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快递 : 乐飞：难忘的时刻——记1977年高考
发布者 guzheng 在 07-09-06 09:12
·乐 飞·
早就想写一篇1977年参加高考的文章，腹稿打过几次，就是难以下笔。有一次正儿八经地拉开架式，开了个头，但因“头像”不好，“流产”了。也许自己压根儿就不是块舞文弄墨的料，偶尔上网涂鸦，也是敢鸭子上架，才致使该文一拖再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难产儿”。
今年回国，适逢“文革”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一时间，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各种纪念活动。我们班也不忘与时俱进一把。今年八月，在风光旖旎的福建武夷山举办了纪念毕业25周年和高考30周年的聚会。会后，或许是余音绕梁效应，还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要求大家写一篇纪念高考三十周年的东东，并准备将文稿结个集子留作纪念。这样一来，我暗中叫苦：“得了，这回‘逼上梁山’了。”不过，有任务有压力也并非坏事，它为我最终完成这篇纪念文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一九七七年是我回江西农村老家插队的第四个年头。当时，农村的艰苦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来说，虽不堪重负，但凭着年少，精力旺盛，还能对付。难以捱时度日的还是那种奋斗无门、前途茫茫的苦恼，和不知道如此清淡无味、无所事事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的忧愁。尤其是下乡已满两年，看到别人两年后都能通过招生招工的机会返城，而自己却屡屡碰壁，看到别人大摆筵席庆贺跳出农村，而自己只能孑然一身孤寂地为前途担忧，阵阵忧伤袭上心头。不知多少次自问过，我哪样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机会，或进工厂，或上学校，而我却没有。记得下乡的第三年，满以为自己下乡已两年，表现也不错，得过贫下中农的交口称赞，当得知大队有两个上中专和一个进工厂的指标，便到大队书记那去打探。谁知，还没跨入他家门槛，唇齿尚未开启，他劈面就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安心做你的赤脚医生。”一句话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明白，招工招生与我无缘。
看着自己的前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入冷宫，不甘心呀。那个年代，如果招工招生的大门被关闭的话，唯一还可返城的途径就是参军。在知道自己其它的路被封死之后，自然就想抓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在招兵之际，我兴冲冲地报了名。随后，怀着对参军后的种种美好梦想，想象自己在部队好好干的话，说不定可以提干，万一提不了干，复员后也有工作安排达到返城目的。想着想着，心里挺甜蜜滋润的，几乎每天都乐不禁声地哼着“我参加了解放军，穿上绿军装，走进了革命学校，扛起革命枪……”的歌曲。有梦想总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就在我天真地憧憬着未来之时，参加体检的通知迟迟不到，不由地变得忧心忡忡。一打听，才知道别人早检过了，而自己还在做黄粱一梦。为什么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怀着沮丧愤懑的心情找到负责招兵的大队民兵营长，想讨个说法。谁知不听也罢，听了解释，伤口再撒把盐，精神几乎崩溃。荒唐，绝对的荒唐！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眼前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阴暗潮湿的小屋，一任泪水夺眶滚下。我万万没有想到，不让我参军的理由竟是因为我有个曾经当过伪乡丁的大伯！可是，我父亲和大伯是亲兄弟都可以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而我一个下辈就连参军的权力都没有？这是什么逻辑？！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那时我太年幼无知，太天真可爱，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扭曲的岁月，每天都发生着许许多多的荒唐事情，上演着难以计数的人间悲剧，谁管？谁又管得了？
就在我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传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它如晴空一记响雷，旱地忽降春雨，使我在痛苦迷惘中见到了希望。
记得最先将消息吹到我耳畔的是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十月初的一天，我一如既往在医疗站跟病人打针发药，他突然兴高采烈地冲进来对我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听说今年要恢复高考，我们得抓紧时间复习。”我当时不太信他的话，但听后还是相当激动的。因没有正式通知，我始终怀疑这一小道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我还认为，即使恢复高考，也不可能是谁想考谁就能考，有可能还得经过大队推荐，然后再参加考试，只不过推荐的人数或许比往年会多一些。因此，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非官方消息，依然是朝八晚十、夜以继日地在医疗站应付络绎不绝的病人，没有像其他“知青”那样，回城复习迎考。
１０月２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听到这一正式通知，我再也按捺不住经年来不曾兴奋的心情。心想，那个凭关系走后门推荐上大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大学，对于我们这些草根阶层的人来说，不再是海市蜃楼、天上仙阁般可想而不可及。从这天起，我开始紧张起来。
高考报名后，回到家，我翻箱倒柜地寻找中学课本和复习资料。谁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月，为了生计，将能卖的书都当废纸卖了。也许冥冥之中知道还会有这么一天，也许是自己太珍爱它的缘故，将一本“文革”前的《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始终小心翼翼地留存在书箱一隅。这本书来之不易啊，它是我在1973年读高中时用三本我喜爱的小说，《封神榜》，《隋唐演义》，《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和一位同学换来的。那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抓了一下教育，曾传出中学可以直接考大学的谣言。为了圆大学梦，我咬着牙换了这本复习资料。凭着这本书，我开始了复习迎考。
毕竟是近四年没有摸过书本，刚复习时，数学只记得解方程，很多公式、定律、定理、化学反应统统都还给老师了。好在脑瓜子还灵，记忆力比较强，在学校曾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捡起这些东西来并不难。但问题不在这里，发愁的是没有复习时间，因为从早八到晚十都要为病人看病，唯有晚上十点后才能回家复习，一天劳累下来，身体已是疲惫不堪了，再逼着自己复习到凌晨两三点，效率极低。即使这样每日挑灯夜战，半个月过去了，复习的进度缓如蜗牛。这时已是11月上旬了，离高考的时间不足一月。我掐算一下，照此下去，高中学过的那些东西都无法过目一遍，更甭说有时间做大量的练习题，我不由得担忧起来。想到这次高考是跳出农门唯一的途径，自己的前途命运、理想未来都系在高考这条丝绳上,一旦它断裂,自己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致命的摔跌，能不能重新站立得起来，心中没有数，尤其如果失败是由于自己没有时间准备所致。想到这，我自语，不能这样下去，要争取“脱产”复习。于是，我到大队书记家中，要求回城复习。谁料，他一口拒绝，说医务室不能没人。我知道他会用这种理由来阻止我，便用预先准备好的说辞试图说服他：“老赤脚医生认为高考的机会对我来之不易，日常门诊他可以应付。”出乎意料，他仍不同意。此时，我心一横，扭头便走，丢下一句话：“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行，我走定了。”就这样，不知激怒我哪根神经，四年来脑后首次生出反骨，冒着万一考不起，“吃不完兜着走”的风险擅自回城了。
回城后，距考试的日期只有三周，有五门功课要复习，政治、语文、数理化。时间紧迫，每门功课都温习显然是来不及了，好在政治和语文自信平时有些功底，不必怎样复习。尤其听说，语文可能是写篇作文，凭着自己下乡四年来一直看点文学作品，并时不时给公社广播站写些稿子，对作文蛮有把握。政治复习，只是将考中专的二妹准备的一些政治模拟题看了几遍，加上平素对政治、党史的关心，认为足够应付考试。这样，几乎全部的复习时间都花在数理化上。只记得，那三个星期，将自己关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斗室，一日三餐老妈送来。有时解题着迷的时候，忘了进餐，老妈将饭热了一遍又一遍。就这样悬梁刺股、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两个多星期，总算草草地完成了预定的复习计划。
临考前几天，听到县中学组织一次数理化模拟考试。为了检查一下自己准备得如何，也报名参加了，没想到在莘莘考生中拔下头筹，这使自己高考的信心大增。这次模拟考试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得到几份“文革”前高考的数理化试卷。回来后，自己正襟危坐地卡时间做了一下，得心应手，这使自己更加自信满满。考试前一天看考场，嘿，竟是我高中念书的那个教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
1977年12月1日（江西省高考时间），“东风”来也。我作为570万名应考生之一，庄严地走进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考场。
上午考语文，试卷分两部分，前部分是填空、改错、翻译古文等，后部分是一篇命题作文。前面按部就班做下来，感觉颇好。写作文时，稍费了点时间思索。那年高考是各省出题，我们省的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当时二十岁，人生刚起步，可是，经历的社会变革倒不少，史无前例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毛的逝世，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这些素材都可以用来作文，甚至一些个人难忘的“时刻”也可以纳入该文麾下。经过短暂思考，还是选了参加高考为难忘的时刻。定题后，就敞开思路一气呵成，提前交卷。
上午的考试没看到很多垂头丧气的考生，因为语文不比数理化，没有绝对做不来的题目。可是，到了下午考数学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刚解完几道题，就有人交卷。当时我想，这些人答卷怎么这么迅速，真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不愧是一场集十年的人才精英同场献技的高考。之后，陆续有人离场，我不由得有点心慌。一慌，一道并不难的三角函数证明题将我卡住。此时，监考的老师（高中时的数学老师，我是数学课代表）看到我花了不少时间在这道题上，或许为我着急，或许出于好奇，在我身边往复走动，大概是看我证完了没有，这使得我更紧张。眼看时间不多，后面还有一道题和一道附加题未做，于是，我将这道证明题暂放一下，将后面的题做完后再回头试它，这次，灵感突然降临，三下五除二就证出来了。再看时间，还余十几分钟，只一道附加题没做，我终于松了口气。将做完的粗粗地检查了一遍，就去试那道附加题，结果做得不屈不挠，时间到了也没解出。后来才知，那是一道微积分题，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无能为力。交卷时，环顾四周，我竟成孤家寡人，自觉好笑。
走出考场，不少人说交了白卷或只做了一、二道题。此时，我才省悟，怪不得那么多人早早就离场了。
次日的政治和理化考试，由于头天许多人被考蔫了没来，结果考场上剩下不足2/3人。这天的考题于我平淡无奇，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有一道力学题由于粗心而发生运算错误，这是出考场后才察觉的。
当我最后走出考场，一个多月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松弛。随着人流穿过熟悉的校园，我全身酥松。虽然不知道考试的结果如何，但我得到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慰的笑靥。记得四年前，也是这样随着毕业的人流走出校园，但那时的神态是茫然的，眼神是无奈的，步履是迟重的，因为毕业的前途是黯淡的。而今天，神态欢快，眼神愉悦，步履轻盈。环眸校园，高大的松柏树郁郁葱葱，热闹的山茶花挤挤挨挨，阳光撒在校门前的师水河上熠熠生辉。这一切我仿佛遇见了春天的身影，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凝望着头顶瓦蓝瓦蓝的天空，澄净得像个梦，丝丝缕缕的白云，悠悠地游，将我的思绪扯得很远很远……
考完后，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虽说感觉考得不错，但这次高考毕竟是与十年积攒的考生竞争。此外，自己仅是一个县城中学的，即使成绩优异，能和全国众多的大、中城市的学生比肩吗？会不会只是小地方一条龙，大城市一条虫呢？有这些顾虑在脑际萦绕，等待的心情自然忐忑不安。还有，自己是未经批准回城复习的，万一没有考取，大队会怎样处置我呢？想着这些，心情放假很难。
考完后不敢在城里多呆一天，立马回到医疗站。果然，第二天，大队副书记兼民兵营长怒发冲冠地将我叫去听听“群众”的呼声。我知道大难临头，默然地跟着他到了大队部，迅即遭到他一阵狂轰滥炸似的训斥，责我目无纪律，擅离岗位回城复习，并说考取了也不给我加盖公章。我登时感到全身的血液涌向脸上，一句“你不要欺人太甚”的话冲到嘴边还是强咽了回去。我据理力争，说是请过假的，只是你们不同意；再说，回城复习也是经过老医生同意的，医疗站的工作并没有因我的离开而受到任何影响。这之后，我的心一直七上八下，担忧若是考取了政审时万一他们从中作梗的话，我岂不全功尽弃了吗？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如何打发的。
一天到外村出诊归来，一位老农大声唤住我：“你还不知道吧，村里都传开了，说你中“状元”了，名字已在县教育局贴出的高考录取榜上。”听到这话，我将出诊药箱往他手上一扔，飞似的一口气跑到县城（约6公里路）。果然榜上有名，且居榜首。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出榜后没几天就接到通知要求填写入学志愿和体检。填志愿比较简单，当时有个说法，民办教师最好填师范大学/学院，赤脚医生报填医学院。我是个小城镇的人，少小向往大城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加上我和上海人有着某种缘分，认识不少上海“知青”，民兵训练时与一位上海美眉还打过“擦边球”。因此，没有任何迟疑，第一志愿我填写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志愿受自己名字的影响，自幼喜欢飞机，结果填了南京航空学院，第三志愿填了江西大学（好像只许填三个志愿）。
体检是在县城的一所学校进行的。当时自己年轻力壮，下乡以来几乎没闹过病，哪怕是小小的感冒，所以认定体检于我只是走过场。谁知，体检那天，不知咋的，或许是离圆大学的梦越来越近，神经就越来越紧张吧，心脏怎么都不听使唤，跳得很厉害，结果一量血压，太高，医生叫我休息下再检。出来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又喝了几口凉水，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再进去检，这次血压过了，但又发现心脏有点杂音。我忙解释，是不是心情紧张所致，另外，有些青春期年轻人会有些生理性的杂音，不要紧的。听我解释后，医生并没说什么，而是去看我的体检表格。赫然，他抬头问我：“你就是乐飞？”
“是的。”
“听说你考了第一名。”
“不知道，是大家传的。”
“嗯，这样的话，体检被打下来有点可惜了。明天你到县医院做个心电图，如果心电图没有问题，附上一份医院的报告应该没事。”
第二天，我比其他人多了一项检查，到县医院做心电图。心电图医生一看我的表格，又问我是不是考了全县第一名。我说没有公布分数，不清楚，不过大家都这么传。他再问我报考了哪所大学，我答上海第一医学院。他对我投来欣羡的眼光，说，那可是全国一流的医学院，祝你成功。就这样一问一答地聊着，不经意间，心电图做完了。医生看了一下结果说，你的心脏很好，没有一点问题。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在一种完全放松的心情下完成了检查，医生漫不经心的与我闲聊实际上帮我消除了紧张。离开时，我对他感激不尽。
就这样一波三折、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体检。后来我想，如果当时考得一般，没有“高考状元”一说，体检会让我过关吗？这一传言，直到2001年，从母校建校60周年的纪念册上才得到证实。
相对于体检，我本以为会出现麻烦的政审倒出人意料的顺利，因为政审只是当地负责招生的人到我劳动过的生产队和工作过的医疗站要个评语，并不需要大队干部的批准或加盖公章之类的手续。医疗站的老医生给了我不错的评语（在?我是怎样当上赤脚医生的?一文中已述）。只有生产队的一位老农在给我做鉴定时信马由缰地说，乐飞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劳动比较积极，只是干活时喜欢停下来讲故事，不仅耽误自己的活，还影响别人。然而，他的故事很受大家欢迎，我们都很喜欢他。老农的这番话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听后，我忍俊不禁。
该做的都做了，决定自己命运是否发生重大改变的还是最后那份录取通知书。我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中，小溪的冰雪在慢慢地消融，枝头的嫩芽在悄悄地发绿，田间的小草在偷偷地破土，冬眠了许久的生机和热情正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解冻，播撒在一片片充满期待的田野上。
冬去春来，在举国上下迎接春节即将到来的喜庆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手捧着这张来之不易的通知书，想到自己求学的曲折经历，想到命运曾被人随意拿捏，想到今天终于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七七级27万大学生的一员，一种五味杂呈的心情使我泪水盈眶。
1978年2月25日，揣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在新春里，我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随着飞快滚动的车轮，我的思绪也在滚动：是1977年的高考，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是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的命运从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顾那次高考，我在想，幸运考上大学的毕竟只是少数的“知青”精英，沉淀在社会底层，默默地承受着改革阵痛，过着百味人生的才是“知青”的大多数。
□ 寄自澳大利亚
发布者 guzheng 在 07-09-06 09:12
·乐 飞·
早就想写一篇1977年参加高考的文章，腹稿打过几次，就是难以下笔。有一次正儿八经地拉开架式，开了个头，但因“头像”不好，“流产”了。也许自己压根儿就不是块舞文弄墨的料，偶尔上网涂鸦，也是敢鸭子上架，才致使该文一拖再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难产儿”。
今年回国，适逢“文革”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一时间，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各种纪念活动。我们班也不忘与时俱进一把。今年八月，在风光旖旎的福建武夷山举办了纪念毕业25周年和高考30周年的聚会。会后，或许是余音绕梁效应，还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要求大家写一篇纪念高考三十周年的东东，并准备将文稿结个集子留作纪念。这样一来，我暗中叫苦：“得了，这回‘逼上梁山’了。”不过，有任务有压力也并非坏事，它为我最终完成这篇纪念文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一九七七年是我回江西农村老家插队的第四个年头。当时，农村的艰苦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来说，虽不堪重负，但凭着年少，精力旺盛，还能对付。难以捱时度日的还是那种奋斗无门、前途茫茫的苦恼，和不知道如此清淡无味、无所事事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的忧愁。尤其是下乡已满两年，看到别人两年后都能通过招生招工的机会返城，而自己却屡屡碰壁，看到别人大摆筵席庆贺跳出农村，而自己只能孑然一身孤寂地为前途担忧，阵阵忧伤袭上心头。不知多少次自问过，我哪样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机会，或进工厂，或上学校，而我却没有。记得下乡的第三年，满以为自己下乡已两年，表现也不错，得过贫下中农的交口称赞，当得知大队有两个上中专和一个进工厂的指标，便到大队书记那去打探。谁知，还没跨入他家门槛，唇齿尚未开启，他劈面就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安心做你的赤脚医生。”一句话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明白，招工招生与我无缘。
看着自己的前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入冷宫，不甘心呀。那个年代，如果招工招生的大门被关闭的话，唯一还可返城的途径就是参军。在知道自己其它的路被封死之后，自然就想抓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在招兵之际，我兴冲冲地报了名。随后，怀着对参军后的种种美好梦想，想象自己在部队好好干的话，说不定可以提干，万一提不了干，复员后也有工作安排达到返城目的。想着想着，心里挺甜蜜滋润的，几乎每天都乐不禁声地哼着“我参加了解放军，穿上绿军装，走进了革命学校，扛起革命枪……”的歌曲。有梦想总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就在我天真地憧憬着未来之时，参加体检的通知迟迟不到，不由地变得忧心忡忡。一打听，才知道别人早检过了，而自己还在做黄粱一梦。为什么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怀着沮丧愤懑的心情找到负责招兵的大队民兵营长，想讨个说法。谁知不听也罢，听了解释，伤口再撒把盐，精神几乎崩溃。荒唐，绝对的荒唐！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眼前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阴暗潮湿的小屋，一任泪水夺眶滚下。我万万没有想到，不让我参军的理由竟是因为我有个曾经当过伪乡丁的大伯！可是，我父亲和大伯是亲兄弟都可以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而我一个下辈就连参军的权力都没有？这是什么逻辑？！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那时我太年幼无知，太天真可爱，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扭曲的岁月，每天都发生着许许多多的荒唐事情，上演着难以计数的人间悲剧，谁管？谁又管得了？
就在我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传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它如晴空一记响雷，旱地忽降春雨，使我在痛苦迷惘中见到了希望。
记得最先将消息吹到我耳畔的是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十月初的一天，我一如既往在医疗站跟病人打针发药，他突然兴高采烈地冲进来对我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听说今年要恢复高考，我们得抓紧时间复习。”我当时不太信他的话，但听后还是相当激动的。因没有正式通知，我始终怀疑这一小道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我还认为，即使恢复高考，也不可能是谁想考谁就能考，有可能还得经过大队推荐，然后再参加考试，只不过推荐的人数或许比往年会多一些。因此，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非官方消息，依然是朝八晚十、夜以继日地在医疗站应付络绎不绝的病人，没有像其他“知青”那样，回城复习迎考。
１０月２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听到这一正式通知，我再也按捺不住经年来不曾兴奋的心情。心想，那个凭关系走后门推荐上大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大学，对于我们这些草根阶层的人来说，不再是海市蜃楼、天上仙阁般可想而不可及。从这天起，我开始紧张起来。
高考报名后，回到家，我翻箱倒柜地寻找中学课本和复习资料。谁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月，为了生计，将能卖的书都当废纸卖了。也许冥冥之中知道还会有这么一天，也许是自己太珍爱它的缘故，将一本“文革”前的《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始终小心翼翼地留存在书箱一隅。这本书来之不易啊，它是我在1973年读高中时用三本我喜爱的小说，《封神榜》，《隋唐演义》，《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和一位同学换来的。那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抓了一下教育，曾传出中学可以直接考大学的谣言。为了圆大学梦，我咬着牙换了这本复习资料。凭着这本书，我开始了复习迎考。
毕竟是近四年没有摸过书本，刚复习时，数学只记得解方程，很多公式、定律、定理、化学反应统统都还给老师了。好在脑瓜子还灵，记忆力比较强，在学校曾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捡起这些东西来并不难。但问题不在这里，发愁的是没有复习时间，因为从早八到晚十都要为病人看病，唯有晚上十点后才能回家复习，一天劳累下来，身体已是疲惫不堪了，再逼着自己复习到凌晨两三点，效率极低。即使这样每日挑灯夜战，半个月过去了，复习的进度缓如蜗牛。这时已是11月上旬了，离高考的时间不足一月。我掐算一下，照此下去，高中学过的那些东西都无法过目一遍，更甭说有时间做大量的练习题，我不由得担忧起来。想到这次高考是跳出农门唯一的途径，自己的前途命运、理想未来都系在高考这条丝绳上,一旦它断裂,自己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致命的摔跌，能不能重新站立得起来，心中没有数，尤其如果失败是由于自己没有时间准备所致。想到这，我自语，不能这样下去，要争取“脱产”复习。于是，我到大队书记家中，要求回城复习。谁料，他一口拒绝，说医务室不能没人。我知道他会用这种理由来阻止我，便用预先准备好的说辞试图说服他：“老赤脚医生认为高考的机会对我来之不易，日常门诊他可以应付。”出乎意料，他仍不同意。此时，我心一横，扭头便走，丢下一句话：“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行，我走定了。”就这样，不知激怒我哪根神经，四年来脑后首次生出反骨，冒着万一考不起，“吃不完兜着走”的风险擅自回城了。
回城后，距考试的日期只有三周，有五门功课要复习，政治、语文、数理化。时间紧迫，每门功课都温习显然是来不及了，好在政治和语文自信平时有些功底，不必怎样复习。尤其听说，语文可能是写篇作文，凭着自己下乡四年来一直看点文学作品，并时不时给公社广播站写些稿子，对作文蛮有把握。政治复习，只是将考中专的二妹准备的一些政治模拟题看了几遍，加上平素对政治、党史的关心，认为足够应付考试。这样，几乎全部的复习时间都花在数理化上。只记得，那三个星期，将自己关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斗室，一日三餐老妈送来。有时解题着迷的时候，忘了进餐，老妈将饭热了一遍又一遍。就这样悬梁刺股、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两个多星期，总算草草地完成了预定的复习计划。
临考前几天，听到县中学组织一次数理化模拟考试。为了检查一下自己准备得如何，也报名参加了，没想到在莘莘考生中拔下头筹，这使自己高考的信心大增。这次模拟考试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得到几份“文革”前高考的数理化试卷。回来后，自己正襟危坐地卡时间做了一下，得心应手，这使自己更加自信满满。考试前一天看考场，嘿，竟是我高中念书的那个教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
1977年12月1日（江西省高考时间），“东风”来也。我作为570万名应考生之一，庄严地走进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考场。
上午考语文，试卷分两部分，前部分是填空、改错、翻译古文等，后部分是一篇命题作文。前面按部就班做下来，感觉颇好。写作文时，稍费了点时间思索。那年高考是各省出题，我们省的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当时二十岁，人生刚起步，可是，经历的社会变革倒不少，史无前例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毛的逝世，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这些素材都可以用来作文，甚至一些个人难忘的“时刻”也可以纳入该文麾下。经过短暂思考，还是选了参加高考为难忘的时刻。定题后，就敞开思路一气呵成，提前交卷。
上午的考试没看到很多垂头丧气的考生，因为语文不比数理化，没有绝对做不来的题目。可是，到了下午考数学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刚解完几道题，就有人交卷。当时我想，这些人答卷怎么这么迅速，真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不愧是一场集十年的人才精英同场献技的高考。之后，陆续有人离场，我不由得有点心慌。一慌，一道并不难的三角函数证明题将我卡住。此时，监考的老师（高中时的数学老师，我是数学课代表）看到我花了不少时间在这道题上，或许为我着急，或许出于好奇，在我身边往复走动，大概是看我证完了没有，这使得我更紧张。眼看时间不多，后面还有一道题和一道附加题未做，于是，我将这道证明题暂放一下，将后面的题做完后再回头试它，这次，灵感突然降临，三下五除二就证出来了。再看时间，还余十几分钟，只一道附加题没做，我终于松了口气。将做完的粗粗地检查了一遍，就去试那道附加题，结果做得不屈不挠，时间到了也没解出。后来才知，那是一道微积分题，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无能为力。交卷时，环顾四周，我竟成孤家寡人，自觉好笑。
走出考场，不少人说交了白卷或只做了一、二道题。此时，我才省悟，怪不得那么多人早早就离场了。
次日的政治和理化考试，由于头天许多人被考蔫了没来，结果考场上剩下不足2/3人。这天的考题于我平淡无奇，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有一道力学题由于粗心而发生运算错误，这是出考场后才察觉的。
当我最后走出考场，一个多月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松弛。随着人流穿过熟悉的校园，我全身酥松。虽然不知道考试的结果如何，但我得到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慰的笑靥。记得四年前，也是这样随着毕业的人流走出校园，但那时的神态是茫然的，眼神是无奈的，步履是迟重的，因为毕业的前途是黯淡的。而今天，神态欢快，眼神愉悦，步履轻盈。环眸校园，高大的松柏树郁郁葱葱，热闹的山茶花挤挤挨挨，阳光撒在校门前的师水河上熠熠生辉。这一切我仿佛遇见了春天的身影，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凝望着头顶瓦蓝瓦蓝的天空，澄净得像个梦，丝丝缕缕的白云，悠悠地游，将我的思绪扯得很远很远……
考完后，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虽说感觉考得不错，但这次高考毕竟是与十年积攒的考生竞争。此外，自己仅是一个县城中学的，即使成绩优异，能和全国众多的大、中城市的学生比肩吗？会不会只是小地方一条龙，大城市一条虫呢？有这些顾虑在脑际萦绕，等待的心情自然忐忑不安。还有，自己是未经批准回城复习的，万一没有考取，大队会怎样处置我呢？想着这些，心情放假很难。
考完后不敢在城里多呆一天，立马回到医疗站。果然，第二天，大队副书记兼民兵营长怒发冲冠地将我叫去听听“群众”的呼声。我知道大难临头，默然地跟着他到了大队部，迅即遭到他一阵狂轰滥炸似的训斥，责我目无纪律，擅离岗位回城复习，并说考取了也不给我加盖公章。我登时感到全身的血液涌向脸上，一句“你不要欺人太甚”的话冲到嘴边还是强咽了回去。我据理力争，说是请过假的，只是你们不同意；再说，回城复习也是经过老医生同意的，医疗站的工作并没有因我的离开而受到任何影响。这之后，我的心一直七上八下，担忧若是考取了政审时万一他们从中作梗的话，我岂不全功尽弃了吗？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如何打发的。
一天到外村出诊归来，一位老农大声唤住我：“你还不知道吧，村里都传开了，说你中“状元”了，名字已在县教育局贴出的高考录取榜上。”听到这话，我将出诊药箱往他手上一扔，飞似的一口气跑到县城（约6公里路）。果然榜上有名，且居榜首。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出榜后没几天就接到通知要求填写入学志愿和体检。填志愿比较简单，当时有个说法，民办教师最好填师范大学/学院，赤脚医生报填医学院。我是个小城镇的人，少小向往大城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加上我和上海人有着某种缘分，认识不少上海“知青”，民兵训练时与一位上海美眉还打过“擦边球”。因此，没有任何迟疑，第一志愿我填写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志愿受自己名字的影响，自幼喜欢飞机，结果填了南京航空学院，第三志愿填了江西大学（好像只许填三个志愿）。
体检是在县城的一所学校进行的。当时自己年轻力壮，下乡以来几乎没闹过病，哪怕是小小的感冒，所以认定体检于我只是走过场。谁知，体检那天，不知咋的，或许是离圆大学的梦越来越近，神经就越来越紧张吧，心脏怎么都不听使唤，跳得很厉害，结果一量血压，太高，医生叫我休息下再检。出来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又喝了几口凉水，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再进去检，这次血压过了，但又发现心脏有点杂音。我忙解释，是不是心情紧张所致，另外，有些青春期年轻人会有些生理性的杂音，不要紧的。听我解释后，医生并没说什么，而是去看我的体检表格。赫然，他抬头问我：“你就是乐飞？”
“是的。”
“听说你考了第一名。”
“不知道，是大家传的。”
“嗯，这样的话，体检被打下来有点可惜了。明天你到县医院做个心电图，如果心电图没有问题，附上一份医院的报告应该没事。”
第二天，我比其他人多了一项检查，到县医院做心电图。心电图医生一看我的表格，又问我是不是考了全县第一名。我说没有公布分数，不清楚，不过大家都这么传。他再问我报考了哪所大学，我答上海第一医学院。他对我投来欣羡的眼光，说，那可是全国一流的医学院，祝你成功。就这样一问一答地聊着，不经意间，心电图做完了。医生看了一下结果说，你的心脏很好，没有一点问题。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在一种完全放松的心情下完成了检查，医生漫不经心的与我闲聊实际上帮我消除了紧张。离开时，我对他感激不尽。
就这样一波三折、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体检。后来我想，如果当时考得一般，没有“高考状元”一说，体检会让我过关吗？这一传言，直到2001年，从母校建校60周年的纪念册上才得到证实。
相对于体检，我本以为会出现麻烦的政审倒出人意料的顺利，因为政审只是当地负责招生的人到我劳动过的生产队和工作过的医疗站要个评语，并不需要大队干部的批准或加盖公章之类的手续。医疗站的老医生给了我不错的评语（在?我是怎样当上赤脚医生的?一文中已述）。只有生产队的一位老农在给我做鉴定时信马由缰地说，乐飞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劳动比较积极，只是干活时喜欢停下来讲故事，不仅耽误自己的活，还影响别人。然而，他的故事很受大家欢迎，我们都很喜欢他。老农的这番话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听后，我忍俊不禁。
该做的都做了，决定自己命运是否发生重大改变的还是最后那份录取通知书。我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中，小溪的冰雪在慢慢地消融，枝头的嫩芽在悄悄地发绿，田间的小草在偷偷地破土，冬眠了许久的生机和热情正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解冻，播撒在一片片充满期待的田野上。
冬去春来，在举国上下迎接春节即将到来的喜庆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手捧着这张来之不易的通知书，想到自己求学的曲折经历，想到命运曾被人随意拿捏，想到今天终于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七七级27万大学生的一员，一种五味杂呈的心情使我泪水盈眶。
1978年2月25日，揣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在新春里，我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随着飞快滚动的车轮，我的思绪也在滚动：是1977年的高考，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是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的命运从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顾那次高考，我在想，幸运考上大学的毕竟只是少数的“知青”精英，沉淀在社会底层，默默地承受着改革阵痛，过着百味人生的才是“知青”的大多数。
□ 寄自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