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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好，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感情；可是我们今天的祖国确确实实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很多原因，真的还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如人的意；甚至在在某些方面相当糟糕，所以要讲一讲的是，本来一场改革开放是可以使从毛泽东时代痛苦地走过来的中国真地、好好地、迅速地发展起来。可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它有没有成就？它的成就有多大？负面的成就和正面的成就究竟是谁大谁小？谁更重要地表现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性质或者本质？这些东西真的是该我们中国人，我们这几代知识份子和我们普通的民众来深入地研究一下，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是，改革不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这不能说邓小平先生对历史的知识不够，只能说他这句话错了，大错特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过的。而且曾经做的有血，有泪，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动的。甚至于对这个历史，世界的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冲击和发展效果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二十岁当国王；搞改革开放整整十六年，就是因为他不想把专制的法国变成共和的法国，所以他自己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法国却从此开始艰难地走向了共和，最后，经过九十九年的时间，确认了共和制度，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家。
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继承他前辈的遗志，改革开放五十六年。一八六一年宣布农奴制改革，也就是取消农村的封建制度。五十六年改革开放，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有血有泪的故事啊；著名的是一九零五年的那个流血星期日，当俄国的人民群众，工人、士兵、大学生们举着标语，高唱歌颂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请求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命令皇宫的军队用枪，枪杀了一千多无辜的俄罗斯人民。此后他的改革开放，就在这样一个轨道上，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放纵，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以至于连俄国的知识份子都说，俄国是不可能发生革命了。
列宁就曾经遗憾地说，俄国好像发生革命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个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面包店里，就是因为没有面包卖，革命居然就发生了。八天之内，沙皇退位了，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俄国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表示着平等、博爱、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罗斯上空飘起来。虽然八个月后，列宁所发动的那场武装政变——十月背叛，埋葬了俄罗斯的第一个共和国。可是七十四年以后，当俄罗斯人民尝尽了俄国共产党的无穷迫害之后，1991年8月19的那一天，苏联垮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这一面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共和旗帜，重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飘起来了。这就是俄国沙皇的改革开放，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王权，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场。
苏联的最后的统治者戈尓巴契夫、叶利钦，宁肯丧失自己的权利，宁肯让共产制度垮掉，也要对俄罗斯的民族和人民负责任。所以，做尽了坏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国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之后，它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仍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俄罗斯人民不计旧恨，让自由的曙光不仅照耀了俄罗斯的土地；也照耀了这一群，曾经对自己的民族犯下过无数罪行的共产党人的身上。
外国的不想多说了，凡是欧洲的前专制国家，绝大多数在爆发革命之前，都进行过改革开放，结果都是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宰相维特伯爵说过一句话，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要发生，改革必须中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旧进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前人有没有做过改革开放的。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回答他，大清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鸿章，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朝一心想考进专制体制内的康有为先生，就要求过政治改革。
简单地说一说，大清的改革开放，当时叫“洋务运动”。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了解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命运，我们才可能对今天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更加深切和生动的了解。
大清朝的改革开放，从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国被灭亡。晚清王朝处在外患内忧的状态，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先生把它推开了。从这一天开始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年头。在这三十多年里面，在经济上是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公私合营，把上海变成了经济特区。西太后亲自下诏把上海县提升为上海市，从县变成道。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目的是富国强兵，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振兴中华。经过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从无到有，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的民族工业啊，大清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有了；中国没有电报、电话、汽车、火车，大清朝改革开放有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西洋式的高楼大厦，上海滩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现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一栋栋洋房拔地而起，三条大马路的花园洋房是多麽的美丽啊。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从未有过的行销到全世界。
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什么？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迎来了一场甲午海战。我们的海军吨位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四；我们的军舰比日本人的军舰大得多啊，我们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呐。可是一场甲午海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什么道理呢？富国了，兵没强；国富了，民未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使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却使得大清朝开始尝受更加厉害的被人欺辱的那种痛苦的景况。中国的知识份子们认为不能只进行经济改革，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让政治改革底牌能够跟得上经济改革的需要和发展。
康有为一八九五年开始上书，要求政治变法。一八九八年，他在年轻的没有权力的皇帝的支援下，进行了“百日的维新”。可是这场维新被腰斩在慈禧太后最高皇权的龙壁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二十二个主张变法的著名人士被赶到了海外。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这样地被大清朝廷，被他们享受著最高皇权的慈禧太后腰斩下了。
两年之后，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慈禧太后想来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怎么改革？她认为，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搞好，关键在她坚持了三个坚持。哪三个坚持呢？第一个，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个，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个，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这三个不能变都是她不断地和自己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们说的。可是这个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人，她认为在这三个不能变里面，第一个，祖宗之法不能变，得变一变了，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变。她颁发了这么一段“诏书”。她说：“无一成不变之成法，不可变者，三纲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变者，如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
请大家注意她这段话，很重要。她说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可变的是那一条一条具体的政策和方针，另加另议可以变。可是要知道，“三纲五常”只要不能变，就意味着君为臣纲不能变；君为臣纲不能变，那就是大清的朝廷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大清朝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那西太后的最高皇权还是不能变，三个坚持退守了二个坚持，只改一个坚持祖宗之法可以变。
但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她知道该变法了，她怎么变的？她不用康有为，但用康梁的新政。甚至连新政也觉得不过瘾，她要自己推出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她又提出了，不仅要把专制统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她甚至还曾经想过要把她的专制制度也改一改；她提出了要预备立宪；要走“实君共和”的道路。她提出了只有她来当君，别人来搞共和。可是她当年已经很大的岁数了，她很担心，如果说马上就搞，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说等到她死后再搞，那不知历史将怎样评判她。所以她一天不死，就不容许别人去搞“虚君共和”。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大陆编剧们真了不起呀，发明了一个很漂亮的词啊，说日本的君宪，是有爹有妈的共和；这法国的君宪呐，是没爹没妈的共和。他希望老太后能建立有爹有妈的共和。可是西太后心里不放心，这个爹妈究竟是谁当呢？到底是她当爹妈，还是光绪皇帝当爹妈？她把自己的权利，大清朝的权利，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她死，她没有真正地进行过政治改革。
可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之后，到一九一一年砰然一声枪响，满清王朝覆灭。十三年啊！这十三年，是满清王朝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满清的经济改革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识份子，迅速地从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十三年。
孙中山先生说，1900年之前，人人都骂他是江洋大盗，犹如老鼠过街。1900年之后，他的贵州起义失败了，国人多为之扼腕叹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就是通过清王朝只改经济，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预备立宪，而不真心要去立宪；要改良专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利，而使得中国上上下下对他的改良丧失了最后的期望。革命不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飙一样，刮遍了中国的土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正是在满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这个专制改良，和企图改良专制却不真心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赢得了民心，宣传了共和，推倒了满清，创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该说的一点历史内容已经说完了，相信朋友们都非常希望能够讲一讲现在。那就是今天的改革开放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果式的问题，那必须要想讲一讲，究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我们了解了这二十多年的思想、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自然能够认识今天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和明天那个一定要到来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二十几年来的经济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我们说话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对的进步，或是相当的进步。但是如果深入下来去看一看这场经济改革，就会发现，她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中国要实行经济改革，即改革开放，到今天二十几年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它为为什么要搞经济改革？它有三句口号，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这个口号下面的经济改革，第一是把共产农奴给解放出来，或者说半解放出来，让三十年来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甚至是没有种地的自由，没有卖粮的自由的农民，让他们能够相对的具有种地的自由，将六十年的包产到户，重新实行起来。说句实在话，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真的从来没有进行过象样的政治改革，可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废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将农民从农奴变成相对自由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种地、卖粮。从没粮吃，到1983年1984年卖粮难，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1984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形势应该说是很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村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改变了；农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多少还要打一点引号，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自由。
中国有一句土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为自己种地，都为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奈何”；我管你天高皇帝远，你管不了我的，我自己种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卖我的粮，你管得了吗。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只有共产党才不给他们这样过，所以中国的农村的经济改革相对的成功了，但也只成功到1985年，准确地说是1984年。就是因为农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性。
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在城市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革，就是允许小商小贩同时生存和发展起来。中国从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贩个体户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才有个体户。中国在1949年，或者准确的说在1956年前，中国大地上几千年，哪一个地方没有个体户？哪一个地方没有小商人呢？到苏州园林去看看，到扬州园林去看看，中国古代的盐商们该是怎样的大生意人哪。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卖鸡蛋嘛，卖鸡蛋才要批判甚至批斗他；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们在街面上炸油条嘛，说他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在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嘛。
所以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这一场所谓改革开放在它的发展期所赢得的某些成就，实际上是走了“回头路”，是局部地把我们中国人民，工人和农民几千年来都享有的种地做工和卖东西的那个权力，还给了他们，而且还没有全还。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这是在用农民的小生产和传统社会小商贩的存在，来救社会主义的命嘛；这才是八五年前改革开放的本质，即经济改革的本质。
八五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但从好立即变坏。那就是农民卖粮难卖，打白条子。即卖一百块钱的粮食，只给你六十块钱，五十块钱，到第二年还拿不到这个钱。农民发火了，一直火到现在；这个火只是越来越高，从没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权力的人，用自己的权力在国营的工厂里，把平价的物资包括钢材、化肥买进来，然后再高价在市场上卖出去。
可谁能够从国营企业里，把生产资料和重要的产品卖给自己呢？谁就能把这个重要的产品，甚至是生产资料，用高价的方式卖给市场？我们多少有权力的人，因为这一转一倒之间发了财呀。我们多少民间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我们农民遭了难啊。中国农民短暂的改革开放的好景致，就这样地无影无踪地开始消失了。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就因为这个“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成暴发户；就因为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我们共产党的子弟为什么不能先富起来？就因为这句话，他们的子弟们不仅成了中国最有权的阶级，而且成了中国最有钱的阶级。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革命抓权；开始走向了为革命而抓钱。权也要，钱也要，什么都要。
八五年之后，正是因为官倒腐败，正是因为农民的状况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厂的经营越来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党内、党外的知识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众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呢？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学生开始游行示威，被化解了，进行了秋后算帐。八九年，一场血雨腥风，连慈禧太后都是自叹万万不如的呀。西太后不过是砍了六颗脑袋呀，共产党您在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门广场，你到底砍了多少脑袋。他们不就是要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新闻自由嘛，还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给你递国书，希望你的总理能接见他。
邓小平从北京到武汉发起了“二度改革”的号召；犹如西太后在1900年的西安发动的二度经济改革的号召，进一步地引导人民和全社会向钱看；进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只要你想发财，你就去发财。只要你不想反对我，你怎么活都可以。九四年到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变化；什么不变化？腐败！腐败的进一步扩张而成为腐烂。
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的，自由地进行生产和交换，并且它要为市场所调控和调节，这才叫市场经济。如果这个市场调节不是由自己解决的；如果这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是由背后的专制权力进行操控的，就如刚才所讲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一样。如果这个市场经济的底牌，是一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制度权利不会丧失，而进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调节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它首先不是自由的。没有自由竞争，哪来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股市，中国的商业的各个方面难道全部是由自由竞争才形成的吗？如果是这样，还有那么大的官倒吗？还有那么多有权力的人吗？
经济发展了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有权的人更富起来，中国社会的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句良心话，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真的是很穷很穷，穷到没有办法让没有在哪儿度过那些岁月的人去想像。
有人说这十几年真的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在搞市场经济了；国内还出了那么多的大款啊，那么多的有钱人呐。那请问大家，他们真是由自由的市场经济所迸发出来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工业的钜子吗？他们真像满清改革开放和民国初年，甚至于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那样，由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资本家们吗？不，不是！
许许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专家们说中国已经应有了中产阶级，而且一天天在壮大，只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来变得越来越大，哎呀，中国共产党就变了，中国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了。是这样吗？ 不是，这是“特殊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
因为中国的这个特殊阶级是靠两个东西致富的，一个是因权生钱，因为有权力，因为有权力控制经济的发展，有权力买官营的，然后再到市场上去高价抛出，所以他暴富了。
因为层层的官僚集团，他们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权力，人民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找他们去盖大印啊。在美国，五十块钱寄过去，就可以开个公司啊。在中国大陆，你至少要盖四五十个章，那四五十个章面，每一个章里面都侵透着资本家的鲜血呀，不是无产阶级的鲜血呀；所以他是因权生钱。
还一种是因钱生权，然后这个权再生钱。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批朋友，说心里话，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干，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会投机，靠自己会迎合，靠自己的经营能力，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否定，我们中国人能人太多。可是我们所有的能人，都逃不过这个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每一个要发展的个体户、资本家，他们都必须和官场搞好关系，他们都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他们去贿赂权力和官场，然后从官场拿来特权，以便使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工厂的发展，他的企业的发展，能得到一个起码是受到保护的条件。
那就不说官商勾结大家看看今天中国，有什么样的官，有什么样的商。官有四官：党官、政官、军官、执官。别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副教授，都是有级别的；都是科级、正副处级、正副厅级啊。知识份子当研究所所长的几乎没有没级别的。动不动就说我是副处级，死了一个科长还说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
还有四种商，外商、港商、台商和我们大陆自己的商人。我们这四个商人倒是没有共产党给他的级别。可是，他到美国到瑞典来做生意，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的企业主发生关系，讨论好这个合同就可以了。到今天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你得一层层的找，一层层的拍啊。八十年来的时候送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把合同签下来了，现在至少五个儿女的担保，几十万的美金和各种各样说不清的东西；你能不能签下来还是问题吧。所以官商也罢，是四大的外来和本地的商人也罢，他们今天不是因权生钱，就是因钱生权，然后再拿权来生钱。
如果中国的民族工业，如果我们的民族工业家们，我们民间的商人们，我们当代中国的资产者们，在刚刚开始做生意，在刚刚开始发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这个权势发生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勾结好这个权势，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红包送到他们，每一个掌权的口袋里面去，这样的商人还是真正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它的资本家不是中产阶级，是特权阶级，是用腐败和贿赂勾引到了特权阶级。
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经济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正是因为中国的富人们不是所言的那种中产阶级，而是特权阶级和特钱阶级，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大陆经济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进步，不过要说的是腐败的成就大，而不是进步的成就大。
有一个记者曾经问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腐败呢？你们想过吗？你看沙皇俄国改革开放是被腐败搞垮的；满清王朝搞改革开放也是被腐败灭亡的。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从哪里来？是从经济腐败里来。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成就啊，可是这个成就跟他腐败的成就，腐烂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巫见大巫，真是没法比。想想看二十多年前，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够贿赂成功。今天要多少啊？你听听台商的去诉苦，一位台湾商人在大陆呆了十年，写了一本书，他把他带到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上亿的财产贿赂光了，最后两袖清风地回到了台湾。
大家知道一种人贪污，贪污个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上万元。说心里话，这也就是一般的而已啊。今天中国大陆一贪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于上亿啊。“大贪做报告，中贪无所谓，小贪戴手铐，不贪的往边靠”，不贪污混不下去啊。你想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那共产党的全权领导集团，就会把你开除出去。什么叫贪污？有的时候直接拿钱去贪污，集体享受贪污，为什么共产党喜欢盖楼，那叫集体贪污，集体享乐吗。为什么共产党在大城市里非常喜欢搞基建？所以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腐败和腐烂，是和满清王朝一样，其腐败是歧生歧长。
邓小平先生曾经遗留下一句话，说搞经济没有错。他的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
可以说发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为什么？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个具有一定财富的社会，只有那么最小的一点点分散在最大多数的人群里，那请问，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硬道理能造成什么结果呢？工人下岗，农民外流，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呀。
为什么说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报》在曾经发表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网站把它记录下来了，可是文章的作者被《人民日报》开除了。为什么？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经济发展的钱，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发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除了那些特权阶级，特钱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刚才所讲的对经济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说法，就可以全部作废了。
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它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它的经济制度下，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它是一个制造了相当数目的特权阶级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它造成了腐败的歧生歧长，迅速地腐烂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经济的成就发展起来了。它没有使我们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安居乐业了；而是使我们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乐业了。
经济上如此, 政治上如何呢。曾经在纽约《世界日报》上登了这么大的照片，报导了北大的学生入党要在马克思的像前宣誓；还是认它马克思是祖宗啊。江泽民下台前在深圳的大标牌上，画的是马、 恩、 列、 斯、 毛、 邓、江，自从毛泽东先生说了一句话“我死了是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国大陆从老到小都说我死了要向马克思报到。他不向孙中山报到，他不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乾隆康熙去报到。
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陆那些知识份子都说共产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可是别忘了，第一，“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一个诚实的商业行为，是欺骗。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说，就是欺骗。第二，“挂羊头卖狗肉”，店还是羊肉店，并不能变成狗肉店。第三，这个羊肉店的老板还没变，它天天打出广告的招牌还是卖羊肉，而不是卖狗肉。这个羊肉店没有垮，没有变成狗肉店。它不过是羞羞答答地要在那里搞一点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开放”而已嘛。甚至于羊肉店的老板对于它的干部和工人采取的，还是开羊肉店的那套统治和管理程式嘛。
那由此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现实。什么叫共产党？党政不分的才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党军不分的才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党知不分的才叫共产党。知识份子不入党，都要拉你入党。有人说共产党现在拉资本家入党，它根本就忘记了它的宗旨了。它在台商的工厂里面和外商的工厂里面去发展共产党员啊。它已经把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理论全部丢掉了。
所以从政治上看，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吗？不，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产党再不是共产党了，但是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的。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在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他把三民主义叫“民治、民有、民享”。我们中国出了个孙中山, 在一百年前就根据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政治文化, 也搞了个三民主义, 叫“民族、民权、民生”。民治、民有、民享不需说了，他讲了两条，一个是人民要有权利，要民主。第二个，社会财富由人民来享受，由全体人民来享受。
我们的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他讲了三条，他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条。他用民族主义来帮助自己的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而不是要消灭满人和满族。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立刻打出“五族共和”的旗号。对内一切平起，民族大小都是平等的；这三条都是正确的。人民要有权，民生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社会民间要过好日子。
可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直到今天它要“三民主义”了吗？它过去是没有祖国的，也不要祖国的。现在它拿一杆假的民族主义大旗，在海外去骗那些华侨，不是要统一啊，是在搞统战呐。它要民权吗？如果有民权，人民连上访的权力都没有嘛。而人民不断地到北京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地、市、县，他是因为没有权嘛。没有说话权，没有行事权，没有告状权，这些权利都没有啊，他才会在中南海对面的高楼上，因为告状无门，从七层楼上跳下去；这报纸登了。没有民权，民生呢？一小部分人成了特权、特钱阶级，一大部分人下了岗。农村就不用说了，其苦况就不必要再重述。
可是共产党，它既不要林肯的“三民主义”；它也更不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它要得是什么？它要的是三党主义，“党治、党有、党享”。毛泽东时代要党治，必须我治，必须共产党治，现在还是必须共产党治。“四个坚持”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永远也治不了自己的腐败，记好这一句话，这没有说它反不了腐败，是说它治不好腐败。谁的腐败？自己的腐败嘛。如果是别人的腐败，共产党的那两下子又敢杀又敢骗，早就治好了。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腐败嘛，它怎么能治得好呢？再了不起自己开盲肠炎嘛。
“什么革命小酒天天醉“呀这类的歌谣；什么“吃完被告吃原告”啊，中国大陆那些令人心酸的民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我们中华民族和子孙的最生动的民间文学，最真实的民间文学。
共产党今天依然在坚持着“三党主义”，党制、党有、党享，而绝不去进行“三民主义”，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谁最怕革命啊？共产党嘛。今天的中国大陆谁害怕民权站起来呀？共产党嘛。所以孙中山是什么？孙中山就是共和革命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民主共和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要造福于人民的民权和民生。表面上逢年过节把孙先生拖到广场上晒太阳，暗中给钱给它的御用学者，在海外专门地骂孙中山，把孙中山说成是中国的专制魔王，卖国大王，你们稍微上网站上去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
很多华侨们他们真爱国，可是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他爱国变成了爱共了。他把对故乡的感情，对祖国的热爱，无形中变成了爱中国那个坏当家人。这不能怪他，他们不了解情况，可是他们却说，甚至于说共产党进步了，共产党不像以前了。中国大陆也有些老百姓都敢骂，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汽车上他们都敢骂共产党啊，他们还都讲国民党好话啊。这不是共产党进步了，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被迫给弱化了；因为它老了，因为它精力消耗的过剩，因为经过了改革开放它不得不和这个世界发生了关系。
过去它在铁桶里面揍我们，现在它不得不开着窗子揍我们，别人知道了。他的专制统治弱化了来源于他信仰上的荡然无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连江澤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只有胡锦涛还相信，也不知道是真信还是假信。因为他那天说得一句话，他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经济上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是这样吗
共产党不是进步了，是专制统治的这部机器已经弱化了，所谓八十年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共产党的上级和下级之间互相欺骗，做样子的、走过场的、买狗肉的比比皆是，层层都有。人民在它的专制统治的缝隙里面，在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之中，人民在逐渐的懂得了自己自由民主的起码权利之后，胆子便大起来了，共产党还想用那一种制造人民分裂，互相窝斗的情况，从六,四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共产党在他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它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真地让人民感觉到，它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政党。这个结论是，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政治改革。举几个简单的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例子。
七九年发动改革开放，号召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行四个现代化。可是就在那一年，著名的民运领袖魏京生，只说了一句话，说“要五个现代化”， 政治民主化，它就要把他抓起来，判了十四年；不想搞政治改革吧，这是鲜明的例子吧。
紧接著，八零年，它就开始发起一场争论，是“歌德”还是“缺德”。是歌颂社会主义，还是批评社会主义，缺社会主义的德。1981年召开剧本座谈会，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批判这个《苦夜》剧本写了一个海外的华人作家，因为爱国回到祖国，结果却被打右派，做反革命劳改、劳教，弄得不亦乐乎，最后垂头丧气地又“滚”回了海外；批判它，这是反祖国的，反民族的。
1985年，官倒腐败猖行起来，共产党十三大发表了“政治改革宣言”，我们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一定要让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可是四年过去了它改了吗？一不反官倒，二不反腐败，三党政不分家，四永远掌握权力，扩展权力。直到最后，仅仅是要求它反官倒，反腐败，它就来了一场八九年的AK47机关枪，就来了那么多辆的坦克开上了首都北京的街头，让我们的市民和年轻学生的鲜血散在那块令我们可爱可痛的土地上，它政治改革了吗？没政治改革。
它学习了俄国沙皇的宠臣维特的本领，它学习了慈禧太后的本领，在八九年之后，在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情况引导人民一切向钱看。不是向前方的“前”，是金钱的“钱”，稍有异动，不是抓，就是捕；江澤民说过一句话，要让任何动乱的苗头，都死亡在摇篮里。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任何言论自由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网警三十万，三十万啊！网警天天在网站上剪除那些要共产党政治改革，批评共产党政治腐败的东西。把海外一些仁人志士所写的希望祖国好，甚至是哀求它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统统荡涤一尽！
1986年，陈云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改我们要翻船， 就是要垮，小改或不改我们也要翻船，也要垮，我们只能中改。进行经济改革，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寿命保得长一点。
所以中共到今天为止它还是不想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的结果，犹如前苏联一样有可能失去权力，有可能使他的共产专制制度彻底破产，有可能使他们通过腐败赚来的钱，如云烟一般消逝，它担心的是这一点。
共产党为了救自己，为了使这个大船不沈下去，号召思想解放，否定两个“凡是”，不按照毛泽东在文革中乱搞的那样去做，要将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权力给拿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况下这没有错。可是这个号召思想解放的旗帜，虽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可是思想解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知识份子刚刚给它歌颂了一番，它就马上收起来了，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思想解放，要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去，思想解放绝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因为否定了他，就否定了我党的整个历史和光荣。
1981年1月29号中共中央关于宣传问题，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所有的民间刊物，民间报纸，地方报纸一律取缔，绝不允许存在。这是思想解放吗？颂歌唱完了，人民要求辩论是非了，它不许了。它今天反精神运动，明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后天去抓人捕人。这十多年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把一些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人该去职的去职，该开除的开除，该抓的抓，该捕的捕。还把海外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领袖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博士啊，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博士，从越南绑架回去，就判了无期徒刑。
伴随着中共的“四个坚持”，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舆论呢？在八十年代，相信中共体制内一批知识份子，他们要振兴中华，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屈服于“四个坚持“之下，那些想走进中共体制内的知识份子，统治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他们想不想振兴中华？想民主，想自由，想！可是，那个魔爪控制了他的思想和心灵，他们把共产党这个顽石，这个挡在我们民族进步面前的顽石，当作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鸿沟。他们不敢骂它，他们敢骂什么？骂祖宗，骂人民，骂天不好，骂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就不说当代共产党把这个国家搞糟了不好。
共产党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所推动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之就走上了一个否定民族，不敢公开否定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令人揪心的局面。这样的思想解放不是真实的思想解放，它是假的，它是为了推倒两个“凡是”要使共产党长治久安而拿出来的权宜之计。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一次的反封建，一次一次的破四旧，一次一次的抄家灭门，都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刨掉啊，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烧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在七九年，共产党提倡思想解放的那个当口，我们立刻开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报纸，我们没有杂志，我们没有电台，我们没有电视台。海外不知道，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很多人也无法知道“伤痕文学”，因为写了一对共产党的落难子弟在文革中的遭殃而产生了伤痕以及表现文革受苦受难的文学的产生。可是“伤痕文学”既能够让作家们去为中共子女们落难的遭难去倾诉它的同情，为什么人民自己遭难就不能够同情或写作呢？
我们这一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在它给人写伤痕的时候我们冲出来了。我们写了人民的痛苦和遭难，我们不断受压迫，不断受钳制，可是我们还是有那多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他们在努力做着。我们开始给改革开放提意见，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我们就用文学的方式，不能用文学的方式，就用简谈的方式。中国人民，“大陆十亿人民九亿侃”，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侃什么？侃改革开放，侃真正的思想解放；侃共产党的斑斑血迹，镇,压人民的斑斑血迹；侃人民几十年的痛苦啊。这种思想解放在1985年前，已经发展到了不断否定文革，已经发展到了否定四九年之后十七年的专制黑暗统治。这个思想解放在八五年后直接地反思了这场改革开放，连康有为的改良，保皇改良都不如。
我们的作家在思想解放，我们的思想家们在思想解放。八六年上海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影射共产党的统治犹如欧洲的中世纪教政合一统治一样。虽然这部书很快就被禁了，我们人民在思想解放，在反对官僚，反对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洪流当中，来自湖南的三个壮士，馀志坚、喻东岳、还有鲁德成三个人，他们把填满了颜料的鸡蛋砸向了天安们上的那个所谓的“伟大领袖”的画像上。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的正确，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青年精兵和壮士。
八九年之后，虽然民族的虚无主义者们，所谓的一些知识份子，上层知识分子们在不敢大骂、大批共产党的情况下骂我们的民族，骂我们的人民，骂我们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可是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八五年以来，从否定文革走向否定十七年，从否定十七年研讨，抗战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1991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他写的《蒋介石传》里面，就已经说了，如果蒋介石不反共，那他的其他方面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如果蒋介石反共反对了呢？不言自明。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蔚蓝色的封面，白色的国民党党徽，鲜血从党徽上流下来，这本书翻开来，它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五十年前，那一场捍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
我们人民在反思当中，不仅了解了抗战是谁打的，不仅了解了共产党不但不抗战，还卖国。 还了解了北伐是谁领导的？是谁打的？还了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他所创立的大中华民国才是如同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和德意志共和国一样，才是走向共和进程当中的第一个共和国；才了解了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死敌。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等待着是重新掀起一场狂飙，不论这种狂飙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当代的社会进步、世界进步要求我们和平、理性，要求我们虽然会被逼上梁山，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尽量地把民主的思想，共和的思想，人民思想解放的成果中，告诉给全世界的华人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朋友们，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思想解放的运动当中开始真的醒过来了。
共产党的思想解放造成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当今腐烂的局面，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八九年的鲜血里面让孙中山提倡的共和与革命悄然而至。一部《走向共和》，那凝结着多少艺术家的痛苦心血和对历史反思的成就，凝结着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对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中国人民走向共和道路的倾心羡慕和向往啊。
中国共产党的以专制改良为本质的改革开放所必然迎来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和平革命的明天！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这不能说邓小平先生对历史的知识不够，只能说他这句话错了，大错特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过的。而且曾经做的有血，有泪，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动的。甚至于对这个历史，世界的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冲击和发展效果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二十岁当国王；搞改革开放整整十六年，就是因为他不想把专制的法国变成共和的法国，所以他自己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法国却从此开始艰难地走向了共和，最后，经过九十九年的时间，确认了共和制度，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家。
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继承他前辈的遗志，改革开放五十六年。一八六一年宣布农奴制改革，也就是取消农村的封建制度。五十六年改革开放，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有血有泪的故事啊；著名的是一九零五年的那个流血星期日，当俄国的人民群众，工人、士兵、大学生们举着标语，高唱歌颂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请求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命令皇宫的军队用枪，枪杀了一千多无辜的俄罗斯人民。此后他的改革开放，就在这样一个轨道上，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放纵，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以至于连俄国的知识份子都说，俄国是不可能发生革命了。
列宁就曾经遗憾地说，俄国好像发生革命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个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面包店里，就是因为没有面包卖，革命居然就发生了。八天之内，沙皇退位了，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俄国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表示着平等、博爱、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罗斯上空飘起来。虽然八个月后，列宁所发动的那场武装政变——十月背叛，埋葬了俄罗斯的第一个共和国。可是七十四年以后，当俄罗斯人民尝尽了俄国共产党的无穷迫害之后，1991年8月19的那一天，苏联垮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这一面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共和旗帜，重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飘起来了。这就是俄国沙皇的改革开放，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王权，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场。
苏联的最后的统治者戈尓巴契夫、叶利钦，宁肯丧失自己的权利，宁肯让共产制度垮掉，也要对俄罗斯的民族和人民负责任。所以，做尽了坏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国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之后，它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仍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俄罗斯人民不计旧恨，让自由的曙光不仅照耀了俄罗斯的土地；也照耀了这一群，曾经对自己的民族犯下过无数罪行的共产党人的身上。
外国的不想多说了，凡是欧洲的前专制国家，绝大多数在爆发革命之前，都进行过改革开放，结果都是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宰相维特伯爵说过一句话，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要发生，改革必须中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旧进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前人有没有做过改革开放的。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回答他，大清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鸿章，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朝一心想考进专制体制内的康有为先生，就要求过政治改革。
简单地说一说，大清的改革开放，当时叫“洋务运动”。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了解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命运，我们才可能对今天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更加深切和生动的了解。
大清朝的改革开放，从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国被灭亡。晚清王朝处在外患内忧的状态，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先生把它推开了。从这一天开始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年头。在这三十多年里面，在经济上是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公私合营，把上海变成了经济特区。西太后亲自下诏把上海县提升为上海市，从县变成道。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目的是富国强兵，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振兴中华。经过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从无到有，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的民族工业啊，大清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有了；中国没有电报、电话、汽车、火车，大清朝改革开放有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西洋式的高楼大厦，上海滩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现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一栋栋洋房拔地而起，三条大马路的花园洋房是多麽的美丽啊。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从未有过的行销到全世界。
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什么？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迎来了一场甲午海战。我们的海军吨位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四；我们的军舰比日本人的军舰大得多啊，我们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呐。可是一场甲午海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什么道理呢？富国了，兵没强；国富了，民未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使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却使得大清朝开始尝受更加厉害的被人欺辱的那种痛苦的景况。中国的知识份子们认为不能只进行经济改革，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让政治改革底牌能够跟得上经济改革的需要和发展。
康有为一八九五年开始上书，要求政治变法。一八九八年，他在年轻的没有权力的皇帝的支援下，进行了“百日的维新”。可是这场维新被腰斩在慈禧太后最高皇权的龙壁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二十二个主张变法的著名人士被赶到了海外。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这样地被大清朝廷，被他们享受著最高皇权的慈禧太后腰斩下了。
两年之后，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慈禧太后想来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怎么改革？她认为，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搞好，关键在她坚持了三个坚持。哪三个坚持呢？第一个，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个，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个，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这三个不能变都是她不断地和自己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们说的。可是这个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人，她认为在这三个不能变里面，第一个，祖宗之法不能变，得变一变了，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变。她颁发了这么一段“诏书”。她说：“无一成不变之成法，不可变者，三纲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变者，如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
请大家注意她这段话，很重要。她说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可变的是那一条一条具体的政策和方针，另加另议可以变。可是要知道，“三纲五常”只要不能变，就意味着君为臣纲不能变；君为臣纲不能变，那就是大清的朝廷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大清朝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那西太后的最高皇权还是不能变，三个坚持退守了二个坚持，只改一个坚持祖宗之法可以变。
但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她知道该变法了，她怎么变的？她不用康有为，但用康梁的新政。甚至连新政也觉得不过瘾，她要自己推出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她又提出了，不仅要把专制统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她甚至还曾经想过要把她的专制制度也改一改；她提出了要预备立宪；要走“实君共和”的道路。她提出了只有她来当君，别人来搞共和。可是她当年已经很大的岁数了，她很担心，如果说马上就搞，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说等到她死后再搞，那不知历史将怎样评判她。所以她一天不死，就不容许别人去搞“虚君共和”。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大陆编剧们真了不起呀，发明了一个很漂亮的词啊，说日本的君宪，是有爹有妈的共和；这法国的君宪呐，是没爹没妈的共和。他希望老太后能建立有爹有妈的共和。可是西太后心里不放心，这个爹妈究竟是谁当呢？到底是她当爹妈，还是光绪皇帝当爹妈？她把自己的权利，大清朝的权利，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她死，她没有真正地进行过政治改革。
可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之后，到一九一一年砰然一声枪响，满清王朝覆灭。十三年啊！这十三年，是满清王朝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满清的经济改革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识份子，迅速地从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十三年。
孙中山先生说，1900年之前，人人都骂他是江洋大盗，犹如老鼠过街。1900年之后，他的贵州起义失败了，国人多为之扼腕叹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就是通过清王朝只改经济，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预备立宪，而不真心要去立宪；要改良专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利，而使得中国上上下下对他的改良丧失了最后的期望。革命不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飙一样，刮遍了中国的土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正是在满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这个专制改良，和企图改良专制却不真心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赢得了民心，宣传了共和，推倒了满清，创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该说的一点历史内容已经说完了，相信朋友们都非常希望能够讲一讲现在。那就是今天的改革开放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果式的问题，那必须要想讲一讲，究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我们了解了这二十多年的思想、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自然能够认识今天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和明天那个一定要到来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二十几年来的经济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我们说话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对的进步，或是相当的进步。但是如果深入下来去看一看这场经济改革，就会发现，她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中国要实行经济改革，即改革开放，到今天二十几年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它为为什么要搞经济改革？它有三句口号，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这个口号下面的经济改革，第一是把共产农奴给解放出来，或者说半解放出来，让三十年来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甚至是没有种地的自由，没有卖粮的自由的农民，让他们能够相对的具有种地的自由，将六十年的包产到户，重新实行起来。说句实在话，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真的从来没有进行过象样的政治改革，可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废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将农民从农奴变成相对自由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种地、卖粮。从没粮吃，到1983年1984年卖粮难，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1984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形势应该说是很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村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改变了；农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多少还要打一点引号，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自由。
中国有一句土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为自己种地，都为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奈何”；我管你天高皇帝远，你管不了我的，我自己种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卖我的粮，你管得了吗。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只有共产党才不给他们这样过，所以中国的农村的经济改革相对的成功了，但也只成功到1985年，准确地说是1984年。就是因为农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性。
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在城市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革，就是允许小商小贩同时生存和发展起来。中国从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贩个体户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才有个体户。中国在1949年，或者准确的说在1956年前，中国大地上几千年，哪一个地方没有个体户？哪一个地方没有小商人呢？到苏州园林去看看，到扬州园林去看看，中国古代的盐商们该是怎样的大生意人哪。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卖鸡蛋嘛，卖鸡蛋才要批判甚至批斗他；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们在街面上炸油条嘛，说他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在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嘛。
所以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这一场所谓改革开放在它的发展期所赢得的某些成就，实际上是走了“回头路”，是局部地把我们中国人民，工人和农民几千年来都享有的种地做工和卖东西的那个权力，还给了他们，而且还没有全还。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这是在用农民的小生产和传统社会小商贩的存在，来救社会主义的命嘛；这才是八五年前改革开放的本质，即经济改革的本质。
八五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但从好立即变坏。那就是农民卖粮难卖，打白条子。即卖一百块钱的粮食，只给你六十块钱，五十块钱，到第二年还拿不到这个钱。农民发火了，一直火到现在；这个火只是越来越高，从没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权力的人，用自己的权力在国营的工厂里，把平价的物资包括钢材、化肥买进来，然后再高价在市场上卖出去。
可谁能够从国营企业里，把生产资料和重要的产品卖给自己呢？谁就能把这个重要的产品，甚至是生产资料，用高价的方式卖给市场？我们多少有权力的人，因为这一转一倒之间发了财呀。我们多少民间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我们农民遭了难啊。中国农民短暂的改革开放的好景致，就这样地无影无踪地开始消失了。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就因为这个“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成暴发户；就因为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我们共产党的子弟为什么不能先富起来？就因为这句话，他们的子弟们不仅成了中国最有权的阶级，而且成了中国最有钱的阶级。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革命抓权；开始走向了为革命而抓钱。权也要，钱也要，什么都要。
八五年之后，正是因为官倒腐败，正是因为农民的状况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厂的经营越来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党内、党外的知识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众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呢？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学生开始游行示威，被化解了，进行了秋后算帐。八九年，一场血雨腥风，连慈禧太后都是自叹万万不如的呀。西太后不过是砍了六颗脑袋呀，共产党您在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门广场，你到底砍了多少脑袋。他们不就是要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新闻自由嘛，还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给你递国书，希望你的总理能接见他。
邓小平从北京到武汉发起了“二度改革”的号召；犹如西太后在1900年的西安发动的二度经济改革的号召，进一步地引导人民和全社会向钱看；进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只要你想发财，你就去发财。只要你不想反对我，你怎么活都可以。九四年到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变化；什么不变化？腐败！腐败的进一步扩张而成为腐烂。
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的，自由地进行生产和交换，并且它要为市场所调控和调节，这才叫市场经济。如果这个市场调节不是由自己解决的；如果这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是由背后的专制权力进行操控的，就如刚才所讲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一样。如果这个市场经济的底牌，是一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制度权利不会丧失，而进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调节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它首先不是自由的。没有自由竞争，哪来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股市，中国的商业的各个方面难道全部是由自由竞争才形成的吗？如果是这样，还有那么大的官倒吗？还有那么多有权力的人吗？
经济发展了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有权的人更富起来，中国社会的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句良心话，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真的是很穷很穷，穷到没有办法让没有在哪儿度过那些岁月的人去想像。
有人说这十几年真的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在搞市场经济了；国内还出了那么多的大款啊，那么多的有钱人呐。那请问大家，他们真是由自由的市场经济所迸发出来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工业的钜子吗？他们真像满清改革开放和民国初年，甚至于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那样，由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资本家们吗？不，不是！
许许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专家们说中国已经应有了中产阶级，而且一天天在壮大，只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来变得越来越大，哎呀，中国共产党就变了，中国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了。是这样吗？ 不是，这是“特殊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
因为中国的这个特殊阶级是靠两个东西致富的，一个是因权生钱，因为有权力，因为有权力控制经济的发展，有权力买官营的，然后再到市场上去高价抛出，所以他暴富了。
因为层层的官僚集团，他们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权力，人民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找他们去盖大印啊。在美国，五十块钱寄过去，就可以开个公司啊。在中国大陆，你至少要盖四五十个章，那四五十个章面，每一个章里面都侵透着资本家的鲜血呀，不是无产阶级的鲜血呀；所以他是因权生钱。
还一种是因钱生权，然后这个权再生钱。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批朋友，说心里话，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干，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会投机，靠自己会迎合，靠自己的经营能力，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否定，我们中国人能人太多。可是我们所有的能人，都逃不过这个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每一个要发展的个体户、资本家，他们都必须和官场搞好关系，他们都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他们去贿赂权力和官场，然后从官场拿来特权，以便使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工厂的发展，他的企业的发展，能得到一个起码是受到保护的条件。
那就不说官商勾结大家看看今天中国，有什么样的官，有什么样的商。官有四官：党官、政官、军官、执官。别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副教授，都是有级别的；都是科级、正副处级、正副厅级啊。知识份子当研究所所长的几乎没有没级别的。动不动就说我是副处级，死了一个科长还说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
还有四种商，外商、港商、台商和我们大陆自己的商人。我们这四个商人倒是没有共产党给他的级别。可是，他到美国到瑞典来做生意，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的企业主发生关系，讨论好这个合同就可以了。到今天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你得一层层的找，一层层的拍啊。八十年来的时候送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把合同签下来了，现在至少五个儿女的担保，几十万的美金和各种各样说不清的东西；你能不能签下来还是问题吧。所以官商也罢，是四大的外来和本地的商人也罢，他们今天不是因权生钱，就是因钱生权，然后再拿权来生钱。
如果中国的民族工业，如果我们的民族工业家们，我们民间的商人们，我们当代中国的资产者们，在刚刚开始做生意，在刚刚开始发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这个权势发生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勾结好这个权势，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红包送到他们，每一个掌权的口袋里面去，这样的商人还是真正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它的资本家不是中产阶级，是特权阶级，是用腐败和贿赂勾引到了特权阶级。
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经济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正是因为中国的富人们不是所言的那种中产阶级，而是特权阶级和特钱阶级，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大陆经济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进步，不过要说的是腐败的成就大，而不是进步的成就大。
有一个记者曾经问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腐败呢？你们想过吗？你看沙皇俄国改革开放是被腐败搞垮的；满清王朝搞改革开放也是被腐败灭亡的。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从哪里来？是从经济腐败里来。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成就啊，可是这个成就跟他腐败的成就，腐烂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巫见大巫，真是没法比。想想看二十多年前，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够贿赂成功。今天要多少啊？你听听台商的去诉苦，一位台湾商人在大陆呆了十年，写了一本书，他把他带到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上亿的财产贿赂光了，最后两袖清风地回到了台湾。
大家知道一种人贪污，贪污个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上万元。说心里话，这也就是一般的而已啊。今天中国大陆一贪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于上亿啊。“大贪做报告，中贪无所谓，小贪戴手铐，不贪的往边靠”，不贪污混不下去啊。你想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那共产党的全权领导集团，就会把你开除出去。什么叫贪污？有的时候直接拿钱去贪污，集体享受贪污，为什么共产党喜欢盖楼，那叫集体贪污，集体享乐吗。为什么共产党在大城市里非常喜欢搞基建？所以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腐败和腐烂，是和满清王朝一样，其腐败是歧生歧长。
邓小平先生曾经遗留下一句话，说搞经济没有错。他的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
可以说发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为什么？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个具有一定财富的社会，只有那么最小的一点点分散在最大多数的人群里，那请问，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硬道理能造成什么结果呢？工人下岗，农民外流，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呀。
为什么说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报》在曾经发表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网站把它记录下来了，可是文章的作者被《人民日报》开除了。为什么？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经济发展的钱，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发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除了那些特权阶级，特钱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刚才所讲的对经济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说法，就可以全部作废了。
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它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它的经济制度下，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它是一个制造了相当数目的特权阶级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它造成了腐败的歧生歧长，迅速地腐烂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经济的成就发展起来了。它没有使我们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安居乐业了；而是使我们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乐业了。
经济上如此, 政治上如何呢。曾经在纽约《世界日报》上登了这么大的照片，报导了北大的学生入党要在马克思的像前宣誓；还是认它马克思是祖宗啊。江泽民下台前在深圳的大标牌上，画的是马、 恩、 列、 斯、 毛、 邓、江，自从毛泽东先生说了一句话“我死了是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国大陆从老到小都说我死了要向马克思报到。他不向孙中山报到，他不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乾隆康熙去报到。
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陆那些知识份子都说共产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可是别忘了，第一，“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一个诚实的商业行为，是欺骗。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说，就是欺骗。第二，“挂羊头卖狗肉”，店还是羊肉店，并不能变成狗肉店。第三，这个羊肉店的老板还没变，它天天打出广告的招牌还是卖羊肉，而不是卖狗肉。这个羊肉店没有垮，没有变成狗肉店。它不过是羞羞答答地要在那里搞一点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开放”而已嘛。甚至于羊肉店的老板对于它的干部和工人采取的，还是开羊肉店的那套统治和管理程式嘛。
那由此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现实。什么叫共产党？党政不分的才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党军不分的才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党知不分的才叫共产党。知识份子不入党，都要拉你入党。有人说共产党现在拉资本家入党，它根本就忘记了它的宗旨了。它在台商的工厂里面和外商的工厂里面去发展共产党员啊。它已经把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理论全部丢掉了。
所以从政治上看，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吗？不，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产党再不是共产党了，但是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的。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在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他把三民主义叫“民治、民有、民享”。我们中国出了个孙中山, 在一百年前就根据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政治文化, 也搞了个三民主义, 叫“民族、民权、民生”。民治、民有、民享不需说了，他讲了两条，一个是人民要有权利，要民主。第二个，社会财富由人民来享受，由全体人民来享受。
我们的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他讲了三条，他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条。他用民族主义来帮助自己的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而不是要消灭满人和满族。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立刻打出“五族共和”的旗号。对内一切平起，民族大小都是平等的；这三条都是正确的。人民要有权，民生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社会民间要过好日子。
可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直到今天它要“三民主义”了吗？它过去是没有祖国的，也不要祖国的。现在它拿一杆假的民族主义大旗，在海外去骗那些华侨，不是要统一啊，是在搞统战呐。它要民权吗？如果有民权，人民连上访的权力都没有嘛。而人民不断地到北京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地、市、县，他是因为没有权嘛。没有说话权，没有行事权，没有告状权，这些权利都没有啊，他才会在中南海对面的高楼上，因为告状无门，从七层楼上跳下去；这报纸登了。没有民权，民生呢？一小部分人成了特权、特钱阶级，一大部分人下了岗。农村就不用说了，其苦况就不必要再重述。
可是共产党，它既不要林肯的“三民主义”；它也更不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它要得是什么？它要的是三党主义，“党治、党有、党享”。毛泽东时代要党治，必须我治，必须共产党治，现在还是必须共产党治。“四个坚持”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永远也治不了自己的腐败，记好这一句话，这没有说它反不了腐败，是说它治不好腐败。谁的腐败？自己的腐败嘛。如果是别人的腐败，共产党的那两下子又敢杀又敢骗，早就治好了。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腐败嘛，它怎么能治得好呢？再了不起自己开盲肠炎嘛。
“什么革命小酒天天醉“呀这类的歌谣；什么“吃完被告吃原告”啊，中国大陆那些令人心酸的民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我们中华民族和子孙的最生动的民间文学，最真实的民间文学。
共产党今天依然在坚持着“三党主义”，党制、党有、党享，而绝不去进行“三民主义”，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谁最怕革命啊？共产党嘛。今天的中国大陆谁害怕民权站起来呀？共产党嘛。所以孙中山是什么？孙中山就是共和革命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民主共和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要造福于人民的民权和民生。表面上逢年过节把孙先生拖到广场上晒太阳，暗中给钱给它的御用学者，在海外专门地骂孙中山，把孙中山说成是中国的专制魔王，卖国大王，你们稍微上网站上去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
很多华侨们他们真爱国，可是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他爱国变成了爱共了。他把对故乡的感情，对祖国的热爱，无形中变成了爱中国那个坏当家人。这不能怪他，他们不了解情况，可是他们却说，甚至于说共产党进步了，共产党不像以前了。中国大陆也有些老百姓都敢骂，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汽车上他们都敢骂共产党啊，他们还都讲国民党好话啊。这不是共产党进步了，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被迫给弱化了；因为它老了，因为它精力消耗的过剩，因为经过了改革开放它不得不和这个世界发生了关系。
过去它在铁桶里面揍我们，现在它不得不开着窗子揍我们，别人知道了。他的专制统治弱化了来源于他信仰上的荡然无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连江澤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只有胡锦涛还相信，也不知道是真信还是假信。因为他那天说得一句话，他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经济上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是这样吗
共产党不是进步了，是专制统治的这部机器已经弱化了，所谓八十年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共产党的上级和下级之间互相欺骗，做样子的、走过场的、买狗肉的比比皆是，层层都有。人民在它的专制统治的缝隙里面，在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之中，人民在逐渐的懂得了自己自由民主的起码权利之后，胆子便大起来了，共产党还想用那一种制造人民分裂，互相窝斗的情况，从六,四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共产党在他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它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真地让人民感觉到，它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政党。这个结论是，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政治改革。举几个简单的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例子。
七九年发动改革开放，号召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行四个现代化。可是就在那一年，著名的民运领袖魏京生，只说了一句话，说“要五个现代化”， 政治民主化，它就要把他抓起来，判了十四年；不想搞政治改革吧，这是鲜明的例子吧。
紧接著，八零年，它就开始发起一场争论，是“歌德”还是“缺德”。是歌颂社会主义，还是批评社会主义，缺社会主义的德。1981年召开剧本座谈会，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批判这个《苦夜》剧本写了一个海外的华人作家，因为爱国回到祖国，结果却被打右派，做反革命劳改、劳教，弄得不亦乐乎，最后垂头丧气地又“滚”回了海外；批判它，这是反祖国的，反民族的。
1985年，官倒腐败猖行起来，共产党十三大发表了“政治改革宣言”，我们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一定要让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可是四年过去了它改了吗？一不反官倒，二不反腐败，三党政不分家，四永远掌握权力，扩展权力。直到最后，仅仅是要求它反官倒，反腐败，它就来了一场八九年的AK47机关枪，就来了那么多辆的坦克开上了首都北京的街头，让我们的市民和年轻学生的鲜血散在那块令我们可爱可痛的土地上，它政治改革了吗？没政治改革。
它学习了俄国沙皇的宠臣维特的本领，它学习了慈禧太后的本领，在八九年之后，在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情况引导人民一切向钱看。不是向前方的“前”，是金钱的“钱”，稍有异动，不是抓，就是捕；江澤民说过一句话，要让任何动乱的苗头，都死亡在摇篮里。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任何言论自由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网警三十万，三十万啊！网警天天在网站上剪除那些要共产党政治改革，批评共产党政治腐败的东西。把海外一些仁人志士所写的希望祖国好，甚至是哀求它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统统荡涤一尽！
1986年，陈云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改我们要翻船， 就是要垮，小改或不改我们也要翻船，也要垮，我们只能中改。进行经济改革，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寿命保得长一点。
所以中共到今天为止它还是不想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的结果，犹如前苏联一样有可能失去权力，有可能使他的共产专制制度彻底破产，有可能使他们通过腐败赚来的钱，如云烟一般消逝，它担心的是这一点。
共产党为了救自己，为了使这个大船不沈下去，号召思想解放，否定两个“凡是”，不按照毛泽东在文革中乱搞的那样去做，要将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权力给拿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况下这没有错。可是这个号召思想解放的旗帜，虽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可是思想解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知识份子刚刚给它歌颂了一番，它就马上收起来了，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思想解放，要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去，思想解放绝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因为否定了他，就否定了我党的整个历史和光荣。
1981年1月29号中共中央关于宣传问题，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所有的民间刊物，民间报纸，地方报纸一律取缔，绝不允许存在。这是思想解放吗？颂歌唱完了，人民要求辩论是非了，它不许了。它今天反精神运动，明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后天去抓人捕人。这十多年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把一些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人该去职的去职，该开除的开除，该抓的抓，该捕的捕。还把海外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领袖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博士啊，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博士，从越南绑架回去，就判了无期徒刑。
伴随着中共的“四个坚持”，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舆论呢？在八十年代，相信中共体制内一批知识份子，他们要振兴中华，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屈服于“四个坚持“之下，那些想走进中共体制内的知识份子，统治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他们想不想振兴中华？想民主，想自由，想！可是，那个魔爪控制了他的思想和心灵，他们把共产党这个顽石，这个挡在我们民族进步面前的顽石，当作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鸿沟。他们不敢骂它，他们敢骂什么？骂祖宗，骂人民，骂天不好，骂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就不说当代共产党把这个国家搞糟了不好。
共产党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所推动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之就走上了一个否定民族，不敢公开否定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令人揪心的局面。这样的思想解放不是真实的思想解放，它是假的，它是为了推倒两个“凡是”要使共产党长治久安而拿出来的权宜之计。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一次的反封建，一次一次的破四旧，一次一次的抄家灭门，都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刨掉啊，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烧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在七九年，共产党提倡思想解放的那个当口，我们立刻开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报纸，我们没有杂志，我们没有电台，我们没有电视台。海外不知道，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很多人也无法知道“伤痕文学”，因为写了一对共产党的落难子弟在文革中的遭殃而产生了伤痕以及表现文革受苦受难的文学的产生。可是“伤痕文学”既能够让作家们去为中共子女们落难的遭难去倾诉它的同情，为什么人民自己遭难就不能够同情或写作呢？
我们这一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在它给人写伤痕的时候我们冲出来了。我们写了人民的痛苦和遭难，我们不断受压迫，不断受钳制，可是我们还是有那多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他们在努力做着。我们开始给改革开放提意见，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我们就用文学的方式，不能用文学的方式，就用简谈的方式。中国人民，“大陆十亿人民九亿侃”，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侃什么？侃改革开放，侃真正的思想解放；侃共产党的斑斑血迹，镇,压人民的斑斑血迹；侃人民几十年的痛苦啊。这种思想解放在1985年前，已经发展到了不断否定文革，已经发展到了否定四九年之后十七年的专制黑暗统治。这个思想解放在八五年后直接地反思了这场改革开放，连康有为的改良，保皇改良都不如。
我们的作家在思想解放，我们的思想家们在思想解放。八六年上海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影射共产党的统治犹如欧洲的中世纪教政合一统治一样。虽然这部书很快就被禁了，我们人民在思想解放，在反对官僚，反对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洪流当中，来自湖南的三个壮士，馀志坚、喻东岳、还有鲁德成三个人，他们把填满了颜料的鸡蛋砸向了天安们上的那个所谓的“伟大领袖”的画像上。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的正确，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青年精兵和壮士。
八九年之后，虽然民族的虚无主义者们，所谓的一些知识份子，上层知识分子们在不敢大骂、大批共产党的情况下骂我们的民族，骂我们的人民，骂我们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可是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八五年以来，从否定文革走向否定十七年，从否定十七年研讨，抗战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1991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他写的《蒋介石传》里面，就已经说了，如果蒋介石不反共，那他的其他方面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如果蒋介石反共反对了呢？不言自明。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蔚蓝色的封面，白色的国民党党徽，鲜血从党徽上流下来，这本书翻开来，它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五十年前，那一场捍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
我们人民在反思当中，不仅了解了抗战是谁打的，不仅了解了共产党不但不抗战，还卖国。 还了解了北伐是谁领导的？是谁打的？还了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他所创立的大中华民国才是如同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和德意志共和国一样，才是走向共和进程当中的第一个共和国；才了解了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死敌。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等待着是重新掀起一场狂飙，不论这种狂飙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当代的社会进步、世界进步要求我们和平、理性，要求我们虽然会被逼上梁山，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尽量地把民主的思想，共和的思想，人民思想解放的成果中，告诉给全世界的华人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朋友们，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思想解放的运动当中开始真的醒过来了。
共产党的思想解放造成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当今腐烂的局面，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八九年的鲜血里面让孙中山提倡的共和与革命悄然而至。一部《走向共和》，那凝结着多少艺术家的痛苦心血和对历史反思的成就，凝结着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对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中国人民走向共和道路的倾心羡慕和向往啊。
中国共产党的以专制改良为本质的改革开放所必然迎来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和平革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