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加声望…规则很简单:互加,结果很可观:同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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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天龙八部》，还是那么爱不释手。。。金庸先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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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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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写修订《天龙八部》时，心中时时浮起陈世骧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他手持
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中国人写作书籍，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但我热
切的要在《后记》中加上一句：“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只可惜
他已不在世上。但愿他在天之灵知道我这番小小心意。
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两次面，够不上说有深厚交情。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我，对《天龙八
部》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他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
份了。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
处，但他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
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
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当时我曾想，将来《天龙八部》出单行本，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现在却只能将陈
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以纪念这位朋友。当然，读者们都会了解，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
家的好评。任何写作的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评。如果读者看了不感到欣赏，作者的
工作变成毫无意义。有人读我的小说而欢喜，在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
陈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犹在觅四大恶人之圣诞片，未见。”那是有个小故事的，陈
先生告诉我，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绘
着四个人，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四大恶人”，就买了来，写上
我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想寄给我。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托陈先生转寄。陈先生随
手放在杂物之中，后来就找不到了。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
美之辞。我和他的缘份更浅，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连这张圣诞卡也没收到。我阅读《夏济
安日记》等作品之时，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
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
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
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但出版单行本，没有理由将别人的作品长期据为己有。
在这里附带说明，并对倪匡兄当年代笔的盛情表示谢意。曾学柏梁台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
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
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
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
一九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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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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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写修订《天龙八部》时，心中时时浮起陈世骧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他手持
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中国人写作书籍，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但我热
切的要在《后记》中加上一句：“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只可惜
他已不在世上。但愿他在天之灵知道我这番小小心意。
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两次面，够不上说有深厚交情。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我，对《天龙八
部》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他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
份了。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
处，但他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
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
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当时我曾想，将来《天龙八部》出单行本，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现在却只能将陈
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以纪念这位朋友。当然，读者们都会了解，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
家的好评。任何写作的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评。如果读者看了不感到欣赏，作者的
工作变成毫无意义。有人读我的小说而欢喜，在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
陈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犹在觅四大恶人之圣诞片，未见。”那是有个小故事的，陈
先生告诉我，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绘
着四个人，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四大恶人”，就买了来，写上
我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想寄给我。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托陈先生转寄。陈先生随
手放在杂物之中，后来就找不到了。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
美之辞。我和他的缘份更浅，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连这张圣诞卡也没收到。我阅读《夏济
安日记》等作品之时，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
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
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
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但出版单行本，没有理由将别人的作品长期据为己有。
在这里附带说明，并对倪匡兄当年代笔的盛情表示谢意。曾学柏梁台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
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
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
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
一九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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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 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的一首《错误》，半个多世纪以来令无数读者为之着迷。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郑愁予的诗选在大陆出版，他成为最早在大陆出诗集的台湾诗人之一。当时的大陆，正处于校园诗歌繁盛时期，郑愁予的诗句在诗歌爱好者中广为传诵。近年来，随着《错误》《雨说》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郑愁予也成为许多８０后、９０后年轻人喜爱的诗人。
不久前，恰逢郑愁予先生来京参加“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２０１１春节大联欢”，在福建文联《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先生的热心帮助下，郑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地点就在他下榻的红墙饭店。这里南临故宫，西靠景山，东与北大红楼仅一路之隔。
关于诗人底色——体育与任侠精神
记者：北京是您青年时代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北大红楼，您有一段时间曾经在这里学习。这些经历对您以后的诗歌创作和性情有什么影响？
郑愁予：昨晚我和杨际岚先生在零下１０多度的低温中揣着手到宾馆外散步，走过五四大街就到了红楼，这里原是北大所在，１９４９年暑期我在这里参加了北大暑期学校。那段时间出入于红楼，觉得非常自豪。现在想来，真像是在做梦。
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９年，我在崇文门附近的崇德中学读书，其间的学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德中学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主办的男生住读学校，有大足球场和小教堂。我天生跑得快，爱踢足球，是学校球队里的佼佼者。此外我还参加田径、击剑等比赛，冬天喜欢速度溜冰，比赛成绩总是第一。在这样的环境中我逐渐培养起了运动精神。运动精神的第一要义不是取胜，而是准备。准备得充分，即使在竞争中失败了，也没有遗憾，而且不会对对手产生敌意。这是人格修养最基本的方面。其他如团队精神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我是念小学五年级时转到崇德中学的。刚来时老师拿了本初中一年级的国文书，考察我的基础。我从小喜欢国文，当时已看过多部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等都相当熟悉，还读了很多旧体诗词。考察顺利通过后，我被安置到初中二年级。当时同班同学已经能用英文和老师对话了，而我之前没学过英文，２６个字母都念不好。后来我拼命补英语。那时学生早上６点半要到学校的小教堂做早祷、唱诗。我很会唱歌，声音也不错。开始跟着同学唱。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就让我带唱。这样我的兴趣大增，每天早祷都去。靠这种方法，我的英文才及格了。就这样我接触了基督教，开始了解一种新的文化，这对我的人格、性灵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圣经》中基督徒为了信仰即使面对屠刀也不畏惧的故事逐渐培养了我任侠、威武不屈的精神。
在崇德中学期间，我读遍了学校图书馆中关于文艺的书，使我进入了新文学。最后让我不忍释手的是一本本厚厚的苏俄小说，它们令我的心魂真正进入了文学大门。后来我和同学在学校球场外办壁报，壁报的名字就叫“处女地”，下面有一行字：要耕处女地，必须深深地犁屠格涅夫。
１９４９年暑期，在红楼北大暑期学校，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皮毛，恩格斯的著作是我最爱读的书。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写的是门头沟的矿工，其中有一句是“当你生下来，上帝就在你手上划了十字架”。当时缺少生活经验，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教堂里做早祷，很自然地用上了十字架。老师读了这首诗后大为惊叹，说写得真挚动人，十字架就是劳动者的铁锹，是一种命运。其实我的本意就是同情矿工的生活。
......
记者：您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这首诗（雨说）的？
郑愁予：其实这首诗不光是写给儿童，而是写给所有人的。１９８１年，７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学者，包括我，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到大陆访问，这是一次破冰之旅。第一站是北京，我当时感触最大的就是小时候最喜爱的城墙被拆掉了，非常失望。你们不能想象北京的城墙有多美，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个景观。城墙外是护城河，河岸有高大的柳树，夏天柳树的倒影映在水面上，河水荡漾，一群群的鸭子游过，放眼望去则是道路、桥梁、田圃、远山，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城墙看不到了，牌楼也都拆了。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同样的衣服，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店铺到晚上五点以后就黑了。各种情景和童年时的记忆完全不同了。临走登机时，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一生从没这么大哭过。别人问为什么哭，我说不出来。后来同行的很多人写了这次旅行的见闻录。我当时没写文章，也没写诗，只是改写出了《雨说》。我觉得当时的中国需要儿童式的欢乐，需要一个自由的概念。
记者：您经常说自己的诗歌观就是无常，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郑愁予：无常是借用佛教的说法，和时间有关。诗人一生不知不觉中总想要表现的就是时间。有人攻击诗歌写风花雪月，太俗。其实东风西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雪落雪融，都是表现时间的。时间造成了诗人和客体的契合，人和人、人和物的契合产生时间感。我读中国的古诗，找表达时间的字，就发现了“愁”，郑愁予的“愁”。在词里，“愁”字用的特别多，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词。抗战时期堂哥给了我两本胡云翼编的《词学小丛书》，都被我翻烂了。辛弃疾是我非常喜爱的词人，他最能把握“愁”。所以我的笔名就是辛弃疾词里“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中的“愁予”。这个“愁”是关于时间的。又比如李清照在词里也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个“愁”不是没钱花了，没吃没喝了，而是感叹时间过得太快，美好的时间不再停留。
采访结束，郑愁予先生非常热情地请记者吃饭。他说，回北京就想吃老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小吃。离开宾馆，车行在东四十条的路上，郑先生说：“我家原先就住这附近的东四十一条，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有走廊、假山石、竹子。1981年再回去时，已住进了8户人家。昨晚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十二条，却怎么也找不到十一条，这条路现在还有吗？”在《燕云集》中，郑愁予有一首诗写他小时住的四合院：“丹枫自醉 雏菊自睡/秋色一庭如兰舟静泊着/谁要沿着环廊款步来去/谁便有了明月的闹意——/一片又一片地把云推过江心”。诗人记忆中的四合院如此静美、富有诗意。如今，这里高楼耸立，一切已如隔世。少年的时光，竟真的“一如西风的走过”，徒留下诗歌去回味了。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 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的一首《错误》，半个多世纪以来令无数读者为之着迷。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郑愁予的诗选在大陆出版，他成为最早在大陆出诗集的台湾诗人之一。当时的大陆，正处于校园诗歌繁盛时期，郑愁予的诗句在诗歌爱好者中广为传诵。近年来，随着《错误》《雨说》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郑愁予也成为许多８０后、９０后年轻人喜爱的诗人。
不久前，恰逢郑愁予先生来京参加“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２０１１春节大联欢”，在福建文联《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先生的热心帮助下，郑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地点就在他下榻的红墙饭店。这里南临故宫，西靠景山，东与北大红楼仅一路之隔。
关于诗人底色——体育与任侠精神
记者：北京是您青年时代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北大红楼，您有一段时间曾经在这里学习。这些经历对您以后的诗歌创作和性情有什么影响？
郑愁予：昨晚我和杨际岚先生在零下１０多度的低温中揣着手到宾馆外散步，走过五四大街就到了红楼，这里原是北大所在，１９４９年暑期我在这里参加了北大暑期学校。那段时间出入于红楼，觉得非常自豪。现在想来，真像是在做梦。
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９年，我在崇文门附近的崇德中学读书，其间的学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德中学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主办的男生住读学校，有大足球场和小教堂。我天生跑得快，爱踢足球，是学校球队里的佼佼者。此外我还参加田径、击剑等比赛，冬天喜欢速度溜冰，比赛成绩总是第一。在这样的环境中我逐渐培养起了运动精神。运动精神的第一要义不是取胜，而是准备。准备得充分，即使在竞争中失败了，也没有遗憾，而且不会对对手产生敌意。这是人格修养最基本的方面。其他如团队精神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我是念小学五年级时转到崇德中学的。刚来时老师拿了本初中一年级的国文书，考察我的基础。我从小喜欢国文，当时已看过多部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等都相当熟悉，还读了很多旧体诗词。考察顺利通过后，我被安置到初中二年级。当时同班同学已经能用英文和老师对话了，而我之前没学过英文，２６个字母都念不好。后来我拼命补英语。那时学生早上６点半要到学校的小教堂做早祷、唱诗。我很会唱歌，声音也不错。开始跟着同学唱。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就让我带唱。这样我的兴趣大增，每天早祷都去。靠这种方法，我的英文才及格了。就这样我接触了基督教，开始了解一种新的文化，这对我的人格、性灵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圣经》中基督徒为了信仰即使面对屠刀也不畏惧的故事逐渐培养了我任侠、威武不屈的精神。
在崇德中学期间，我读遍了学校图书馆中关于文艺的书，使我进入了新文学。最后让我不忍释手的是一本本厚厚的苏俄小说，它们令我的心魂真正进入了文学大门。后来我和同学在学校球场外办壁报，壁报的名字就叫“处女地”，下面有一行字：要耕处女地，必须深深地犁屠格涅夫。
１９４９年暑期，在红楼北大暑期学校，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皮毛，恩格斯的著作是我最爱读的书。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写的是门头沟的矿工，其中有一句是“当你生下来，上帝就在你手上划了十字架”。当时缺少生活经验，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教堂里做早祷，很自然地用上了十字架。老师读了这首诗后大为惊叹，说写得真挚动人，十字架就是劳动者的铁锹，是一种命运。其实我的本意就是同情矿工的生活。
......
记者：您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这首诗（雨说）的？
郑愁予：其实这首诗不光是写给儿童，而是写给所有人的。１９８１年，７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学者，包括我，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到大陆访问，这是一次破冰之旅。第一站是北京，我当时感触最大的就是小时候最喜爱的城墙被拆掉了，非常失望。你们不能想象北京的城墙有多美，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个景观。城墙外是护城河，河岸有高大的柳树，夏天柳树的倒影映在水面上，河水荡漾，一群群的鸭子游过，放眼望去则是道路、桥梁、田圃、远山，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城墙看不到了，牌楼也都拆了。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同样的衣服，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店铺到晚上五点以后就黑了。各种情景和童年时的记忆完全不同了。临走登机时，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一生从没这么大哭过。别人问为什么哭，我说不出来。后来同行的很多人写了这次旅行的见闻录。我当时没写文章，也没写诗，只是改写出了《雨说》。我觉得当时的中国需要儿童式的欢乐，需要一个自由的概念。
记者：您经常说自己的诗歌观就是无常，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郑愁予：无常是借用佛教的说法，和时间有关。诗人一生不知不觉中总想要表现的就是时间。有人攻击诗歌写风花雪月，太俗。其实东风西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雪落雪融，都是表现时间的。时间造成了诗人和客体的契合，人和人、人和物的契合产生时间感。我读中国的古诗，找表达时间的字，就发现了“愁”，郑愁予的“愁”。在词里，“愁”字用的特别多，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词。抗战时期堂哥给了我两本胡云翼编的《词学小丛书》，都被我翻烂了。辛弃疾是我非常喜爱的词人，他最能把握“愁”。所以我的笔名就是辛弃疾词里“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中的“愁予”。这个“愁”是关于时间的。又比如李清照在词里也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个“愁”不是没钱花了，没吃没喝了，而是感叹时间过得太快，美好的时间不再停留。
采访结束，郑愁予先生非常热情地请记者吃饭。他说，回北京就想吃老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小吃。离开宾馆，车行在东四十条的路上，郑先生说：“我家原先就住这附近的东四十一条，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有走廊、假山石、竹子。1981年再回去时，已住进了8户人家。昨晚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十二条，却怎么也找不到十一条，这条路现在还有吗？”在《燕云集》中，郑愁予有一首诗写他小时住的四合院：“丹枫自醉 雏菊自睡/秋色一庭如兰舟静泊着/谁要沿着环廊款步来去/谁便有了明月的闹意——/一片又一片地把云推过江心”。诗人记忆中的四合院如此静美、富有诗意。如今，这里高楼耸立，一切已如隔世。少年的时光，竟真的“一如西风的走过”，徒留下诗歌去回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