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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台湾的"罪已诏"
culture.cnhubei.com 文化湖北 6-14 15:31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８００万军队和５００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 “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 “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１９４６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 “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１９４７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地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 “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 》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却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 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culture.cnhubei.com 文化湖北 6-14 15:31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８００万军队和５００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 “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 “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１９４６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 “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１９４７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地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 “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 》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却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 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