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美国记者采访李鸿章实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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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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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1896年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资料)


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 路易斯”号油轮抵达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在美国受到了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请看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 评价较客观.


9月2日上午9时许,李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本文是1896年9月3日《纽约时报》对这次采访情况的综合报道,李的回答实事求是、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

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记者: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


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


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李鸿章(ZT)

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

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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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


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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