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4年07月16日11:59
家庭生活和为人父母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且，大多数人都经历亲子关系的两面，先是为人子女，然后在又在几十年后为人父母。很多人对家庭生活充满怀念，但也有许多人宁愿遗忘。为人子女与为人父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在最安稳的家庭中，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紧张还是会时常浮上台面。事实上，对有些人来说，家庭生活根本就是场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在所有的家庭里，婴儿都意味着战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当家庭冲突浮上台面，许多人会倾向于责怪自己——或者是配偶、父母或祖父母——怀疑自己或他人没有恪尽职守。但本书将让您了解，在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里，内在冲突是一种正常、不可避免且重要的特征，少了冲突，大多数人将无法从中得到更多利益。这个矛盾是本书所要阐述的主旨之一。
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和我前一本讨论人类性行为的著作《精子战争》（Sperm Wars）一样，每个主题都会以一段案例分析式的小说场景揭开序幕。每个场景都描绘了人类在童年时期或成长经历中的某个阶段，并突出表现出此阶段的一些议题，接着就是关于场景中主角们行为的解释。有些主题是很常见的，比方说受孕计划、妊娠反应及无眠的夜晚，有些则是涉及对非法行为的探讨，例如乱伦及虐待儿童等等。
本书如同《精子战争》一样，以演化生物学的观点作为讨论的理论和哲学视角。此观点将是所有讨论的基础，因为我们将从演化起源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种种行为，父母的行为和家庭生活只是其中的两个主题而已。其他学科——诸如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以人类特有的构造、化学物质及行为模式为前提，继而往上寻求因果连结与关联。相反地，演化生物学关心的却是产生这些构造、化学物质和行为模式的基因程序设计是如何形成的。
演化生物学的技巧非常简单。不管讨论的是人类行为的哪一个方面，演化生物学家首先都会着眼于此行为对于繁衍产量——也称之为繁衍成果——的影响。我们认为，某种行为之所以会普遍地存在，必定是因为该行为能够提高繁衍成果，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明白，但如同我们将在书中看到的，可能提高繁衍成果的行为方式并不总是明白可见。演化生物学家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解释它。他们的做法是，将某种解释置于人类祖先的环境脉络——也是演化出现代人类情境的时空脉络——然后加以判定，然后再从其他物种的脉络里寻求佐证。如果同样的行为在相当广泛的人类文化和其他物种中都普遍存在，而且在所有的情境下该行为提高繁衍成果的方式都一样，那么演化生物学家通常便能够确认此种解释是合理的。他们通常也就能因此假定，与这项行为有关的化学、神经及细胞基础已经由演化过程而被设计到人类的基因构造之中。
从媒体与大众对于《精子战争》的反应可以明显看出，对于许多人而言，该书主要揭示了像性行为这样复杂的人类行为也有可能是被自然淘汰预设好的。我们估计本书的读者也会有类似的反应。虽然这点相当重要，但如果让本书读者对于为人父母的行为思考到此为止的话，却是非常可惜的。演化生物学家对于父母行为的分析之所以令人着迷，主要是因为这种分析可以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存在于每个人经历的这些行为和情境。为何女性会为妊娠反应现象所苦？为何婴儿的哭声如此凄厉？为什么兄弟姐妹的意见总是不同？为何青少年有反抗及想去流浪的欲望？
正如大家所料，支撑演化生物学家这种研究取向的思想基础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演化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演化，和长久以来无数讨论生命意义的哲学论文所聚焦的主题完全无关。本书所关心的自然淘汰并不涉及这类哲学性辩论。事实上，这里所谓的演化甚至不是生物学的——它仅仅是一种数学，也就是说，它是不开放论证的。
演化生物学的原则如下：如果某些行为事例与基因要素有关，并且拥有某种相关基因形式的个人比拥有其他基因形式的个人拥有更高的平均繁衍成果，那么基于数学的确定性，人口最终将由那些拥有最成功的基因形式的个体所主宰。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那些在当时繁衍成果最辉煌时的祖先的后代，只有少数是那些较不成功者的后代。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是那些根本没有繁衍者的后代。由于亲职行为在人类繁衍成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的同类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往那些最优秀父母的后裔。
此原则不容置疑，且应当广为大众接受，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主要原因似乎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他们的身体构造和健康状况是他们的基因的产物，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很难接受他们的行为与基因有什么关系。他们毫不怀疑他们眼睛的颜色、发色和肤色是由父母的基因所决定，也相信许多疾病——比方说乳癌、纤维囊肿——是遗传自他们的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依然拒绝相信我们的行为也有可能是从先祖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所决定的呢？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行为受到基因的影响和控制。举例来说，男性的性偏好、杂交的性倾向，以及性格中的暴力倾向等等，是受到体内制造了多少睾丸素或其他男性荷尔蒙作用的影响，这部分与睾丸的大小有关，而睾丸的大小是由基因所控制的。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双性恋，这很显然是基因上的遗传，只有出于偏见才会否认这样的观念。很多心理症状现在也被认为与基因遗传有关——例如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也是一个例子，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美洲印第安人或日本人的后裔以及某些欧洲后裔，遗传了无力对付酒精的基因。今天的遗传学家甚至认为暴力及反社会行为也与基因有关。
不能接受行为具有基因基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不愿承认我们的行为是由某种化学物质而非理性所驱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大脑是主控者，这也仅仅是因为感觉。但研究逐渐揭露事实并非如此。试问那些忧郁症患者，他们能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施以多少心智上的控制呢？再问问看那些季节性忧郁症患者（一种因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过少所引发的忧郁症），答案非常清楚——完全无能为力。这两类患者的真正病因，是因为脑中所含的某些化学物质过低（例如血清素）。他们的感受会因为化学物质和脑部被影响的区域而有所不同。或者问问某位女性，她又能对月经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情绪反应控制多少呢？答案是类似的。她在情绪上与行为上的所有变化都受到化学物质和荷尔蒙的影响，而这些物质的产生则是由基因控制的。
即使那些能够接受他们的身体构造、化学物质和行为与基因有关的人，往往也很难接受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基因这一事实。任何暗示他们仅是自身基因机器下的一个底盘的假设，都会让他们很不舒服。就算他们不在意做个轮胎，他们也希望自己同时是个驾驶员。当然，在某些方面来说，人类是其基因的载体：他们带着基因移动，并在人生旅途中的不同站点让它们的复制品——存在于精子或卵子当中——下车。但是，基因的驾驶员是它们自身，是基因让一个人从受精卵长大成人，是基因决定一个人的性别。如果是男性的话，基因会决定他应当长成什么样子、应当如何被组合起来、脑子应当如何构造、荷尔蒙应当具有怎样的品质——而且通常还会决定他要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甚至连承载基因到处跑的轮胎也是由基因构成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论调，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个结论：行为是基因协调出来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表示环境与经验对人类行为不具有影响力。大脑便是由基因配线并输入程序用来记忆过去的器官，在置身于新的情况时，大脑能够运用过去的经验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如果这个反应不太合适，预设的程序会告诉大脑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基因甚至早在生命初期就已在大脑中设好程序，让大脑能根据其早期经验调整好它的“线路”。
大多数时候，人类的身体都会自行运作组织，不需麻烦大脑，让大脑可以专心做好它最擅长的工作，监控和记忆那些可以被看到、闻到的东西。大脑同时也被设计成可以记忆我们身于何处、将东西放置于何处、我们与谁在一起以及如何从某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等等的组织。它会尽力确认我们不会被老虎吃掉，或跑到公车下面。这些是大脑的专长，身体给它的干扰越少，它的表现就越好，不过偶尔也会有身体跟大脑磋商的时候。
以人类身体需要补充食物为例。真正发生的事是，身体一旦产生饿的感觉，通常在检查过现有的化学物质，以及缺少什么蛋白质、维生素或其他的东西之后，才会有特别想吃某种东西的饥饿感。此时身体会产生一个想法到意识之中：“也许来根香蕉也不错”、“不要苹果——是香蕉”。最佳的状况就是，此时大脑会开始记忆——或者说去理解——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哪里可能会发现香蕉，然后给身体一个地点、时间等等。当然，大脑认为整个想吃香蕉的过程是它自己的主意，然而事实则不然。想吃香蕉是因为身体已经对上百万个化学物质进行了检查，而这些检查却是由基因所预设的，是基因设定化学物质量低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该通知大脑驱使身体去寻找香蕉的。惟一让整个程序有点不同的是机会主义作祟的时候，眼睛如果在附近看到一根香蕉，大脑会告诉身体，身体在快速检验之后会说，“是的，化学物质已经快到安全库存量了，吃吧。”或“不，已经够了，先等等吧，不过如果看到苹果的话……”
性、亲职行为，以及行为的其他所有方面的运作方式都和饥饿如出一辙。基因会提供指示，身体会带着它们，一旦需要的时候就会请大脑记忆或计算，要如何将适当的反应表现得最好。至于我们的基因，则一直是由自然淘汰法则对待我们祖先的方式所形成的，不管我们扮演的是父母、情人、学者、勇士、竞争者还是生命中的其他任何角色。因为本书中所探讨的大多数行为以及潜意识驱使而成的行为，都受到基因和体内化学物质的控制而非大脑的控制。本书不关心人们如何在意识层面上合理化他们所做作为的原因。演化生物学关心的是人类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想什么、说什么或感觉什么。在本书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人类行为影响其繁衍成果的方式。
人类是潜意识地被预设好该如何为人父母的。而且，如同先前所提到的，他们是被预设好要成为优良且成功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几千年以来，那些不成功的父母，或是从不曾为人父母的祖先，仅留下极少（甚至没有）后代可继承他们的性格。而我们这些成功父母的产物，则全都带着那些催促自己该生养下一代的基因。这些基因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为我们如何胜任为人父母的角色做好准备，引领着我们在中年时期度过为人父母的种种困难，并且在年老之时安排自己能反省成功与失败之处。当然，本书的读者有许多不会（或还没有）为人父母。也许其中很多人会坚决地说，为人父母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此时，也有些人其实非常想要为人父母，却因无法受孕而绝望。所有这些人可能都会觉得他们的例子足以作为反证，去推翻人类是天生被预设要为人父母的的结论。但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些避免或无法为人父母者在这个故事中所占的分量，和那些拥有两位数子女的“大地之母”和“大地之父”是无法相比的。
人类在为人父母这件事上，拥有相当多样的程序设计和基因策略。这种多样性不仅奇妙，同时也是自然淘汰得以在现代人类身上延续的原料。某些基因预设程序运作得比其他程序更好，所以有些人可以成为比其他人更成功的父母。
对于演化生物学家而言，为人父母是一种竞赛——一种基因之间的竞赛。当然，我们看不到基因在比赛，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之间、个体之间的竞赛——其实两者是相同的。在每个时代里，基因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合着，每个组合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每个基因都期望能和其他基因组合，以便制造出一个繁衍能力好到足以让该组合中的每个基因都能取得优势地位的后代，以满足其繁殖——以及世世代代繁衍不息——的野心。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组合——也就是每个个体——都是基因的实验。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些实验相当成功，有些成就平平，而有些则彻底失败。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讨论差异性的问题。如果自然淘汰已经严格地在每个时代中筛选出最成功的行为，为什么人类的行为不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甚至日臻完美？事实上，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演化并没有这么做。不过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区分出这个过程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其一是演化的机制：在某些情况下，自然淘汰会预先安排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行为，但这些行为都具有同样良好的繁衍成果；其二是演化过程的一项特征：自然淘汰发现要塑造出一种完美的反应是非常困难的事，结果就是人类的行为各不相同，而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来得更成功。
首先，让我们考虑以下的事实：自然淘汰法则让人类的行为有所差异以取得同样良好的繁衍成果。举例来说，《精子战争》中曾经详尽讨论为何有些人是异性恋，有些是同性恋，而有些则是双性恋；有些会为金钱出卖身体，而有些会成为强暴犯——这些全都是为了达到繁衍成功的不同方式，并各有着其独特的优缺点。某种行为能否成功，经常是取决于有多少比例的人在追求这种行为，而演化就是决定这项比例的因素。更有甚者，演化不但决定了每个不同行为方式的比例，而且会让每个策略都能达成同样的繁衍平均值。的确，人类是由成千上万个个体所组成，当每个人都在潜意识中追求繁衍上的成功时，就可能会有某些人的策略与常见的不同。因此，演化往往会导致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而非共性。
第二，人类之所以能通过不同的行为表现达到相同的成果，是因为自然淘汰将人类塑造成能改变其行为去适应他们的周围环境——也就是运用情境策略的人。我们在基因上被设计成能检验自身所处的情况，并由此来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意味着不同个体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同，但所有的表现都是在此情境下的最佳反应。当然，旁观者也许会很容易误以为情境策略根本与基因无关，人类的行为表现完全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但事实是，那些先行侦查情况然后做出反应的指令，就如同其他所有策略一样，都受到严格的设定，并且是基因上的设定。
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层面：自然淘汰发现要设计一种完美反应相当困难。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自然淘汰无法快速地消除比对手稍稍逊色的基因。不太成功的基因终究会在时代交替之后逐渐消失，但是需费时好几百年才有可能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人类还是会持续地从他们并不成功的祖先那里继承这些基因——也因此表现得不如同一代的其他人理想。
新的基因由突变而来，而突变的几率是很低的。但是既然我们身上有着这么多的基因，总有人会带着一个或多个从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辈那里得来的新突变基因。大多数突变的基因也许只会对我们的行为表现产生一些影响，偶尔也会有某个突变基会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制造出严重的问题。有时候突变也可能带来进展，为我们和子孙后代带来超越同代人的优势。此时，自然淘汰便会在未来增加此种有利基因的占有率。但除非某个基因一开始便经由突变产生，否则自然淘汰是无法产生具有完美策略的后代的。与此同时，既然自然淘汰只能在现有基因之中求取最佳的表现，那么即使是最成功的人在策略上也不是完美的。
我们曾经说过，人的行为并非完全由环境决定，但是环境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们之所以无法具体采用完美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环境不同，包括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在某时某地获得极大成就的基因与行为表现，在另一个时空却可能完全行不通。50万年前，人类还赤裸着身体，过着渔猎、采食的生活。今天我们所具有的许多基因正是世世代代从祖先特殊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在那之后，许多人类社会经历了数万年的穿衣文化，甚至到10000～15000年的畜牧和农耕生活。最近，也有许多社会经历了为期数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当然，有些基因可以历经上述各种情况的考验而始终成功，那也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基因组成。而某些基因虽然在原始或农业时代处于巅峰，而接着却只能挣扎求生甚至消失无形。我们之中仍保有那些基因的人会发现，想在现代环境中与其他人竞争其实并不容易。
有可能在我们所拥有的基因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或许有某些是刚刚形成的突变基因——有助于我们适应现代的工业环境，而这样的基因很可能数量极少且呈多样化。举例来说，某个人可能会同时拥有一个能强化其肺部功能以适应污染空气的基因，以及一个对人造化学产品极其敏感的基因。另一个人可能具有一些让她可以抵抗现代传染疾病的基因，以及另一个会令她对药物产生依赖心理的基因，从而妨碍她的繁衍。还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让那些最适合现代生活环境的基因足够普遍到能让大多数人都能全部拥有——然而到那时，环境很可能又再次转变了。
我们无法全部达到完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演化不只为人类服务，它同时也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服务。我们逐渐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每件事的成功，从简单的生存到错综复杂的择偶，都依赖于我们的基因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依赖于我们的基因兵团在人类的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与成千上万突然侵袭我们的有机体的战斗成果。这些有机体包括病毒、细菌、绦虫及其他寄生虫等等，它们都想利用我们的身体达到它们生存、成长及繁衍的目的。有些疾病症状明显，例如麻疹。有些则不那么明显，甚至小到我们从来不曾注意到。但它们都有可能让我们丧失活力而横生意外，还可能影响生育能力与外表吸引人的程度。能拥有抵抗疾病基因的人会比其他人达成更高的繁衍成就。
同样，可以以计谋胜过人类基因与生理机能的有机体将是最成功的。当自然淘汰偏好那些可以抵抗疾病的基因时，它同时也偏好那些人类无法抵御的有机体。人体期待以计谋取得演化上的胜利，让寄生虫灭绝；寄生虫则期待有朝一日人体灭绝。不过大多数时刻，双方都被封锁在演化的竞赛之中，两边都试图发展出完美的基因以终结对方的抵御，但与此同时，双方也都在相互扼制的不稳定中共存着。结果是，双方终其一生都无法臻于完美。
有些人会出现这样的想法：现代人似乎已站在演化之外，自然淘汰已经无法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然而这是一种错误想法。事实上，自然淘汰对今天人们的影响程度，和它长久以来对人类祖先的影响毫无区别——改变的只是这种力量的本质。自然淘汰在基因通过不同个体演化与普遍化做出贡献之前，不会停止它对任何物种的努力，现代人类的状况距离这个境界还很远。我们这些活在现在的人们，都将对那些大部分仍要依赖于我们个别携带的基因的后代产生影响。今天，遗传到上一代的成功基因的人越多，最成功的基因便越能主宰我们的后代。同样的道理也可适用于亲职行为及其他任何事务。这是勿容置疑的，亦不容感情的介入——这只是基础数学的残酷真相罢了。
2004年07月16日11:59
家庭生活和为人父母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且，大多数人都经历亲子关系的两面，先是为人子女，然后在又在几十年后为人父母。很多人对家庭生活充满怀念，但也有许多人宁愿遗忘。为人子女与为人父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在最安稳的家庭中，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紧张还是会时常浮上台面。事实上，对有些人来说，家庭生活根本就是场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在所有的家庭里，婴儿都意味着战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当家庭冲突浮上台面，许多人会倾向于责怪自己——或者是配偶、父母或祖父母——怀疑自己或他人没有恪尽职守。但本书将让您了解，在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里，内在冲突是一种正常、不可避免且重要的特征，少了冲突，大多数人将无法从中得到更多利益。这个矛盾是本书所要阐述的主旨之一。
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和我前一本讨论人类性行为的著作《精子战争》（Sperm Wars）一样，每个主题都会以一段案例分析式的小说场景揭开序幕。每个场景都描绘了人类在童年时期或成长经历中的某个阶段，并突出表现出此阶段的一些议题，接着就是关于场景中主角们行为的解释。有些主题是很常见的，比方说受孕计划、妊娠反应及无眠的夜晚，有些则是涉及对非法行为的探讨，例如乱伦及虐待儿童等等。
本书如同《精子战争》一样，以演化生物学的观点作为讨论的理论和哲学视角。此观点将是所有讨论的基础，因为我们将从演化起源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种种行为，父母的行为和家庭生活只是其中的两个主题而已。其他学科——诸如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以人类特有的构造、化学物质及行为模式为前提，继而往上寻求因果连结与关联。相反地，演化生物学关心的却是产生这些构造、化学物质和行为模式的基因程序设计是如何形成的。
演化生物学的技巧非常简单。不管讨论的是人类行为的哪一个方面，演化生物学家首先都会着眼于此行为对于繁衍产量——也称之为繁衍成果——的影响。我们认为，某种行为之所以会普遍地存在，必定是因为该行为能够提高繁衍成果，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明白，但如同我们将在书中看到的，可能提高繁衍成果的行为方式并不总是明白可见。演化生物学家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解释它。他们的做法是，将某种解释置于人类祖先的环境脉络——也是演化出现代人类情境的时空脉络——然后加以判定，然后再从其他物种的脉络里寻求佐证。如果同样的行为在相当广泛的人类文化和其他物种中都普遍存在，而且在所有的情境下该行为提高繁衍成果的方式都一样，那么演化生物学家通常便能够确认此种解释是合理的。他们通常也就能因此假定，与这项行为有关的化学、神经及细胞基础已经由演化过程而被设计到人类的基因构造之中。
从媒体与大众对于《精子战争》的反应可以明显看出，对于许多人而言，该书主要揭示了像性行为这样复杂的人类行为也有可能是被自然淘汰预设好的。我们估计本书的读者也会有类似的反应。虽然这点相当重要，但如果让本书读者对于为人父母的行为思考到此为止的话，却是非常可惜的。演化生物学家对于父母行为的分析之所以令人着迷，主要是因为这种分析可以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存在于每个人经历的这些行为和情境。为何女性会为妊娠反应现象所苦？为何婴儿的哭声如此凄厉？为什么兄弟姐妹的意见总是不同？为何青少年有反抗及想去流浪的欲望？
正如大家所料，支撑演化生物学家这种研究取向的思想基础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演化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演化，和长久以来无数讨论生命意义的哲学论文所聚焦的主题完全无关。本书所关心的自然淘汰并不涉及这类哲学性辩论。事实上，这里所谓的演化甚至不是生物学的——它仅仅是一种数学，也就是说，它是不开放论证的。
演化生物学的原则如下：如果某些行为事例与基因要素有关，并且拥有某种相关基因形式的个人比拥有其他基因形式的个人拥有更高的平均繁衍成果，那么基于数学的确定性，人口最终将由那些拥有最成功的基因形式的个体所主宰。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那些在当时繁衍成果最辉煌时的祖先的后代，只有少数是那些较不成功者的后代。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是那些根本没有繁衍者的后代。由于亲职行为在人类繁衍成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的同类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往那些最优秀父母的后裔。
此原则不容置疑，且应当广为大众接受，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主要原因似乎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他们的身体构造和健康状况是他们的基因的产物，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很难接受他们的行为与基因有什么关系。他们毫不怀疑他们眼睛的颜色、发色和肤色是由父母的基因所决定，也相信许多疾病——比方说乳癌、纤维囊肿——是遗传自他们的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依然拒绝相信我们的行为也有可能是从先祖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所决定的呢？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行为受到基因的影响和控制。举例来说，男性的性偏好、杂交的性倾向，以及性格中的暴力倾向等等，是受到体内制造了多少睾丸素或其他男性荷尔蒙作用的影响，这部分与睾丸的大小有关，而睾丸的大小是由基因所控制的。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双性恋，这很显然是基因上的遗传，只有出于偏见才会否认这样的观念。很多心理症状现在也被认为与基因遗传有关——例如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也是一个例子，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美洲印第安人或日本人的后裔以及某些欧洲后裔，遗传了无力对付酒精的基因。今天的遗传学家甚至认为暴力及反社会行为也与基因有关。
不能接受行为具有基因基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不愿承认我们的行为是由某种化学物质而非理性所驱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大脑是主控者，这也仅仅是因为感觉。但研究逐渐揭露事实并非如此。试问那些忧郁症患者，他们能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施以多少心智上的控制呢？再问问看那些季节性忧郁症患者（一种因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过少所引发的忧郁症），答案非常清楚——完全无能为力。这两类患者的真正病因，是因为脑中所含的某些化学物质过低（例如血清素）。他们的感受会因为化学物质和脑部被影响的区域而有所不同。或者问问某位女性，她又能对月经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情绪反应控制多少呢？答案是类似的。她在情绪上与行为上的所有变化都受到化学物质和荷尔蒙的影响，而这些物质的产生则是由基因控制的。
即使那些能够接受他们的身体构造、化学物质和行为与基因有关的人，往往也很难接受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基因这一事实。任何暗示他们仅是自身基因机器下的一个底盘的假设，都会让他们很不舒服。就算他们不在意做个轮胎，他们也希望自己同时是个驾驶员。当然，在某些方面来说，人类是其基因的载体：他们带着基因移动，并在人生旅途中的不同站点让它们的复制品——存在于精子或卵子当中——下车。但是，基因的驾驶员是它们自身，是基因让一个人从受精卵长大成人，是基因决定一个人的性别。如果是男性的话，基因会决定他应当长成什么样子、应当如何被组合起来、脑子应当如何构造、荷尔蒙应当具有怎样的品质——而且通常还会决定他要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甚至连承载基因到处跑的轮胎也是由基因构成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论调，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个结论：行为是基因协调出来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表示环境与经验对人类行为不具有影响力。大脑便是由基因配线并输入程序用来记忆过去的器官，在置身于新的情况时，大脑能够运用过去的经验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如果这个反应不太合适，预设的程序会告诉大脑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基因甚至早在生命初期就已在大脑中设好程序，让大脑能根据其早期经验调整好它的“线路”。
大多数时候，人类的身体都会自行运作组织，不需麻烦大脑，让大脑可以专心做好它最擅长的工作，监控和记忆那些可以被看到、闻到的东西。大脑同时也被设计成可以记忆我们身于何处、将东西放置于何处、我们与谁在一起以及如何从某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等等的组织。它会尽力确认我们不会被老虎吃掉，或跑到公车下面。这些是大脑的专长，身体给它的干扰越少，它的表现就越好，不过偶尔也会有身体跟大脑磋商的时候。
以人类身体需要补充食物为例。真正发生的事是，身体一旦产生饿的感觉，通常在检查过现有的化学物质，以及缺少什么蛋白质、维生素或其他的东西之后，才会有特别想吃某种东西的饥饿感。此时身体会产生一个想法到意识之中：“也许来根香蕉也不错”、“不要苹果——是香蕉”。最佳的状况就是，此时大脑会开始记忆——或者说去理解——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哪里可能会发现香蕉，然后给身体一个地点、时间等等。当然，大脑认为整个想吃香蕉的过程是它自己的主意，然而事实则不然。想吃香蕉是因为身体已经对上百万个化学物质进行了检查，而这些检查却是由基因所预设的，是基因设定化学物质量低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该通知大脑驱使身体去寻找香蕉的。惟一让整个程序有点不同的是机会主义作祟的时候，眼睛如果在附近看到一根香蕉，大脑会告诉身体，身体在快速检验之后会说，“是的，化学物质已经快到安全库存量了，吃吧。”或“不，已经够了，先等等吧，不过如果看到苹果的话……”
性、亲职行为，以及行为的其他所有方面的运作方式都和饥饿如出一辙。基因会提供指示，身体会带着它们，一旦需要的时候就会请大脑记忆或计算，要如何将适当的反应表现得最好。至于我们的基因，则一直是由自然淘汰法则对待我们祖先的方式所形成的，不管我们扮演的是父母、情人、学者、勇士、竞争者还是生命中的其他任何角色。因为本书中所探讨的大多数行为以及潜意识驱使而成的行为，都受到基因和体内化学物质的控制而非大脑的控制。本书不关心人们如何在意识层面上合理化他们所做作为的原因。演化生物学关心的是人类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想什么、说什么或感觉什么。在本书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人类行为影响其繁衍成果的方式。
人类是潜意识地被预设好该如何为人父母的。而且，如同先前所提到的，他们是被预设好要成为优良且成功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几千年以来，那些不成功的父母，或是从不曾为人父母的祖先，仅留下极少（甚至没有）后代可继承他们的性格。而我们这些成功父母的产物，则全都带着那些催促自己该生养下一代的基因。这些基因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为我们如何胜任为人父母的角色做好准备，引领着我们在中年时期度过为人父母的种种困难，并且在年老之时安排自己能反省成功与失败之处。当然，本书的读者有许多不会（或还没有）为人父母。也许其中很多人会坚决地说，为人父母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此时，也有些人其实非常想要为人父母，却因无法受孕而绝望。所有这些人可能都会觉得他们的例子足以作为反证，去推翻人类是天生被预设要为人父母的的结论。但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些避免或无法为人父母者在这个故事中所占的分量，和那些拥有两位数子女的“大地之母”和“大地之父”是无法相比的。
人类在为人父母这件事上，拥有相当多样的程序设计和基因策略。这种多样性不仅奇妙，同时也是自然淘汰得以在现代人类身上延续的原料。某些基因预设程序运作得比其他程序更好，所以有些人可以成为比其他人更成功的父母。
对于演化生物学家而言，为人父母是一种竞赛——一种基因之间的竞赛。当然，我们看不到基因在比赛，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之间、个体之间的竞赛——其实两者是相同的。在每个时代里，基因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合着，每个组合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每个基因都期望能和其他基因组合，以便制造出一个繁衍能力好到足以让该组合中的每个基因都能取得优势地位的后代，以满足其繁殖——以及世世代代繁衍不息——的野心。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组合——也就是每个个体——都是基因的实验。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些实验相当成功，有些成就平平，而有些则彻底失败。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讨论差异性的问题。如果自然淘汰已经严格地在每个时代中筛选出最成功的行为，为什么人类的行为不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甚至日臻完美？事实上，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演化并没有这么做。不过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区分出这个过程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其一是演化的机制：在某些情况下，自然淘汰会预先安排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行为，但这些行为都具有同样良好的繁衍成果；其二是演化过程的一项特征：自然淘汰发现要塑造出一种完美的反应是非常困难的事，结果就是人类的行为各不相同，而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来得更成功。
首先，让我们考虑以下的事实：自然淘汰法则让人类的行为有所差异以取得同样良好的繁衍成果。举例来说，《精子战争》中曾经详尽讨论为何有些人是异性恋，有些是同性恋，而有些则是双性恋；有些会为金钱出卖身体，而有些会成为强暴犯——这些全都是为了达到繁衍成功的不同方式，并各有着其独特的优缺点。某种行为能否成功，经常是取决于有多少比例的人在追求这种行为，而演化就是决定这项比例的因素。更有甚者，演化不但决定了每个不同行为方式的比例，而且会让每个策略都能达成同样的繁衍平均值。的确，人类是由成千上万个个体所组成，当每个人都在潜意识中追求繁衍上的成功时，就可能会有某些人的策略与常见的不同。因此，演化往往会导致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而非共性。
第二，人类之所以能通过不同的行为表现达到相同的成果，是因为自然淘汰将人类塑造成能改变其行为去适应他们的周围环境——也就是运用情境策略的人。我们在基因上被设计成能检验自身所处的情况，并由此来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意味着不同个体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同，但所有的表现都是在此情境下的最佳反应。当然，旁观者也许会很容易误以为情境策略根本与基因无关，人类的行为表现完全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但事实是，那些先行侦查情况然后做出反应的指令，就如同其他所有策略一样，都受到严格的设定，并且是基因上的设定。
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层面：自然淘汰发现要设计一种完美反应相当困难。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自然淘汰无法快速地消除比对手稍稍逊色的基因。不太成功的基因终究会在时代交替之后逐渐消失，但是需费时好几百年才有可能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人类还是会持续地从他们并不成功的祖先那里继承这些基因——也因此表现得不如同一代的其他人理想。
新的基因由突变而来，而突变的几率是很低的。但是既然我们身上有着这么多的基因，总有人会带着一个或多个从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辈那里得来的新突变基因。大多数突变的基因也许只会对我们的行为表现产生一些影响，偶尔也会有某个突变基会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制造出严重的问题。有时候突变也可能带来进展，为我们和子孙后代带来超越同代人的优势。此时，自然淘汰便会在未来增加此种有利基因的占有率。但除非某个基因一开始便经由突变产生，否则自然淘汰是无法产生具有完美策略的后代的。与此同时，既然自然淘汰只能在现有基因之中求取最佳的表现，那么即使是最成功的人在策略上也不是完美的。
我们曾经说过，人的行为并非完全由环境决定，但是环境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们之所以无法具体采用完美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环境不同，包括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在某时某地获得极大成就的基因与行为表现，在另一个时空却可能完全行不通。50万年前，人类还赤裸着身体，过着渔猎、采食的生活。今天我们所具有的许多基因正是世世代代从祖先特殊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在那之后，许多人类社会经历了数万年的穿衣文化，甚至到10000～15000年的畜牧和农耕生活。最近，也有许多社会经历了为期数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当然，有些基因可以历经上述各种情况的考验而始终成功，那也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基因组成。而某些基因虽然在原始或农业时代处于巅峰，而接着却只能挣扎求生甚至消失无形。我们之中仍保有那些基因的人会发现，想在现代环境中与其他人竞争其实并不容易。
有可能在我们所拥有的基因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或许有某些是刚刚形成的突变基因——有助于我们适应现代的工业环境，而这样的基因很可能数量极少且呈多样化。举例来说，某个人可能会同时拥有一个能强化其肺部功能以适应污染空气的基因，以及一个对人造化学产品极其敏感的基因。另一个人可能具有一些让她可以抵抗现代传染疾病的基因，以及另一个会令她对药物产生依赖心理的基因，从而妨碍她的繁衍。还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让那些最适合现代生活环境的基因足够普遍到能让大多数人都能全部拥有——然而到那时，环境很可能又再次转变了。
我们无法全部达到完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演化不只为人类服务，它同时也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服务。我们逐渐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每件事的成功，从简单的生存到错综复杂的择偶，都依赖于我们的基因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依赖于我们的基因兵团在人类的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与成千上万突然侵袭我们的有机体的战斗成果。这些有机体包括病毒、细菌、绦虫及其他寄生虫等等，它们都想利用我们的身体达到它们生存、成长及繁衍的目的。有些疾病症状明显，例如麻疹。有些则不那么明显，甚至小到我们从来不曾注意到。但它们都有可能让我们丧失活力而横生意外，还可能影响生育能力与外表吸引人的程度。能拥有抵抗疾病基因的人会比其他人达成更高的繁衍成就。
同样，可以以计谋胜过人类基因与生理机能的有机体将是最成功的。当自然淘汰偏好那些可以抵抗疾病的基因时，它同时也偏好那些人类无法抵御的有机体。人体期待以计谋取得演化上的胜利，让寄生虫灭绝；寄生虫则期待有朝一日人体灭绝。不过大多数时刻，双方都被封锁在演化的竞赛之中，两边都试图发展出完美的基因以终结对方的抵御，但与此同时，双方也都在相互扼制的不稳定中共存着。结果是，双方终其一生都无法臻于完美。
有些人会出现这样的想法：现代人似乎已站在演化之外，自然淘汰已经无法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然而这是一种错误想法。事实上，自然淘汰对今天人们的影响程度，和它长久以来对人类祖先的影响毫无区别——改变的只是这种力量的本质。自然淘汰在基因通过不同个体演化与普遍化做出贡献之前，不会停止它对任何物种的努力，现代人类的状况距离这个境界还很远。我们这些活在现在的人们，都将对那些大部分仍要依赖于我们个别携带的基因的后代产生影响。今天，遗传到上一代的成功基因的人越多，最成功的基因便越能主宰我们的后代。同样的道理也可适用于亲职行为及其他任何事务。这是勿容置疑的，亦不容感情的介入——这只是基础数学的残酷真相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