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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2007．8．31．
鲁迅说过：“‘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
岂止是作家文学家，其他人又何尝不如此。许多如今出名的右派自由派，当年可都是“左”得出奇的主儿。
――比如，是谁最先“发明”的那个58年“大跃进”中最有名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毛泽东，不是刘少奇，不是邓小平，而是――胡绩伟。身为当时“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提出了这一口号，发了社论，狂热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左”不“左”？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当时“左”的发狂的主，后来摇身一变就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你发明鼓吹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算不算在内？不提。此公如今又成了“民主斗士”，开口闭口“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从极“左”到极右，够典型的吧？
――又比如，当初是谁最先“发明”的“两个凡是”？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号称“党内一支笔”的郑必坚――此公当年信誓旦旦“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则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而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则公开夸奖郑必坚：“我很高兴地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从“两个凡是“到“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算不算从极“左”到极右？
――更有名的应该算是吴敬琏。此公今天号称“吴市场”、“学者的良心”，当年呢？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有人或许争辩说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事，不算数。那么“文革”之后呢？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大义灭亲”的“无良心”成了今天的“吴良心”；当年起劲批判“市场经济”的“无市场”成了今天“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不过“左”也好，右也罢，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谋私利。什么“学者的良心”、“理性思维”，全是信口开河；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说是为民请命，实际全是假公济私。普通老百姓愁的是买不起房子，人家愁的却是自家的停车场不够大，放不下五六辆汽车。俗话说“狡兔三窟”，人家护照随时都备上五六本，比狡兔更狡。所以说所谓“左”派右派其实全都是两面派。只要有利可图，需要“左”就“左”，需要右就右，根本没有一定之规。正如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有些人开口闭口骂批判“主流精英”的人是极“左”、“文革余孽”。其实真正的极“左”、“文革余孽”往往恰恰正是这些“主流精英”：当年闹极“左”，如今变极右，从头到尾一个两面派。不信翻翻这些人的老底子，历史地看，全过程地看，保证一目了然。
“左派”=右派=两面派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古已有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总是这种人吃香？简单得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权的喜欢两面派，两面派怎么可能不吃香？
那为什么当权的喜欢两面派呢？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蠢货，要么自己也是两面派――看不出两面派而用之者是蠢货，明知其为两面派还偏要用之者则是更大的两面派。这就叫“臭味相投”。
2007．8．31．
鲁迅说过：“‘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
岂止是作家文学家，其他人又何尝不如此。许多如今出名的右派自由派，当年可都是“左”得出奇的主儿。
――比如，是谁最先“发明”的那个58年“大跃进”中最有名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毛泽东，不是刘少奇，不是邓小平，而是――胡绩伟。身为当时“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提出了这一口号，发了社论，狂热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左”不“左”？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当时“左”的发狂的主，后来摇身一变就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你发明鼓吹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算不算在内？不提。此公如今又成了“民主斗士”，开口闭口“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从极“左”到极右，够典型的吧？
――又比如，当初是谁最先“发明”的“两个凡是”？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号称“党内一支笔”的郑必坚――此公当年信誓旦旦“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则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而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则公开夸奖郑必坚：“我很高兴地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从“两个凡是“到“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算不算从极“左”到极右？
――更有名的应该算是吴敬琏。此公今天号称“吴市场”、“学者的良心”，当年呢？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有人或许争辩说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事，不算数。那么“文革”之后呢？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大义灭亲”的“无良心”成了今天的“吴良心”；当年起劲批判“市场经济”的“无市场”成了今天“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不过“左”也好，右也罢，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谋私利。什么“学者的良心”、“理性思维”，全是信口开河；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说是为民请命，实际全是假公济私。普通老百姓愁的是买不起房子，人家愁的却是自家的停车场不够大，放不下五六辆汽车。俗话说“狡兔三窟”，人家护照随时都备上五六本，比狡兔更狡。所以说所谓“左”派右派其实全都是两面派。只要有利可图，需要“左”就“左”，需要右就右，根本没有一定之规。正如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有些人开口闭口骂批判“主流精英”的人是极“左”、“文革余孽”。其实真正的极“左”、“文革余孽”往往恰恰正是这些“主流精英”：当年闹极“左”，如今变极右，从头到尾一个两面派。不信翻翻这些人的老底子，历史地看，全过程地看，保证一目了然。
“左派”=右派=两面派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古已有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总是这种人吃香？简单得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权的喜欢两面派，两面派怎么可能不吃香？
那为什么当权的喜欢两面派呢？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蠢货，要么自己也是两面派――看不出两面派而用之者是蠢货，明知其为两面派还偏要用之者则是更大的两面派。这就叫“臭味相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