无限的忧伤涌上心头时，中国艾滋病人群的规模仍然在扩大着，多位学者提了很久的艾滋病立法仍然渺无希望。
阳光的消息也有传来，中国已经在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就在本文行将结束，不愿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高耀洁因在上海演讲期间，喝了一杯白开水后胃痛并大出血。
但是，她不愿停下来，她即使在胃出血后，还要坚持做完余下的演讲，而且，她安排的日程还有很多：广州、北京……美国华盛顿，她的脚步和她的呐喊，一天天，急促地，进行着。 (南方都市报)
高耀洁：我已做好自杀的准备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高耀洁
79岁的高耀洁医生下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简陋的小型宾馆里，带着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和《财经文摘》见面。此前的十年间，高耀洁医生在中国基层与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全面接触，和他们吃在一起过，住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向他们提供着物质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地无偿接收一些无家可归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阴影。
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真实情况。
因为揭示这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医生的女儿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过去10年，高耀洁医生见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时候一天走7个村庄，见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洁医生联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节时给其中8人分别汇去100元，半个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楼，艾滋病人排着100多人的队伍从高医生手上免费领药，一位病人获得了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并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在中国，有一些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妇科大夫高耀洁将逾80岁，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经因为癌症在河南逝世，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社会问题会议，显然，艾滋病问题无可避免会被进行讨论。高医生带着一位她认为随时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种传统的不善讲述只知哭泣的病人来到北京，试图让病人临场带给人们一些实际影响。那一天，高耀洁医生还随身携带着一些药物胶囊，以此对付可能随时出现的血压升高。
在交谈中，这位医生掉了三次眼泪，她那干涩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湿润，眼睛红红的，话音凄凉。高医生说，她正在为自己料理后事，从去年开始，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这是一位天伦之年的老人的忧伤和哭泣，迷茫和怀疑使她落泪。十多年以来，她恐怕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顺畅的路。
以下是高耀洁医生与《财经文摘》的交谈：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医生：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看见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财经文摘》：您认为您与艾滋病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耀洁医生：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财经文摘》：您能给他们什么？
高耀洁医生：我在尽一个人的责任，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我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来到这个人世，作为一个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财经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那些没爹没妈的艾滋孤儿，我把他们弄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一个归宿，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我也没法保证他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财经文摘》：什么影响？
高耀洁医生：缺德！
《财经文摘》：缺德？
高耀洁医生：因为有好处，可以名利双收。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财经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吗？
高耀洁医生：很简单，一是道德沦丧，现在的血液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第二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钱。现在如果不用狠手段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不敢设想。
《财经文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是一场国难？
高耀洁医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传说的艾滋病只是行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抱着这个态度，我进一步接触了许多病人。
穷卖血、病输血。如果当初制止血传播，现在不会这样的，这都十几年了。我承认，性行为或吸毒都能导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时也认为，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概率非常大。现在卖血现象还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国将无可征之税，亦且无可用之青年。
《财经文摘》：您在最底层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洁医生：现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传不到位，妨碍了知情权，有些人连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还有就是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的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
《财经文摘》：当您不断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公众时，有没有压力和阻力？
高耀洁医生：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这样痛苦？
高耀洁医生：现在我是欲罢不能，病人为什么都来找我不去找政府？因为你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绩的，要是不断有人死去，要我们医生干什么？我对不起那些病人。
作者：章剑锋
责编：西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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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2007年02月24日消息：
高耀洁拒绝说假话 将飞往美国领奖
"中国民间抗爱滋第一人" 高耀洁要继续将中国爱滋病情况公诸于世
中国著名爱滋病活动人士高耀洁已抵达北京领取赴美签证，并将在星期日（2月25日）飞往美国，"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爱滋病的情况"。
今年80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因在维护中国爱滋病患者权益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获得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
她将会在25日先抵达纽约，之后在3月14日到华盛顿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