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 新生
黄斌
父母给了我生命，高考给了我新生，象是我的生命，又重新开始了一次。
当年的乡村，不说和城市相比，就是和县城或公社所在的镇上比，都显得太土，太落后了。
我们感重村，离果化镇3个小时，羊肠小道，只能步行；离平果县城， 6个小时， 15岁之前，从没去过。深山沟里，每年一过春节，便进入慢长的青黄不接，小时候，对 “青黄不接” 这个词，什么叫 “青” ，什么叫”黄” ， 懵懵懂懂， 也不去深究。但残酷的现实，却让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春节一过，村里的很多人家，又没米下锅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艰难日子，又开始了，一直到五月底，六月初，新的玉米长得稍为饱满，可以拿来水磨，煮成稀粥为止。
穷，从小就穷，又生在山沟里，穷很自然，也就罢了。可地远，才最要命。记得那年我五年级 (那是我第二次读五年级的，父亲和大哥经过深思熟虑后作的英明决策，后文还会细说) ，春耕之前，生产队按照惯例，把队里各家各户的肥料(牛粪猪粪之类的) 集中起来，按人口分配，家里人多，要多交，交不够，是要扣工分的 。然后，再把这些肥料挑到地里，同样也是按人口给配额，家里人多，要多挑。我们家，8口人，在队里是大户，配额也很多，但只有妈妈能挑。爸爸是村里唯一代销店的代销员，每隔一天，就得 走路到镇上采购，每次肩挑几十斤，来回6小时，妈妈心疼他，不让他再去挑肥料；大哥刚被保送上了大学，不在家；弟弟妹妹又小，我心疼妈妈，自然而然，成了家里唯一挑肥料的男丁。地远在平时不是太大的问题，可一到这个时候，就是个大问题。挑运肥料，先运最远的地，再运次远的，后运次近的，最后才运最近的。前面5天，运最远的山弄，叫“弄福” ，但那可真不是什么福！去1.5小时，回来又是1.5小时，来回3小时，每天只能来回3次，每次去的时候，要上两个很高的山岗，很高，很陡。第一第二天，虽然累，也还能忍，但到了第三天，两边肩膀上的嫩肉，被扁担担着的那几十斤重，压来压去，变红变肿， 压得痛死人。也不知是第4天，还是第5天，那次我翻到第2个山坳，肩上实在是疼得再也受不了了，就把肥料放下来，在山岗顶上大喊大叫。就是那个时候，我对着苍天发誓，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穷地方。
苍天还算有眼，人算也不差，人算和天意的绝妙的结合，在我身上体现得琳漓尽致。
先说人算。我最终真能从那个穷山沟里出来，是我爸爸黄荣耀和我哥哥黄胜武先帮我把机关给算尽了。
第一次我五年级毕业，是1976年，本应该上初中了，可我爸和我哥就是不让我去，他们说，不是我的学习成绩不好，我的学习，从来都是数一数二的, 而是我的年龄小了一点，因为，我是5岁就上学的，而别的小孩，6岁才上学；年纪小，又要到别的村子去读书，他们不放心。其实，那只是给学校的一个理由，是甍别人的；真正的原因，多年之后，他们才告诉我，那便是：那年和我同时五年级毕业的，我们村虽然只有5个人，但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的爸爸都是党员，我爸不是党员。到78年该初中毕业的时候，是需要推荐才能上高中的，我们村在6个村组成的巴龙大队里，很有可能只分到一个名额，幸运的话，最多能分到两个；就算是分到两个，那两个学生肯定先得到，我是肯定没有份的。更何况，我哥已经是被推荐上的高中，之后又被保送上了大学。一家人有一个孩子能上高中，已经够了，不可能再给你另外一个名额了，更何况还上了大学？但我爸和当时的大队党支书关系不错，他和我哥认为，只要我躲过了76年，躲过了和党员的孩子们竞争， 77年再上初中，和我同年的孩子里，没有一个人的老爸是党员，那么，我被保送上高中的希望，就相当大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作大人的，机关算尽了，可做小孩的我，却没能好好领会他们的苦心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不告诉我，我小孩子家，哪会知道？ 77年上初中，正好是政策开始放宽，凡是以前禁止的，那时开始开禁了。在我们那里，第一个被开禁的，是山歌。壮族人唱山歌，是有传统的。被禁之前，我们那一带的十几个村庄，每年都举行山歌比赛，而我们村的那些大人们，可厉害了，总拿第一。文革期间，山歌被禁了，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开禁之后，大家象疯了一样，一下子山弄里到处都能听到歌声。我那时在村里的小孩子中出类拔萃，从小就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歌又唱得好，自然会加入唱山歌的队伍，而且还是打头阵的。着迷啊，想想，通过男女对唱，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多浪漫啊！白天我是认真听课，可有很多晚上，我会和村里的青年溜出去唱山歌，而不是在学校里参加自习。所以，虽然我的功课门门第一(每次考试，都贴出来的，你去看看，放在第一的，最高分的，哪一次不都是我黄斌的卷子？)， 可在班主任眼里，我就是个坏学生，德育太差。初中毕业那个学期，评“三好生” 的时候，同学们都投了我的票，但班主任却硬生生地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除掉了。一气之下，我故意没有参加当年“六一” 儿童节的活动，那天，我们班是要参加唱歌比赛，而且，我还是指挥员，快到开会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到山上去躲了起来，我想让班主任难堪，练了那么久，一下子没了指挥员，我看你这个班怎么去比赛？
假如我爸和我哥知道我那样做，非杀了我不可！那个关键时刻，那个马上毕业的关键时刻，那个需要班主任说几句好话，给几句好评语的关键时刻，我却和班主任对着干！简直是疯了，简直是太愚蠢了！
假如还是要通过保送上高中，我的前程可能就这样被我自己给断送了！这可是我爸和我哥始料不及的！他们只算到了跟我一起毕业的我们村的小孩里，没有党员的孩子，我被保送上高中的机会增大了，可我爸没有算到，他生了一个糊涂的儿子; 我哥没有算到，他的弟弟那么笨蛋！我哥更没有算到，他弟弟的班主任，不仅是他的高中同学，而且是那个在大队里唯一和他竞争保送上大学最后输掉的高中同学。而我这个没头没脑的弟弟，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在那个一心想报一箭之仇却没地方出气的高中同学手下犯错误，人不助我，如之奈何？！
然而巧就巧在，人不助我，天助我！
我初中毕业的前一年，也就是78年，中考制度虽然已经开始恢复，但还是半考半推荐。 假如我没有读两次五年级， 76年上初中， 78年毕业，正好赶上这半考半推荐。“半考” ，我没问题，可另外那一半 --- “半推荐” ，怎样也轮不到我了。偏巧我爸和我哥要我再读一次五年级，等到 77年才上初中， 79年才初中毕业。79年，考试已经非常正规，上高中完全看考试成绩，没了推荐；考上了，就能上；考不上，就算你是大队党支书的孩子，也对不起！
正规的高考和中考制度，也许在邓小平那里，是“人算” ，可对我这个乡下小孩，却是“天意” 。没有人算，我上不了；没有“天意” ，我出不去！
就这样，人算和天意的完美结合，让我这个深山沟里的穷人孩子，考上了高中，而且，不是公社高中，而是县重点高中！上学的那一天，我哥用单车将我从公社的五七高中送到县城，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县城！看到那么多高楼，我简直是嗤嗤称羡，我当时那个样子象极刘姥姥进大观园！直到多年之后，我哥还在提起。
我哥大学毕业后，就分在五七高中教书，80年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到现在。他比我聪明得多，假如他晚生几年，他一定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他和我爸，算来算去，算了几年，总算让他成功地被推荐上了大学；但轮到我，假如只有人算，没有天意，现在肯定还在村里，也许就象我老婆经常开玩笑所说的那样，早就稀哩糊涂 地娶了个老婆，生了一大堆孩子，每个小孩脸上不是鼻涕，就是黑泥巴。
她的这个玩笑，常常让我闭目沉思，她也许说得不错，假如没有高考，那或许便是我的人生，和有高考制度之后的我，上高中，入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的我，人生就完全是另外一翻景象了。她想必不仅在说我，恐怕也是说她自己，甚至也在说你！你想想，那场场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啊，又让多少人得到新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