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喜欢《色戒》可能是糊涂，男人喜欢《色戒》则肯定是下贱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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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更新时间：2007-11-18

标题这句话其实是我上周提出的一个科学定理，这个下贱指的是人格的下贱，不是指的地位的卑贱。这个定理有我观察的大量统计例子支持。尤其是前天在一个影视沙龙介绍上看到的，张艺谋对色戒“相当推崇”认为“相当完美”；再有马英九看了这部片子，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两个名人是什么德性那是大家早就认识了的，再次证明了这个定理的科学性。这个定理本来只在我的QQ上小范围公布，今天拿出来上网，造福全国人民，并且叫板说：如果有谁能提出一个很喜欢很推崇色戒的男人，人格又非常高贵，那我马上把我的科研成果扔进垃圾堆，并且以后告别影视评论学术界。

我的这个科学定理，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划线的标准，就是凡是喜欢推崇色戒的男人，都有作汉奸的潜质，或者干脆就是准汉奸或在职汉奸，这些男人不适宜当正经男人的朋友、兄弟，其实也不适宜给正经女人当爱人，但鉴于我对女性研究没有李银河和数学同志那么深，就不引申作这个结论了。有了我的这个科研成果，面对这个到处都是包装伪装的纷乱人世，就给我们的年青朋友提供了一个甄别男人的方法，而且很简单，很方便，比你跟他喝八场酒，旅十次游节约得多。

当然有朋友会说，我们不是有毛泽东旗帜这个标准了吗？怎么又要个《色戒》标准。这个我不多解释了，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当前有一些人，因为知识的局限，以及个人家庭遭遇导致的视线角度的遮蔽偏差，对毛泽东旗帜有一些错误认识，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我们可以原谅，可以等待。《色戒》这个标准要低级一点，它检验的只是一个人，尤其是男人的价值底线，就是不管你的政治观点如何，只看你配不配作一个男人，对《色戒》心有戚戚的、或有所得的、热泪盈眶的、心灵升华的，都不配当一个男人。得出这个结论的学术依据，我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说了，说得很全面，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我这个科学定理。

但是我非常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让《色戒》禁映的主张。毛主席及其夫人对“毒草”的态度一贯是公开放映，公开批判，毒草要批判才能肥田。没有《色戒》的公映，我也作不出色戒定理，这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多大的损失。而且《色戒》的公映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号，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的十天后，这部由中国大陆国有资产投资的（资金出品方提到了三家，有一家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广电系统在港的中资机构，现任总裁是广电局派过去的。第二个出品人是上海电影集团公司。），由台湾编导制作的影片在大陆得以公映。这些历史事件怎么能不被载入史册，怎么能通过禁映这样的方法掩盖掉。

提出色戒定理，宣传色戒定理意义重大。有的人认为，你这样会顺便宣传〈色戒〉，对人的思想会有很大的毒害。其实没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开放的社会，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超强，内功深湛，百毒不浸，色戒定理告诉大家，那些被认为是中了色戒的毒的男人，其实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贱人。人必自贱而后人贱之。

我建议大家和朋友都可以看一看〈色戒〉，在有了色戒定理后，好处多，坏处少，坏事变好事，辩证法起作用了。而且〈色戒〉里通篇强调的观点：干革命是件代价惨重的事。此一时，彼一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最好看盗版，电影院太贵，虽然是大陆国家资产投资的，但这次本院长特批大家不爱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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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政治的张爱玲


2007年11月11日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文革中的这样一句话：思想性有害的东西，艺术性越完美，结果对人的危害就越大。刚才有的老师谈了这部影片的漏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李安把这部电影拍得很美，在艺术上水平很高，这可能是这部影片能够风靡的原因，同时这也跟国内的大气候有关。
　
最近几十年，国内美化侵略的风气很盛。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教授就曾经主张要认同文明，而不要认同国家，而在他的话语体系里，西方和日本才是文明的象征，因此被文明蹂躏了是光荣的。去年茅于轼在给大学生讲课时就讲，抵制日货是愚蠢的行为，因为人活着就要追求快乐，抵制日货，自己不快乐，别人也不快乐。照他们逻辑，文天祥、岳飞等人的行为都是无法理解的，而汪精卫的行为反而可以理解的。
　
关于《色戒》的里原著者张爱玲，我在这里补充一点背景，供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参考。许多年青朋友喜欢张爱玲，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大家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前段时间有杂志社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张爱玲跟政治是结合得很紧密的。
　
“张爱铃热”的第一把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点燃的。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铃在其中占了41页，这也是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夏志清评价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最为推崇的却不是被公认为是文学水平较高的《金锁记》，而是两篇带有明显反共色彩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认为，《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但这两篇小说却是张爱铃1952年到香港之后，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直接指导”写成的。麦氏后来颇为自得告诉他人：是我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当年曾经发表过《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曾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她去香港之前短短的两、三年间，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艾》和一部长篇《十八春》，其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了对新政权的拥护和对共产党的热爱，说是热衷于为政治服务也不为过。在《小艾》中，小艾和金槐最后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十八春》中的主人公则说出了“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解放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样有觉悟的话。诸如此类的句子可谓比比皆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说张爱铃“远离时代与政治”的评论者，却偏偏对这两部小说绝口不提，不知究竟是为什么？
　
更让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是，张爱铃在沦陷区的有些作品是公开歌颂日本的，比如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但当时“日本的文明”正天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抗战胜利后，她又努力在作品里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在她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中，主人公意外地看到孙中山的遗像和两边挂着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便感叹“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个情节因为和整个故事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所以只能看作是一种政治表态。这样频繁地更换立场，也真有点难为她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