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湖南、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民工，在上海被误会为偷车贼，即使抓进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谢天谢地了，有几个敢去找公安局讨说法？因为生活在底层的民工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在老家受村长乡长欺负，出来受其他各级政府和势力欺负，忍气吞声是他们生存之道，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时，比如年底讨不回工资给家人无法交代，或者别人欺负得太厉害，才可能反弹一下，甚至多数还是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的站在高楼上的‘恶意讨薪’。
而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外地民工把受屈辱作为常态，而他认为屈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的生活经历让他比农民工更具有权利意识，同时也更加地相信世上还有公道。所以他才按法律程序去申诉，并要求行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外地民工看来很傻很天真。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一旦面对冷漠的推诿，加上成长的家庭环境等因素，便激起了惊天血案。
杨佳的事和孙志刚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只是孙志刚 是被害者，杨佳是害人者。和杨佳北京长大具备较强的权利意识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孙志刚被收容后，因为不服气而被打死，如果是个数次被收容遣送的农民工， 抓进去后逆来顺受，恐怕不至于丧生。
孙志刚、杨佳事件是很好的社会学标本，我们通过分析这两个标本会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是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已经有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越是发达的地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人，他们具备相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知识，比如孙志刚和杨佳，他们知道人人权利平等，他们知道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他们知道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常识。然而具备现代社会公民常识的孙、杨两位年轻人，忽视了“另一个中国”----那就是传统的臣民中国，在臣民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当官的作威作福管制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租自求多福也是常态。在“另一个中国”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多数没能像孙志刚和杨佳那样中了依法治国“毒”，习惯了恶吏欺负的他们不会为一次屈辱而去要个说法，也难因为要不来说法而杀人。对公正还有点信心的孙志刚所以才会嘴硬而遭杀身之祸，同样的原因杨佳怒火难平杀害了几名无辜的警察。
再推广开去，当追求现代民主自由的一个中国，和独裁专制的另一个中国并存的时候，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碰撞有时是低强度的，例如那些政治异见人士，有时是高强度的，甚至你死我活的，６４，就是一个例子。每一次这样的碰撞，可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孙志刚死，导致收容遣返制度被取消，外出打工的民工们不再担惊受怕，６４的鲜血，却导致中国民主进程的倒退。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幸的是，习惯于欺负外地民工的上海警察，这次欺负错了对象，还的如此惨烈，他们不知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古有荆柯，今有杨佳。
而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外地民工把受屈辱作为常态，而他认为屈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的生活经历让他比农民工更具有权利意识，同时也更加地相信世上还有公道。所以他才按法律程序去申诉，并要求行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外地民工看来很傻很天真。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一旦面对冷漠的推诿，加上成长的家庭环境等因素，便激起了惊天血案。
杨佳的事和孙志刚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只是孙志刚 是被害者，杨佳是害人者。和杨佳北京长大具备较强的权利意识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孙志刚被收容后，因为不服气而被打死，如果是个数次被收容遣送的农民工， 抓进去后逆来顺受，恐怕不至于丧生。
孙志刚、杨佳事件是很好的社会学标本，我们通过分析这两个标本会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是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已经有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越是发达的地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人，他们具备相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知识，比如孙志刚和杨佳，他们知道人人权利平等，他们知道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他们知道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常识。然而具备现代社会公民常识的孙、杨两位年轻人，忽视了“另一个中国”----那就是传统的臣民中国，在臣民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当官的作威作福管制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租自求多福也是常态。在“另一个中国”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多数没能像孙志刚和杨佳那样中了依法治国“毒”，习惯了恶吏欺负的他们不会为一次屈辱而去要个说法，也难因为要不来说法而杀人。对公正还有点信心的孙志刚所以才会嘴硬而遭杀身之祸，同样的原因杨佳怒火难平杀害了几名无辜的警察。
再推广开去，当追求现代民主自由的一个中国，和独裁专制的另一个中国并存的时候，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碰撞有时是低强度的，例如那些政治异见人士，有时是高强度的，甚至你死我活的，６４，就是一个例子。每一次这样的碰撞，可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孙志刚死，导致收容遣返制度被取消，外出打工的民工们不再担惊受怕，６４的鲜血，却导致中国民主进程的倒退。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幸的是，习惯于欺负外地民工的上海警察，这次欺负错了对象，还的如此惨烈，他们不知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古有荆柯，今有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