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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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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
在读完韩丁的《深翻》之后，禁不住掩卷长叹，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革命，就这样走向了衰败。
从韩丁的《翻身》到《深翻》，我们读到了底层人民广泛参与的革命事业。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革命，无论是革命的范围、深度还是革命的彻底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从革命的规模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这场革命是人类的四分之一为了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一个历史性变革。
在读书的过程中间，我想到了在共产党内部对于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这些认识分歧贯穿始终，不过在1980年代之后，这个分歧就表述得更为充分了。对革命认识的差别，虽然最开始是一些评论者从外部给出的，但是，对中国革命最持久最深刻的认识差距，则始终存在于领导者群体内部。
一些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把旧政权的掌握者推倒，换上新的当政者。这个认识内部也有两派，一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晚清朝廷，国民党当权之后，政权的性质就已经是资产阶级政权了，革命就应该停止，这是共产党内部托派的观点。陈独秀等人被清除去共产党队伍之后，托派观点仍然继续存在，1980年代“补课论”思想的出台，仍然肯定陈独秀是他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被认定是民粹主义思想发作，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发展起来“补课论”思潮，不涉及政治革命的内涵，是一种“纯经济托派”思想，这个思潮的急剧扩张并垄断一切，据以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知识精英宣传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李锐杜润生等人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个观点。这一派人士为了寻找根据，重新书写了党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看作一种过渡理论和阶段，而是拔高为一种社会形态，似乎存在着一种政治力量由共产党掌握、经济权力由资本家群体掌握，还能够相安无事的互不矛盾。
在建国后之后发展出来一个“纯经济托派”——这一派人士认为政治革命还是要的，需要继续深入，由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政权，但是经济上要补上资本主义那一课，由共产党干部来代表资产阶级，国民党代表性不够。在这一派人士看来，全部革命的内涵就是新旧政权的替换，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唯一贡献就是帮助新的官员群体替代旧的官员群体，所以，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种军事思想和正确的战略战术，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认识，都一无可取之处，必须加以否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社会革命继续推进，并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内容，第一个阶段解决农业剩余的分配与使用的问题，这一阶段的社会革命内容是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并转用于工业化需要，此外没收官僚资本也同时被称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社会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赎买资产阶级，同时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紧密结合。在农村则依靠多数贫农对于生产资料保险的需要，推动了合作化进程。五反之后，工人在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工厂内部“面对面”地批判资本家，由此掌握了三权——管理权、人事权、分配权，剥夺了依托于资本占有而产生的管理权力。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府，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发动工农群众并向他们的意愿倾斜，革命就无可奈何地发展社会革命领域。土改、合作化之后，农民劳动力实现了与土地的稳定结合，等于免费获得了一份生产资料保险。统购统销政策之后，缺粮的贫农等于得到了一个以公平价格获得生存资料的机会。农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在生产和生存条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在民主改革和五反斗争之后，城市工人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工厂内部的人事权、管理权和分配权转移到了工人组织手里，逐步地工人也得到了稳定的就业保障和工资提升。这两个过程从根本上提高了平民阶层的地位和权力，压低了旧统治阶级并堵塞了其赖以发财致富的门道，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从工农直接参与的斗争中间产生出来了。这是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实现了提升劳动力地位、颠覆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任务。这个阶段的社会革命完成之后，宪法上所规定的“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拒绝把劳动力作为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价格来雇佣——才得到落实。工农联盟经济内涵的实现，不仅在于要剥夺旧统治阶级，同时还要防止产生新的统治阶级，否则这个业已获得地位还有可能丧失掉。
只有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干部群体多数来自被统治阶级，缺少管理经验和水平教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共产党干部的优势不在于统治技术的娴熟，而在于颠覆劳动力相对低下的市场价格。而对共产党内部所谓“务实派”的强调，成为“非毛化时期”的主线索，似乎共产党内部有一个从管理和统治技术方面有很大优势的群体，跟旧统治阶级相比也能够在管理水平上战而胜之，由于他们的高明统治技术使得共产党政权具有相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共产党的合法性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小批高明的人，革命有理是因为把民间的治国高手送上了统治地位，他们的高明统治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相比于革命的巨大代价而言要大得多。依据这个逻辑，假如国民党可以证明，治国技术的作用不及革命的巨大代价，国民党就能够得出“四一二大屠杀”有理的结论，实际上这一派人士中间确实有不少人成为蒋介石的粉丝，例如著名的崔卫平女士就认为蒋政权还有可能走向民主，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阻断了这一有希望的前景。
社会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改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实现社会权力的均衡分配和社会结构的扁平化改造。这个阶段的革命，要求实现降低管理者的特权和地位，提倡一种协商式的管理和学习型组织模式。在社会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必然要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换言之，工农在经济上的解放，必须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之后，这一经济成果才是可持续的。
在社会革命的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提升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和地位，解除通过市场关系施加于劳动者的束缚和抑制，同时，也是一个以行政管制替代市场关系的过程，劳动力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价格被颠覆，劳动者多数获得了就业保障和生存资料获得机会改进，都维系在一个全国性的工作机会和生存资料的分配系统，在这个分配系统中间，提升工农的地位都要以降低社会上层的权力和利益作为代价。换言之，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需要配套实施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才有保障。
这三个阶段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都意味着以改善工农劳动者的地位为目标，都需要配套减少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的政策，由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充满着受损者的反抗，所以都被毛泽东称为“阶级斗争”。这是在以阶级为基础的力量集结和博弈视野里看问题的，社会革命的实质都是调整阶级关系，通过力量对比的改变并借助于博弈来提升劳动力的价格，与此同时，要求实现经济资本贬值（甚至是剥夺依托于资本而产生的统治权力），文化资本贬值和权力资本贬值政策。贬值政策的实施，导致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逐步选择一个明确的反抗态度，最后，毛泽东发现：除了动员体制外的工农群体之外，别无力量支持第三阶段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所以，他不得不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所不同的是，新中国第一、第二阶段的社会革命阶段，进行阶级斗争背后的力量对比问题，在革命战争期间早已解决，反抗者无法纠集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富裕中农，他们作为利益和权力受损者，都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抗，所以社会革命进程相对顺利。等到新中国社会革命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不再是对象，而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的掌握者则有能力组织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通常是以扭曲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他们把那些正当的改进措施和政策执行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然后，再来指责决策者“极左”“空想”和不切实际，从而积累了足够的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理由。
韩丁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精辟地提炼出来了这些人的行为逻辑：“随着政府机关越来越具有传统官僚制所具有的特点，中央集权、权力不受约束、只对同僚长官负责等等，……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韩丁著 《深翻》校译组译：《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美国三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9页）
韩丁在书的结束部分，写了了这样一段文字：“回想起毛时代那些接二连三的僵局，有点象海涅在他的诗中描述的关於上帝与魔鬼的对话：
‘你不会创造。’上帝轻蔑地对魔鬼说。
‘我是不会，’魔鬼答道，‘但是我能摧毁你创造的一切。’”（《深翻》第719页）
看起来，毛泽东的“极左”不是别的，而是脱离了社会上的强势群体而去执行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这就引发了精英阶层的严重不满；而恰恰由于中国革命后普通工农地位的改善，普通工农反而在政治上陷入保守情绪，处于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时期；就是在平民阶层政治能量最低相对于精英阶层政治能量最高时期，毛泽东冒着被摔得粉碎的危险发动了文革，这个力量对比上的巨大落差决定了文革政治博弈的后果，这当然没有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精英们竭力否认失败的文革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并把毛泽东关于公有制社会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博弈的看法称为“极左”，说毛泽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回想起来，在共产党内部，否定革命的社会阶级实质的认识分歧，从中国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且贯穿始终。毛泽东临终之前，对这些人的想法说法，曾经预先回过帖子：说这些人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小资产阶级是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仅仅是不承认公有制社会的阶级分析，革命时代的阶级问题他们也是同样否定的。
看来，毛泽东的“极左”不在于政治博弈的性质认定上，而是在于博弈群体的力量对比方面：他明明知道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文革，他明明知道战争必然失败，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必然会失败的战争——只要这一场战争是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古人云“虽千万人吾往矣”，说的是一个人明知有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也奋然前行的毅力和道义勇气，相信从古代到今天以至于遥远的将来，都会有少数人对那些明确选择打败仗的人表示深刻的敬意，毕竟古往今来很少有人会为肯定要失败的事业而投入整个身心的。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
在读完韩丁的《深翻》之后，禁不住掩卷长叹，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革命，就这样走向了衰败。
从韩丁的《翻身》到《深翻》，我们读到了底层人民广泛参与的革命事业。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革命，无论是革命的范围、深度还是革命的彻底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从革命的规模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这场革命是人类的四分之一为了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一个历史性变革。
在读书的过程中间，我想到了在共产党内部对于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这些认识分歧贯穿始终，不过在1980年代之后，这个分歧就表述得更为充分了。对革命认识的差别，虽然最开始是一些评论者从外部给出的，但是，对中国革命最持久最深刻的认识差距，则始终存在于领导者群体内部。
一些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把旧政权的掌握者推倒，换上新的当政者。这个认识内部也有两派，一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晚清朝廷，国民党当权之后，政权的性质就已经是资产阶级政权了，革命就应该停止，这是共产党内部托派的观点。陈独秀等人被清除去共产党队伍之后，托派观点仍然继续存在，1980年代“补课论”思想的出台，仍然肯定陈独秀是他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被认定是民粹主义思想发作，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发展起来“补课论”思潮，不涉及政治革命的内涵，是一种“纯经济托派”思想，这个思潮的急剧扩张并垄断一切，据以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知识精英宣传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李锐杜润生等人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个观点。这一派人士为了寻找根据，重新书写了党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看作一种过渡理论和阶段，而是拔高为一种社会形态，似乎存在着一种政治力量由共产党掌握、经济权力由资本家群体掌握，还能够相安无事的互不矛盾。
在建国后之后发展出来一个“纯经济托派”——这一派人士认为政治革命还是要的，需要继续深入，由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政权，但是经济上要补上资本主义那一课，由共产党干部来代表资产阶级，国民党代表性不够。在这一派人士看来，全部革命的内涵就是新旧政权的替换，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唯一贡献就是帮助新的官员群体替代旧的官员群体，所以，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种军事思想和正确的战略战术，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认识，都一无可取之处，必须加以否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社会革命继续推进，并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内容，第一个阶段解决农业剩余的分配与使用的问题，这一阶段的社会革命内容是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并转用于工业化需要，此外没收官僚资本也同时被称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社会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赎买资产阶级，同时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紧密结合。在农村则依靠多数贫农对于生产资料保险的需要，推动了合作化进程。五反之后，工人在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工厂内部“面对面”地批判资本家，由此掌握了三权——管理权、人事权、分配权，剥夺了依托于资本占有而产生的管理权力。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府，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发动工农群众并向他们的意愿倾斜，革命就无可奈何地发展社会革命领域。土改、合作化之后，农民劳动力实现了与土地的稳定结合，等于免费获得了一份生产资料保险。统购统销政策之后，缺粮的贫农等于得到了一个以公平价格获得生存资料的机会。农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在生产和生存条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在民主改革和五反斗争之后，城市工人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工厂内部的人事权、管理权和分配权转移到了工人组织手里，逐步地工人也得到了稳定的就业保障和工资提升。这两个过程从根本上提高了平民阶层的地位和权力，压低了旧统治阶级并堵塞了其赖以发财致富的门道，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从工农直接参与的斗争中间产生出来了。这是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实现了提升劳动力地位、颠覆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任务。这个阶段的社会革命完成之后，宪法上所规定的“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拒绝把劳动力作为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价格来雇佣——才得到落实。工农联盟经济内涵的实现，不仅在于要剥夺旧统治阶级，同时还要防止产生新的统治阶级，否则这个业已获得地位还有可能丧失掉。
只有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干部群体多数来自被统治阶级，缺少管理经验和水平教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共产党干部的优势不在于统治技术的娴熟，而在于颠覆劳动力相对低下的市场价格。而对共产党内部所谓“务实派”的强调，成为“非毛化时期”的主线索，似乎共产党内部有一个从管理和统治技术方面有很大优势的群体，跟旧统治阶级相比也能够在管理水平上战而胜之，由于他们的高明统治技术使得共产党政权具有相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共产党的合法性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小批高明的人，革命有理是因为把民间的治国高手送上了统治地位，他们的高明统治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相比于革命的巨大代价而言要大得多。依据这个逻辑，假如国民党可以证明，治国技术的作用不及革命的巨大代价，国民党就能够得出“四一二大屠杀”有理的结论，实际上这一派人士中间确实有不少人成为蒋介石的粉丝，例如著名的崔卫平女士就认为蒋政权还有可能走向民主，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阻断了这一有希望的前景。
社会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改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实现社会权力的均衡分配和社会结构的扁平化改造。这个阶段的革命，要求实现降低管理者的特权和地位，提倡一种协商式的管理和学习型组织模式。在社会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必然要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换言之，工农在经济上的解放，必须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之后，这一经济成果才是可持续的。
在社会革命的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提升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和地位，解除通过市场关系施加于劳动者的束缚和抑制，同时，也是一个以行政管制替代市场关系的过程，劳动力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价格被颠覆，劳动者多数获得了就业保障和生存资料获得机会改进，都维系在一个全国性的工作机会和生存资料的分配系统，在这个分配系统中间，提升工农的地位都要以降低社会上层的权力和利益作为代价。换言之，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需要配套实施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才有保障。
这三个阶段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都意味着以改善工农劳动者的地位为目标，都需要配套减少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的政策，由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充满着受损者的反抗，所以都被毛泽东称为“阶级斗争”。这是在以阶级为基础的力量集结和博弈视野里看问题的，社会革命的实质都是调整阶级关系，通过力量对比的改变并借助于博弈来提升劳动力的价格，与此同时，要求实现经济资本贬值（甚至是剥夺依托于资本而产生的统治权力），文化资本贬值和权力资本贬值政策。贬值政策的实施，导致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逐步选择一个明确的反抗态度，最后，毛泽东发现：除了动员体制外的工农群体之外，别无力量支持第三阶段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所以，他不得不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所不同的是，新中国第一、第二阶段的社会革命阶段，进行阶级斗争背后的力量对比问题，在革命战争期间早已解决，反抗者无法纠集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富裕中农，他们作为利益和权力受损者，都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抗，所以社会革命进程相对顺利。等到新中国社会革命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不再是对象，而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的掌握者则有能力组织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通常是以扭曲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他们把那些正当的改进措施和政策执行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然后，再来指责决策者“极左”“空想”和不切实际，从而积累了足够的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理由。
韩丁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精辟地提炼出来了这些人的行为逻辑：“随着政府机关越来越具有传统官僚制所具有的特点，中央集权、权力不受约束、只对同僚长官负责等等，……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韩丁著 《深翻》校译组译：《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美国三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9页）
韩丁在书的结束部分，写了了这样一段文字：“回想起毛时代那些接二连三的僵局，有点象海涅在他的诗中描述的关於上帝与魔鬼的对话：
‘你不会创造。’上帝轻蔑地对魔鬼说。
‘我是不会，’魔鬼答道，‘但是我能摧毁你创造的一切。’”（《深翻》第719页）
看起来，毛泽东的“极左”不是别的，而是脱离了社会上的强势群体而去执行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这就引发了精英阶层的严重不满；而恰恰由于中国革命后普通工农地位的改善，普通工农反而在政治上陷入保守情绪，处于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时期；就是在平民阶层政治能量最低相对于精英阶层政治能量最高时期，毛泽东冒着被摔得粉碎的危险发动了文革，这个力量对比上的巨大落差决定了文革政治博弈的后果，这当然没有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精英们竭力否认失败的文革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并把毛泽东关于公有制社会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博弈的看法称为“极左”，说毛泽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回想起来，在共产党内部，否定革命的社会阶级实质的认识分歧，从中国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且贯穿始终。毛泽东临终之前，对这些人的想法说法，曾经预先回过帖子：说这些人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小资产阶级是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仅仅是不承认公有制社会的阶级分析，革命时代的阶级问题他们也是同样否定的。
看来，毛泽东的“极左”不在于政治博弈的性质认定上，而是在于博弈群体的力量对比方面：他明明知道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文革，他明明知道战争必然失败，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必然会失败的战争——只要这一场战争是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古人云“虽千万人吾往矣”，说的是一个人明知有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也奋然前行的毅力和道义勇气，相信从古代到今天以至于遥远的将来，都会有少数人对那些明确选择打败仗的人表示深刻的敬意，毕竟古往今来很少有人会为肯定要失败的事业而投入整个身心的。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