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兆公墓
战国七雄-秦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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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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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方言的心理优势是一种低级趣味
陈文乔
人民网上关于上海话的议论，颇有意思。
我是个祖籍湖北、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中年人。据说有人提议按父亲出生地定义“籍贯”，则我也可算是上海人。小时候（50年代），我有点以上海人自卑，尽量说北京话；后来（70年代）又逐渐以上海人自喜，多半说上海话。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但是总的说来，我仍然有尽量使用、甚至模仿交谈对象方言的下意识的努力，无非是为了让交往更自然、愉快。
到了纽约以后，发现在纽约你可以遇到1910、1920、1930、1940、1950、1960、1970、1980等等各个年代从上海出来的同胞，以后自然更多遇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来的上海人。由于方言是一种地理交通、文化交流、社会交往渠道受到阻碍时自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它自然受到地理、文化和社会学者的关注。到了纽约，中国人成了少数民族，用母语、方言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方言的特征就被“冻结”了。所以，在纽约交几个不同时期来美国的“老上海”朋友，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方言的演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先是香港歌星、商人带来的粤语腔，后是台湾同胞带来的“国语”调，连同其专用的特征词汇，习惯用语，各领风骚好几年，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今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梦想。中国人，首先是北京、上海等“先富起来”的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的自尊心渐渐地振奋起来（作为脊梁骨的中国人当然在任何时代都从未丧失过自尊）。这种心理，首先在上海方言的使用心理上得到微妙的表现。理由当然来自于上海在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上的无可辩驳的龙头地位。因为目前这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潮流，首先是靠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得到世界承认的。
尤其是近年来，台湾同胞大量移民上海周边地区。由于上海在原先大陆的中华民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台湾的经济、文化上层“圈内”，上海方言作为一种享有特殊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的“品牌”标志，具有公认的社交优势。在台北的上层社交圈里讲带有上海口音的“国语”，如同在纽约讲一口伦敦腔的英语一样，具有把自己口袋里剩下不多的几块钱标记为所谓 Old money（意即“祖上留下的钱”）的效果，其用心不难理解。方言不像名牌服饰，立时三刻是买不到手的。现在台湾同胞回国投资，当然要云集上海，更当然要好好学说一口字正腔圆的上海话，再不能让那些“看不起你，目笑存之”的“老甲鱼”专美于前了。上海话在商业圈中的优势地位，相信是其来有自。
但是方言优势并不是什么值得自喜的东西。追求方言的心理优势，跟追求名牌服饰的所谓社会地位优势一样，是一种低级趣味，是社会不平等的证据和产物。信仰自由平等理想的人们，应当自觉地抵制和克服之。有优势方言，必有劣势方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像粤语和北京话，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在大多数（即数量多到足以影响方言发音程度的）居民的文化优越感方面所具有的历史心理资源，在目前阶段大抵无法与上海话竞争。不容讳言，粤语的心理优势是香港被英国统治100年历史的产物；北京话的心理优势则是满清政权300多年种族歧视的产物。但是，中华语言的文化精髓，却不是上海话、广东话、甚至道地的一口“京片子”所能容纳得了的。随着中华民族的一步一步强盛，先是经济，然后是科学技术，再后是文化艺术，都会逐步成为世界上最领风骚的新潮流。到那时，能用四川话、湖南话、苏北话、陕西话朗诵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那才是最“酷”的呢！
陈文乔
人民网上关于上海话的议论，颇有意思。
我是个祖籍湖北、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中年人。据说有人提议按父亲出生地定义“籍贯”，则我也可算是上海人。小时候（50年代），我有点以上海人自卑，尽量说北京话；后来（70年代）又逐渐以上海人自喜，多半说上海话。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但是总的说来，我仍然有尽量使用、甚至模仿交谈对象方言的下意识的努力，无非是为了让交往更自然、愉快。
到了纽约以后，发现在纽约你可以遇到1910、1920、1930、1940、1950、1960、1970、1980等等各个年代从上海出来的同胞，以后自然更多遇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来的上海人。由于方言是一种地理交通、文化交流、社会交往渠道受到阻碍时自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它自然受到地理、文化和社会学者的关注。到了纽约，中国人成了少数民族，用母语、方言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方言的特征就被“冻结”了。所以，在纽约交几个不同时期来美国的“老上海”朋友，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方言的演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先是香港歌星、商人带来的粤语腔，后是台湾同胞带来的“国语”调，连同其专用的特征词汇，习惯用语，各领风骚好几年，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今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梦想。中国人，首先是北京、上海等“先富起来”的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的自尊心渐渐地振奋起来（作为脊梁骨的中国人当然在任何时代都从未丧失过自尊）。这种心理，首先在上海方言的使用心理上得到微妙的表现。理由当然来自于上海在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上的无可辩驳的龙头地位。因为目前这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潮流，首先是靠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得到世界承认的。
尤其是近年来，台湾同胞大量移民上海周边地区。由于上海在原先大陆的中华民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台湾的经济、文化上层“圈内”，上海方言作为一种享有特殊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的“品牌”标志，具有公认的社交优势。在台北的上层社交圈里讲带有上海口音的“国语”，如同在纽约讲一口伦敦腔的英语一样，具有把自己口袋里剩下不多的几块钱标记为所谓 Old money（意即“祖上留下的钱”）的效果，其用心不难理解。方言不像名牌服饰，立时三刻是买不到手的。现在台湾同胞回国投资，当然要云集上海，更当然要好好学说一口字正腔圆的上海话，再不能让那些“看不起你，目笑存之”的“老甲鱼”专美于前了。上海话在商业圈中的优势地位，相信是其来有自。
但是方言优势并不是什么值得自喜的东西。追求方言的心理优势，跟追求名牌服饰的所谓社会地位优势一样，是一种低级趣味，是社会不平等的证据和产物。信仰自由平等理想的人们，应当自觉地抵制和克服之。有优势方言，必有劣势方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像粤语和北京话，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在大多数（即数量多到足以影响方言发音程度的）居民的文化优越感方面所具有的历史心理资源，在目前阶段大抵无法与上海话竞争。不容讳言，粤语的心理优势是香港被英国统治100年历史的产物；北京话的心理优势则是满清政权300多年种族歧视的产物。但是，中华语言的文化精髓，却不是上海话、广东话、甚至道地的一口“京片子”所能容纳得了的。随着中华民族的一步一步强盛，先是经济，然后是科学技术，再后是文化艺术，都会逐步成为世界上最领风骚的新潮流。到那时，能用四川话、湖南话、苏北话、陕西话朗诵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那才是最“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