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暴乱:“非毛化”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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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2008.3.15.

拉萨3.14暴乱令我想起不久前跟一个比较熟悉西藏新疆情况的记者的谈话。

我问:“怎么西藏现在动不动就闹事?以前没这么多事呀!‘文化大革命’时也
没听说过闹骚乱暴动,现在是怎么啦?”

对方顿时一脸忿忿:“还不是胡耀邦干的好事!他跑到西藏到处乱‘平反’,乱
‘统战’,把过去的头人、贵族、喇嘛全当‘统战对象’扶起来了。本来不少藏
族老百姓已经不信头人信共产党,不信喇嘛信毛泽东,这下全乱了。喇嘛、头人
、贵族顿时神气得不行,跟老百姓说:汉人的东西汉人自己都不信了,你们还跟
着瞎起哄干什么?到头来还得听我们的。这一下就把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的威信
全弄没了——藏族老百姓很实诚,毛泽东时代搞了民主改革,他们对毛泽东很相
信,管毛泽东叫大活佛。现在突然告诉他们毛泽东不能信了,他们就无法理解了
,说毛泽东这位大活佛不在了,只能重新相信我们藏族的活佛了,结果重新回过
头去信喇嘛教。达赖喇嘛说什么信什么,只要他发话闹事,那还有个不乱的?而
且还不止西藏呢!胡耀邦到新疆也这么折腾,一说引进外资,不管谁给钱都要,
人家要投资建清真寺、盖宗教学校也乱欢迎,结果让东突’、‘疆独’乘机培养
了一大批信徒。本来新疆西藏局面还挺稳的,打从这位‘胡大人’跑来这么一通
‘胡说’、‘胡闹’、‘胡做非为’之后就乱个没完了。”

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原来少数民族不会象“精英”那样“与时俱进”地换信仰
。本来人家已经信了毛泽东,你搞“非毛化”,不叫人家信了。结果是授人以柄
,让别有用心的人乘虚而入,唆使老百姓从此什么都不信,更不信“三个代表”
、“特色理论”,只信喇嘛教。毛泽东时代西藏闹矛盾则是藏族头人、贵族与翻
身农奴之间的阶级矛盾。一旦“非毛化”,矛盾就被歪曲成了“藏人与汉人”的
民族矛盾——当阶级矛盾转变成民族矛盾后,那还有理可讲吗?——车臣、科索
沃就是先例。

如今西藏闹骚乱,是背后有人指使。而他们之所以能指使得动,是因为有人信他
们。之所以有人信他们,是因为“非毛化”破坏了藏族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
达赖及西方势力的煽动之所以有市场,关键还在内部——“外因是条件,内因是
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西藏骚乱,归根结底是“非毛化”的恶果。坚
持“非毛化”,甭想有“和谐”
 
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选自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
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
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
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
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
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
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
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
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
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
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
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
,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
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
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
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
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
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
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
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
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
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
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
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
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
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
、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
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
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
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
,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
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
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
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
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
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
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
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
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
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
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
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
‘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
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
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
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
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
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
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
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
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
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选自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现在的有的头头就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作者: 锦毛鼠白玉堂 于 2008-03-16 04:51:03

有人糊涂,说西藏是鸟不啦屎的地方,除了有矿产资源,还不易
经济开发,每年国家要投许多钱扶助西藏地方,很不划算。
真是猪脑思维。说真的,宁丢台湾,不丢西藏。其他战略利益
不谈,就说水资源,中国丢了西藏,中华民族就彻底玩完乐。面对日益恶化的水
资源的短缺,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西藏可是 中华民族水源的源头。拼死也不能
西藏受他人控制。


还有,特烦这十多年的招安政策。江核时代开始改弦易辙,
试图招安达赖,结果达赖越发上杆子,瞪鼻子上脸,成乐
西方勒索中国的一根绳索。真是TMD,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当年毛爷爷在世,开始对西藏是意图实现和平解放的。但不象
邓总设计师,白给香港50年不变的红包。毛当时就明确了西藏
和平解放的纲领,在10内西藏必须实施社会民主改革。废除农
奴制,废除一切剥削制度。历史证明,毛的此举无疑是
造福西藏广大人民的英明之举。后来平叛成功,西藏提前10年
完成了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造进程。是毛一生中不可抹杀的历
史功绩。


听当年进军西藏的老兵谈起,50年代的西藏,社会制度的落后,
文化思想的落后,自然条件的恶劣是难以想象的。西藏当时
不仅是农奴制,政教合一政体,还是母系社会。一个村里
兄弟父子共用一个女人是常见的事。孩子只知道谁是吗,不知道
谁是爸。梅毒广为流行。由於藏人实现天葬水葬,河水污染
严重,是传染病的流传根源。当时青霉素国内很贵,为控制
藏民的梅毒流行,中央可了不少钱。当时西藏没轻工业,
生活用品都得从内地支援。一辆新解放牌汽车跑西藏两次就
得废了。商品代价之高可想而之。可中央一直维持着西藏低物价
政策,使广大翻身农奴获得直接利益。当时翻身农奴把毛爷爷
当神供着,那都是真心的。西藏和平解放后还真没多少家挂达
赖像的。

为了改变西藏教育落后的面貌,中央也是花大本钱的。援藏
任务之艰巨也非常人可想象的。进藏部队,进藏各种技术人员
能活着没捞一身病回来的很少很少。这还不算上中央,地方
政府为此付出的经济补贴。历史上哪朝中央政府如此厚待
西藏地区过?这一政策持续了几十年,才有今天终於改变了
西藏落后,愚昧,贫穷的面貌。广大西藏人民开始享受到新
的物质与文明生活。西藏不仅有空港,通铁路,通手机网,互
联网,而且还出现股民,有车有房族,有一大群新生贵族。
这才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史。

回头看,从胡耀邦,到江泽民都太注重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
的西藏政策,太把西藏上层那些已经被历史唾弃的人物当
玩意看。其实,如果坚持毛周对西藏的政策。牢牢依靠广大
藏族翻身侬奴,坚持建国初期有效的宗教政策,坚持按中央
的意志,强力推行西藏的民主社会改革,西藏绝对不会出现
今天这种所谓动乱。


藏独死灰复燃是个教训。对这些鸟人,别老想着如何招安丫们。
该杀的,该关的,该流放的决不该手软。
 
资料:

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
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
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
,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
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
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
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
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
[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
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
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
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
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
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
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
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
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
,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
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
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
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
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
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
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
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
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
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
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
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
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
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
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
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
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米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
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
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
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
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
,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
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
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
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
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
、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
。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
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
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
,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
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
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
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
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
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
,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
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
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
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
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
,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
。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
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
”(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
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
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
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
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
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
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
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
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
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
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
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
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
,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
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
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
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
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
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
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
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
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
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
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
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
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
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
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当人蜕化成了无脊椎动物,也就谈不上理想和志向了,哪里有食就蚁聚在那里
 
是啊,毛时代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在59年出逃流亡,毛时代的招安政策是立了大功的
 
西藏問題 關鍵還是在底層民眾

中國時報 2008.03.16 
西藏問題 關鍵還是在底層民眾
亓樂義/特稿

 中國的西藏問題由來已久。清朝治理西藏,極少插手西藏內部事務,使得藏人「只知有達賴,不知有朝廷」,二百年來相安無事。
 一九五一年中共進入西藏初期,也採取相同政策。毛澤東極盡拉攏藏族上層,除駐軍西藏較為敏感,其餘給予藏人高度自治,並安排年僅十九歲的達賴喇嘛,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好景不長。一九五六年中國大陸全面進行社會改造,西藏難以倖免,藏族上層利益受到衝擊,傳統寺廟教育遭到破壞,原有的社會等級秩序夕間崩解,引起藏人抗暴。
 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爆發大規模拉薩事件,解放軍血腥鎮壓,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北京接管西藏政權,徹底揚棄上層路線,改以階級鬥爭,西藏從此陷入一片腥風血雨。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休養生息,修復寺廟,平反並重用藏族上層勢力,當年的貴族又進入人大和政協,使得過去的富人重新富起來,而窮人並未因此而翻身,引發一九八七年拉薩發生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最大街頭抗議行動。
 在十七個月內,先後出現十八次示威騷亂,導致當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拉薩實施軍事戒嚴,比天安門事件提前三個月,戒嚴時間長達四百多天。
 按理說,改革開放使西藏重獲生機,民眾生活大幅改善,為何示威抗議不止?
 據大陸西藏問題專家王力雄觀察,中共修復寺廟,就藏人而言不過是對文革破壞的一種補償;當年藏族文革小將,瘋狂搗毀舊神而新樹「新神」毛澤東,如今恢復舊教,這些人情何以堪,只好以「贖罪」心情狂熱追逐昔日藏人尊嚴,以民族代言人自居,挑起民族情緒,對抗並排斥漢人統治。
 一九八九年動亂平息後,《人民日報》駐藏記者劉偉,記錄一些拉薩人對這次動亂的看法,指出「政府應該反省對藏政策,笑臉總對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的心。現在鬧事的人並不孤立,孤立的是幹部。」
 因此,西藏問題,不全然是達賴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國勢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關鍵在於西藏內部,尤其是底層群眾,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既深刻又真實,時機成熟,難保日後不會發生更大規模的抗暴事件。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Content/0,4521,110501+11200803160001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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