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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ldnews 07/05/2008
新华网最近有篇文章为某人吹捧，号称“以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篇搞笑的马屁文章。
国际关系从来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友情能推动的，而是国家间切实利益的交换，套用俾斯麦的话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
这篇穷酸文人的马屁文章却把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归咎于某人的人际关系，却故意忘记了真正改变历史的推手，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谁在越南搞得美国人不得不妥协，是谁把中国从前后夹攻的境地一举扭转乾坤，到了左右逢源的境界？
这篇文章，对最复杂的问题给出了个最肤浅的答案，对摘桃子的人大加赞赏，却忘记了开荒、种树，浇水、施肥者的辛劳，不愧是当代卖身文人颠倒黑白的“力作”！
新华网原文转贴如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01/content_8468150.htm
邓小平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之一，曾会见过众多的美国政要，他那卓越的领袖才能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邓小平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对新中国是“漠视、忽视、近视”的。新中国刚成立时，在美国教授中国课程的大学教授只有12位，而且研究课题几乎只限于明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一期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也很少。当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准备实施破冰之旅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比较过时的。
同样，美国各界对邓小平也是比较陌生的，更多地把他定位为“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直到1974年4月，邓小平才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首次派遣高规格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围绕着由谁来出任代表团团长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身染重病、不宜远行的周恩来力荐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此重任。但是，江青等人却对此极力反对。最后，还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赴北京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邓小平一行受到了国内非凡的礼遇。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赴美国纽约，也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诚如基辛格所言，西方尤其是“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望着台下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从容地摊开讲稿，开始了他极富特性的发言。他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
邓小平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上前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与此同时，世界各大报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力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美国政界领略了他的风采。
基辛格问候邓小平：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更年轻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期间的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亨利?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0多年的交往。
1987年9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基辛格说：每次见到您，您都显得更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基辛格还说：“当您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您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开始领导10亿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您，您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您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您更有活力。”
在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摄制组人员曾专门到德国德累斯顿就基辛格、邓小平上述对话采访了这位世界知名外交家。
回忆当时的情景，基辛格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10月10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老朋友基辛格。
邓小平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博士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说：“您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您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像您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那样。您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您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您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谈话间，两人愉快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后来，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被监禁。”“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虽然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但他还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基辛格表示由衷钦佩，他曾对采访他的《人民日报》记者说：“我曾有机会多次同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是既要使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也考虑到现实情况。这一构想也将对中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保持香港的现实结构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我非常尊重中国人的才智和理智，并相信中国会这样做，以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
邓小平盛赞：“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邓小平欣赏的美国友人。1972年2月，当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农村“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设宴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回顾过去的7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邓小平则多次提及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盟友国家（注：当时中美联手抗苏）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作为邓小平能够接受的“解铃人”，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推心置腹地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与福特和卡特总统的交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作“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杰拉尔德?福特访问中国。2日至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也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1976年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就说过：“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
1976年4月，邓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给吉米·卡特，铩羽而归。由于中美双方主持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领导人都换了，因此，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再次以副总理身份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 “鲳鱼号” 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一开始，卡特将这个任务交给新任国务卿、1975年曾陪同福特访华的赛勒斯?万斯来办理。这时的万斯，是卡特最器重的外交家，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即将担任国务卿的万斯还没有到国务院办公，就先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姿态：1976年12月，由即将离任的基辛格安排，万斯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共进工作午餐。万斯在席间说，卡特政府承诺，将坚决遵守“上海公报”。当月，万斯组成了一个四五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其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等，主要从政治、法律、战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来形成的对华关系文件。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一语双关：“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
1977年8月22日，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万斯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在23日的正式会谈中，万斯摊出了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美国与“老朋友”台湾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机构。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和万斯的谈话中，邓小平既有理又有节。万斯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建议很冷淡。当我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谈话中，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也要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邓小平说话之果断，使万斯碰了个大钉子，他马上打道回府，请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华“助理”中美关系。1978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了他。两人谈得很融洽，内容很广泛，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并从此建立了友谊。当时，布热津斯基热情邀请邓小平，“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阁下”，邓小平慨然应允。次年，邓小平抵美伊始，就赴布热津斯基之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78年7月初开始，中美建交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经过他“先礼后兵，兵兵有礼”的斗争，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在这过程中，“不打不相识”的邓小平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成为朋友，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伍德科克曾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外交领域重量级的人物。但当时中国外交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曾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在几个州，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上，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这与当时中国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中国方面对伍德科克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是，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邓小平对此做了一语双关的表态：“要冷静观察，不要先入为主，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结果，通过不断接触，中方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人，他利用自己对卡特总统的影响，推动了中美关系进程。1978年12月13日，伍德科克拜会邓小平，代表卡特表示，建交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他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审阅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邓小平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后来，邓小平说过：“发展中美关系，我们要‘饮水不忘掘井人’，伍德科克先生是我们的‘关系户’，这样的‘关系户’我们要多发展。”现在，伍德科克仍然致力于中美友好往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美国之行后，邓小平成为卡特的“老朋友”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美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被批准采访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活动的新闻记者接近1100人，是采访赴美的外国领导人中记者最多的一次。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及夫人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事实上，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享受着国家首脑的礼遇。当时，一位苏联外交官说：“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绝对是空前的。”访问期间，美国各大报刊登载了许多邓小平访美趣闻。1月29日，《纽约时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副总理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在文中，作者用诙谐的笔触写出了邓小平、卡特的一见如故：
[FONT=楷体_GB2312]“中国副总理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邓小平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一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邓小平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FONT]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成功的，这一点用卡特后来的话更具有说服性：“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美国人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第一位应邀正式来访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除了参加在华盛顿的欢迎仪式、宴会和会谈等活动外，还访问了我的老家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所到之处，邓小平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充满了喜悦和友谊的气氛。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他后来也多次对我说，那是一次成功而愉快的访问。”“邓小平访美那年，我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美国首次向中国学生开放，允许他们赴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最多。”
在华盛顿，邓小平和卡特总共举行了3次会晤。第三次会谈结束时，卡特和邓小平在白宫玫瑰花园同各国记者见面，邓小平提出两人再次握手：“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边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
20世纪80年代初，卸任的卡特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又多次访华。每一次，邓小平都盛情接待。随后，在美国一些企业、基金会和个人资助下，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亚非拉贫困地区扶贫抗病服务。卡特曾问邓小平：“卡特中心能为中国提供点什么援助呢？”邓小平回答说：“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于是，“卡特中心”在中国帮助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假肢制造厂，奠基和建成投产时，卡特本人两次前往中国剪彩。“卡特中心”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帮助中国培训残疾人学校的师资。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卡特中心”的这两个援助项目都取得了成功。
由于卡特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恰好同中国的国庆节在同一天，所以每次会见时，邓小平总要说：“你的生日是你与中国人民友谊的特殊情结。”卡特也深深折服于邓小平的外交风采，他在邓小平逝世后接受采访时说：“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邓小平与我实现了中美建交。”
邓小平逝世后，卡特多次沉痛表示：“这是一个悲痛的时刻，中国失去了一位伟人，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我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卡特常向自己的国人呼吁，要求珍惜自己和邓小平缔结的中美关系：“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和美中关系，美中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我经常提醒人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要记住当年我同邓小平谈判美中建交时达成的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和我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我是中国的朋友，继续维护和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我终生的使命。” 1998年2月19日，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之际，“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了“美中关系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卡特精辟地说：“我任总统期间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卡特执政时期，他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也因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受到过影响。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谈到了这一点：“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绵里藏针”的邓小平与“鹰派”里根碰撞出“八·一七公报”
1981年1月20日至1989年1月20日，美国白宫的主人是罗纳德·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鹰派”人物，里根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很不友好。同样，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里面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是“不信邪”、“不怕鬼”的。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进行“当头棒喝”：
[FONT=楷体_GB2312]“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FONT]
面对邓小平的严正态度，里根不得不正视中方的立场。入主白宫后，由于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反对美方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里根授意美国国务院与中方举行谈判。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1982年8月17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出访中国，邓小平和他进行了亲切会谈。4月28日，邓小平对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当然，里根任内还是做了一件极其有魄力、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大事，这就是建立了中美两军的军事关系。
在里根任内8年中，邓小平和里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英雄重英雄”，成为私交非浅的好朋友。
受邓小平感染，黑格畅言：“我不认为美国与10亿人民的关系要取决于苏联的否决。”
里根入主白宫后，把对抗苏联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黑格作为国务卿。黑格原是一名职业军人，曾任北约盟军司令，属于主张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的鹰派。在尼克松政府任内，他是基辛格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官员，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1月初，尼克松访华前，黑格率领先遣队来华，曾受到周恩来单独接见。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了解，认为“中国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关键，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结盟是战略的必需”，他急切希望把卡特时期建立起来的美中两国的战略关系发展成一种“战略联系”。1981年1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审议他的任命而举行的听证会上，黑格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我觉得从战略意义上说，在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一种一致性和共同利益。我认为继续从尼克松时期开始、福特时期得到推进、卡特政府进一步推进了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因此，黑格认为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来促进中美关系，他建议把中国的贸易地位从原来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一类型改为“友好但非盟国”一类，前者被视为美国潜在的敌人，而后者则如南斯拉夫。这样就有可能向中国转让某些“先进”技术，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并允许中国通过商业途径向美国购买防御性武器。6月初，黑格的建议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他认为，一旦中国政府可以从美国购买武器，它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就会比较容忍。
而邓小平高度重视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1981年1月中旬，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邓小平断然决策，将中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当时，《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指出：[FONT=楷体_GB2312]“我们决不容忍任何国家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也决不容忍任何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任何人以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会拿原则做交易，那就大错特错了。”[/FONT]
1981年6月14日至16日，黑格访华，这是里根执政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会晤。邓小平会见黑格时，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没有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犯错误，武器是尤其敏感的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可能踏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当黑格说美方拟向中国转让高级技术和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时，邓小平把手一挥，坚决地说：“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过，我们注意到了美方表现出的善意。”在16日这天，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表示，美国一直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中的一个正常步骤”；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对台湾的感情没有改变。我们有一项法案，一条法律，叫做《与台湾关系法》。它规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和相互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我打算执行《与台湾关系法》。”黑格不知道总统会在这时反驳他，他对里根此时强调《与台湾关系法》表示困惑不解：“总统也许感到，我在执行他的指示中在对华政策方面跑到他前面去了。”
里根选择在黑格访华时发表这样的言论，自然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中国立即对此做出反应。本来预定由黄华外长去为黑格送行，结果第二天改由章文晋副外长代替。黑格中国之行不愉快，主因在里根的对台言论。所以，邓小平曾说过：“应该说黑格先生是比较‘亲华’的，我们当时给他脸色看，不是针对他，是针对他代表的里根政府。”确实，在对华军售上，黑格是比较积极的，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军售清单。1981年6月28日，他在接见记者时谈到，苏联虽然反对对华军售，但“对中国问题必须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加以处理，我不认为美国与10亿人民的关系要取决于苏联的否决”。由于“和里根总统的世界观不同”，黑格很快离职，此后，他一直是美国有影响力的对华友好人士。
会见舒尔茨，邓小平透露“心声”：“我是实事求是派”
不管谁主持美国外交，他（或她）都必须正视中国。1983年2月，接替黑格的乔治?舒尔茨国务卿访问中国。在邓小平心目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经济的飞跃，能否取得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既反对美国打“军售牌”，又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如何从美国取得更有利的技术转让的条件，以加速中国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直截了当地说：“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技术转让问题则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敏感问题。所以，邓小平说：“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
对于邓小平的坦率与直奔主题，舒尔茨极其佩服：“如您所说，对华技术转让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衡量。转让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在遏制苏联的问题上，美国、中国互相需要。黑格国务卿的对华军售设想，事实上是明智的。”
邓小平笑了：“互相需要，这话我爱听。”
经过一番外交折冲，由于里根总统的态度有所缓和，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的努力下，1983年9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绿区”。属于该区的货品有：电子设备、硅半导体生产设备、微电路、计算机、记录设备、示波器、计算机控制测试设备。这类产品可由商务部直接审批，中国申请的进口技术约四分之三属于此类。
第二类是“黄区”。归入此区的高技术产品需由国防部及其他部门跨部审批。属于该区的货品，除了明显地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外，一般也能获得批准。
第三类是“红区”。归入此区的属于最高级别的技术产品，可直接用于最先进的军事系统，除特殊原因，一般不能获得批准。
由于美国已把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国家，中国已被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组，所以，这三类划分出台后，美国对华出口的申请便骤然增加。之后，美国政府又简化了审批的手续，特别是绿区的审批手续。这样，1983年到1984年仅一年间，美国政府批准的对华出口许可证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从4445项增加到近9000项。而向中国出口的绿区类则由1983年的7类增加到1985年的27类。
当然，虽然美国把中国列入了“V”组，但是在其修正案中，也对中国的待遇做了某些限制。例如：对中国的申请采取逐项审批的办法；需要协调委员会批准的货品多于其他“V”类国家；办理计算机等产品的申请时，要提供额外的文件等等。
不过，总体而言，美国在1983年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直接促成了1984年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的互访，并对中美技术交往在以后几年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特殊贡献，邓小平对舒尔茨是另眼看待。1987年3月3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会见舒尔茨时说：外界有的说我是改革派，有的说我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经过舒尔茨之口，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派”形象深入西方公众之心，打消了对“邓小平是保守派”的疑虑。所以，中国外交界人士说过，“没有付给舒尔茨一分钱宣传费，他就为我们免费宣传：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不保守，是实事求是的。对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实事求是能够接受”。直到今天，曾和邓小平煮茶论世界的舒尔茨，仍然是美国著名的在野对华友好人士。
老布什的心声：“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
乔治·布什（老布什）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后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这是邓小平逐步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期。然而，老布什却是邓小平在美国政界私交最好的朋友。
目前健在的美国历届总统中，老布什是唯一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交往、保持友谊的一位。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最具“中国情结”。
1974年夏，老布什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处理“水门事件”善后而疲惫不堪，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想让他到国外任职，并提出驻英大使、驻法大使两个肥缺任他挑。出人意料的是，老布什却提出到当时尚未与美国建交的中国当联络处主任：“我要求派往中国，因为我把中国视为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打交道的、越来越重要的大国。我把中国看作未来，我们最好与之合作。”对他的决定，福特总统颇感吃惊，让他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但是，老布什不改初衷。在他看来，到欧洲当大使固然生活条件优越，但更多的是忙于外交应酬，而中国是“神秘国度”，一个未知的领域，在那里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抉择，使老布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到北京赴任后，老布什一改前任的低调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放过任何社交机会。他经常去外地旅行，访问过不少工厂和农村，接触普通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他还与夫人芭芭拉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虽年过半百，老布什却表现出渴望了解中国和促进美中关系发展的巨大热情。不久，他被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一升迁，老布什并没有表现出兴奋。他担心中国会由此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所以不好意思向中国高层领导提出辞行。可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主持政府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评价甚高，并希望他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终身难忘。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
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
1977年9月27日上午，老布什拜会邓小平。这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风雨飘摇……
1980年8月底，由于担心里根的竞选演说激怒中国，作为里根竞选搭档的老布什到中国向邓小平做解释工作。谈话中，邓小平面色凝重，警告美方：“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二、不管美国哪个党执政，对中国友好是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美国提升对台关系，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美国别自以为是，认为中国有求于它，可能会自食苦果，那完全是妄想。”事后，老布什感叹：“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外柔内刚’，‘里面开钢铁公司’，确有识人之明。”
1982年5月5日至9日，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访华。这时，中美两国就美方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1985年起，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身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连续4年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官邸过圣诞节，每次都尽兴而归。1988年12月的那一次聚会，是在老布什已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尚未就职的时候举行的。此事当时在华盛顿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羡妒，因为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这是没有先例的。席间，老布什热情地向韩叙表示，他下月就职后就要到中国看望邓小平，还悄悄地告诉韩，此事美国国务院还不知道。
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访问了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去看望邓小平，以表达对他的尊重、钦佩和感激之情。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老布什夫妇。
当然，邓小平、老布什二人的私交不能脱离各自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老布什所说的“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
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动乱，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老布什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不能不对中国“有所动作”。但是，老布什也深知，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何况，邓小平早在1981年就正告过西方，“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1989年6月21日，出于私人交谊，更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老布什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22日，邓小平复信老布什，表示同意他的建议。
7月1日，老布什派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老布什煞费苦心。本来，他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由于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曾于1972年随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破冰之旅”，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对于美方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邓小平没有片面指责美方，而是高屋建瓴地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谈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坦承：“我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斯氏的谈话表明，老布什本人无意孤立中国，但诚如邓小平所说，“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这样，邓小平就明白了老布什想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底牌。
1989年12月9日至10日，受老布什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为由访问我国，这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首位美国官方高层人土公开访华。由此，西方对华制裁实际告破。
正是由于在处理“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国家间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老布什充分发挥了二人是国际友人的影响力，才使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护，二人私谊更加深厚。
邓小平逝世后，老布什立即发表书面声明，向全体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沉痛哀悼，并向邓小平的家属表示慰问，称：
[FONT=楷体_GB2312]“在建立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他无疑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和夫人芭芭拉祝愿邓小平取得的成就将在中国未来的年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希望美中两国继续增进相互了解和尊重。” [/FONT][FONT=宋体]（夏明星 广东）[/FONT]
新华网最近有篇文章为某人吹捧，号称“以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篇搞笑的马屁文章。
国际关系从来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友情能推动的，而是国家间切实利益的交换，套用俾斯麦的话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
这篇穷酸文人的马屁文章却把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归咎于某人的人际关系，却故意忘记了真正改变历史的推手，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谁在越南搞得美国人不得不妥协，是谁把中国从前后夹攻的境地一举扭转乾坤，到了左右逢源的境界？
这篇文章，对最复杂的问题给出了个最肤浅的答案，对摘桃子的人大加赞赏，却忘记了开荒、种树，浇水、施肥者的辛劳，不愧是当代卖身文人颠倒黑白的“力作”！
新华网原文转贴如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01/content_8468150.htm
“以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中美关系航程中的邓小平
2008年07月01日 08:47:2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8年07月01日 08:47:2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邓小平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之一，曾会见过众多的美国政要，他那卓越的领袖才能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邓小平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对新中国是“漠视、忽视、近视”的。新中国刚成立时，在美国教授中国课程的大学教授只有12位，而且研究课题几乎只限于明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一期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也很少。当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准备实施破冰之旅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比较过时的。
同样，美国各界对邓小平也是比较陌生的，更多地把他定位为“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直到1974年4月，邓小平才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首次派遣高规格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围绕着由谁来出任代表团团长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身染重病、不宜远行的周恩来力荐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此重任。但是，江青等人却对此极力反对。最后，还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赴北京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邓小平一行受到了国内非凡的礼遇。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赴美国纽约，也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诚如基辛格所言，西方尤其是“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望着台下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从容地摊开讲稿，开始了他极富特性的发言。他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
邓小平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上前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与此同时，世界各大报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力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美国政界领略了他的风采。
基辛格问候邓小平：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更年轻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期间的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亨利?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0多年的交往。
1987年9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基辛格说：每次见到您，您都显得更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基辛格还说：“当您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您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开始领导10亿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您，您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您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您更有活力。”
在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摄制组人员曾专门到德国德累斯顿就基辛格、邓小平上述对话采访了这位世界知名外交家。
回忆当时的情景，基辛格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10月10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老朋友基辛格。
邓小平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博士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说：“您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您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像您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那样。您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您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您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谈话间，两人愉快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后来，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被监禁。”“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虽然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但他还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基辛格表示由衷钦佩，他曾对采访他的《人民日报》记者说：“我曾有机会多次同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是既要使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也考虑到现实情况。这一构想也将对中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保持香港的现实结构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我非常尊重中国人的才智和理智，并相信中国会这样做，以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
邓小平盛赞：“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邓小平欣赏的美国友人。1972年2月，当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农村“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设宴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回顾过去的7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邓小平则多次提及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盟友国家（注：当时中美联手抗苏）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作为邓小平能够接受的“解铃人”，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推心置腹地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与福特和卡特总统的交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作“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杰拉尔德?福特访问中国。2日至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也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1976年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就说过：“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
1976年4月，邓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给吉米·卡特，铩羽而归。由于中美双方主持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领导人都换了，因此，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再次以副总理身份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 “鲳鱼号” 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一开始，卡特将这个任务交给新任国务卿、1975年曾陪同福特访华的赛勒斯?万斯来办理。这时的万斯，是卡特最器重的外交家，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即将担任国务卿的万斯还没有到国务院办公，就先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姿态：1976年12月，由即将离任的基辛格安排，万斯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共进工作午餐。万斯在席间说，卡特政府承诺，将坚决遵守“上海公报”。当月，万斯组成了一个四五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其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等，主要从政治、法律、战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来形成的对华关系文件。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一语双关：“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
1977年8月22日，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万斯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在23日的正式会谈中，万斯摊出了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美国与“老朋友”台湾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机构。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和万斯的谈话中，邓小平既有理又有节。万斯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建议很冷淡。当我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谈话中，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也要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邓小平说话之果断，使万斯碰了个大钉子，他马上打道回府，请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华“助理”中美关系。1978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了他。两人谈得很融洽，内容很广泛，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并从此建立了友谊。当时，布热津斯基热情邀请邓小平，“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阁下”，邓小平慨然应允。次年，邓小平抵美伊始，就赴布热津斯基之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78年7月初开始，中美建交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经过他“先礼后兵，兵兵有礼”的斗争，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在这过程中，“不打不相识”的邓小平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成为朋友，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伍德科克曾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外交领域重量级的人物。但当时中国外交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曾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在几个州，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上，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这与当时中国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中国方面对伍德科克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是，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邓小平对此做了一语双关的表态：“要冷静观察，不要先入为主，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结果，通过不断接触，中方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人，他利用自己对卡特总统的影响，推动了中美关系进程。1978年12月13日，伍德科克拜会邓小平，代表卡特表示，建交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他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审阅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邓小平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后来，邓小平说过：“发展中美关系，我们要‘饮水不忘掘井人’，伍德科克先生是我们的‘关系户’，这样的‘关系户’我们要多发展。”现在，伍德科克仍然致力于中美友好往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美国之行后，邓小平成为卡特的“老朋友”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美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被批准采访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活动的新闻记者接近1100人，是采访赴美的外国领导人中记者最多的一次。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及夫人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事实上，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享受着国家首脑的礼遇。当时，一位苏联外交官说：“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绝对是空前的。”访问期间，美国各大报刊登载了许多邓小平访美趣闻。1月29日，《纽约时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副总理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在文中，作者用诙谐的笔触写出了邓小平、卡特的一见如故：
[FONT=楷体_GB2312]“中国副总理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邓小平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一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邓小平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FONT]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成功的，这一点用卡特后来的话更具有说服性：“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美国人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第一位应邀正式来访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除了参加在华盛顿的欢迎仪式、宴会和会谈等活动外，还访问了我的老家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所到之处，邓小平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充满了喜悦和友谊的气氛。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他后来也多次对我说，那是一次成功而愉快的访问。”“邓小平访美那年，我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美国首次向中国学生开放，允许他们赴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最多。”
在华盛顿，邓小平和卡特总共举行了3次会晤。第三次会谈结束时，卡特和邓小平在白宫玫瑰花园同各国记者见面，邓小平提出两人再次握手：“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边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
20世纪80年代初，卸任的卡特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又多次访华。每一次，邓小平都盛情接待。随后，在美国一些企业、基金会和个人资助下，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亚非拉贫困地区扶贫抗病服务。卡特曾问邓小平：“卡特中心能为中国提供点什么援助呢？”邓小平回答说：“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于是，“卡特中心”在中国帮助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假肢制造厂，奠基和建成投产时，卡特本人两次前往中国剪彩。“卡特中心”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帮助中国培训残疾人学校的师资。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卡特中心”的这两个援助项目都取得了成功。
由于卡特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恰好同中国的国庆节在同一天，所以每次会见时，邓小平总要说：“你的生日是你与中国人民友谊的特殊情结。”卡特也深深折服于邓小平的外交风采，他在邓小平逝世后接受采访时说：“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邓小平与我实现了中美建交。”
邓小平逝世后，卡特多次沉痛表示：“这是一个悲痛的时刻，中国失去了一位伟人，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我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卡特常向自己的国人呼吁，要求珍惜自己和邓小平缔结的中美关系：“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和美中关系，美中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我经常提醒人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要记住当年我同邓小平谈判美中建交时达成的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和我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我是中国的朋友，继续维护和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我终生的使命。” 1998年2月19日，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之际，“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了“美中关系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卡特精辟地说：“我任总统期间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卡特执政时期，他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也因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受到过影响。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谈到了这一点：“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绵里藏针”的邓小平与“鹰派”里根碰撞出“八·一七公报”
1981年1月20日至1989年1月20日，美国白宫的主人是罗纳德·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鹰派”人物，里根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很不友好。同样，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里面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是“不信邪”、“不怕鬼”的。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进行“当头棒喝”：
[FONT=楷体_GB2312]“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FONT]
面对邓小平的严正态度，里根不得不正视中方的立场。入主白宫后，由于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反对美方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里根授意美国国务院与中方举行谈判。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1982年8月17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出访中国，邓小平和他进行了亲切会谈。4月28日，邓小平对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当然，里根任内还是做了一件极其有魄力、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大事，这就是建立了中美两军的军事关系。
在里根任内8年中，邓小平和里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英雄重英雄”，成为私交非浅的好朋友。
受邓小平感染，黑格畅言：“我不认为美国与10亿人民的关系要取决于苏联的否决。”
里根入主白宫后，把对抗苏联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黑格作为国务卿。黑格原是一名职业军人，曾任北约盟军司令，属于主张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的鹰派。在尼克松政府任内，他是基辛格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官员，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1月初，尼克松访华前，黑格率领先遣队来华，曾受到周恩来单独接见。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了解，认为“中国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关键，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结盟是战略的必需”，他急切希望把卡特时期建立起来的美中两国的战略关系发展成一种“战略联系”。1981年1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审议他的任命而举行的听证会上，黑格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我觉得从战略意义上说，在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一种一致性和共同利益。我认为继续从尼克松时期开始、福特时期得到推进、卡特政府进一步推进了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因此，黑格认为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来促进中美关系，他建议把中国的贸易地位从原来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一类型改为“友好但非盟国”一类，前者被视为美国潜在的敌人，而后者则如南斯拉夫。这样就有可能向中国转让某些“先进”技术，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并允许中国通过商业途径向美国购买防御性武器。6月初，黑格的建议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他认为，一旦中国政府可以从美国购买武器，它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就会比较容忍。
而邓小平高度重视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1981年1月中旬，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邓小平断然决策，将中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当时，《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指出：[FONT=楷体_GB2312]“我们决不容忍任何国家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也决不容忍任何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任何人以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会拿原则做交易，那就大错特错了。”[/FONT]
1981年6月14日至16日，黑格访华，这是里根执政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会晤。邓小平会见黑格时，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没有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犯错误，武器是尤其敏感的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可能踏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当黑格说美方拟向中国转让高级技术和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时，邓小平把手一挥，坚决地说：“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过，我们注意到了美方表现出的善意。”在16日这天，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表示，美国一直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中的一个正常步骤”；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对台湾的感情没有改变。我们有一项法案，一条法律，叫做《与台湾关系法》。它规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和相互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我打算执行《与台湾关系法》。”黑格不知道总统会在这时反驳他，他对里根此时强调《与台湾关系法》表示困惑不解：“总统也许感到，我在执行他的指示中在对华政策方面跑到他前面去了。”
里根选择在黑格访华时发表这样的言论，自然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中国立即对此做出反应。本来预定由黄华外长去为黑格送行，结果第二天改由章文晋副外长代替。黑格中国之行不愉快，主因在里根的对台言论。所以，邓小平曾说过：“应该说黑格先生是比较‘亲华’的，我们当时给他脸色看，不是针对他，是针对他代表的里根政府。”确实，在对华军售上，黑格是比较积极的，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军售清单。1981年6月28日，他在接见记者时谈到，苏联虽然反对对华军售，但“对中国问题必须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加以处理，我不认为美国与10亿人民的关系要取决于苏联的否决”。由于“和里根总统的世界观不同”，黑格很快离职，此后，他一直是美国有影响力的对华友好人士。
会见舒尔茨，邓小平透露“心声”：“我是实事求是派”
不管谁主持美国外交，他（或她）都必须正视中国。1983年2月，接替黑格的乔治?舒尔茨国务卿访问中国。在邓小平心目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经济的飞跃，能否取得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既反对美国打“军售牌”，又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如何从美国取得更有利的技术转让的条件，以加速中国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直截了当地说：“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技术转让问题则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敏感问题。所以，邓小平说：“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
对于邓小平的坦率与直奔主题，舒尔茨极其佩服：“如您所说，对华技术转让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衡量。转让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在遏制苏联的问题上，美国、中国互相需要。黑格国务卿的对华军售设想，事实上是明智的。”
邓小平笑了：“互相需要，这话我爱听。”
经过一番外交折冲，由于里根总统的态度有所缓和，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的努力下，1983年9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绿区”。属于该区的货品有：电子设备、硅半导体生产设备、微电路、计算机、记录设备、示波器、计算机控制测试设备。这类产品可由商务部直接审批，中国申请的进口技术约四分之三属于此类。
第二类是“黄区”。归入此区的高技术产品需由国防部及其他部门跨部审批。属于该区的货品，除了明显地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外，一般也能获得批准。
第三类是“红区”。归入此区的属于最高级别的技术产品，可直接用于最先进的军事系统，除特殊原因，一般不能获得批准。
由于美国已把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国家，中国已被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组，所以，这三类划分出台后，美国对华出口的申请便骤然增加。之后，美国政府又简化了审批的手续，特别是绿区的审批手续。这样，1983年到1984年仅一年间，美国政府批准的对华出口许可证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从4445项增加到近9000项。而向中国出口的绿区类则由1983年的7类增加到1985年的27类。
当然，虽然美国把中国列入了“V”组，但是在其修正案中，也对中国的待遇做了某些限制。例如：对中国的申请采取逐项审批的办法；需要协调委员会批准的货品多于其他“V”类国家；办理计算机等产品的申请时，要提供额外的文件等等。
不过，总体而言，美国在1983年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直接促成了1984年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的互访，并对中美技术交往在以后几年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特殊贡献，邓小平对舒尔茨是另眼看待。1987年3月3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会见舒尔茨时说：外界有的说我是改革派，有的说我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经过舒尔茨之口，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派”形象深入西方公众之心，打消了对“邓小平是保守派”的疑虑。所以，中国外交界人士说过，“没有付给舒尔茨一分钱宣传费，他就为我们免费宣传：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不保守，是实事求是的。对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实事求是能够接受”。直到今天，曾和邓小平煮茶论世界的舒尔茨，仍然是美国著名的在野对华友好人士。
老布什的心声：“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
乔治·布什（老布什）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后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这是邓小平逐步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期。然而，老布什却是邓小平在美国政界私交最好的朋友。
目前健在的美国历届总统中，老布什是唯一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交往、保持友谊的一位。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最具“中国情结”。
1974年夏，老布什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处理“水门事件”善后而疲惫不堪，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想让他到国外任职，并提出驻英大使、驻法大使两个肥缺任他挑。出人意料的是，老布什却提出到当时尚未与美国建交的中国当联络处主任：“我要求派往中国，因为我把中国视为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打交道的、越来越重要的大国。我把中国看作未来，我们最好与之合作。”对他的决定，福特总统颇感吃惊，让他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但是，老布什不改初衷。在他看来，到欧洲当大使固然生活条件优越，但更多的是忙于外交应酬，而中国是“神秘国度”，一个未知的领域，在那里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抉择，使老布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到北京赴任后，老布什一改前任的低调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放过任何社交机会。他经常去外地旅行，访问过不少工厂和农村，接触普通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他还与夫人芭芭拉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虽年过半百，老布什却表现出渴望了解中国和促进美中关系发展的巨大热情。不久，他被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一升迁，老布什并没有表现出兴奋。他担心中国会由此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所以不好意思向中国高层领导提出辞行。可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主持政府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评价甚高，并希望他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终身难忘。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
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
1977年9月27日上午，老布什拜会邓小平。这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风雨飘摇……
1980年8月底，由于担心里根的竞选演说激怒中国，作为里根竞选搭档的老布什到中国向邓小平做解释工作。谈话中，邓小平面色凝重，警告美方：“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二、不管美国哪个党执政，对中国友好是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美国提升对台关系，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美国别自以为是，认为中国有求于它，可能会自食苦果，那完全是妄想。”事后，老布什感叹：“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外柔内刚’，‘里面开钢铁公司’，确有识人之明。”
1982年5月5日至9日，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访华。这时，中美两国就美方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1985年起，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身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连续4年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官邸过圣诞节，每次都尽兴而归。1988年12月的那一次聚会，是在老布什已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尚未就职的时候举行的。此事当时在华盛顿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羡妒，因为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这是没有先例的。席间，老布什热情地向韩叙表示，他下月就职后就要到中国看望邓小平，还悄悄地告诉韩，此事美国国务院还不知道。
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访问了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去看望邓小平，以表达对他的尊重、钦佩和感激之情。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老布什夫妇。
当然，邓小平、老布什二人的私交不能脱离各自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老布什所说的“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
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动乱，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老布什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不能不对中国“有所动作”。但是，老布什也深知，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何况，邓小平早在1981年就正告过西方，“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1989年6月21日，出于私人交谊，更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老布什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22日，邓小平复信老布什，表示同意他的建议。
7月1日，老布什派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老布什煞费苦心。本来，他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由于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曾于1972年随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破冰之旅”，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对于美方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邓小平没有片面指责美方，而是高屋建瓴地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谈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坦承：“我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斯氏的谈话表明，老布什本人无意孤立中国，但诚如邓小平所说，“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这样，邓小平就明白了老布什想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底牌。
1989年12月9日至10日，受老布什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为由访问我国，这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首位美国官方高层人土公开访华。由此，西方对华制裁实际告破。
正是由于在处理“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国家间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老布什充分发挥了二人是国际友人的影响力，才使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护，二人私谊更加深厚。
邓小平逝世后，老布什立即发表书面声明，向全体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沉痛哀悼，并向邓小平的家属表示慰问，称：
[FONT=楷体_GB2312]“在建立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他无疑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和夫人芭芭拉祝愿邓小平取得的成就将在中国未来的年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希望美中两国继续增进相互了解和尊重。” [/FONT][FONT=宋体]（夏明星 广东）[/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