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飞：我是怎样当上赤脚医生的
CND.org
·乐 飞·
1974年，我独自一人回到江西的农村老家插队，成了一名回乡“知青”。来之前，所在的大队已经建立了合作医疗站，有两位赤脚医生，一位是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在部队里做过卫生员的老赤脚医生乐旺贵。文革初期，他口无遮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遣返回乡接受劳动改造。七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兴起，大队干部考虑到他改造尚好，医术颇佳，就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做了赤脚医生。另一名赤脚医生是位女“知青”，个子不高，但长得眉清目秀，两条过腰长的辫子挺抢人眼球。1975年底，大队分到一个地区卫校的名额，上面指示，该名额只给年龄不超过35岁的赤脚医生，这样，她就成为此次招生的当然受惠者。她走后，推举一个人填补她的空缺就成了大队势在必行之事。
在农村，相较于全天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重体力农活而言，赤脚医生无疑是一份令人歆羡的差事。因为如此，围绕着谁将是这名赤脚医生的人选问题，在大队干部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利的较量。
候选人之一为大队副书记兼民兵营长乐明的表妹。她从苏州来我们村插队，是她表哥一手安排的。乐明曾对表妹拍过胸脯，打过包票，保证她下放两年就可通过招工或招生的途径返城（那时有规定，“知青”要劳动两年才有资格返城）。在这二年中，还尽量不让她受田间劳作之苦，比如给她弄个赤脚老师或赤脚医生之类的轻松活干干。或许她时运不错，在下乡不足三个月，就碰上了赤脚医生这个空缺。因为她表哥身兼数职，在大队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大家猜测，这个赤脚医生的位置可能非她莫属。
另一位候选人是大队副书记兼妇女主任乐春花的弟弟。她这个20岁的弟弟，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长得歪瓜裂枣，又少言寡语，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但因为其姐是大队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大队说话掷地有声，所以，他这样一个大家都认为“烂泥糊不上壁”的人竟也走上了赤脚医生的人选舞台。
春花年近四十，面容姣好，娴雅风韵，与其弟相比有霄泥之别。也许是好花容易招蜂引蝶，在村头巷尾沸沸扬扬地传着春花和民兵营长有一腿。不管传言是否属实，他俩的确十分要好。在大队诸多的决策中，彼此心有灵犀，步调一致。但这次两人都想把各自的亲人安排进医疗站，不知在这种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他们还会像往常一样配合得那么默契吗？大家抱着看戏的心态在拭目以待。
除了上述两位有力的竞争者外，还有个条件稍弱的候选人，就是老赤脚医生旺贵的侄子。和上面两位“皇亲国戚”比，旺贵侄子具有的优势是他从叔叔那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一些医学知识。但话说回来，懂点医学知识似乎算不上什么优势，因为农村的赤脚医生预先并不需要懂得多少医学知识，大都是成为赤脚医生后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运气好的，到公社或县医院培训两三个月，回来就俨然老医生般看病行医。若医疗站已有老医生坐堂的话，新来的根本就用不着培训，直接跟着干就行。因此，决定谁是赤脚医生的“生杀”大权归根结底是操在大队干部的手里。而这些人漠不关心谁可以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工作，只是任人唯亲，最后的人选往往是他们之间的权力角逐、幕后交易的结果。
这年冬天的某日早晨，我正在家门口挥汗如雨地劈柴，只见乐明向我缓缓走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惊诧得我双目圆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队党委会昨天决定让你当赤脚医生。到那后，希望你尽快掌握医学技能，为贫下中农服务。”言毕，未等我回过神来，不由分说，他就领我向大队医疗站走去。
途中，受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驱使，我试探着问乐明当初赤脚医生的几位候选人中并未有我，为何最后会是我？他睃了我一眼，说：“你不愿意去？现在推却也不迟。”从他的口气里，感觉他对我的入选似乎有些怪怪的反应。“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对此事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忙接口，噬脐莫及多此一问，并担心这一问会导致从天而降的馅饼被人夺走。想想便知，当赤脚医生就是再忙毕竟都是些室内活，比酷暑寒冬日灸雨淋下田干活不知要强到哪里去。从此，无论好奇心怎样攻心，我缄口不问突然被“皇袍加身”的缘由。
来到医疗站，乐明把我介绍给旺贵。这之前，我和旺贵并不认识，因为插队一年余我从未去过医疗站看病。去冬修水库时，虽然因风雪侵肌高烧一次，但自己顾影自怜地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就挺过去了，并未看过这位赤脚医生。介绍后，我一边说请多多关照，一边伸出手欲和他相握。他慢吞吞地不咸不淡地捏了下我的手。从这一举动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到来不很欢迎。他的态度如此冷淡并不为怪，因为他一心一意想把他的侄子弄来医疗站而未能如愿，当然有些抵触情绪。除此之外，我猜测旺贵对我的排斥还可能因为我是男性吧，而不是他所喜欢的，如他的前任助手那样漂亮的女性。“同性相斥”这一物理上的概念用在人际关系中不能说是板上钉钉，但对有些人来说还真是那么回事。
进医疗站后，我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只做些煮针消毒，清洁房间，发发药，打打针或外科伤口的包扎等杂活。尽管通过自学和耳濡目染，我自信对一般感冒发热，腹泻拉痢，小儿蛔虫等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了然已胸，但一旦我要正儿八经开处方，旺贵是断断不让的。
有一天，一位母亲带着八岁的儿子来看病。这位小孩上吐下泻，失水严重，需要马上静脉输液以补充体内失去的水分和纠正电解质失衡。这时，旺贵偏偏未来，因他上班一贯较晚。由于病情危急，兼之小孩母亲焦灼地催促，以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强烈责任心的驱使，我毅然决然地开了我生平第一张处方，及时地给这位小孩输了液。须臾，当看到先前体软如泥全身乏力的小童渐渐地恢复过来，那位母亲对我投来感激的目光。然而，我心中却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一步的迈出，会遇到旺贵怎样的训斥，心头顿时被一种未知的恐惧笼罩着。半个时辰后，透过窗户，看见旺贵向医疗站走来，我的心突然有点慌乱。果然不出所料，他一进屋就对我的所做所为大为光火，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通哇哇乱吼，责备我才来半年就擅自开处方，要是出了人命谁负责。我据理力争，说在不知道你何时来医疗站，病情又是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我尽己所能实行必要的救护是一个赤脚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自然我来承担。我知道这样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般无法避免，因为危重病人来访他不在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再说，我也不能一辈子仅满足打打针发发药扫扫地消消毒等杂活，在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后，我应该有个实践的机会，增加一些临床经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自这次后，旺贵对我的态度变得更加冷若冰霜，尽管我一如既往地对他笑脸相迎，彬彬有礼。
一次，大队书记乐南远生病，我出诊到他家，发现他只是轻度腹泻(当时，不少大队干部都是这样，动辄就要求我们上门看病，即使只是些无关痛痒的头疼脑热)，我开了些抗生素后本欲走，但他却硬要我给他输葡萄糖盐水。农村的人一般都误认为葡萄糖盐水是补品，虽对他们解释再三，这是错误的概念，但越解释他们越笃信自己的正确，真有点“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在给他输液的等待中，我向他讲述了心中的郁闷，并委婉地提出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对我大动肝火，说好不容易把你安排进了医疗站，才半年多点就想打退堂鼓，你这不是辜负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吗？听到这话，我愕然了。在此之前，我对自己赫然入选为赤脚医生都一直蒙在鼓里，今日才如梦方醒，原来得力于他斡旋暗助。从他的口里及以后的打听中，我对赤脚医生人选的内幕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
如前述，很多人都瞅着赤脚医生这个空缺，众所周知的候选人是上述三人。我成为候选人是大队书记乐南远最后几天才提出来的，这解释了我对此事为何浑然不知。在全大队，乐南远毕竟是第一把手，大队的许多人事安排，没有他的允诺是难以最后定音的。
我和乐南远是五代以上的远亲，论辈分，我叫他表叔。他一开始并未打算举荐我，但在他更亲的亲戚中，大都是些近乎文盲的愚夯之辈。可是，他又十分想安插自己的人进医疗站，旨在以后自己或亲戚家的人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自己的人则可以任意使唤，随叫随到。出于这种用心，他在最后的时刻才求其次地举荐了我。但他的举荐遭到了来自大队妇女主任和民兵营长的强大阻力。最后，经过一番拉锯似的利益平衡，他们之间达成了如下的幕后交易：同意由我出任赤脚医生，但以后的招工招生与我无缘，妇女主任的弟弟和民兵营长的表妹在今后的招工招生中享有优先权。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结果。尽管这个结果意味着我有可能一辈子当赤脚医生，但要乐南远为我争取更多似乎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他巴不得我永远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好为他及他的家族忠心耿耿服务一辈子，所以他对这个结果无异议是可想而知的。妇女主任和民兵营长对此当然也心满意足。在以后的两年中，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这个幕后交易，妇女主任的弟弟和民兵营长的表妹均陆续被推荐上了中专，成为文革中令人艳羡的“工农兵”学员。
由于这一暗箱操作，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赤脚医生。在别人看来，这是一把令人眼热的“交椅”，但个中的辛酸苦辣唯有天知地知自知，尤其是后来碰得头破血流才知道自己招工招生的机会早就被封杀了，我更是悒郁难释。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对自己的前途曾悲观失望过一阵子，但不久我就“阿Q”似的自劝自慰，并写了一首打油诗：天生我材必有用，池水安能栖蛟龙。命里注定来斯地，乐观潇洒度人生。果不期料，如诗言中，没多久，时事骤变，1977年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我顺利地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之后的几十年，好运频频向我招手，命运前途掌控在自己手中!
[后记：自那次旺贵跟我吹胡子瞪眼睛之后，又过了两个来月，他才最终接纳了我。自此，我们关系很好。从他那，我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1977年考大学政审时，他给了我如下评语(大意)：“乐飞聪明好学，接受能力极强。工作兢兢业业，有责任心。为人热情大方，乐意助人。能和他一起共事几年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他在大学努力学习，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2002年，我回国去了趟老家，特意拜谒了旺贵，从而知晓他的一些近况。1984年，县里为他落实政策，要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他选择了退休，让他的大儿子顶替，自己享受国家退休干部待遇。他告诉我尽管这次平反是“亡羊补牢”，但有生之年能等到这一天还是蛮开心的。1990年，他离开了大队合作医疗站，在家开了一个诊所，行医看病。今年回家时，获悉他患脑瘤于前年谢世，我心中禁不住一阵黯然神伤。]
□ 寄自澳大利亚
--------------------------------------------------------------------------------
日期 07-08-26 05:36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My China News Digest
CND.org
·乐 飞·
1974年，我独自一人回到江西的农村老家插队，成了一名回乡“知青”。来之前，所在的大队已经建立了合作医疗站，有两位赤脚医生，一位是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在部队里做过卫生员的老赤脚医生乐旺贵。文革初期，他口无遮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遣返回乡接受劳动改造。七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兴起，大队干部考虑到他改造尚好，医术颇佳，就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做了赤脚医生。另一名赤脚医生是位女“知青”，个子不高，但长得眉清目秀，两条过腰长的辫子挺抢人眼球。1975年底，大队分到一个地区卫校的名额，上面指示，该名额只给年龄不超过35岁的赤脚医生，这样，她就成为此次招生的当然受惠者。她走后，推举一个人填补她的空缺就成了大队势在必行之事。
在农村，相较于全天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重体力农活而言，赤脚医生无疑是一份令人歆羡的差事。因为如此，围绕着谁将是这名赤脚医生的人选问题，在大队干部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利的较量。
候选人之一为大队副书记兼民兵营长乐明的表妹。她从苏州来我们村插队，是她表哥一手安排的。乐明曾对表妹拍过胸脯，打过包票，保证她下放两年就可通过招工或招生的途径返城（那时有规定，“知青”要劳动两年才有资格返城）。在这二年中，还尽量不让她受田间劳作之苦，比如给她弄个赤脚老师或赤脚医生之类的轻松活干干。或许她时运不错，在下乡不足三个月，就碰上了赤脚医生这个空缺。因为她表哥身兼数职，在大队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大家猜测，这个赤脚医生的位置可能非她莫属。
另一位候选人是大队副书记兼妇女主任乐春花的弟弟。她这个20岁的弟弟，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长得歪瓜裂枣，又少言寡语，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但因为其姐是大队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大队说话掷地有声，所以，他这样一个大家都认为“烂泥糊不上壁”的人竟也走上了赤脚医生的人选舞台。
春花年近四十，面容姣好，娴雅风韵，与其弟相比有霄泥之别。也许是好花容易招蜂引蝶，在村头巷尾沸沸扬扬地传着春花和民兵营长有一腿。不管传言是否属实，他俩的确十分要好。在大队诸多的决策中，彼此心有灵犀，步调一致。但这次两人都想把各自的亲人安排进医疗站，不知在这种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他们还会像往常一样配合得那么默契吗？大家抱着看戏的心态在拭目以待。
除了上述两位有力的竞争者外，还有个条件稍弱的候选人，就是老赤脚医生旺贵的侄子。和上面两位“皇亲国戚”比，旺贵侄子具有的优势是他从叔叔那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一些医学知识。但话说回来，懂点医学知识似乎算不上什么优势，因为农村的赤脚医生预先并不需要懂得多少医学知识，大都是成为赤脚医生后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运气好的，到公社或县医院培训两三个月，回来就俨然老医生般看病行医。若医疗站已有老医生坐堂的话，新来的根本就用不着培训，直接跟着干就行。因此，决定谁是赤脚医生的“生杀”大权归根结底是操在大队干部的手里。而这些人漠不关心谁可以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工作，只是任人唯亲，最后的人选往往是他们之间的权力角逐、幕后交易的结果。
这年冬天的某日早晨，我正在家门口挥汗如雨地劈柴，只见乐明向我缓缓走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惊诧得我双目圆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队党委会昨天决定让你当赤脚医生。到那后，希望你尽快掌握医学技能，为贫下中农服务。”言毕，未等我回过神来，不由分说，他就领我向大队医疗站走去。
途中，受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驱使，我试探着问乐明当初赤脚医生的几位候选人中并未有我，为何最后会是我？他睃了我一眼，说：“你不愿意去？现在推却也不迟。”从他的口气里，感觉他对我的入选似乎有些怪怪的反应。“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对此事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忙接口，噬脐莫及多此一问，并担心这一问会导致从天而降的馅饼被人夺走。想想便知，当赤脚医生就是再忙毕竟都是些室内活，比酷暑寒冬日灸雨淋下田干活不知要强到哪里去。从此，无论好奇心怎样攻心，我缄口不问突然被“皇袍加身”的缘由。
来到医疗站，乐明把我介绍给旺贵。这之前，我和旺贵并不认识，因为插队一年余我从未去过医疗站看病。去冬修水库时，虽然因风雪侵肌高烧一次，但自己顾影自怜地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就挺过去了，并未看过这位赤脚医生。介绍后，我一边说请多多关照，一边伸出手欲和他相握。他慢吞吞地不咸不淡地捏了下我的手。从这一举动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到来不很欢迎。他的态度如此冷淡并不为怪，因为他一心一意想把他的侄子弄来医疗站而未能如愿，当然有些抵触情绪。除此之外，我猜测旺贵对我的排斥还可能因为我是男性吧，而不是他所喜欢的，如他的前任助手那样漂亮的女性。“同性相斥”这一物理上的概念用在人际关系中不能说是板上钉钉，但对有些人来说还真是那么回事。
进医疗站后，我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只做些煮针消毒，清洁房间，发发药，打打针或外科伤口的包扎等杂活。尽管通过自学和耳濡目染，我自信对一般感冒发热，腹泻拉痢，小儿蛔虫等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了然已胸，但一旦我要正儿八经开处方，旺贵是断断不让的。
有一天，一位母亲带着八岁的儿子来看病。这位小孩上吐下泻，失水严重，需要马上静脉输液以补充体内失去的水分和纠正电解质失衡。这时，旺贵偏偏未来，因他上班一贯较晚。由于病情危急，兼之小孩母亲焦灼地催促，以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强烈责任心的驱使，我毅然决然地开了我生平第一张处方，及时地给这位小孩输了液。须臾，当看到先前体软如泥全身乏力的小童渐渐地恢复过来，那位母亲对我投来感激的目光。然而，我心中却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一步的迈出，会遇到旺贵怎样的训斥，心头顿时被一种未知的恐惧笼罩着。半个时辰后，透过窗户，看见旺贵向医疗站走来，我的心突然有点慌乱。果然不出所料，他一进屋就对我的所做所为大为光火，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通哇哇乱吼，责备我才来半年就擅自开处方，要是出了人命谁负责。我据理力争，说在不知道你何时来医疗站，病情又是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我尽己所能实行必要的救护是一个赤脚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自然我来承担。我知道这样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般无法避免，因为危重病人来访他不在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再说，我也不能一辈子仅满足打打针发发药扫扫地消消毒等杂活，在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后，我应该有个实践的机会，增加一些临床经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自这次后，旺贵对我的态度变得更加冷若冰霜，尽管我一如既往地对他笑脸相迎，彬彬有礼。
一次，大队书记乐南远生病，我出诊到他家，发现他只是轻度腹泻(当时，不少大队干部都是这样，动辄就要求我们上门看病，即使只是些无关痛痒的头疼脑热)，我开了些抗生素后本欲走，但他却硬要我给他输葡萄糖盐水。农村的人一般都误认为葡萄糖盐水是补品，虽对他们解释再三，这是错误的概念，但越解释他们越笃信自己的正确，真有点“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在给他输液的等待中，我向他讲述了心中的郁闷，并委婉地提出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对我大动肝火，说好不容易把你安排进了医疗站，才半年多点就想打退堂鼓，你这不是辜负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吗？听到这话，我愕然了。在此之前，我对自己赫然入选为赤脚医生都一直蒙在鼓里，今日才如梦方醒，原来得力于他斡旋暗助。从他的口里及以后的打听中，我对赤脚医生人选的内幕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
如前述，很多人都瞅着赤脚医生这个空缺，众所周知的候选人是上述三人。我成为候选人是大队书记乐南远最后几天才提出来的，这解释了我对此事为何浑然不知。在全大队，乐南远毕竟是第一把手，大队的许多人事安排，没有他的允诺是难以最后定音的。
我和乐南远是五代以上的远亲，论辈分，我叫他表叔。他一开始并未打算举荐我，但在他更亲的亲戚中，大都是些近乎文盲的愚夯之辈。可是，他又十分想安插自己的人进医疗站，旨在以后自己或亲戚家的人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自己的人则可以任意使唤，随叫随到。出于这种用心，他在最后的时刻才求其次地举荐了我。但他的举荐遭到了来自大队妇女主任和民兵营长的强大阻力。最后，经过一番拉锯似的利益平衡，他们之间达成了如下的幕后交易：同意由我出任赤脚医生，但以后的招工招生与我无缘，妇女主任的弟弟和民兵营长的表妹在今后的招工招生中享有优先权。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结果。尽管这个结果意味着我有可能一辈子当赤脚医生，但要乐南远为我争取更多似乎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他巴不得我永远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好为他及他的家族忠心耿耿服务一辈子，所以他对这个结果无异议是可想而知的。妇女主任和民兵营长对此当然也心满意足。在以后的两年中，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这个幕后交易，妇女主任的弟弟和民兵营长的表妹均陆续被推荐上了中专，成为文革中令人艳羡的“工农兵”学员。
由于这一暗箱操作，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赤脚医生。在别人看来，这是一把令人眼热的“交椅”，但个中的辛酸苦辣唯有天知地知自知，尤其是后来碰得头破血流才知道自己招工招生的机会早就被封杀了，我更是悒郁难释。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对自己的前途曾悲观失望过一阵子，但不久我就“阿Q”似的自劝自慰，并写了一首打油诗：天生我材必有用，池水安能栖蛟龙。命里注定来斯地，乐观潇洒度人生。果不期料，如诗言中，没多久，时事骤变，1977年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我顺利地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之后的几十年，好运频频向我招手，命运前途掌控在自己手中!
[后记：自那次旺贵跟我吹胡子瞪眼睛之后，又过了两个来月，他才最终接纳了我。自此，我们关系很好。从他那，我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1977年考大学政审时，他给了我如下评语(大意)：“乐飞聪明好学，接受能力极强。工作兢兢业业，有责任心。为人热情大方，乐意助人。能和他一起共事几年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他在大学努力学习，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2002年，我回国去了趟老家，特意拜谒了旺贵，从而知晓他的一些近况。1984年，县里为他落实政策，要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他选择了退休，让他的大儿子顶替，自己享受国家退休干部待遇。他告诉我尽管这次平反是“亡羊补牢”，但有生之年能等到这一天还是蛮开心的。1990年，他离开了大队合作医疗站，在家开了一个诊所，行医看病。今年回家时，获悉他患脑瘤于前年谢世，我心中禁不住一阵黯然神伤。]
□ 寄自澳大利亚
--------------------------------------------------------------------------------
日期 07-08-26 05:36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My China News Dig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