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恢复高考时，我在当兽医
■人物名片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1957年出生，1978年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再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以及历史文化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等。张鸣连续参加了1977、1978年两届的高考，最终从一名乡村兽医变成了大学生。
农场连队的大喇叭里喊出了高考恢复的消息
1973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在给同学的信中，表达自己对“文革”的不满。因为太年轻，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结果被人给揭发出来。当时的农场已经成了生产建设兵团，从1973年一直批到1974年，我是全师的重点批判对象。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事是怎么捅出来的，但那时告密特别多。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我就被发配到一个连队里去放猪。因为没书看很难受，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
1977年的时候，我在我们农场做兽医。农场连队都有大喇叭，有一天喊出来了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正在猪舍帮着饲养员起圈，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太好了，凭着自己多年来的读书自学，很有可能考上。接着，我心里又一沉，觉得自己这事儿可能够呛，因为当时还没有否定“文革”。
我们同学也来问我考不考，我说考。当时，我是那个农场几乎所有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但由于政治问题，老师们也觉得很难说，我能不能考。其实我当时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报名？到报名的时候，我发现没障碍，能报！我就报了，报了之后，依然心里觉得很虚，不踏实。我的事从来都是我自己作主，父母对我报与不报，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他们对我报考没有报什么希望。
这一年考大学太热闹了，考试那天，我们那个小农场真是人山人海，知青和多少届的中学毕业生都来参加了。当时我是农场大家公认的最棒的一个学生，因为我所在的中学一直在把我当老师用。老师一出差，就让我顶着上课。
我一看，大家都来考了，连一些在学校什么都没学到的人都报了名。我当时就想，他们可能觉得大学生太容易考了，所以都来试试。由于报名的人太多，结果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首先初试，然后才正式考试。
初次高考太紧张，吃了安眠药
当时，我们各个连队来的人，住在场部的招待所，睡的是大通铺。我们连队距离场部有三十几里地，忘记我是怎么去的场部，反正没有公车。招待所就是一种大车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晚上大家的呼噜此起彼伏，根本睡不好。以前，我们的中学经历，基本上是不考试的，从没有到这么大的考场参加过这样规模，这种架势的考试。一进农场场部的初试考场，心就开始乱跳。进场大约有10分钟，根本连笔都拿不起来。后来总算镇定了一下，才开始答题。初试通过之后，我进入了复试，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进场前，我觉得不能再像初试那样紧张，就到医院里向医生要了一片安定，想起到镇定的效果，别那么紧张。第一场好像考的是语文，由于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结果那天我一进考场就困得不行，老想睡觉，但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在考场睡觉不是大笑话吗？没有办法，只好把头在桌子上狠磕了几下，头上出了大包，过了一会儿之后好点儿了，然后开始答题。我正式考试比初试考得好，记得考历史地理的时候，出了一个关于近代史的题，这个题出得有问题。我答了以后，还在考卷上标上了，说这个题出得不严谨。当时监考的老师，我们都认识，每个考场好像是两个人，很严肃，认真，也很有人情味，记得有一场考试写着写着我的钢笔没有水了，监考老师马上就递给我一支笔。
四门考下来，我的总分二百九十多分，这个分数，是一位比较欣赏我的老师打听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在我这个年龄段（20岁）就已经是高分了，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北大中文系，这个分数上北大中文系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
我的政审不合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一个个地走。
所以，后来我女儿考上北大中文系我就很高兴，我对她说，你还了爸爸的愿。
再次参加高考，偶得考试“秘籍”
1977年的高考已经是年底了。没过多久，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好像是春天。这次是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这次高考前，农场学校办了高考补习班。我没有参加，因为没有时间，我的兽医工作相当忙。同时我那时也很高傲，心想我是整个农场学习最好的，上补习班干吗？
在进考场的前一天，在场部招待所，我不知怎样得到一本高考政治复习资料，一个小薄本，大概有两三万字。那时，这种东西是第一次编出来，里面告诉你怎么答题，第一是概念，第二是阐释什么的。大概是一个考生已经背熟了，不需要了，但对我真的很有用。当天晚上，我把它几乎一字不拉地背下来了。上考场后发现，试卷里面很多题目那个复习资料里面都有，结果，我的政治考了八十多分。此前，虽然道理我知道，但绝对不知道怎么考试，按照背好的题答，感觉很痛快。语文的作文题叫“缩写”，就是给你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让你缩写成1500字，每名考生给了两张印刷有方格的稿纸。我就查一排是14，一排是13，在草稿纸上算了一个乘法，结果我给乘多了，把文章缩得太长了。结果作文丢了不少分，语文只考了七十多分。当时感觉语文题太简单了，我把考卷上的理科题做完后，又把文科题全做了，老师说你做多了，我说，反正没事干，做着玩。
但是，从结果来看，我考得再高也没有用，因为我的志愿填得很低。因为我对自己的理科成绩没有信心，同时又担心政审不能过关。就这样，我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的时候，自己心情很糟，这时我才有点明白，此次政审可以通过，关键是在考试和录取过程中，政治形势变了，否则，即便是报考一个农业院校，也依然得铩羽而归。
高考改变命运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在很偏僻的农村。“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所以把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了。但我上的这个学校，当初办的时候，就安在农村。由于学校那年畜牧兽医专业不招生，我只好改学农机专业。当时我很喜欢文学，一心做着文学梦，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文学青年，心想反正是想当作家，多一点生活体验也好。没想到一入学才发现，这个专业功课很紧。它是一个工科的教学设置。一周六天，每天八节课，其中还不包括制图和实验。
而且每天作业一大堆，一般都是四五十道题。我觉得太痛苦了，就只挑关键的题目做，制图就抄。四年农机学下来我分还是考得比较高，平均每门功课近九十，但实际上没留下什么印像。1999年我们家买了一辆车，汽车和拖拉机是我们的重头专业课，但是打开汽车前盖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认识我。就一个本事没忘，就是削铅笔。我们学制图的时候，要削各种各样的铅笔，软的硬的都有，因为描的图线条不一样。对手绘图来说，削铅笔是功夫，没离婚的时候，我就给前妻削眉笔。后来她眉笔升格不用削了，我这手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虽然我考上的大学不理想，但是，高考毕竟还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进入了另外一个圈子，不仅眼界更为开阔，知道了这个世界不仅有大学生，还有研究生，自己可以报考。
如果我高考的时候知道可以直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我肯定就报名了。
从我的求学经历来看，我在本科阶段学到的东西既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后来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也许对开阔视野有点好处，反正我不是科盲。惟一能说得上的好处是，让我摆脱了对教科书的依赖，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历史课，也不知道教科书上说了什么，基本上靠自学，培养了我很强的思考能力。
口述：张鸣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新京报 2007年3月29日
■人物名片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1957年出生，1978年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再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以及历史文化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等。张鸣连续参加了1977、1978年两届的高考，最终从一名乡村兽医变成了大学生。
农场连队的大喇叭里喊出了高考恢复的消息
1973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在给同学的信中，表达自己对“文革”的不满。因为太年轻，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结果被人给揭发出来。当时的农场已经成了生产建设兵团，从1973年一直批到1974年，我是全师的重点批判对象。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事是怎么捅出来的，但那时告密特别多。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我就被发配到一个连队里去放猪。因为没书看很难受，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
1977年的时候，我在我们农场做兽医。农场连队都有大喇叭，有一天喊出来了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正在猪舍帮着饲养员起圈，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太好了，凭着自己多年来的读书自学，很有可能考上。接着，我心里又一沉，觉得自己这事儿可能够呛，因为当时还没有否定“文革”。
我们同学也来问我考不考，我说考。当时，我是那个农场几乎所有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但由于政治问题，老师们也觉得很难说，我能不能考。其实我当时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报名？到报名的时候，我发现没障碍，能报！我就报了，报了之后，依然心里觉得很虚，不踏实。我的事从来都是我自己作主，父母对我报与不报，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他们对我报考没有报什么希望。
这一年考大学太热闹了，考试那天，我们那个小农场真是人山人海，知青和多少届的中学毕业生都来参加了。当时我是农场大家公认的最棒的一个学生，因为我所在的中学一直在把我当老师用。老师一出差，就让我顶着上课。
我一看，大家都来考了，连一些在学校什么都没学到的人都报了名。我当时就想，他们可能觉得大学生太容易考了，所以都来试试。由于报名的人太多，结果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首先初试，然后才正式考试。
初次高考太紧张，吃了安眠药
当时，我们各个连队来的人，住在场部的招待所，睡的是大通铺。我们连队距离场部有三十几里地，忘记我是怎么去的场部，反正没有公车。招待所就是一种大车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晚上大家的呼噜此起彼伏，根本睡不好。以前，我们的中学经历，基本上是不考试的，从没有到这么大的考场参加过这样规模，这种架势的考试。一进农场场部的初试考场，心就开始乱跳。进场大约有10分钟，根本连笔都拿不起来。后来总算镇定了一下，才开始答题。初试通过之后，我进入了复试，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进场前，我觉得不能再像初试那样紧张，就到医院里向医生要了一片安定，想起到镇定的效果，别那么紧张。第一场好像考的是语文，由于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结果那天我一进考场就困得不行，老想睡觉，但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在考场睡觉不是大笑话吗？没有办法，只好把头在桌子上狠磕了几下，头上出了大包，过了一会儿之后好点儿了，然后开始答题。我正式考试比初试考得好，记得考历史地理的时候，出了一个关于近代史的题，这个题出得有问题。我答了以后，还在考卷上标上了，说这个题出得不严谨。当时监考的老师，我们都认识，每个考场好像是两个人，很严肃，认真，也很有人情味，记得有一场考试写着写着我的钢笔没有水了，监考老师马上就递给我一支笔。
四门考下来，我的总分二百九十多分，这个分数，是一位比较欣赏我的老师打听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在我这个年龄段（20岁）就已经是高分了，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北大中文系，这个分数上北大中文系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
我的政审不合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一个个地走。
所以，后来我女儿考上北大中文系我就很高兴，我对她说，你还了爸爸的愿。
再次参加高考，偶得考试“秘籍”
1977年的高考已经是年底了。没过多久，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好像是春天。这次是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这次高考前，农场学校办了高考补习班。我没有参加，因为没有时间，我的兽医工作相当忙。同时我那时也很高傲，心想我是整个农场学习最好的，上补习班干吗？
在进考场的前一天，在场部招待所，我不知怎样得到一本高考政治复习资料，一个小薄本，大概有两三万字。那时，这种东西是第一次编出来，里面告诉你怎么答题，第一是概念，第二是阐释什么的。大概是一个考生已经背熟了，不需要了，但对我真的很有用。当天晚上，我把它几乎一字不拉地背下来了。上考场后发现，试卷里面很多题目那个复习资料里面都有，结果，我的政治考了八十多分。此前，虽然道理我知道，但绝对不知道怎么考试，按照背好的题答，感觉很痛快。语文的作文题叫“缩写”，就是给你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让你缩写成1500字，每名考生给了两张印刷有方格的稿纸。我就查一排是14，一排是13，在草稿纸上算了一个乘法，结果我给乘多了，把文章缩得太长了。结果作文丢了不少分，语文只考了七十多分。当时感觉语文题太简单了，我把考卷上的理科题做完后，又把文科题全做了，老师说你做多了，我说，反正没事干，做着玩。
但是，从结果来看，我考得再高也没有用，因为我的志愿填得很低。因为我对自己的理科成绩没有信心，同时又担心政审不能过关。就这样，我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的时候，自己心情很糟，这时我才有点明白，此次政审可以通过，关键是在考试和录取过程中，政治形势变了，否则，即便是报考一个农业院校，也依然得铩羽而归。
高考改变命运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在很偏僻的农村。“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所以把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了。但我上的这个学校，当初办的时候，就安在农村。由于学校那年畜牧兽医专业不招生，我只好改学农机专业。当时我很喜欢文学，一心做着文学梦，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文学青年，心想反正是想当作家，多一点生活体验也好。没想到一入学才发现，这个专业功课很紧。它是一个工科的教学设置。一周六天，每天八节课，其中还不包括制图和实验。
而且每天作业一大堆，一般都是四五十道题。我觉得太痛苦了，就只挑关键的题目做，制图就抄。四年农机学下来我分还是考得比较高，平均每门功课近九十，但实际上没留下什么印像。1999年我们家买了一辆车，汽车和拖拉机是我们的重头专业课，但是打开汽车前盖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认识我。就一个本事没忘，就是削铅笔。我们学制图的时候，要削各种各样的铅笔，软的硬的都有，因为描的图线条不一样。对手绘图来说，削铅笔是功夫，没离婚的时候，我就给前妻削眉笔。后来她眉笔升格不用削了，我这手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虽然我考上的大学不理想，但是，高考毕竟还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进入了另外一个圈子，不仅眼界更为开阔，知道了这个世界不仅有大学生，还有研究生，自己可以报考。
如果我高考的时候知道可以直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我肯定就报名了。
从我的求学经历来看，我在本科阶段学到的东西既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后来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也许对开阔视野有点好处，反正我不是科盲。惟一能说得上的好处是，让我摆脱了对教科书的依赖，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历史课，也不知道教科书上说了什么，基本上靠自学，培养了我很强的思考能力。
口述：张鸣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新京报 2007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