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旧社会还黑暗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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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理论下的中国………（14〕现代中国奴隶的悲惨现状

September 26 2003 at 6:28 PM Anonymous (no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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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说奴隶二字，似乎荒唐与过时。但奴隶还是有的，据说美洲就有奴隶，虽然人数极少。奴隶贸易兴隆的时期，中国人被卖到南非金矿、 巴西银矿，至今还有后裔。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我们被宣布为“站起来了”并“当家做主人”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

　　官方的宣传媒介中，西藏解放前有农奴：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他们被迫做繁重的工作，没有应得的报酬，生活条件极其严劣。

　　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肯定有奴隶！

　　我所说的奴隶贸易，是指将无辜者变成奴隶，这种贸易既不是象古代的卖身为奴，如大家熟悉的董永：卖身葬父。我今天讲的有几种奴隶，他们的遭遇是相同的：在封闭的环境中被暴力所威胁，从事非人的劳动，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他们每日工作时间最少有十几个小时，但他们的劳动没有报酬或少到仅具象征意义！

　　这些人难到不是奴隶？他们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有区别么？如果说有的话，就是那时的奴隶不是俘虏就是罪犯，得到社会的公开承认。而今天的奴隶们是自由公民，是无辜者！

　　“公仆”们肯定要说这是“抹黑”与“诬蔑”，就让我们撕下遮羞布来看看吧！

　　这些奴隶就在我们身边：

　　在浙江临海的奴隶工厂里，小奴隶们仅十一二岁，这些童奴是被骗来的，她们的工作条件有多恶劣，工作有多危险，不需我形容。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人们有目共睹！

　　在河南、河北的砖场里：奴隶们被狼犬与打手们包围着，逃跑的奴隶被打断了手脚……也见央视。

　　在某些农场里：奴隶们劳作一季之后，没拿工钱之前，当地派出所便前来抓人，奴隶们只好逃命，工钱就没了，如同香港建筑工地每月开粮的时候，总有警察来抓人。

　　在全国最大的暖气片生产基地：山西清徐县同戈站暖气片工业公司，奴隶们拚命挤上记者的采访车来逃出公司大门。陕西人张增社夫妇都是这家公司的奴隶，媳妇病了不准走，弟弟带钱来接人，也被抓进来！据大众日报披露，截止本月十九日，约有两千名奴隶获救离开……

　　在湖南株洲、衡阳一带，常有广东警方用火车、汽车将一批批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奴隶抛弃后扬长而去。当地铁路警察和民众予以援救后，有些奴隶活了下来，靠乞讨返家，有些奴隶就含恨死去，给当地政府和居民造成沉重负担。当地铁路公安还扣留过两名抛弃奴隶的广东警察，迫使广东警方出钱处理奴隶们的后事。据活着的奴隶们诉说：广东警察经常半夜出动来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罚款的，就将女的卖到发廊，男的卖给一些工地老板做奴隶，一旦奴隶们生病或快累死时，便叫警察把他们抬上车到广西、湖南一带抛弃。

　　（在广州火车站，我一位朋友买完去深圳的火车票后，在路口碰到公安、保安押看几百名外地人去收容所，保安要把他也拉走。这位朋友向路人呼救并拿出了各种证件，引起路人的同声指责。恼羞成怒的公安竟指使十几个保安把他打断鼻骨和肋骨。还是一个载客的摩托仔把昏迷的他救去医院，但手机、钻戒和装着万余现金的皮包已失踪！）

　　虽然这些奴隶的悲惨遭遇很相似，但他们从公民变成奴隶的形式却不同：有些是以招工的名义骗来，有的却是被公安掠卖为奴。虽然从民变奴的形式不同，但造成这种罪恶的奴隶贸易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每一笔贸易的促成，都可以或明或暗地看到“公仆”权力和“公仆”利益的影子！

　　市长、局长们，你们很无辜！在买卖奴隶的全过程，没有一丝你们的音与容，我还没抓到你们的在场证据，怎么就红口白牙地咬了你们一口？

　其实这种现象才是令我很鄙视你们的原因：敢做不敢当！这些以民为奴的大公司、加工厂、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没有“关系”、“后台”行么？就象今天大家都知道公安与老鸨们的关系一样，没有你们的暗中支持，奴隶们怎么就不敢逃呢？奴隶们怎么就逃不出来呢？没有当地政府和公安的保护与支持，贵州民警的解救怎能进行不下去？

　　一般的百姓都怕官、怕公安、怕被“毙”，这些奴隶主们不怕，连央视与公安都无奈其何的人就很　“不一般”！是谁使一个个奴隶主从一般变成了“不一般”？

　　“公仆”们、市长们、局长们，给中国人民一个答复吧！

　　是什么促使罪恶的奴隶贸易从这块土地上灭绝几千年后又死灰复燃并到了公行无忌的地步？

　　是这种疯狂奴役带来的暴利！是这种沾满罪恶与血腥的钞票在支持着某些地方的“经济”与政绩！是这种嗜血的本性将“公仆”们与奴隶主结成强大的同盟！无论歪理被罩上多眩目的光环；罪恶的黑钱以“经费”、“赞助”或“发展地方经济”的借口洗得多白，仔细闻一下，都会令人作呕。

　　掠卖平民为奴隶，在几千年前的中国与埃及都是重罪。为什么我们的公仆们，还敢悍然为之？

　　光从钱上看未免狭隘，在他们眼睛里的人民根本就是一群猪！从网上“民猪”的说法就可以看到这种心态。他们以占领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他们眼里的人民，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俘虏与战利品，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矣！既然奴隶由战俘变来，把你们接当作奴隶役使又有何不可？揭露这种心态，看清我们被劫持与奴役的真实境况，虽然痛苦，虽然有些人不愿承认，但却能用它来解释现实中的种种“怪现象”！

　　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一位女孩跳车自尽！因为她没票，而乘警又不肯按规定把她交给下一站派出所。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价将她卖给广东的收容站！为此不惜长途押送五百多公里，将一个女孩象一只待宰杀的动物般绑着去卖二百元。在搜狐披露的事件内容中，我读懂了一个奴隶、一个公民的身价：二百元人民币；读懂了收卖奴隶的中转站：收容站！（又是收容站！我的朋友，一个身家百万的老板也差点被送来这里！）

　　收容站是什么地方？恐怖到女孩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去？她知道什么？还是听进去过的人谈起过什么？难道比奥斯威辛集中营更恐怖？

　　《南方周末》曾报道：去广州的火车上有位年青的打工仔被乘警抛下摔死，而乘警的说法是“自愿”跳车摔死，《南方周末》曾呼吁知情者揭露真相。

　　但看了女孩跳车自尽的报道，我想那个民工也许真的是“自愿”死亡。当年老舍不也是“自愿”死亡么？

　　当我们的身体与行动在道德与良心之外被强迫地服从他人，我们因失去行动自由而被奴役时，我们是奴隶，我们悲惨。

　　如果我们失去思想的自由，被迫在思想上服从，我们同样是奴隶，一定会更悲惨！

　　可悲与可怜的是，有些同胞缺少自由思想的兴趣，总想找一种精神依托，找一种精神枷锁给自己以安慰，甚至江湖术士都有人礼拜，不亦痛乎？如果我们摆脱不了这种奴隶思维，民族还有希望么？

　　十年前有一首答友人的诗，其中几句还记得：独行大漠上，相伴狼与鹰。弃身砂碛间，生死忽为轻。与其为奴为婢的偷生，我倒愿意自我放逐于塞北苦寒之地，与野兽为伍。因为古诗曰：古人形似兽，犹有大圣德。今人形似人，兽心安可测！试问：一年之中，死于虎狼蛇蝎之口的公民与死于公安之手的同胞冤魂，那个更多？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老舍和今天火车上的同胞，都是为了自由，为了不做奴隶，而“自愿”死亡。时代与皆景不同，但遭遇是一样的，选择也是一样的！

　　让我们为死者悲哀，但愿后人不再为我们致哀。

　　祖国，我的泪水已尽，而我的心还在淌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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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理 论 下 的 中 国－－－－－（11〕 退 休 工 人 血 染 红 旗
September 23 2003 at 7:05 PM Anonymous (no login)


那血，那旗帜――一位退休老工人的呼声（转载）

文章来源: 新青年三角地



公元2000年12月的一天，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十个年头，天阴沉沉的，飘着雪花。

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河南省西南的一个山区县城里，原国营红都机械厂附属面粉厂，第三次被盗。可奇怪的是，库房里堆积如山，排列整齐的白面粉没有丢失一袋，丢失的竟是一袋麸皮，连续三次都是如此。前两次仓库管理员没有声张，只是把窗户关好算了。这一次管理员报了案。是谁如此大胆，一个半月时间内作案三次，而且手法一样，但是偷走一袋麸皮又是干什么。治安派出所民警伙同厂内保安根据蛛丝马迹及现场留下的线索，很快查清，原来竟是本厂老职工郝立光所为。这还了得，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竟敢盗窃别人财产。厂领导和治安民警决定突击审讯。

警车呼啸着，把郝立光带到了治安派出所，人赃俱在，岂容他狡辩。

“你以前还偷过厂里多少东西？面粉厂是我个人承包的，你不知道吗？快说！”浑光溜圆的黄厂长怒不可遏。

“没有，没有”老郝佝偻着身子，显然站不直，老泪纵横。“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我只是拿走了厂里的一袋麸子，几十年来，我都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少废话，你一共偷了几次？”

“三次，自从虎子去平顶山挖煤被砸死之后，虎子他妈有病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又不能干活，退休金又三年多没发了。我们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偷白面，白面多值钱。”

“我知道偷白面是犯法的呀，我们有麸子皮吃，就行啦。”

“什么，什么，嗯！你偷麸子皮是吃的？”那黄厂长连摇头，“走，我们去看看，我不信。”

警车又呼啸着，向职工住宅区驶去。

郝家挤满了人。吵吵闹闹，人们到处乱跑，好像出了什么事。原来，郝的妻子患心脏病，已卧床多年，看到郝被警车带走以后，又急又气又惊吓，心脏病复发，摔死在门坎上。人都不中用了，可他们还在灌水，捏人中慌着救治。郝立光紧跄两步，一把抱着他刚刚死去的妻子，放声大哭。“我不是贼呀，我只是背走一袋麸子呀。我是贼呀，我对不起你啊！”在这灰蒙蒙的天堂中，呼啸的寒风里，郝立光拍打着他的妻子，嘶叫着，头向墙上乱碰。在场的人无不下泪。

郝家真是面徒四壁，六七十年代盖的简易房子，到处刮风漏雨，破烂的窗户旁放着一张木床，上面有一双薄被子。灶台边，一个漆黑的瓦盆里，放着几个用麸子皮和着菜叶蒸的窝窝头。一个多月来，他们就是吃这些度日。

郝立光抱着他的妻子不放，几十年的苦难生活，使他们相濡以沫，死也不愿分手。“这到底是咋回事呀？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过不下去？难道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书记厂长们都成百万富翁吗？就是让我们工人越来越穷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老伴呀，你醒醒吧……毛主席呀，你快回来吧，你怎么就不管我们了呀。”

“哇，”全场一片哭声。一句话勾起了人们的全部心事，人们先是低声饮泣，接着放声大哭。连小孩子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哭声中，人们逐渐地向那两个警车围去，几个年青人欲做掀车状。看到那几个警察和内保也在车里跟着哭，其中一个大个子警察低着头，把那张拘留证撕了个粉碎，纸片洒了一地。人们自动地闪开了一条缝，两个警车默默地开走了。

写到此，我也止不着泪流满面。多么好的人民啊，多么宽厚，多么善良，多么成熟和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啊。我们为有这样的人民而感到自豪。我们为有真正代表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的党和政府而感到自豪。几十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熏陶，毕竟是在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子，毛泽东思想整整教育出两代人啊！为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这样的党，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牺牲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事啊……可是有很多事情我也想不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发出阵阵怀疑。

本来改革开放开始时，我们都是衷心拥护的。改革，不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掉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吗？开放不就是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好技术吗？只要真正的国富民强，我们就高兴。可是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怎么越搞越不象了呢？本来我们这个厂还是一个先进厂，虽是国营办的，但规模也不算小，全厂二千多名工人，负责全县的农业机械的制作、修理，还生产组装过农用简易拖拉机、抽水机、播种机、简易运输车等。年税利一百多万元。可是自从农村土地和山坡被分光以后，土地都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又恢复了过去的人拉牛耕，谁还要我们这些大件农具呢。先是搞车间承包，后来又搞全厂承包，找能人，而且要打开监狱找能人。说报纸上登了：一个能人能救活一个企业。我们厂也出了几个能人，可是厂却越来越垮了，先是贷款发工资，贷款交税，贷款大吃大喝，一年就吃掉50多万元。为了保持这个虚假的繁荣，上面要政绩，支持厂长经理不惜送回扣，贷巨款，说假话，做假材料，欺骗上级。说企业起死回生，一包就灵，一分就灵。可蒙骗岂能持久？等到银信部门摧要贷款时，那时工厂已资不抵债，原厂长自杀未遂以后，转念一想，携带500多万元巨款跑了。副厂长和经理不知怎么像变戏法似的就成了百万富翁，可工人全部失业了――那时候工人天天去市政府请愿，要饭吃，要衣穿，先是还有人管，市政府里有个官员出来说：“改革开放不可能没有‘阵痛’，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困难是暂时的，要工人和政府共渡难关。”“主要是我们国家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发展了，改革开放搞好了，经济上去了，我们自然就好了。发展是硬道理。”后来请愿的次数多了，就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了。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上级说了，这是变相游行示威，法律是不允许的。于是强行把工人谴散，并宣布：要工人做文明市民，五个人以上不许在街上聚谈，否则有碍交通，要根据治安条例处罚。

工人们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他们地没一分，大部分住的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公费医疗和各项劳保福利也取消了，工资自然是没有一分了。一有疾病，药费昂贵，医院哪里是穷人去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感冒也要开100多块钱的药。没钱吃药，只好等死或练功信主，自己欺骗自己。孩子们自然也不能上学了，不要说大学，就连中学也上不起了，所谓的希望小学，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这2000多人，只有8％左右，生活问题不大，他们有的原来有积蓄（大部分是厂里原来的中层干部），现在开个批发部或买个汽车跑运输。有的工人上下为孩子，找门子转干，跑官。但这毕竟是少数。买官谈何容易呀，副科到正科，开价三万多，副县到正县，就得几十万，“一两万挂个号，三五万给个帽。”买官自然是一本万利，但这些失业下岗工人，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啊。大部分用几百元钱，买个三轮车，“没有门，跑三轮。”但和城市交通又发生了矛盾。再加上农村种地赔钱（据我详细调查，每收成一斤大米，要赔0.35元钱），大部分劳动力涌进了城市，简直是铺天盖地，进城以后，一部分也推起了三轮。汽配厂一个大学生失业以后，借钱买了个三轮，推了一天没挣一分钱，终于跳楼自杀。电扇厂一个工人吃饭没有饭票，饿了一天，在自己住室自杀。一个老干部，没钱吃药，在烈士祠上吊自杀，在207国道离县城四公里地方，一要饭的饿死，十几天没人管……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啊。下岗失业工人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也有一些年轻人铤而走险，抢劫、凶杀、绑架，恶性案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大白天抢银行；为一碗羊肉汤，竟打死一条命；一个9岁孩子被撕票。社会治安是日益混乱了，依靠严竣执法，又有什么用？况且又是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呢。

农村种不起地的数亿万的农民和城市的数以千万的失业工人汇合在一起了，酿成了我市闻名中外的“10.9”事件……后经努力，武警官兵出动，把事件平息了下去，但隐患无穷，谁能担保，下一次更大的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呢？

社会的两极分化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已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铁的事实。我们地区的国营工业企业已经基本卖光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已不上10％，仅有电信企业一家，经数次分家后负债率已达95％，而且也正在酝酿与国际接轨，或卖给外国。红都机械厂，也于500万元的价格拍卖，近千万元的银行贷款被挂起。厂方通过减员增效、末位淘汰、竞争上岗、考试上岗、病退、内退、开除、放假等一系列手段赶走了大部分工人。勉强在那里上班的，处境也非常可怜，因不堪忍受超时限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微的工资而自愿不干。新厂长宣布：“谁不干都可以走，我有的是更多的工人，一天从早到晚都有找我要求来上班的人。”“你们走人可以，但你们交的风险抵押金厂里不退，因为是你们自愿走的。”郝立光的儿子就是这样“自愿”走的，去挖煤时被砸死。他的老伴思儿心切患心脏病卧床不起。郝立光万般无奈，去附属面粉厂，翻过窗户，拿走几袋麸子皮，竞造成了如此惨剧……

我也在红都机械厂上过班，那里至今还有我不少同事。所以我对厂里的情况比较了解。郝立光和他妻子死这个事的自始之终我都在场。

改革开放为什么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改掉了呢？离开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呀！难道改革开放就是要追求这样的效果吗？宪法规定，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啊。

社会主义就不应该出现两极分化，可为什么现在的两极分化这么历害，已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呢！难道我们工人要注定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么？我们工人本来是不怕吃苦受罪的，可是给我们找个吃苦受罪的地方，让我们有活干，行不？为什么党报上竟宣传：“工人们最喜欢厂长经理们请客，大吃大喝，因为一请客就说明有定单了，工人们有活干了。”这是什么逻辑！

工人阶级应该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可是现在怎么变成奴隶了呢，是怎么变的，什么时候变的？党章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政党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嘛，离开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政党何用！江总书记号召“三讲”要讲政治，政治，在阶级社会里那不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么？离开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还讲什么政治！

我越来越糊涂了。难道真的就像那官员说的是“改革开放的阵痛”，那这个“阵痛”（成本）什么就必须由我们工人们去承担？那天，那个政府官员还说：“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时期发展后，必然战胜资本主义。那时我们就真正能够说社会主义优越了。”多长时间以后呢？五百年？三百年？一百年？那现在呢？由于战胜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就不优越，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呀，我们还要这样“不优越”的社会主义什么用啊。那个官员还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一直没搞清楚，现在才清楚。”那“共产党宣言”上说的“两个决裂”还算数不算数呢？那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多少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原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糊糊涂涂死的，那他们不是白死了么？我的大伯死在朝鲜战场，我的二伯死在淮海战役，那他们不也是白死了么？想到此，我也放声大哭，“毛主席呀，你快回来吧。”

哭喊声惊天动地，老郝由于人缘好，是厂里几十年的老好人。艰难的岁月和共同的命运，使全厂的工人都团结起来了。全厂的工人都出动了，每个人都戴着一朵白花，给郝老太太送行。送葬队伍绕工厂一圈。那些有钱人家的大户们，都早早的关起了防盗门，有的隔着窗户偷偷地向看。不知是谁，在挽联上写着“社会主义”几个大字，像一面旗帜，在寒风中飘扬。

郝立光披麻戴孝，背着挽联。走在队伍的前面。他那撕心裂肺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毛主席啊，你快回来吧！”像鬼一样的叫声传之久远，使人毛骨悚然。忽然只见他踉跄两步，狂喷一口鲜血，仰天倒地，不省人事。那血正好喷在那白色旗帜上，把社会主义几个字染的血红血红，像一朵血染的风彩？

 

[贾队长（小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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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挺喜欢的，现在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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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全家齐上阵贩卖婴儿118名 作案横跨几省

2007年06月18日 11:06

6月8日，永城市公安局 城派出所将贩卖118名婴儿的特大贩婴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姬秀兰抓获。

2003年3月，河南人葛某与广西人黄某及韦某三人结伙，在广西横县收买女婴后，转手卖给由我省的刘玉杰及其妻子、父亲、母亲四人组成的人贩团伙。刘玉杰等人将收买来的13名婴儿集中在横县的李某家中装车，运往河南省贩卖。

2003 年3月30日凌晨4时，装运女婴的出租车在桂柳高速公路永福综合服务区附近出故障，刘玉杰夫妇看到附近有民警巡逻，将放在后座的4名婴儿抱到草丛中，然后与司机到修理厂修车。13时20分许，当地群众发现草丛中的婴儿并报警。刘玉杰夫妇看到有救护车开到放置婴儿处，借故逃跑。广西警方对横县百合镇的排查中，又解救出两名被贩卖的女婴。随着刘玉杰夫妇的落网，这个横跨广西、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贩卖118名婴儿的特大贩婴团伙浮出水面，广西警方顺藤摸瓜将其一举捣毁。但贩卖女婴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中，刘玉杰的父母亲一直在逃，特别是其母亲姬秀兰，作为主要犯罪嫌疑人不归案，影响到案件的进展，为此，河南、广西警方一刻也没有停止追捕。

6月8日，城派出所民警护麦防火巡逻时来到 城镇卞庄村。所长刘汉林尤其注意在逃犯姬秀兰的家庭情况，特别走近她家的麦田。一个年龄与姬秀兰相仿的妇女引起了刘汉林的注意。职业的敏感促使刘汉林掏出随身携带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比对后，刘汉林确信眼前的妇女就是犯罪嫌疑人。这个时候，那个妇女觉察到情况，匆忙收拾行装离开。刘汉林机警地喊一声：“姬秀兰。”那名妇女刚应一声，即被刘汉林与随行民警制伏。

6月15日，刘汉林将姬秀兰抓捕经过材料，移交给了广西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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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白水摊贩点火烧城管事件调查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0日04:36 三秦都市报

在破烂的家里，石小斌的妻子伤心地看着这些被城管砸烂的桌子凳子


　　2006年10月渭南市白水县开始“创卫”，县政府要求三至四年内达到“省级卫生县城”标准。

　　白水县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对城区12条主街道的创卫战役作出具体部署：创出3条“卫生严管街”；每一至两个月要再创出一条“卫生示范街”。

　　随着创卫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街边小贩与城管执法者之间也从“暗战游击”进入正面冲突。

　　2007年6月4日白水县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马路街道进行创卫验收时，向街边小贩石小斌夫妇提出整改建议，随后对“没有行动的”摊点进行没收工具捣毁炉灶处理。

　　事后一小时，石小斌在白水县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大院内，用汽油浇在城管队员王金龙身上，并点燃。

　　王金龙全身80%的皮肤被烧伤，伤情为最严重的Ⅲ度烧伤，目前仍躺在重症监护室内，未脱离危险；石小斌因涉嫌“故意伤害罪”面临批捕。

　　石小斌此举引燃了这个县城有关“是小贩素质低下还是城管执法粗暴简单”的大讨论。

　　怎样的磨合才能使城市中小贩与城管之间猫鼠般的敌视归位于服务式的和谐，成为城市步入文明卫生的首道门槛。

　　监护室内受伤城管痛不欲生

　　6月14日下午，西京医院烧伤科重症监护室内，26岁的王金龙体温持续徘徊在39℃左右。6月13日上午他的上肢植皮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当晚他被麻醉解除后的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不住地喊自己真不想再活下去了。

　　从6月4日下午王金龙被紧急送到这里，他已整整度过了十个难以安静下来的白天与黑夜。除去右侧面颊与会阴、臀部、脚底外，他的全身80%皮肤烧伤，其中一些部分达到最为严重的Ⅲ度烧伤，身上的疤痕是肯定要留下了，是否会遗留肢体上的功能障碍尚待观察，而其心理上留下的伤痛恐怕会伴其一生。

　　王金龙入院时“全身血肉模糊，红色的皮肉像往外渗血，样子真是好惨。”入院后医生两度通告病危，“目前仍未脱离险情。每日治疗费用就是一万元，而整体治疗费则高达四五十万元之多。”

　　他的伤情远在百公里之外的父母尚不知情。怀孕三个多月的妻子看到丈夫的惨相后“哭得死去活来”；老实憨厚的哥哥在病房外“也没有了主意”。王金龙的四名同事和他的哥哥轮流守在病床前。他所在单位还特聘了一名专业护理人员，加之院方指派的一位专职护士，共同帮助王金龙走过他人生中的这一次劫难。

　　此时在白水县看守所内，用汽油火烧王金龙的小贩石小斌的批捕手续正在办理之中。签发于6月4日中午12时许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的“故意伤害”四个字默默的折射出两小时前那场事态的严重。

　　街头执法光头城管惹争议

　　6月4日上午10时，41岁的石小斌双手还在热腾腾的油锅上翻动。他和妻子张会英在县城一马路街道路边摆了个油糕摊点，现炸现卖。

　　在生意热火朝天的石小斌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时，白水县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容局）的两辆城管执法车，沿街驶了过来。

　　“卖油糕的，把摊子往后挪！”执法车的大喇叭开始向石小斌、张会英夫妇喊话。这时十余个生面团刚下入沸腾的油锅。“等油糕出锅后（我们）马上就挪。”张会英这样答复城管人员。她告诉记者这时若停火，这十几个油糕就死定了，半生不熟的甜面团子卖给谁？那可是两三元钱的收入呢！城管执法者显然被石氏夫妇的反应惹恼了，开始将遮盖锅灶的太阳伞、顾客正在用餐的桌凳往车上搬。

　　张会英说，这时自己真正感到了害怕，忙说：“罚款也行，我们不摆摊也可以，（你们）可千万不能收缴我们的摊子。”他的丈夫石小斌试图阻拦，手中的煤铲撞到了执法车上，这个举动被认定为“不挪摊子还耍态度。”结果连同他也被推上了执法车，随同自己的经营工具被带至市容局。

　　现场目击者向本报记者回忆说，从第二辆车上也下来七八位城管执法者，其中一位光头青年抽出正在转动的鼓风机下的一个小方凳 ，先是将正在冒火的炉子一脚蹬倒，然后抡起板凳一通打砸。

　　炉子顿时破了“肚肠”：地上冒火的煤块引燃了电线，鼓风机停转下来；垃圾篓倒在地上，烟筒也被踩扁了；一面小方桌桌面被砸开。“这小伙做事也太过分了，你还让做小生意的人活不！”围观者越聚越多，人群中开始有阻拦斥责声。打砸的小伙子这才在同事面前住了手。这时他扔在地上的小方凳也成了两半。

　　幸好那天油锅被及时从炉子上挪开，鼓风机短路停转，否则沸腾的热油和已没有了绝缘的电线将酿成更大惨祸。目击者称，打砸是这位小伙一人所为，围观的七八个城管执法者当时无一人阻止。捣毁炉灶的小伙事后被认出就是王金龙。而此时被前一辆车带离的石小斌对发生的这一幕尚不知情。

　　市容局内小贩汽油烧城管

　　紧挨石小斌摊点的修鞋匠石师傅见状急忙报警。110巡警到场时城管人员已离开。

　　修鞋匠石师傅再次见到石小斌时，石小斌的脸已肿胀乌青一片。“应该是在执法车上挨了打的样子。”石师傅告诉本报记者，石小斌看到熄火后的摊位一片狼藉，一言不发低着头朝家中走去。

　　当日11时，张会英跑来告诉石师傅，称丈夫石小斌刚从家里拿了100元钱，“可能要出大事。”一双刚接到手的鞋还未修，石师傅就拖着残疾的下肢跑到市容局去为石小斌夫妇求情。他说张会英作为女人，是不会向领导们赔不是道歉的，而石小斌正在气头上。

　　市容局领导答应会归还收缴的物品，并让石师傅劝石小斌不要再胡闹了。但此时的事件看似平息，实际却如一桶点燃导火线的炸药，即将爆发。

　　石小斌从家中取钱后，骑摩托车从附近加油站买来10公升汽油，又疾驰到市容局门口。张会英这时已阻止不住发疯般的丈夫。市容局里一位认识石小斌的工作人员和石师傅也一同制止正将汽油向市容局大院内倾倒的石小斌。

　　石师傅说，张会英甚至跪地哀求丈夫住手，称砸了摊位的只是一个光头小伙。而这时光头小伙王金龙刚好执法回来。石小斌在确定是王金龙砸烂自家摊位时，在将汽油桶中剩下的一点汽油浇了过去的同时，打着了手中打火机。

　　王金龙顿时成了火人，慌乱中他连忙跑到院内洒水车旁。其余城管人员打开了水枪。一位城管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大火在几秒内被扑灭后，王的屁股上仅剩下两块黑糊糊的碎布片，全身皮肤血淋淋的，随后被送至医院。

　　见此阵势，修鞋匠石师傅立刻第二次报了警。

　　王金龙在白水县医院做了简单包扎后被告知“病情危重”，被直接用救护车送至西安西京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内抢救直至现在。

　　石小斌被白水县刑警队带离市容局。当日12时许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正式刑拘。他的朋友杜师傅听到警方说“石小斌也被烧伤，需要一些烧伤药和消炎药”，忙买来送过去。杜师傅称，石小斌临进看守所前，满脸是血，头面部还有破裂伤口，身上的白衬衣也被染红了。呆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吓傻了一般，戴着手铐的双手一直在抖，递上的香烟半天接不住，放在嘴角的香烟也忘了吸，好半天都点不着火。“四十多岁的人，好糊涂呀！你闯下了大烂子。”杜师傅长叹一声。


　　猫鼠游戏尴尬中的生存困境

　　在白水县城边一处农家小院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石小斌一家四口的安身之处。其妻张会英说，30公里外老家仅有的两间厦房在去年连阴雨中倒塌，除了这间租住房，他们已无处可去。

　　屋内一张双人床、一张破双人沙发是石家最值钱的家当。石小斌被刑拘后，他所住的单人床上堆着十余袋刚收获的小麦还没有晾晒，算是张会英和两个女儿今后一年的口粮。

　　41岁的石小斌早年想靠贩运当地有名的“白水苹果”发一笔财，不料折腾了十余年反倒欠下10万元的外债。四年前他开始在私人小煤窑内做苦力，全家省吃俭用一点一滴还账，现在还有隔三差五的讨债者上门，追要未归还的6万元。

　　今年2日初、石小斌的脚趾在井下被煤块砸得骨折，丢了工作。由于无钱医治，石小斌就坐在家里耗着，等待骨折自然愈合。张会英说：“咱们还要干呀！否则全家可要饿死的。”

　　东挪四凑了1000元钱，石小斌夫妇于今年4月24日在县城内的一马路边摆起一个油糕摊点，每天4时起床，发面生火做准备。6时出摊，直至18时。一块油糕0.20元，利润只是几分钱，每天卖近300块，毛利五六十元，可有20元的纯收入，一家四口生活费要10元钱。张会英说，两个女儿很懂事，知道家里积攒五六十元钱时就会有上门要债者来索取，所以早餐吃几块自家的油糕，午饭是五角钱一个的菜夹饼。有一次女儿问豆奶是啥味，因为同学们都在喝。这问题让石小斌和妻子当晚几乎哭了一夜，但至今仍无法满足女儿想喝豆奶的愿望。

　　这个街边的小油糕摊点成了石小斌全家四口赖以存活的惟一依靠。张会英说，自己从上街后就一直战战兢兢营业：炉子接着烟筒、烟筒口又伸入水盆之中，怕扬起一丝灰尘引起行人和城管的不满。他们不仅在摊位上准备着垃圾篓，而且还按时缴纳卫生费。

　　尽管两口子拼了全力，但日子仍然过得紧巴。房租每月50元，电费不知欠了多少，去年的账直至年底才向房东算清，今年欠下的半年多房租尚无力结算。

　　石小斌被刑拘前正犯着严重的胃病。张会英指着两包中药称：这是丈夫的，早上出摊忙，还没来得及煎。

　　两个女儿一个11岁，一个8岁，学习成绩都是班级里的二三名。张会英说，丈夫若被判入狱两年，自己还可以等。时间再长一些，家里的外债、母女三人的生活会让自己一个人根本吃不消，她会考虑改嫁，帮帮自己，最起码也为了孩子不会失学。

　　在白水县市容局的楼梯口，记者看到悬挂着一块“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你将干什么”的警示牌和执法八条要求，其中规定执法程序是：敬礼亮证、宣讲纠违处罚”。八条禁令中有“严禁打骂侮辱当事人或粗暴执法。”王金龙是执法大队市场巡查科的一名队员。但他的照片却在公示栏中未找到，他的哥哥王万龙靠诉记者，弟弟两年前来此当临时工。此前曾在交警队、公安局干过，时间都不长。但市容局称王是正式人员，照片是被风吹掉了，还未来得及贴上去。

　　王万龙称弟弟到市容局后工作很努力，开始月工资只有300元，但为了不耽误工作，还是在县城内用150元租了间房子，把哥哥的摩托借骑了一年多。直到一年前，赊账6000元算是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

　　去年王金龙和一位宾馆服务员结婚。妻子也是临时工，今年怀孕后，就辞工回家养胎。王金龙自觉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只好退掉租住房，每天往返5公里，风雨无阻地回家，实在回不去，就在单位坐一宿，晚饭也是凑合着填饱肚子，工作一天也不敢耽误。

　　弟弟在6月4日事件中除毁了一身衣服，身上携带的手机、钱包内约3000元的现金也化为灰烬。那是两个月的工资和弟媳积存的私房钱，准备清还弟弟购买摩托车的外账。王金龙父母年届古稀，母亲又有心脏病，每年都要入院治疗，但王金龙常拿不出医药费。王万龙称，弟弟现在养活弟媳都困难。

　　王金龙烧伤后，他的哥哥只有两个要求：救弟弟一条命，然后解决七年多没有落实的工作问题。王万龙说，工作一直是弟弟的一块难解心病，此前也在自己面前感慨：城管工作不好干，街上小贩们过得也不容易，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王金龙的工作是巡查整顿街边小贩的占道经营，这被誉为“最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但他不敢丢掉。王万龙说，弟弟能在市容局连续干两年，除了有朋友帮忙外，和个人努力分不开，但时常会因和小贩发生冲突而挨打。

　　城管与小贩被称之为城市市场管理中的猫与鼠。

　　王金龙这位冲锋陷阵的“猫”和石小斌这位艰难觅食的“鼠”终于拼出火光，最后两败俱伤。而他们此前生活在同一座县城，虽未谋面但一条街道和一场人为的大火将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城管执法规范中的监管困局

　　对于王金龙、石小斌代表的城管执法与街边小贩的生存处境尴尬，市容局的领导层也同样表现出很多无奈。

　　市容局办公室一位刘姓工作人员称，白水县城有12条主街道。从去年10月份开始，县委县政府提出创卫具体要求，准备用三至四年时间使白水县城达到“省级卫生县城”标准。

　　2007年是深入宣传动员期。白水县市容局截至目前已创出三条“卫生严管街”，石小斌所在的一马路是正在创建的“卫生示范街”之一。

　　卫生示范街标准中有明文规定：不让石小斌夫妇明火亮灶的这类小吃摊点在人行道上出现。但现实是市容局仍然收取他们的卫生费，默认了小贩们的合理存在。修鞋匠石师傅说，市容局也规定摊位要搬至二马路专业市场，最起码也要距离人行道沿一米距离，但这个规定被小贩们认为会影响生意，所以就出现了城管来了小贩后退；城管走了，小贩又恢复原状，甚至街上经常出现城管追罚小贩的场面。

　　市容局办公室刘姓工作人员称，有些规定目前强制执行还不现实，要考虑小贩们的生意，更要考虑方便群众生活。

　　市容局征费科只管收缴卫生费；巡查科只管规范摊位。小贩对交了钱还要被城管赶得无处立身很是想不通，对抗情绪自然免不了。小贩们反映，这时巡查人员或收缴他们的经营工具，再进行罚款，要不就是折断秤杆，让自己的生意做不成。小贩们往往在缴纳罚款后卷土重来，他们认为市容局管理不切实际有些急功近利。

　　提高群众认识和个人素质成了困扰市容局的一件头痛事。但小贩和顾客纷纷指出市容执法人员工作简单粗暴，“见了面就收东西要罚款，甚至还要砸摊子。”石师傅称，城管执法是对的，只不过王金龙做事过了头；石小斌火烧城管也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但触犯了国法。”

　　记者在一事发现场采访时发现，这里的经营秩序并没有因石小斌炉灶的被捣毁而真正规范起来，小贩们仍紧挨道沿等待着生意。市容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金龙被火烧后，局领导鼓励大家“不要受此事影响，工作还是要干，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文明执法，以疏导为主。”

　　专家评说:面对生存一切话语失色失声

　　针对此事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郑升旭谈及该事件认为：但愿城管砸小贩摊子，小贩火烧城管不要成为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是非其实非常明确。哪条法律也没有赋予城管可以砸小贩摊位的权力；而被执法的小贩本应理解城管为社会执法的良好愿望，主动配合，岂能以暴制暴。但问题是这出悲剧在国内已不是首次发生，早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并以之改变现状，而不是总贴在媒体上，总挂在某些领导的口头上。

　　何以见得？首先正如有论者提出：在我们城管执法人员中，根子存在一种权力主义人格，也就是他们把“自我实现”等于做“人上人”，等同于踩在别人头上的欲望，而“自我实现”在本质上应该是反对权力主义的。

　　这就很难避免城管人员把手中权力当作无所不能，时刻在可能情况下把权力扩大化。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小贩纵然有违反城管规则之处，但许多人是把这一职业当成维系生存的惟一手段。在生存权面前，我们的一切话语都会失色失声。

　　城管人员的自我实现本应是有推己及民的能力，也就是，他们要学会换位思考，把自己首先置于小商贩这种维护生存权的边缘；或把小商贩当成他们的父兄看待。这不但是我们一个人起码的做人良知，也是执法为民的底线要求。

　　在这里我并不想为以暴制暴的小贩辩解，只是说可能引起以暴制暴的苗头，我们再不能忽视了。那位小贩应受到法律制裁，并不是我们因此就可以不再反思，并在悲剧发生后还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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