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在香港发表时，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运动尚未开始；但二十余年之后，当该文在本刊重新连载之日，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运动已经硕果累累。故在必要处，本刊将以编者按语的形式，为该文作些必要的补充。
第一骗：骗国民党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容许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人以个人身份宣誓加入国民党，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争执。
联俄政策甚少人反对，因为当时国父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与北京政府对抗，世界各国皆承认北京政府是合法政府，对广东革命政府同情者少、打击者多。俄国适在此时获得共产革命成功，推翻了只存在了八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国”，复辟了没有沙皇的党主极权专制制度，却对外伪称“要解放全人类，还要在全世界实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并两次公开声明欺骗中国，要废除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前沙皇改府强迫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编按：纯属欺骗。非但绝不兑现，而且在中华民国政府东北当局于1929年收回中东路主权时，竟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中东路战争”的由来）。所以，广东革命政府视苏俄政府为友乃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因联俄而要容共，内部意见便不同了。国民党内忠贞党员以张继为首坚决反对，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又仍然要保留共产党员身份，而国民党与共产党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要实行共产主义，此类跨党党员究竟该实行那个主义便争执不下。为此，张继愤而脱党，容共之举几乎告吹。中共党员在俄共领导下，向国民党施行骗术以博取同情，终得加入国民党，当时所施办法甚多，而以李大钊声明为代表文件，兹录于后：
对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之声明 李大钊
诸位同志们：兄弟深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建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般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
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棉簿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但有少数先进的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致其怀疑者，使此怀疑不能涣然冰释，则于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种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之所愿，想亦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是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各方在潜萌的危机。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运行，非从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光走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单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而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求的。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奋斗的。（ 编按：这是1924年元月1日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向国民党作的“保证”，然而，不过半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居然又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改变国民党的纲领）……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共产革命先锋队）……”
有一部份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为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份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我们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编按：就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曾加入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难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应有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编按：要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此处已见端倪）。所惧我们的才力不胜，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诸同志不吝指导而匡助之，是我们的欣幸。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涂混追求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耳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耳其的国民党，于土耳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编按：全是在糊弄国民党）。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尔其的先例一样。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遂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成。我们所布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允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疑防制，悉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录自“革命文献：第九期第三七—四O页）
李大钊这篇声明说的何等诚恳。但实际上共产党自加入国民党之日起，便下定决心要吃掉、消减国民党，其中事例太多，只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所提检举以作例证。
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 吴敬恒（ 稚晖 ）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公鉴：
窃总理于前年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份子，当时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李大钊，亦曾释明，此等党员，止以各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主义，并非国民党与整个共产党合作。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准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固大逞。按 总理容纳共产党份子，有两层用意：
一、总理于学说向主自由研究，共产党若无背叛中国国民党行为，仅研究学说者，可与研究任何并无背叛行为之学说，（同听其研究）。
二、因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于中国，尤其是阶级斗争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份子之有觉悟，服从国民党主义，使潜销其逆谋。不料自共产党份子加入国民党以来，共产党积渐谋逆，迨总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阴谋。本党乃忍痛叠予以最大之庇护，且疳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终望得遂总理消其逆谋之愿。而不知终究适予以得步进尺之披猖，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界之众听。北伐军兴以来，所到之地，皆有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之怨声。去年国庆后，本委员接得汉口寄来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区执行委员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请本委员以监察员资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弹劾，以止叛乱。本委员以诸如此类之叛逆印刷物，近年以来，时有发见，非密加访察，得其真相，不欲轻启口舌之争。盖彼辈凶狡无赖。若不到彻底解决之时期，彼辈必腾为老朽昏庸，思想落后，反动份子，反革命派等之标语。极其惝恍迷离，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函电纷论，詈骂交闲，使成兽斗泥中之形，以丐虎踞要津之助，如（俄人鲍罗廷之类） 一击不中，更张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员以中央所派江苏特务委员会委员，随钮委员永建之后，同在上海，注意时局，乃为若辈包围，离奇逆迹，随在呈露。钮委员永建焦头烂额，痛苦逾常，穷于应付，迫而谢病。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入时，偕同钮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委员铨，晤兄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十六号钮永建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其要点，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足膺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跟问，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退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余十九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造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因此强笑而罢。
本委员自亲在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口中，听到二十年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乃核以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其为要之言曰：“双十节，本当庆贺，而无庆贺之价值……因为内部奸戚仍未彻底铲除，那里赶得上苏俄革命纪念日，值得我们真诚的庆贺呵。”“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我们最近决议案，是有办法的，是有步骤的，只须放大胆量，秘密追行，图我们的新生命，自有铲除奸贼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热烈的庆贺。” “我们的步骤，就是：一、第一步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新军阀的心理机会，貌合神离的帮助他，以打倒原来一般的旧军阀。”本委员案：如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暨各军界同志，都是共产党的猫脚爪，被他们拿住了，向火里取煨栗子。不过他们把打倒旧军阀，便算是想做新军阀，乃非常可怪的奇议论。因此从前共产党反对北伐，又增了一个用意的旁证。所以近来惜抑新军阀的外面，在汉口挟着中国国民党部国民政府，行他们捣乱北伐的内面，都是他们预定计划。
“二、第二步，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法，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来解决他，以求最后的彻底吧。”本委员案：乱麻指国民党，快刀足指无产阶级的血肉，这种无产阶级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请大家注意，开首喊起语，所谓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同志与非同志，多未分清楚呵!他们必定还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无产阶级的心理机会，貌合神离的帮助他，一以打倒想做新军阀的打倒国民党。”他们借乙打甲，惜丙打乙，借丁打丙，抽茧剥蕉的办法，已施于国民党者，可以完全证实。他们不认无产阶级人们为同志，足见工呀，农呀，都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大部份人，止剩他们的同志，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所以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骂孙文思想不彻底，送他照相到历史博物馆。规规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来，二年二个月，止看机会。但他们丧失信用的利用别人，他们终有给人觉悟的机会，苏俄的阴谋，施诸土耳其而不效，还要拿同样失败的方法再来中国试验，难道因为张邦昌、吴三桂是中国特产，中国远东病夫还够不上土耳其近东病夫吗？总理在民族主义第一讲，赞美苏俄抑强扶弱，帮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苏俄，为什么？总理不说，暗示我们留意罢了。
“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纠正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制造新国庆纪念节，打倒新旧一切军阀及资本家，铲除内部的奸贼，劳动罢工绝对自由，马克斯主义万岁，阶级奋斗万岁！无产阶级人们万岁！”本委员案：无产阶级人们受他这句万岁，正同普通开会，我们国民党，也还正在那里受他国民党万岁的荣宠，这算是被他利用时节的奖品。据上面共产党敬告同志之步骤，参合共产党首领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或正式挂出招牌） ，似已为难逃之巨祸（编按：不幸而言中！）加以彼辈敬告同志，明言双十节无价值，值得他们热烈庆贺的，乃系苏俄革命纪念日。又，最近湖南省党部，已有拥护鲍罗廷之口号，查有欧人牛德尔致陈同志友仁书，曾言鲍罗廷从前化名犯罪屡更其国籍，鲍罗廷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苏俄共产党内，为煽动委员会之委员，故挑拨离间，手段恶劣万状，对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产党普遍训练而成之同一面孔。他们闲谈交际，是温温和和，说起关系话来，是结结硬硬，做出来是恶恶辣辣，谎话是载在他们圣经第一章（此想当然，他们有无圣经，则吾不知）。鲍在广州时，有广东皇帝之号，我们鄙夷他，以为不配，今观其把持汉口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异同，归化希旨者甘为傀儡。鲍罗廷已支配图民政府下之中国，曾无疑义，则到共产党势力统一，在中国实现共产之时，中国全归苏俄支配，又无疑义。共产党用一个指头遮掩，说中俄同在第三国际，不相统属，更是戏法的说话。其实那种带领引见的情形，蒙古是做惯属国的，我生蒙古，容许也说本是属于中图，何妨又属苏俄。中国是正被人一再盗国，却还不曾做过属国，这只好共产党去作新试验。我们国民党不顾意，不要用要进第三国际，我们将来自己用国民党进去，列宁式的共产党做贽礼。于此而得两结论，乃本委员所不能不举发，而本会所不能不过问者：
一、共产党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有以党团监督政治等之言，则明明为已受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皆同预逆谋，此本党不愿亡党在内部即应当制止者也。二、现在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则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乃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按之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谬。此又应当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卖国之阴谋者也（有人说，俄国巳废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 。因此，本委员认为情事非常重大，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苏俄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所盘据，最近诸多怪谬之改变，乘北伐军攻坚肉搏之时，而肆其咎兵抑将之议。无非有意扰乱后方，盖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本有反对北伐之举，俄国共产党鲍罗廷在广州，亦建缓取江浙之议，即因他们老实不客气，势力未充，不欲国民党羽毛丰满，使共产党难下摧毁之手段。似此逆谋昭著，单几中央执行委员会谋报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恣为颠倒，应再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或产生全国代表大会处分。但变故非常，一时不及等待，故本委员会不能不集会摘发。用是本委员持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伏祈迅予公决！俾咨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于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则国民党幸甚！中国幸甚！谨呈。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日。
附：共产党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一份，合并附呈备查（存汪主席处）。（录自“清党实录”第三八四页）
第二骗：骗汪精卫
共产党对国民党，骗之外，便是拆，拆散国民党的团结，拥一派打一派造成国民党内部分裂。他们当时的政策便是拥护汪精卫，打击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中坚。
中山先生在世时毛泽东便投入汪精卫门下，得汪提拔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委，代理中宣部长（部长江精卫）。及中山先生逝世后，共党始公开拥汪打胡（汉民），当中山先生北上时，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各方均称胡代帅，在国民党内部无论年资、声望，中山先生之外均不作第二人想，尤其当时代行大元帅职权；中山先生逝世更是合法继承人。但共产党却利用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首先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降为外交部长。继而由于刺廖仲凯案发生，诬指胡汉民主谋，迫其出国，等于放逐。造成胡、汪交恶，引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前后十年时间，内斗不休，使共党坐大。
以后由于发生“中山舰事件” ，汪精卫出国，不久，蒋总司令誓师北伐。到了十六年（一九二七）吴敬恒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检举时，汪精卫回国。船靠岸后，蒋总司令登舟与汪密谈请汪负责党、政，自己率军继续北伐，完成统一。汪也同意，蒋总司令离船后，召集革命军将领训话，说明今后党、政均由汪先生负责，任何人不服从汪先生便是不服从本人，定以军法论处，语意恳挚。此为国民党大团结之转机。
谁知蒋总司令下船后，陈独秀上船与汪再作长谈，两人立即发表一项“汪陈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份存在，并且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
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度，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足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精神。
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图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拋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追行。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五日。
（录自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六期）
此项宣言正式出现了“联共”字眼，也就是中共到今天所说联俄，联共的根据，汪精卫上了共党大当而不自知。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在上海大员又与汪作了一次恳谈，要点如下：
四月五日会议纪事
沪讯：四月五日午前，汪君精卫、蒋君介石、柏君文蔚、宋君子文、李君济琛、李君宗仁、黄君绍雄、白君崇禧、古君应芬、甘君乃光、蔡君元培、李君石曾、吴君稚晖，开一谈话会于沪海道尹公署楼上，所谈预先声明暂不宣布。惟吴君报告：因今日报纸登载国民党共产党两首领之宣言，外间误会者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信有之乎？汪君大笑，以为那读报的大不辨文理了，全部宣言， “仅言两党之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 。吴君又补充几句说： 总理临殁，致苏联遗书曰：“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之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照此看来，我们国民党党员，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党来共治之可能。又一方面，于总理的联俄政策，容纳共产政策，及友视不入国民党之共产党，皆无抵触。联俄政策，遗书所谓“予我国之援助” ，自然不是请他共治中国。至于容纳共产党，乃是叫共产党内的个人来服从国民党主义，他便是国民党。至于友视不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充其量也与所联之俄国一样，请他予我党助力，不是请他共治中国，更不是一定容许他们来鼓吹共产主义，止容许他们相当的研究。然若有抵触国民党，或竟危害国民党者，则总理嘱咐我们：“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之旨，我们定可有相当之制止。他们自去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他们的拥护，若出了友谊的范围，或要共治中国，甚至于他们想独治中国，那我们的拥护，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这是凡寻常与国所谓联盟，及我总理所谓联俄，汪君所谓联共，皆有相当之范围，无人不知者也。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汪君曰：去年自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联字或由此而出。然联席会议亦正是合一切之共产党，友谊的解说误会，并非定相联之名义。至于未入国民党之共产党，止凭几封往还之书，是意在言外，应当友视而已，况我国民党友视世界一切革命之党，本亦不待言者也云云。
（录自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六期）
汪精卫此后即去了汉口，在共产党拥护下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反共的国民党人在蒋中正、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张静江等领导下，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厉行清党，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宁汉分裂。
但汪精卫在武汉不久便发现上了共产党的当，七月中不得不实行分共。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清共已三个月，武汉始实行分共，分共与清共不同。清共是把共党作叛乱分子办，分共则是把共党分子从国民党组织中分出去，仍可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
关于分共原因，江精卫当时曾有一篇报告如下：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一件很重大的事，讨论甚久，今天有报告：一个人说不完，分几个人来讲，本席里有一个电报，打算先将前后情形讲一讲，然后再来宣读。上月五日，就是主席团到郑州去的头一天，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鲁依（编按：又译为鲁易 ）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史达林（ 斯大林 ）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看。本席看过之后，就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再说。当时主席团中只有谭平山同志和宋子文同志没有看见，近来宋同志已经看见了。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之人员的，且将他宣读之后，再来讨论（宣读原电译文）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中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一、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汪：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但总理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须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我们不必批评是由下级没收的好，还是由上级没收的好，苏俄当日就是先由下级没收，然后政府再加承认。第三国际固应如此，但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国民党就应该怎么办？）
二、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汪：本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他们有错误，当然可以制栽，如杨希闵、口口口等之受处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谁作中央委员，他们要本党在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榷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
三、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汪：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四、由二万武装CP同志，及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汪：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CP不CP，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CP同志组织军队？这是根本摇动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CP的军队好了。）
五、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 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作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当初容纳CP同志加入本党，不想结果竟如此！本席那天看了这个很重要的电报之后，因为第二天就要到郑洲去，只好说等主席团看过从郑州回来之后再说。鲍罗廷同志是我们的顾问，但他始终不曾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们看，过了不久，鲁依同志又来说，他不久就要走了，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鲍罗廷同志和CP同志反对他将这个电报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所以他不能不走。他又说来此六个月，看见一切情形，很是痛心，革命党同革命党相处，应该要光明磊落，可行的，大家齐心努力去奉行，不可行的，就是争到决裂也不要紧。但CP同志并不说明，弄得国民党左派同捉迷藏一样，照这样闹下去，国民党，CP，国民革命，一齐都要失败。他说他回到其斯科，一定要告诉他们。当时本席就劝他不要走，走了之后恐怕要决裂。他就说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本席于是回答他这五条一条也不能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他说他无权说话，要我继续同鲍罗廷同志商量，本席说鲍同志不同我们讲，又商量什么？他又说莫斯科有一个政纲，问我们看见了没有？本席说不曾看见。又过了不久，陈友仁同志告诉我们，说鲍罗廷同志讲的，鲁依同志已经被赶回国去了，莫斯料所来这样的电报很多，他们认为不能采用的，就不给我们看。这种话本来是可以安慰我们一下，但事实上不然，他们还是干他们的，既不报告政治委员会，也不报告军事委员会，过了几天，鲁依同志就送了一个纲领来，同时，鲍罗廷同志也来电话说那个纲领是鲁依同志一个人的。但这个电报是本党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送来的，不能说他是假的，而且CP同志已在讨论，只有国民党的同志不知道。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从前CP同志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受第三国际的指挥。但我们始终不知道第三团际是如何训令他们，一直到现在才晓得。一个党的存在，不外主义与政策，其次是组织，再其次是军队。CP同志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受国民党的指挥，一方面受第三国际的指掸，当然是受第三国际指挥的时多，那么，就是国民党完了！现在所行的不是三民主义，不是建国大纲，是第三团际的训令，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赌咒发誓要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每次开会时，也要恭读总理遗嘱，是否口是心非？如果国民革命成功，是否还要以三民主义为纲领？政治委员主席围，除了谭平山同志因病请假之外，天天讨论，到昨天才有结果，有两件事要作：一、鲁依同志已经回国，鲍罗廷同志也要走了，本党应该派很有责任的重要同志到其斯科去，说明总理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表，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这其间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暖昧行事。二、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例如土地问题，本党是要由上级没收，第三国际是要由下级没收，CP同志究竟是照那一边的政策去做？照这样下去，一天到晚只是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最高机关与最高机关冲突，如何能不求一个处置的方法。这是本席自己工作经过的报告，还有主席团的意思，请别的同志讲。此种文件以前是本席保存，现在这个电报，应该交把什么人保管？（录自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
中间有过半月便是八月一日中共南昌暴动，汪精卫可被共产党害惨了。
八月五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报告说：
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我们要自请处分，本席就预备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请求处分。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鲁依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现在事实已经大变了，共产党已经明目张胆的做了，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开战。再有谁说优容，谁就是叛徒。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
八月六日汪精卫发表一篇论文，题为“错误与纠正”：
我们有错误没有呢？唯有的。我们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由此可知共产党员如果不和我们共同致力国民革命，我们便立刻不能容他。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共产党员要使国民革命变成共产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所谋不遂，则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国民党，都无所恤。我们对之可怎么样呢？如果恬然受之，只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其一：居国民党领袖之名，行共产党傀儡之实。在国民党中，占了一个领袖的地位，手下用的全是共产党人，一切听凭他们闹去，只要毫不用脑的，点点头签签字就行了。这种办法，可以谥之曰：废物，无耻。
其二：名为国民党党员，而其实早已完全接受共产党的理论，暗中呢，已以共产主义代替了三民主义了，表面呢，说这才是左派，这才是革命。这种办法，可以谧之曰：狡诈，无耻。
其三：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而又悄悄的不待国民党之许可，加入共产党，为共产党员。于是在国民党里，成了探头探脑的奸细，在共产党襄，成了知彼知己的军师。这种办法，可以谧之曰：阴险，无耻。我们幸而不曾犯了这种罪恶，我们只有错误。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南昌公然与本党宣战了，公然破坏国民革命了，公然从国民革命军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于此之时，本党党员如果还有厚着面皮替共产党回护的，这人便是本党叛徒。我们如今不是引咎的时候，是补过的时候，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革命是无前例的。以有限的知识，而干无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错误。所靠得住的，发见错误，立刻纠正，我们不能效某某之饰非文过，瞒着良心说硬话。我们也不能效南京派，今日说要受第三国际指导，明日说杀尽共产党人，毫不知自责的，而反沾沾自喜，自呜得意。我们只有悲痛，我们只有加紧工作，我们唯一的纠正错误之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录自民国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二期）
然而，到了汪精卫知道错误时，共产党已经坐大了。
（编按：其实，宁汉分裂，“造衅开端实在俄”。是苏俄在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眼看就要成功，中华民国就要走向统一之时，因诱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成，才决定制造中国国民党的分裂，进而破坏中国的统一，以继续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所以，当北伐已经解放了南半个中国时，苏共不仅命令中共制造种种事端以破坏北伐，而且指使中共于1927年2月在北京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决策“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实际就是要将因亲共而去职的汪精卫从欧洲召回以继续制造蒋汪的分裂与内斗。这才是宁汉分裂的直接原因。共产党因此而又一次得逞，汪精卫遂将武汉的国民政府办成了连他自己也承认的“俄国政府”。如该文所述，直到这位“夸夫死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突然看到斯大林的五月训令之后，才自觉不能和共产党再在一条船上呆下去，这才下了“分共”的决心。文中，他对南京政府的指责，仍不过是他的“派性”表现而已。）
第三骗：骗死后的孙文
中共揑造出一个“三大政策”以代替三民主义，李云汉教授曾有以下叙述：
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最大诬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谓“三大政策” ，并妄图以“三大政策”来取代三民主义。事实上，在孙先生的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就没有“三大政策” 一词，而且在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共产分份子也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不见于国民党的文献，其最早出现乃在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时间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共党的秘密通讯上有这样的话：
“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
民国十六年一月起，鲍罗廷和他指使下的共产党人乃大肆叫嚣所谓“三大政策” 。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只听到“拥护三大政策”的叫嚣，很少人敢宣传三民主义了。关于当时的情形，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顾孟余氏，曾经很坦诚的说：
“国民党历次宣言中，本来是有许多政策，但外间宣傅的所谓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遗教、历次宣言，以及各种决议素，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过只有七个月，何以知道只有七个月呢？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前还没有定。今（十六）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谈起三大政策，并劝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见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还没有定，而且未经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就只有三大政策，绝不提三民主义。”
在国民党的历史纪录中，孙先生难曾采行过“联俄”舆“容共”政策，但都有其一定的条件与限制。“联俄”的条件是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并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容共的条件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被允许参加国民党，必须信奉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党纲与党纪，诚如李大钊所保证的，不能利用国民党来作共产运动，更不允许阴谋赤化国民党。这一政策，由于苏俄和中共背弃了他们的诺言，一味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乃决定清党，并对俄绝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作成决议：“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
共党出版有关孙先生文集和傅记书刊中，不敢提越飞的保证，妄指“联俄”是孙先生要走苏俄的路线。又把“容共”一词，一厢情愿的改为“联共” ，以提高身价，但又不敢提到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所作的保证，真是作贼心虚。至于所谓“辅助工农”或“扶助工农” ，根本上是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断章取义；国民党建党以来一直为全体民众利益而奋斗，何止限于工农；况且，国民党的工农政策也绝非是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工农暴动”或“工农专政”。共党在民国十六年高嚷“三大政策” ，目的系在以“三大政策”来代替三民主义。这一阴谋诡计失败了，曾经沉寂了一段时期。到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又复利用所谓“三大政策”来捏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的名词。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什么“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真是荒谬到极点！
（编按：鲍罗廷在1927年4月12日于武汉创办的英文版人民日报上，曾首次提出新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目前中共又利用所谓“三大政策”来作“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统战，并利用邓颖超这样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人，大肆喧嚷，说这是在孙先生主持下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革命政策” 。这不仅曲解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史实，也对孙先生的严正态度形成不可饶恕的毁谤。孙先生无论对苏俄，对共党，都不允许有危害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行为，否则就加以弃绝。这一点，速陈独秀也不敢否认，陈曾书告其共党同志说：“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图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待续）
第一骗：骗国民党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容许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人以个人身份宣誓加入国民党，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争执。
联俄政策甚少人反对，因为当时国父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与北京政府对抗，世界各国皆承认北京政府是合法政府，对广东革命政府同情者少、打击者多。俄国适在此时获得共产革命成功，推翻了只存在了八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国”，复辟了没有沙皇的党主极权专制制度，却对外伪称“要解放全人类，还要在全世界实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并两次公开声明欺骗中国，要废除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前沙皇改府强迫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编按：纯属欺骗。非但绝不兑现，而且在中华民国政府东北当局于1929年收回中东路主权时，竟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中东路战争”的由来）。所以，广东革命政府视苏俄政府为友乃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因联俄而要容共，内部意见便不同了。国民党内忠贞党员以张继为首坚决反对，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又仍然要保留共产党员身份，而国民党与共产党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要实行共产主义，此类跨党党员究竟该实行那个主义便争执不下。为此，张继愤而脱党，容共之举几乎告吹。中共党员在俄共领导下，向国民党施行骗术以博取同情，终得加入国民党，当时所施办法甚多，而以李大钊声明为代表文件，兹录于后：
对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之声明 李大钊
诸位同志们：兄弟深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建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般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
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棉簿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但有少数先进的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致其怀疑者，使此怀疑不能涣然冰释，则于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种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之所愿，想亦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是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各方在潜萌的危机。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运行，非从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光走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单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而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求的。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奋斗的。（ 编按：这是1924年元月1日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向国民党作的“保证”，然而，不过半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居然又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改变国民党的纲领）……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共产革命先锋队）……”
有一部份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为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份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我们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编按：就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曾加入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难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应有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编按：要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此处已见端倪）。所惧我们的才力不胜，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诸同志不吝指导而匡助之，是我们的欣幸。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涂混追求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耳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耳其的国民党，于土耳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编按：全是在糊弄国民党）。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尔其的先例一样。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遂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成。我们所布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允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疑防制，悉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录自“革命文献：第九期第三七—四O页）
李大钊这篇声明说的何等诚恳。但实际上共产党自加入国民党之日起，便下定决心要吃掉、消减国民党，其中事例太多，只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所提检举以作例证。
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 吴敬恒（ 稚晖 ）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公鉴：
窃总理于前年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份子，当时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李大钊，亦曾释明，此等党员，止以各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主义，并非国民党与整个共产党合作。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准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固大逞。按 总理容纳共产党份子，有两层用意：
一、总理于学说向主自由研究，共产党若无背叛中国国民党行为，仅研究学说者，可与研究任何并无背叛行为之学说，（同听其研究）。
二、因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于中国，尤其是阶级斗争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份子之有觉悟，服从国民党主义，使潜销其逆谋。不料自共产党份子加入国民党以来，共产党积渐谋逆，迨总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阴谋。本党乃忍痛叠予以最大之庇护，且疳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终望得遂总理消其逆谋之愿。而不知终究适予以得步进尺之披猖，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界之众听。北伐军兴以来，所到之地，皆有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之怨声。去年国庆后，本委员接得汉口寄来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区执行委员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请本委员以监察员资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弹劾，以止叛乱。本委员以诸如此类之叛逆印刷物，近年以来，时有发见，非密加访察，得其真相，不欲轻启口舌之争。盖彼辈凶狡无赖。若不到彻底解决之时期，彼辈必腾为老朽昏庸，思想落后，反动份子，反革命派等之标语。极其惝恍迷离，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函电纷论，詈骂交闲，使成兽斗泥中之形，以丐虎踞要津之助，如（俄人鲍罗廷之类） 一击不中，更张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员以中央所派江苏特务委员会委员，随钮委员永建之后，同在上海，注意时局，乃为若辈包围，离奇逆迹，随在呈露。钮委员永建焦头烂额，痛苦逾常，穷于应付，迫而谢病。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入时，偕同钮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委员铨，晤兄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十六号钮永建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其要点，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足膺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跟问，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退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余十九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造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因此强笑而罢。
本委员自亲在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口中，听到二十年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乃核以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其为要之言曰：“双十节，本当庆贺，而无庆贺之价值……因为内部奸戚仍未彻底铲除，那里赶得上苏俄革命纪念日，值得我们真诚的庆贺呵。”“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我们最近决议案，是有办法的，是有步骤的，只须放大胆量，秘密追行，图我们的新生命，自有铲除奸贼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热烈的庆贺。” “我们的步骤，就是：一、第一步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新军阀的心理机会，貌合神离的帮助他，以打倒原来一般的旧军阀。”本委员案：如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暨各军界同志，都是共产党的猫脚爪，被他们拿住了，向火里取煨栗子。不过他们把打倒旧军阀，便算是想做新军阀，乃非常可怪的奇议论。因此从前共产党反对北伐，又增了一个用意的旁证。所以近来惜抑新军阀的外面，在汉口挟着中国国民党部国民政府，行他们捣乱北伐的内面，都是他们预定计划。
“二、第二步，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法，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来解决他，以求最后的彻底吧。”本委员案：乱麻指国民党，快刀足指无产阶级的血肉，这种无产阶级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请大家注意，开首喊起语，所谓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同志与非同志，多未分清楚呵!他们必定还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无产阶级的心理机会，貌合神离的帮助他，一以打倒想做新军阀的打倒国民党。”他们借乙打甲，惜丙打乙，借丁打丙，抽茧剥蕉的办法，已施于国民党者，可以完全证实。他们不认无产阶级人们为同志，足见工呀，农呀，都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大部份人，止剩他们的同志，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所以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骂孙文思想不彻底，送他照相到历史博物馆。规规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来，二年二个月，止看机会。但他们丧失信用的利用别人，他们终有给人觉悟的机会，苏俄的阴谋，施诸土耳其而不效，还要拿同样失败的方法再来中国试验，难道因为张邦昌、吴三桂是中国特产，中国远东病夫还够不上土耳其近东病夫吗？总理在民族主义第一讲，赞美苏俄抑强扶弱，帮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苏俄，为什么？总理不说，暗示我们留意罢了。
“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纠正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制造新国庆纪念节，打倒新旧一切军阀及资本家，铲除内部的奸贼，劳动罢工绝对自由，马克斯主义万岁，阶级奋斗万岁！无产阶级人们万岁！”本委员案：无产阶级人们受他这句万岁，正同普通开会，我们国民党，也还正在那里受他国民党万岁的荣宠，这算是被他利用时节的奖品。据上面共产党敬告同志之步骤，参合共产党首领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或正式挂出招牌） ，似已为难逃之巨祸（编按：不幸而言中！）加以彼辈敬告同志，明言双十节无价值，值得他们热烈庆贺的，乃系苏俄革命纪念日。又，最近湖南省党部，已有拥护鲍罗廷之口号，查有欧人牛德尔致陈同志友仁书，曾言鲍罗廷从前化名犯罪屡更其国籍，鲍罗廷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苏俄共产党内，为煽动委员会之委员，故挑拨离间，手段恶劣万状，对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产党普遍训练而成之同一面孔。他们闲谈交际，是温温和和，说起关系话来，是结结硬硬，做出来是恶恶辣辣，谎话是载在他们圣经第一章（此想当然，他们有无圣经，则吾不知）。鲍在广州时，有广东皇帝之号，我们鄙夷他，以为不配，今观其把持汉口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异同，归化希旨者甘为傀儡。鲍罗廷已支配图民政府下之中国，曾无疑义，则到共产党势力统一，在中国实现共产之时，中国全归苏俄支配，又无疑义。共产党用一个指头遮掩，说中俄同在第三国际，不相统属，更是戏法的说话。其实那种带领引见的情形，蒙古是做惯属国的，我生蒙古，容许也说本是属于中图，何妨又属苏俄。中国是正被人一再盗国，却还不曾做过属国，这只好共产党去作新试验。我们国民党不顾意，不要用要进第三国际，我们将来自己用国民党进去，列宁式的共产党做贽礼。于此而得两结论，乃本委员所不能不举发，而本会所不能不过问者：
一、共产党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有以党团监督政治等之言，则明明为已受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皆同预逆谋，此本党不愿亡党在内部即应当制止者也。二、现在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则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乃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按之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谬。此又应当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卖国之阴谋者也（有人说，俄国巳废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 。因此，本委员认为情事非常重大，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苏俄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所盘据，最近诸多怪谬之改变，乘北伐军攻坚肉搏之时，而肆其咎兵抑将之议。无非有意扰乱后方，盖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本有反对北伐之举，俄国共产党鲍罗廷在广州，亦建缓取江浙之议，即因他们老实不客气，势力未充，不欲国民党羽毛丰满，使共产党难下摧毁之手段。似此逆谋昭著，单几中央执行委员会谋报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恣为颠倒，应再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或产生全国代表大会处分。但变故非常，一时不及等待，故本委员会不能不集会摘发。用是本委员持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伏祈迅予公决！俾咨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于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则国民党幸甚！中国幸甚！谨呈。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日。
附：共产党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一份，合并附呈备查（存汪主席处）。（录自“清党实录”第三八四页）
第二骗：骗汪精卫
共产党对国民党，骗之外，便是拆，拆散国民党的团结，拥一派打一派造成国民党内部分裂。他们当时的政策便是拥护汪精卫，打击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中坚。
中山先生在世时毛泽东便投入汪精卫门下，得汪提拔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委，代理中宣部长（部长江精卫）。及中山先生逝世后，共党始公开拥汪打胡（汉民），当中山先生北上时，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各方均称胡代帅，在国民党内部无论年资、声望，中山先生之外均不作第二人想，尤其当时代行大元帅职权；中山先生逝世更是合法继承人。但共产党却利用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首先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降为外交部长。继而由于刺廖仲凯案发生，诬指胡汉民主谋，迫其出国，等于放逐。造成胡、汪交恶，引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前后十年时间，内斗不休，使共党坐大。
以后由于发生“中山舰事件” ，汪精卫出国，不久，蒋总司令誓师北伐。到了十六年（一九二七）吴敬恒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检举时，汪精卫回国。船靠岸后，蒋总司令登舟与汪密谈请汪负责党、政，自己率军继续北伐，完成统一。汪也同意，蒋总司令离船后，召集革命军将领训话，说明今后党、政均由汪先生负责，任何人不服从汪先生便是不服从本人，定以军法论处，语意恳挚。此为国民党大团结之转机。
谁知蒋总司令下船后，陈独秀上船与汪再作长谈，两人立即发表一项“汪陈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份存在，并且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
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度，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足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精神。
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图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拋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追行。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五日。
（录自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六期）
此项宣言正式出现了“联共”字眼，也就是中共到今天所说联俄，联共的根据，汪精卫上了共党大当而不自知。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在上海大员又与汪作了一次恳谈，要点如下：
四月五日会议纪事
沪讯：四月五日午前，汪君精卫、蒋君介石、柏君文蔚、宋君子文、李君济琛、李君宗仁、黄君绍雄、白君崇禧、古君应芬、甘君乃光、蔡君元培、李君石曾、吴君稚晖，开一谈话会于沪海道尹公署楼上，所谈预先声明暂不宣布。惟吴君报告：因今日报纸登载国民党共产党两首领之宣言，外间误会者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信有之乎？汪君大笑，以为那读报的大不辨文理了，全部宣言， “仅言两党之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 。吴君又补充几句说： 总理临殁，致苏联遗书曰：“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之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照此看来，我们国民党党员，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党来共治之可能。又一方面，于总理的联俄政策，容纳共产政策，及友视不入国民党之共产党，皆无抵触。联俄政策，遗书所谓“予我国之援助” ，自然不是请他共治中国。至于容纳共产党，乃是叫共产党内的个人来服从国民党主义，他便是国民党。至于友视不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充其量也与所联之俄国一样，请他予我党助力，不是请他共治中国，更不是一定容许他们来鼓吹共产主义，止容许他们相当的研究。然若有抵触国民党，或竟危害国民党者，则总理嘱咐我们：“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之旨，我们定可有相当之制止。他们自去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他们的拥护，若出了友谊的范围，或要共治中国，甚至于他们想独治中国，那我们的拥护，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这是凡寻常与国所谓联盟，及我总理所谓联俄，汪君所谓联共，皆有相当之范围，无人不知者也。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汪君曰：去年自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联字或由此而出。然联席会议亦正是合一切之共产党，友谊的解说误会，并非定相联之名义。至于未入国民党之共产党，止凭几封往还之书，是意在言外，应当友视而已，况我国民党友视世界一切革命之党，本亦不待言者也云云。
（录自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六期）
汪精卫此后即去了汉口，在共产党拥护下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反共的国民党人在蒋中正、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张静江等领导下，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厉行清党，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宁汉分裂。
但汪精卫在武汉不久便发现上了共产党的当，七月中不得不实行分共。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清共已三个月，武汉始实行分共，分共与清共不同。清共是把共党作叛乱分子办，分共则是把共党分子从国民党组织中分出去，仍可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
关于分共原因，江精卫当时曾有一篇报告如下：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一件很重大的事，讨论甚久，今天有报告：一个人说不完，分几个人来讲，本席里有一个电报，打算先将前后情形讲一讲，然后再来宣读。上月五日，就是主席团到郑州去的头一天，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鲁依（编按：又译为鲁易 ）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史达林（ 斯大林 ）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看。本席看过之后，就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再说。当时主席团中只有谭平山同志和宋子文同志没有看见，近来宋同志已经看见了。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之人员的，且将他宣读之后，再来讨论（宣读原电译文）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中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一、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汪：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但总理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须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我们不必批评是由下级没收的好，还是由上级没收的好，苏俄当日就是先由下级没收，然后政府再加承认。第三国际固应如此，但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国民党就应该怎么办？）
二、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汪：本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他们有错误，当然可以制栽，如杨希闵、口口口等之受处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谁作中央委员，他们要本党在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榷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
三、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汪：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四、由二万武装CP同志，及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汪：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CP不CP，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CP同志组织军队？这是根本摇动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CP的军队好了。）
五、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 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作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当初容纳CP同志加入本党，不想结果竟如此！本席那天看了这个很重要的电报之后，因为第二天就要到郑洲去，只好说等主席团看过从郑州回来之后再说。鲍罗廷同志是我们的顾问，但他始终不曾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们看，过了不久，鲁依同志又来说，他不久就要走了，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鲍罗廷同志和CP同志反对他将这个电报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所以他不能不走。他又说来此六个月，看见一切情形，很是痛心，革命党同革命党相处，应该要光明磊落，可行的，大家齐心努力去奉行，不可行的，就是争到决裂也不要紧。但CP同志并不说明，弄得国民党左派同捉迷藏一样，照这样闹下去，国民党，CP，国民革命，一齐都要失败。他说他回到其斯科，一定要告诉他们。当时本席就劝他不要走，走了之后恐怕要决裂。他就说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本席于是回答他这五条一条也不能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他说他无权说话，要我继续同鲍罗廷同志商量，本席说鲍同志不同我们讲，又商量什么？他又说莫斯科有一个政纲，问我们看见了没有？本席说不曾看见。又过了不久，陈友仁同志告诉我们，说鲍罗廷同志讲的，鲁依同志已经被赶回国去了，莫斯料所来这样的电报很多，他们认为不能采用的，就不给我们看。这种话本来是可以安慰我们一下，但事实上不然，他们还是干他们的，既不报告政治委员会，也不报告军事委员会，过了几天，鲁依同志就送了一个纲领来，同时，鲍罗廷同志也来电话说那个纲领是鲁依同志一个人的。但这个电报是本党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送来的，不能说他是假的，而且CP同志已在讨论，只有国民党的同志不知道。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从前CP同志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受第三国际的指挥。但我们始终不知道第三团际是如何训令他们，一直到现在才晓得。一个党的存在，不外主义与政策，其次是组织，再其次是军队。CP同志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受国民党的指挥，一方面受第三国际的指掸，当然是受第三国际指挥的时多，那么，就是国民党完了！现在所行的不是三民主义，不是建国大纲，是第三团际的训令，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赌咒发誓要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每次开会时，也要恭读总理遗嘱，是否口是心非？如果国民革命成功，是否还要以三民主义为纲领？政治委员主席围，除了谭平山同志因病请假之外，天天讨论，到昨天才有结果，有两件事要作：一、鲁依同志已经回国，鲍罗廷同志也要走了，本党应该派很有责任的重要同志到其斯科去，说明总理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表，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这其间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暖昧行事。二、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例如土地问题，本党是要由上级没收，第三国际是要由下级没收，CP同志究竟是照那一边的政策去做？照这样下去，一天到晚只是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最高机关与最高机关冲突，如何能不求一个处置的方法。这是本席自己工作经过的报告，还有主席团的意思，请别的同志讲。此种文件以前是本席保存，现在这个电报，应该交把什么人保管？（录自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
中间有过半月便是八月一日中共南昌暴动，汪精卫可被共产党害惨了。
八月五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报告说：
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我们要自请处分，本席就预备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请求处分。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鲁依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现在事实已经大变了，共产党已经明目张胆的做了，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开战。再有谁说优容，谁就是叛徒。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
八月六日汪精卫发表一篇论文，题为“错误与纠正”：
我们有错误没有呢？唯有的。我们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由此可知共产党员如果不和我们共同致力国民革命，我们便立刻不能容他。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共产党员要使国民革命变成共产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所谋不遂，则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国民党，都无所恤。我们对之可怎么样呢？如果恬然受之，只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其一：居国民党领袖之名，行共产党傀儡之实。在国民党中，占了一个领袖的地位，手下用的全是共产党人，一切听凭他们闹去，只要毫不用脑的，点点头签签字就行了。这种办法，可以谥之曰：废物，无耻。
其二：名为国民党党员，而其实早已完全接受共产党的理论，暗中呢，已以共产主义代替了三民主义了，表面呢，说这才是左派，这才是革命。这种办法，可以谧之曰：狡诈，无耻。
其三：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而又悄悄的不待国民党之许可，加入共产党，为共产党员。于是在国民党里，成了探头探脑的奸细，在共产党襄，成了知彼知己的军师。这种办法，可以谧之曰：阴险，无耻。我们幸而不曾犯了这种罪恶，我们只有错误。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南昌公然与本党宣战了，公然破坏国民革命了，公然从国民革命军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于此之时，本党党员如果还有厚着面皮替共产党回护的，这人便是本党叛徒。我们如今不是引咎的时候，是补过的时候，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革命是无前例的。以有限的知识，而干无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错误。所靠得住的，发见错误，立刻纠正，我们不能效某某之饰非文过，瞒着良心说硬话。我们也不能效南京派，今日说要受第三国际指导，明日说杀尽共产党人，毫不知自责的，而反沾沾自喜，自呜得意。我们只有悲痛，我们只有加紧工作，我们唯一的纠正错误之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录自民国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二期）
然而，到了汪精卫知道错误时，共产党已经坐大了。
（编按：其实，宁汉分裂，“造衅开端实在俄”。是苏俄在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眼看就要成功，中华民国就要走向统一之时，因诱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成，才决定制造中国国民党的分裂，进而破坏中国的统一，以继续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所以，当北伐已经解放了南半个中国时，苏共不仅命令中共制造种种事端以破坏北伐，而且指使中共于1927年2月在北京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决策“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实际就是要将因亲共而去职的汪精卫从欧洲召回以继续制造蒋汪的分裂与内斗。这才是宁汉分裂的直接原因。共产党因此而又一次得逞，汪精卫遂将武汉的国民政府办成了连他自己也承认的“俄国政府”。如该文所述，直到这位“夸夫死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突然看到斯大林的五月训令之后，才自觉不能和共产党再在一条船上呆下去，这才下了“分共”的决心。文中，他对南京政府的指责，仍不过是他的“派性”表现而已。）
第三骗：骗死后的孙文
中共揑造出一个“三大政策”以代替三民主义，李云汉教授曾有以下叙述：
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最大诬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谓“三大政策” ，并妄图以“三大政策”来取代三民主义。事实上，在孙先生的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就没有“三大政策” 一词，而且在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共产分份子也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不见于国民党的文献，其最早出现乃在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时间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共党的秘密通讯上有这样的话：
“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
民国十六年一月起，鲍罗廷和他指使下的共产党人乃大肆叫嚣所谓“三大政策” 。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只听到“拥护三大政策”的叫嚣，很少人敢宣传三民主义了。关于当时的情形，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顾孟余氏，曾经很坦诚的说：
“国民党历次宣言中，本来是有许多政策，但外间宣傅的所谓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遗教、历次宣言，以及各种决议素，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过只有七个月，何以知道只有七个月呢？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前还没有定。今（十六）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谈起三大政策，并劝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见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还没有定，而且未经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就只有三大政策，绝不提三民主义。”
在国民党的历史纪录中，孙先生难曾采行过“联俄”舆“容共”政策，但都有其一定的条件与限制。“联俄”的条件是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并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容共的条件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被允许参加国民党，必须信奉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党纲与党纪，诚如李大钊所保证的，不能利用国民党来作共产运动，更不允许阴谋赤化国民党。这一政策，由于苏俄和中共背弃了他们的诺言，一味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乃决定清党，并对俄绝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作成决议：“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
共党出版有关孙先生文集和傅记书刊中，不敢提越飞的保证，妄指“联俄”是孙先生要走苏俄的路线。又把“容共”一词，一厢情愿的改为“联共” ，以提高身价，但又不敢提到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所作的保证，真是作贼心虚。至于所谓“辅助工农”或“扶助工农” ，根本上是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断章取义；国民党建党以来一直为全体民众利益而奋斗，何止限于工农；况且，国民党的工农政策也绝非是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工农暴动”或“工农专政”。共党在民国十六年高嚷“三大政策” ，目的系在以“三大政策”来代替三民主义。这一阴谋诡计失败了，曾经沉寂了一段时期。到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又复利用所谓“三大政策”来捏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的名词。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什么“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真是荒谬到极点！
（编按：鲍罗廷在1927年4月12日于武汉创办的英文版人民日报上，曾首次提出新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目前中共又利用所谓“三大政策”来作“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统战，并利用邓颖超这样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人，大肆喧嚷，说这是在孙先生主持下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革命政策” 。这不仅曲解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史实，也对孙先生的严正态度形成不可饶恕的毁谤。孙先生无论对苏俄，对共党，都不允许有危害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行为，否则就加以弃绝。这一点，速陈独秀也不敢否认，陈曾书告其共党同志说：“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图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