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毛泽东，我们责无旁贷!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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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年史上，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西方列强欺凌的苦难终于结束的时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是亿万中国人以空前的激情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试验的时代；那还是一个毛泽东思想（西方人称之为“毛主义”）大普及的时代――不仅“毛主席语录”妇孺皆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乌托邦理想甚至给予从法国哲学家萨特、伯纳德―亨利•列维到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革命大学生们、从德裔美国思想家马尔库塞到柬埔寨独裁者波尔布特以热烈的感染与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很可能是二十世纪激进主义革命者最乐于信奉的“造反哲学”，是以独特的魔力改变了世界相当一部分政治版图乃至无数人政治命运的中国思想；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政治运动“过七八年来一次”的年代，是冤案层出不穷的压抑年代。――因此，要总结二十世纪的文化遗产，就不能回避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与事业的深入研究、公正评论。显然，这一研究与评论直接关系到一系列文化课题的深入展开：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二十世纪激进主义的命运与教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世界效应――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意味……事实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结出了可观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对毛泽东的研究与评价，显示当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主题缓缓展开的过程，由此探索当代中国人在走出现代迷信的曲折历程中的某些思想轨迹。
思想者的思考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二十世纪的五十―七十年代里，他的威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巨大威望是他在政治上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也为他被人们神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如此，他倡导的“一分为二”辩证法思维和他在政治上犯下的明显错误仍然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触发了思想者的冷静思考和质疑。早在五十年代初，在“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便爆发过一场有名的思想交锋。梁漱溟有感于解放以后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生活差距明显存在，在政协会议上希望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两人的分歧牵涉到国家建设的方针问题――是优先发展农业，还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梁漱溟一直关注乡村建设，自然主张多多关心农民；毛泽东急于高速建设工业化强国，当然要倾向于以工业为重。两种方针发生了矛盾，不难理解。但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反动”，却有失分寸。一直到八十年代，毛泽东已经故去，梁漱溟还觉得：“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地批判我？我至今觉得还是一个谜。……毛主席在1953年对待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采取那种办法，是不妥当的。它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1
毛泽东常常将不同意见作为“反党”言论来展开批判，体现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尚争、峻急、多疑），也与他的特殊经历（他曾经经历过无情的权力斗争）有关。他不仅在批判梁漱溟时言论激烈，后来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也常常把同志之间的分歧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打倒同志，造成了一系列的冤案。到了“文革”中，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以儒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自励，在政协会议上坦陈己见，反对批孔。而他的理论依据之一便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2
在这样的言论中，已经触及“毛泽东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这一很有研究价值的命题。无独有偶。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也早在“文革”前就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大胆探讨“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之类问题，显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3
遇罗克在1966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也针对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号召“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他看准了“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宣传是“把真理当成宗教”，也就看破了“文革”的“造神”狂热。4
郭世英、遇罗克互不相识，却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不约而同地触及“一分为二”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不是无限的之类命题，这一现象足以表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性分析，在那个狂热“造神”的年代里，也已在青年思想者的心里不可阻挡地萌芽了。这种理性分析，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源头之一。几十年光阴流逝。当年的“造神”喧嚣已经成为过眼云烟。而“一分为二”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梁漱溟、郭世英、遇罗克尽管因为生不逢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思想却在“文革”过后的“新启蒙”大潮中产生了持久的回声。真可谓：是非自有历史评说。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一分为二”分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早期与晚期。在这方面，“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冯友兰的有关著述很有代表性。在“文革”中，冯友兰曾经为了避免成为群众运动的“众矢之的”，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反孔文章。在晚年的反省中，冯友兰沉痛自责：“我当时也的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5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在写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列专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其中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他指出：“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这是一个大问题。”6
其实，“空想”已经包含了“荒谬”的意味。严格地说，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并无出格之处，甚至可以说还缺乏应有的深度（毕竟，写作《中国现代哲学史》时的冯友兰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但由于“有人不以为然”，该书在写成以后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不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几成“藏之名山”之书，直到1999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个中曲折、微妙，耐人寻思。
相比之下，倒是李泽厚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与研究显示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在《青年毛泽东》一文中，他认为：“贵我，勇斗……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性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他特别指出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根源在于颜元、曾国藩、谭嗣同、严复和陈独秀，指出了青年毛泽东“接受、运用和继承从孔孟到宋儒到曾国藩在社会上层所宣讲的‘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这样，他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任一己之心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这似乎是毛从青年到晚年所并未改变的行动世界观。”7这种解释不同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流行说法，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联系，自成一家之言。
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李泽厚将毛泽东定位在“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认为“毛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谈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李泽厚认为：“它极大地高扬了伦理道德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世界观、一心为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值得深刻研究的问题在于：这种伦理道德主义如何导致了“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竟会结出如此难堪的果实？”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李泽厚才“回到历史唯物论”、建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或称人类学本体论”。8――将毛泽东思想看作儒家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某种结合，发现其中“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9李泽厚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的这些重要发现充分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还有，李泽厚本人建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的立足点也是“融合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融合。具体说来，就是“修正和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或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的这些神话”，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动力，并重视科学和技术的作用”，同时，发扬“重视教育、家庭观念、协商、合作、和解、集体精神、爱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中国传统。10
我还注意到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都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梁漱溟是从儒家“仁政”理想的角度出发批评毛泽东，而冯友兰、李泽厚则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毛泽东思想的。梁漱溟坚持儒家的高风亮节，显示了知识分子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冯友兰、李泽厚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与批评则显示了经历过“文革”的思想家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角度反思毛泽东思想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思想者们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衡量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时，他们也就发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距离。由此使人不禁产生出这样的感慨：在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应该存在着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的微妙关系。问题是怎样发展？
在战争年代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成功发展。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将中国引入了动乱、“全面内战”的歧途。真可谓：得也人民战争，失也人民战争。
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是在“文革”中通过对照马克思、列宁的论述看出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的。他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回顾了1975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发现了列宁“从来没有把专政简单地与镇压等同起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讲到‘资产阶级法权’时的着眼点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应该接受它，而张春桥文章的意思讲的却是要‘破除’它。……张春桥的思想同大跃进时的思想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阶级斗争。而这样的思想却被毛泽东所欣赏，成为他的指导思想。”“文革”过后，于光远进一步发现：“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开始，毛泽东已一步步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去接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不合乎中国国情的。”11
由冯友兰、李泽厚、于光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昭示了新时期思想界中“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向。这种回归主要表现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上。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异化”的人道主义主张、“实践的哲学”颇有相通之处。而冯友兰、李泽厚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成果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例如萨特）、结构主义（例如阿尔都塞）、精神分析学（例如弗洛姆）结合起来的成就一起，殊途同归地开辟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向开放、走向多样化的广阔道路。毛泽东生前曾经十分强调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有趣的是，“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却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
八十年代末，“一分无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几成显学。除了上面所引的李泽厚有关议论以外，《书林》杂志在1988―1989年间推出的一系列旨在“重评毛泽东”的文章也很有影响。该刊1988年第九期发表的许纪霖的《毛泽东：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一文依据韦伯的理论，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的个性“二重性”：“他是平易近人的，却又令人敬畏；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着革命的真理，却又没法儿测度他内心那种充满神秘感的理想憧憬；他比谁都要现实功利，能够实实在在地设计一条民族解放的大道，他又比谁都更浪漫超脱，以哲人的热忱关切着人类的、自然的和宇宙的形而上问题……这种种可望而不可及，似乎易懂又难以悟透的气质、意蕴，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人间神’效应。”“他曾经承认在自己的个性中有虎气，也有猴气。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却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的思维心态，这，便构成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设计者以墨反儒，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姿态。”这是对毛泽东个性的文化学分析。将这篇文章中对毛泽东与儒、道、墨诸家传统的复杂关系与李泽厚关于毛泽东与儒家伦理道德主义的联系的评论对照着读，是可以进一步作出“毛泽东与传统文化”或者“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性”的文章来的。
同期《书林》杂志上刊登的朱学勤的文章《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则从毛泽东心灵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撞”去探讨“毛泽东一生活动的双重面貌”乃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内“爆发的所谓‘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与理论危机”，将毛泽东从早年“学梁山泊好汉”的选择到晚年号召红卫兵“造反”看作一条始终如一的民粹主义道路，又别辟“毛泽东的梁山习气”的研究思路。而且，在常见的毛泽东前期、后期划分之外，发现始终如一的思想情结，也别具慧眼。每个人的性格发展史上，都有不断变化的阶段，也都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情结。这，便是人性的辩证法。
自1988年第十期开始，《书林》杂志辟专栏――“历史的沉思”、“毛泽东遗产漫议”，通过重新研究、评价毛泽东以及那些引发过政治运动的毛泽东著作（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形成了“重新发现毛泽东”的一个热潮。在那批很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中，发现毛泽东的两难困境、思想悖论成了一个基本主题――何平在《诗人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中指出了“毛泽东的两难困境”：“身为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威，他本应是秩序和规范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而作为无拘无束的思想者，他却选取了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思想家是自由的，他面向无限与永恒；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他必须承担和他权力一样重大的责任。矛盾俘虏了这位矛盾大师。”而他的晚年悲剧在于“骇人听闻的轻率”：“他无视思想作业和政治作业的区别，强迫中国消化掉那些也许是思想家可以思考，但政治家却无法解决的问题。”（《书林》1989年第一期）
高瑞泉在《在个人崇拜狂潮的背后》一文中注意到毛泽东“晚年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论理性和实践心态严重分裂的状况”――他一方面相信群众，一方面又被强烈的孤独感所困扰。而“文革”也充分体现了“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两极对峙”和“高度集权、个人专断与广泛的无政府状态的两极对峙”。（《书林》1989年第二期）
陈奎德的《在诗化历史的背后》一文指出了“青年毛泽东现象”与“老年毛泽东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两种现象其实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无疑，老年毛泽东的法则彻底摧毁了青年毛泽东得以破土而出的可能性条件，这也许可以被称之为‘毛泽东现象的悖论’”。（《书林》1989年第五期）
萧延中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毛泽东”》一文中发现：“毛泽东是典籍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有机契合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典籍理解甚深，儒、道、佛、墨均有体察。……同时，他又一生未脱农民本色。……‘夫子’与‘农夫’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叠。”“毛泽东超越时空的理想主义气质与中国典籍文化系统的‘内在超越’精神有关；而他务实求实，神机妙算的本领又与中国民俗文化系统的‘避劫求稳’心态有关。他晚年用‘阶级斗争’的冲突理论实现其‘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和谐目的，与上述双重文化人格的矛盾有关”。（《书林》1989年第四期）
黎澍的《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一文指出了1957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名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曾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于是，“阶级斗争到底结束没有呢？始终是一个问题，谁也作不出明确的回答。”（《书林》1989年第二期）――在毛泽东的晚年言论中，有多少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悖论”中有多少思想的辩证法？又有多少政治的平衡术？还有多少高深莫测的历史玄机？
还有顾晓鸣的《晚年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也由毛泽东一面极其重视文化，常常由文化开刀，开展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造成了文化的极度被贬抑的现象指出了“中国社会历来是‘文化不足’和‘文化过度’并存的社会”特质，特别强调了这一特质以及“晚年毛泽东的遗产”对于新时期人们思维误区的深远影响：“以为只要把几个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符号推翻掉，人的现代意识就会产生，中国社会就有希望了；人们也会在遇到困难时，试图用反对某种思潮或制订某种规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仍不由自主地试图借‘文化’和‘象征符号革命’来解决现实问题”，其实是“毛泽东遗产”的影响延续。（《书林》1989年第一期）――由此使人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深远，感受到时代巨变深处的某些不变。
上述文章，从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早期与晚期、双重身份与矛盾心态直至言论的自相矛盾各个方面研究毛泽东的困境与误区，有许多发人深思之处。
也是在1989年，《文学评论》杂志在第四期上发表了夏中义的文章《历史无可避讳》，提出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认识”的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在于“坚执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他相信：“当毛泽东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时，他肯定没把自己的艺术情趣或需要也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情趣甚高的诗人，毛泽东也未必会怡然陶醉于扭秧歌和‘信天游’。”这样，夏中义就揭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注重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的战略考虑与保留个人的文艺情趣之间的矛盾。同时，“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坚执政治实用功能为内核，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势必从素朴认识论走向庸俗社会学”。
需要指出的是，夏中义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估其实是新时期一开始就不断高涨的“真正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批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潮的继续。从《上海文学》1979年第四期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到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申“创作自由”的口号，从刘再复1985年在《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倡“作家不承认外界的偶像……不屈服于心灵之外的任何诱惑，包括不屈服于一己利益的诱惑”，同时，弘扬“与人世间的苦恼相通的博爱之心，是以人民之忧为忧的人道精神”12，到刘心武1985年在《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一文中确认“人的良知的核心，便是爱”，“优秀的文学……也是充分的‘爱学’”13，都在不断解构“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极左思想，重建文艺的人道主义精神。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的意义在于：该文将问题的讨论更加直接、更加尖锐地引向了“延座讲话”。这篇文章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但它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抹杀不了的。从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研究毛泽东到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破除“现代迷信”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性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虽然还显得不够系统、没有达到应有的思想与学术深度，却依然显示了当代思想者、学者在当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可贵探索。
作家记录的历史
当代纪实文学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那些披露了领袖秘闻的纪实文学在还原了领袖作为“人”的本色的同时，也揭示了领袖的复杂人格。在权延赤的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追述了毛泽东时代特定的精神氛围：
当时大家“有点头脑发热，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毛泽东欣赏和支持那些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干的负责同志。”可是，“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乘之机。”
作为全党的领袖，毛泽东注意与自己的同志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大家感觉有亲疏之别。但“这一来，又免不了出现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他晚年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还有，“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后来厌烦‘万岁’，再后来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之中。到了晚年……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结果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大悲剧。”（《十月》1989年第三期）――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发生的根源，使人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悟：“文革”不仅是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一场狂热的“乌托邦运动”，还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喜欢听假话、喜欢“一言堂”、喜欢个人崇拜的心理需要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有时讲“实事求是”，有时又“好大喜功”；时而讲“民主集中制”，时而又搞“一言堂”；有时讨厌“万岁”，有时又喜欢“万岁”――在这些现象的深处，不难使人看出毛泽东的复杂人格、矛盾心态。
在《陶铸与曾志》中，通过毛泽东从借重陶铸反对刘、邓到不满陶铸成为“保皇派”但还想保他再到几天后陶铸被打倒的过程，也写出了毛泽东的多变心态。（《十月》1991年第三期）是人，都会有“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但注意揭示毛泽东的复杂人格，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当代人解构“现代神话”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在于此。
在刻画毛泽东的复杂人格、多重心态的同时，作家们还注意研究毛泽东的韬略及其得失。毛泽东是大战略家。他的“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是二十世纪改变了中国政治面貌、甚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军事韬略。在战争年代里，他得心应手地运用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建立了赫赫战功；到了和平年代里，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以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却留下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留下了深重的教训。
在李辉的长篇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就揭示了毛泽东的斗争韬略――“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控制权。……人们也许很难知道他的每一个意图背后深藏的东西，他却可以洞察每一件事物的发展趋向和未来前景。他决定着一切……”“把胡风和朋友们一下子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的，现在暂时无法获知。是为了彻底灭掉胡风的气焰，是为了以政治上的打击来解决思想斗争，还是为了随后开始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制造舆论？”“也许，这永远是个谜。”14
在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也描述了“毛泽东得心应手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作战胜利”的历史，介绍了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精心选择突破口”的过程。但是，“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纵有得心应手的战略战术，却不能建立丰功伟绩。15――权力与韬略的一时胜利，并不等于永远的成功。倒是那些“失败者”，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最终被公正的历史恢复了名誉。
在师东兵的纪实之作《九大风云录》中，还写到了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讲史时，江、康“就象猜谜语似的把他的话反复琢磨着，也不知道他的中心和重点在哪里”，“被他的这些看来很不连贯的思想弄得发愣”的往事；写到了“毛泽东搞政治斗争如同军事决战，每个战役或战斗打响前，都有一番频繁的火力侦察和战术试探”，“毛泽东在发动每一个攻势前，都要巧妙地利用一种力量或势力，一旦达到优势时，他才公开出马。”“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越来越会巧妙地施展策略，而使他要测试的人灵魂、面目大曝光。……许多话，他不明讲，而转让中央的其他负责人及身边的人去猜，去想。”（《时代文学》1989年第三期）
陈凯歌也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的回忆录中描述了1966年7月29日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政治斗争插曲：当刘少奇在台上讲话时，毛泽东忽然从后台悠闲地信步而出，使人们先是惊愕，继而欢呼，也使刘少奇尴尬呆立。毛泽东“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只要出现，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中国作家》1993年第五期）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于此可见一斑；毛泽东“出其不意”的战术、不遵守规则的心态（他毫不讳言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于此也可见一斑。将军事上的“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不厌诈”应用于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活，必然违背政治生活的规则，必然损害政治的公理乃至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此很有关系。
由作家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下的这些纪实文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不断披露的大量史料可以互相佐证，丰富我们对于毛泽东人格及其韬略的认识。对“毛泽东的人格与韬略”的研究应该成为“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样的研究迄今为止是做得很不够的。
政治家的考虑
新时期“重新认识、评价毛泽东”之所以能结出硕果，当然与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多篇文章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经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为“斗争哲学”。而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同时，谈及对毛泽东的评价，邓小平也是“一分为二”的：“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文革”中，“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6――将毛泽东的功过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解说，体现出邓小平的政治考虑：一切从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出发。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中，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分为二”无疑也具有消解“现代神话”的意义。胡耀邦在1977年12月就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17这样的指导思想与后来《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起，成了那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导火索。理论在此不是灰色的。它为拨乱反正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平反冤、假、错案，为掀掉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改造思想”紧箍咒，为追赶现代化，为现代思想的魂归中华，为改变中国的沉闷、落后面貌开拓了新的天地。
在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用毛泽东思想中那些务实、注重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论述去取代毛泽东思想中那些激进、极左的“斗争哲学”方面，政治家邓小平、胡耀邦与思想家冯友兰、李泽厚等人可谓不谋而合。但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思想家的呼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影响毕竟有限。只有政治家的胆略和权力才能为推动社会的改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又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用不同之处。当政治家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一分为二”的重新评价时，也就赋予了毛泽东思想以某种当代性、灵活性、实用性。
未完成的研究
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还在发挥着复杂的作用――作家梁晓声在《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就记录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发出的心声：他崇拜毛泽东，因为“廉政！对子女要求严格。就这两条，现如今活着的，谁他妈比得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1993年，民间曾经兴起了相当规模的“毛泽东热”：毛泽东“成了一位平民化的上帝。”当年的“造神运动”主要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而今的“造神运动”则更多带有“怀旧”的意味和“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家由反腐败运动“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对耶？错耶？深刻耶！荒唐耶！”真可谓一言难尽。（《钟山》1994年第三期）
而愤世嫉俗的作家张承志不是也在《心灵史》的“后缀”中写过一句“我比一切党员更尊重你，毛泽东/……我理解你。这不是什么潮汐/我一刻也不以你的朋友们为伍/我只是风/怀念着你疾疾飞行”，“你是我真正的知音”么。18
评论家季红真在游记《潇湘之旅》中写道：青年毛泽东独主沉浮的大气概“影响了几代人，朋辈中也多有至今以青年毛泽东为偶像者。”（《芙蓉》1992年第四期）“文革”中，多少“造反派”风云人物是学习青年毛泽东的榜样，走上造反之路！
到了新时期，“新生代”以“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为旗帜，可在他们的文化宣言中，“造反有理”、“反对权威”的主题仍然十分醒目。例如在一篇介绍“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文章《穿越地狱的列车》（作者：杨黎）中，就充分体现了“新生代”对于毛泽东造反精神的继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已经粗暴极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精神，贯穿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里面。”“一个最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反对权威。毛泽东以先哲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指出――教育要革命！这一指示的魄力，恰好是为一个将至的新世纪和它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础。”“白卷又有什么交不得的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一种固有经验的检阅呢？”“我以一腔热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拍案叫绝！我祝福啊，那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人！”“我们要逃！逃！”（《作家》1989年第七期）――“红卫兵”那一代人为“反修防修”而“革文化的命”。“新生代”则为了宣泄“世纪末情绪”而“革文化的命”。可谓殊途同归。“新生代”的“革命”冲动是“红卫兵狂热”与“世纪末情绪”的奇异结合体。
如此看来，“造反有理”的口号与“现代派情绪”有相通之处。而在那本口述实录体“校园文学”《世纪末的流浪》（作者：高晓岩、张力奋）中，有一篇《走向古城》。其中的主人公自道：“我对毛泽东挺感兴趣。……他的气势，他那种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那种从容不迫，那种决断，他对自己信仰的追求，这种毅力……我觉得现代人很少有。”19――毛泽东的个性魅力对渴望建功立业的有志者永远充满强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对于“红卫兵”那一代人，还是“新生代”这一代人。
作家王朔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嘲弄一切。在《王朔自白》中，他以毛泽东语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自己作品的主题。（《文艺争鸣》1993年第一期）毛泽东的那句语录本来是歌颂工农兵、嘲弄知识分子的，王朔却用来表达自己这样的“粗人”对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尴尬生存状态的幸灾乐祸之情，可谓“推陈出新”。毛泽东语录曾经是中国人的“红宝书”，神圣至极。王朔常常在他的“痞子故事”中借用毛泽东语录表达调侃崇高、解构正经之情，在当代文坛盛行一时。由此可见“文革”使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某种让人始料不及的荒诞效应。
调侃崇高之风固然十分流行，但坚持佩戴毛主席像章、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的风景也并未绝迹。张宇的报告文学《南街村》就介绍了河南省的“首富村”继续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且成就惊人的当代奇观。非常有趣的是南街村带头人，有“我们南街村的毛泽东”之称的王洪彬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获得的宝贵启示：“过去打仗时农村能够包围城市，如今搞经济农村能不能包围城市？”“开辟市场的指导思想……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叫‘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人民文学》1995年第四期）――这，也叫创造性地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吧！如果南街村的经验可以延续下去，那么，“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农村经济”这个研究课题就应该可以成立了。
还有，当中国面临着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挑战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必然使得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号召“要准备打仗”20……请看：毛泽东留下的人格魅力、造反精神、浪漫情绪、民粹思想、战略战术还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持久而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的得失、裂变，其中蕴涵的文化奥秘，都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因此，这篇文章还可以接着写下去。
2000年元月6日―15日
注释
1．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46、178―17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万伯翱：《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5）第12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4．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22日。
5．冯友兰：《三松堂文集》第一卷，第18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8，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6、140、142、168、176、194、198―199、203―204、192―193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0．李泽厚：《与杰姆逊的对谈》，《世纪新梦》第288、216、2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于光远：《文革中的我》第101―10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2．《文学评论》1985年第六期。
13．《文学评论》1985年第四期。
14．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166、20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5．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73、198―199、217、242、256―25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294―295、301、346、347―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见凌志军、马立诚：《呼喊》第58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8．张承志：《心灵史》第288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19．高晓岩、张力奋：《世纪末的流浪》第177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20．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第41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430079），E-mail：fanxing@ccnu.edu.cn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年史上，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西方列强欺凌的苦难终于结束的时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是亿万中国人以空前的激情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试验的时代；那还是一个毛泽东思想（西方人称之为“毛主义”）大普及的时代――不仅“毛主席语录”妇孺皆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乌托邦理想甚至给予从法国哲学家萨特、伯纳德―亨利•列维到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革命大学生们、从德裔美国思想家马尔库塞到柬埔寨独裁者波尔布特以热烈的感染与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很可能是二十世纪激进主义革命者最乐于信奉的“造反哲学”，是以独特的魔力改变了世界相当一部分政治版图乃至无数人政治命运的中国思想；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政治运动“过七八年来一次”的年代，是冤案层出不穷的压抑年代。――因此，要总结二十世纪的文化遗产，就不能回避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与事业的深入研究、公正评论。显然，这一研究与评论直接关系到一系列文化课题的深入展开：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二十世纪激进主义的命运与教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世界效应――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意味……事实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结出了可观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对毛泽东的研究与评价，显示当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主题缓缓展开的过程，由此探索当代中国人在走出现代迷信的曲折历程中的某些思想轨迹。
思想者的思考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二十世纪的五十―七十年代里，他的威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巨大威望是他在政治上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也为他被人们神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如此，他倡导的“一分为二”辩证法思维和他在政治上犯下的明显错误仍然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触发了思想者的冷静思考和质疑。早在五十年代初，在“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便爆发过一场有名的思想交锋。梁漱溟有感于解放以后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生活差距明显存在，在政协会议上希望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两人的分歧牵涉到国家建设的方针问题――是优先发展农业，还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梁漱溟一直关注乡村建设，自然主张多多关心农民；毛泽东急于高速建设工业化强国，当然要倾向于以工业为重。两种方针发生了矛盾，不难理解。但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反动”，却有失分寸。一直到八十年代，毛泽东已经故去，梁漱溟还觉得：“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地批判我？我至今觉得还是一个谜。……毛主席在1953年对待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采取那种办法，是不妥当的。它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1
毛泽东常常将不同意见作为“反党”言论来展开批判，体现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尚争、峻急、多疑），也与他的特殊经历（他曾经经历过无情的权力斗争）有关。他不仅在批判梁漱溟时言论激烈，后来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也常常把同志之间的分歧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打倒同志，造成了一系列的冤案。到了“文革”中，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以儒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自励，在政协会议上坦陈己见，反对批孔。而他的理论依据之一便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2
在这样的言论中，已经触及“毛泽东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这一很有研究价值的命题。无独有偶。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也早在“文革”前就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大胆探讨“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之类问题，显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3
遇罗克在1966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也针对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号召“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他看准了“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宣传是“把真理当成宗教”，也就看破了“文革”的“造神”狂热。4
郭世英、遇罗克互不相识，却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不约而同地触及“一分为二”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不是无限的之类命题，这一现象足以表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性分析，在那个狂热“造神”的年代里，也已在青年思想者的心里不可阻挡地萌芽了。这种理性分析，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源头之一。几十年光阴流逝。当年的“造神”喧嚣已经成为过眼云烟。而“一分为二”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梁漱溟、郭世英、遇罗克尽管因为生不逢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思想却在“文革”过后的“新启蒙”大潮中产生了持久的回声。真可谓：是非自有历史评说。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一分为二”分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早期与晚期。在这方面，“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冯友兰的有关著述很有代表性。在“文革”中，冯友兰曾经为了避免成为群众运动的“众矢之的”，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反孔文章。在晚年的反省中，冯友兰沉痛自责：“我当时也的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5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在写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列专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其中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他指出：“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这是一个大问题。”6
其实，“空想”已经包含了“荒谬”的意味。严格地说，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并无出格之处，甚至可以说还缺乏应有的深度（毕竟，写作《中国现代哲学史》时的冯友兰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但由于“有人不以为然”，该书在写成以后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不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几成“藏之名山”之书，直到1999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个中曲折、微妙，耐人寻思。
相比之下，倒是李泽厚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与研究显示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在《青年毛泽东》一文中，他认为：“贵我，勇斗……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性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他特别指出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根源在于颜元、曾国藩、谭嗣同、严复和陈独秀，指出了青年毛泽东“接受、运用和继承从孔孟到宋儒到曾国藩在社会上层所宣讲的‘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这样，他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任一己之心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这似乎是毛从青年到晚年所并未改变的行动世界观。”7这种解释不同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流行说法，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联系，自成一家之言。
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李泽厚将毛泽东定位在“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认为“毛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谈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李泽厚认为：“它极大地高扬了伦理道德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世界观、一心为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值得深刻研究的问题在于：这种伦理道德主义如何导致了“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竟会结出如此难堪的果实？”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李泽厚才“回到历史唯物论”、建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或称人类学本体论”。8――将毛泽东思想看作儒家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某种结合，发现其中“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9李泽厚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的这些重要发现充分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还有，李泽厚本人建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的立足点也是“融合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融合。具体说来，就是“修正和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或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的这些神话”，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动力，并重视科学和技术的作用”，同时，发扬“重视教育、家庭观念、协商、合作、和解、集体精神、爱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中国传统。10
我还注意到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都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梁漱溟是从儒家“仁政”理想的角度出发批评毛泽东，而冯友兰、李泽厚则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毛泽东思想的。梁漱溟坚持儒家的高风亮节，显示了知识分子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冯友兰、李泽厚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与批评则显示了经历过“文革”的思想家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角度反思毛泽东思想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思想者们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衡量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时，他们也就发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距离。由此使人不禁产生出这样的感慨：在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应该存在着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的微妙关系。问题是怎样发展？
在战争年代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成功发展。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将中国引入了动乱、“全面内战”的歧途。真可谓：得也人民战争，失也人民战争。
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是在“文革”中通过对照马克思、列宁的论述看出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的。他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回顾了1975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发现了列宁“从来没有把专政简单地与镇压等同起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讲到‘资产阶级法权’时的着眼点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应该接受它，而张春桥文章的意思讲的却是要‘破除’它。……张春桥的思想同大跃进时的思想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阶级斗争。而这样的思想却被毛泽东所欣赏，成为他的指导思想。”“文革”过后，于光远进一步发现：“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开始，毛泽东已一步步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去接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不合乎中国国情的。”11
由冯友兰、李泽厚、于光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昭示了新时期思想界中“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向。这种回归主要表现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上。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异化”的人道主义主张、“实践的哲学”颇有相通之处。而冯友兰、李泽厚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成果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例如萨特）、结构主义（例如阿尔都塞）、精神分析学（例如弗洛姆）结合起来的成就一起，殊途同归地开辟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向开放、走向多样化的广阔道路。毛泽东生前曾经十分强调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有趣的是，“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却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
八十年代末，“一分无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几成显学。除了上面所引的李泽厚有关议论以外，《书林》杂志在1988―1989年间推出的一系列旨在“重评毛泽东”的文章也很有影响。该刊1988年第九期发表的许纪霖的《毛泽东：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一文依据韦伯的理论，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的个性“二重性”：“他是平易近人的，却又令人敬畏；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着革命的真理，却又没法儿测度他内心那种充满神秘感的理想憧憬；他比谁都要现实功利，能够实实在在地设计一条民族解放的大道，他又比谁都更浪漫超脱，以哲人的热忱关切着人类的、自然的和宇宙的形而上问题……这种种可望而不可及，似乎易懂又难以悟透的气质、意蕴，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人间神’效应。”“他曾经承认在自己的个性中有虎气，也有猴气。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却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的思维心态，这，便构成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设计者以墨反儒，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姿态。”这是对毛泽东个性的文化学分析。将这篇文章中对毛泽东与儒、道、墨诸家传统的复杂关系与李泽厚关于毛泽东与儒家伦理道德主义的联系的评论对照着读，是可以进一步作出“毛泽东与传统文化”或者“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性”的文章来的。
同期《书林》杂志上刊登的朱学勤的文章《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则从毛泽东心灵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撞”去探讨“毛泽东一生活动的双重面貌”乃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内“爆发的所谓‘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与理论危机”，将毛泽东从早年“学梁山泊好汉”的选择到晚年号召红卫兵“造反”看作一条始终如一的民粹主义道路，又别辟“毛泽东的梁山习气”的研究思路。而且，在常见的毛泽东前期、后期划分之外，发现始终如一的思想情结，也别具慧眼。每个人的性格发展史上，都有不断变化的阶段，也都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情结。这，便是人性的辩证法。
自1988年第十期开始，《书林》杂志辟专栏――“历史的沉思”、“毛泽东遗产漫议”，通过重新研究、评价毛泽东以及那些引发过政治运动的毛泽东著作（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形成了“重新发现毛泽东”的一个热潮。在那批很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中，发现毛泽东的两难困境、思想悖论成了一个基本主题――何平在《诗人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中指出了“毛泽东的两难困境”：“身为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威，他本应是秩序和规范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而作为无拘无束的思想者，他却选取了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思想家是自由的，他面向无限与永恒；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他必须承担和他权力一样重大的责任。矛盾俘虏了这位矛盾大师。”而他的晚年悲剧在于“骇人听闻的轻率”：“他无视思想作业和政治作业的区别，强迫中国消化掉那些也许是思想家可以思考，但政治家却无法解决的问题。”（《书林》1989年第一期）
高瑞泉在《在个人崇拜狂潮的背后》一文中注意到毛泽东“晚年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论理性和实践心态严重分裂的状况”――他一方面相信群众，一方面又被强烈的孤独感所困扰。而“文革”也充分体现了“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两极对峙”和“高度集权、个人专断与广泛的无政府状态的两极对峙”。（《书林》1989年第二期）
陈奎德的《在诗化历史的背后》一文指出了“青年毛泽东现象”与“老年毛泽东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两种现象其实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无疑，老年毛泽东的法则彻底摧毁了青年毛泽东得以破土而出的可能性条件，这也许可以被称之为‘毛泽东现象的悖论’”。（《书林》1989年第五期）
萧延中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毛泽东”》一文中发现：“毛泽东是典籍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有机契合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典籍理解甚深，儒、道、佛、墨均有体察。……同时，他又一生未脱农民本色。……‘夫子’与‘农夫’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叠。”“毛泽东超越时空的理想主义气质与中国典籍文化系统的‘内在超越’精神有关；而他务实求实，神机妙算的本领又与中国民俗文化系统的‘避劫求稳’心态有关。他晚年用‘阶级斗争’的冲突理论实现其‘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和谐目的，与上述双重文化人格的矛盾有关”。（《书林》1989年第四期）
黎澍的《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一文指出了1957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名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曾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于是，“阶级斗争到底结束没有呢？始终是一个问题，谁也作不出明确的回答。”（《书林》1989年第二期）――在毛泽东的晚年言论中，有多少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悖论”中有多少思想的辩证法？又有多少政治的平衡术？还有多少高深莫测的历史玄机？
还有顾晓鸣的《晚年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也由毛泽东一面极其重视文化，常常由文化开刀，开展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造成了文化的极度被贬抑的现象指出了“中国社会历来是‘文化不足’和‘文化过度’并存的社会”特质，特别强调了这一特质以及“晚年毛泽东的遗产”对于新时期人们思维误区的深远影响：“以为只要把几个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符号推翻掉，人的现代意识就会产生，中国社会就有希望了；人们也会在遇到困难时，试图用反对某种思潮或制订某种规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仍不由自主地试图借‘文化’和‘象征符号革命’来解决现实问题”，其实是“毛泽东遗产”的影响延续。（《书林》1989年第一期）――由此使人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深远，感受到时代巨变深处的某些不变。
上述文章，从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早期与晚期、双重身份与矛盾心态直至言论的自相矛盾各个方面研究毛泽东的困境与误区，有许多发人深思之处。
也是在1989年，《文学评论》杂志在第四期上发表了夏中义的文章《历史无可避讳》，提出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认识”的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在于“坚执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他相信：“当毛泽东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时，他肯定没把自己的艺术情趣或需要也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情趣甚高的诗人，毛泽东也未必会怡然陶醉于扭秧歌和‘信天游’。”这样，夏中义就揭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注重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的战略考虑与保留个人的文艺情趣之间的矛盾。同时，“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坚执政治实用功能为内核，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势必从素朴认识论走向庸俗社会学”。
需要指出的是，夏中义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估其实是新时期一开始就不断高涨的“真正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批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潮的继续。从《上海文学》1979年第四期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到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申“创作自由”的口号，从刘再复1985年在《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倡“作家不承认外界的偶像……不屈服于心灵之外的任何诱惑，包括不屈服于一己利益的诱惑”，同时，弘扬“与人世间的苦恼相通的博爱之心，是以人民之忧为忧的人道精神”12，到刘心武1985年在《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一文中确认“人的良知的核心，便是爱”，“优秀的文学……也是充分的‘爱学’”13，都在不断解构“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极左思想，重建文艺的人道主义精神。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的意义在于：该文将问题的讨论更加直接、更加尖锐地引向了“延座讲话”。这篇文章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但它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抹杀不了的。从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研究毛泽东到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破除“现代迷信”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性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虽然还显得不够系统、没有达到应有的思想与学术深度，却依然显示了当代思想者、学者在当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可贵探索。
作家记录的历史
当代纪实文学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那些披露了领袖秘闻的纪实文学在还原了领袖作为“人”的本色的同时，也揭示了领袖的复杂人格。在权延赤的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追述了毛泽东时代特定的精神氛围：
当时大家“有点头脑发热，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毛泽东欣赏和支持那些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干的负责同志。”可是，“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乘之机。”
作为全党的领袖，毛泽东注意与自己的同志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大家感觉有亲疏之别。但“这一来，又免不了出现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他晚年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还有，“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后来厌烦‘万岁’，再后来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之中。到了晚年……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结果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大悲剧。”（《十月》1989年第三期）――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发生的根源，使人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悟：“文革”不仅是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一场狂热的“乌托邦运动”，还是毛泽东本人有时喜欢听假话、喜欢“一言堂”、喜欢个人崇拜的心理需要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有时讲“实事求是”，有时又“好大喜功”；时而讲“民主集中制”，时而又搞“一言堂”；有时讨厌“万岁”，有时又喜欢“万岁”――在这些现象的深处，不难使人看出毛泽东的复杂人格、矛盾心态。
在《陶铸与曾志》中，通过毛泽东从借重陶铸反对刘、邓到不满陶铸成为“保皇派”但还想保他再到几天后陶铸被打倒的过程，也写出了毛泽东的多变心态。（《十月》1991年第三期）是人，都会有“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但注意揭示毛泽东的复杂人格，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当代人解构“现代神话”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在于此。
在刻画毛泽东的复杂人格、多重心态的同时，作家们还注意研究毛泽东的韬略及其得失。毛泽东是大战略家。他的“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是二十世纪改变了中国政治面貌、甚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军事韬略。在战争年代里，他得心应手地运用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建立了赫赫战功；到了和平年代里，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以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却留下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留下了深重的教训。
在李辉的长篇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就揭示了毛泽东的斗争韬略――“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控制权。……人们也许很难知道他的每一个意图背后深藏的东西，他却可以洞察每一件事物的发展趋向和未来前景。他决定着一切……”“把胡风和朋友们一下子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的，现在暂时无法获知。是为了彻底灭掉胡风的气焰，是为了以政治上的打击来解决思想斗争，还是为了随后开始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制造舆论？”“也许，这永远是个谜。”14
在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也描述了“毛泽东得心应手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作战胜利”的历史，介绍了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精心选择突破口”的过程。但是，“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纵有得心应手的战略战术，却不能建立丰功伟绩。15――权力与韬略的一时胜利，并不等于永远的成功。倒是那些“失败者”，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最终被公正的历史恢复了名誉。
在师东兵的纪实之作《九大风云录》中，还写到了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讲史时，江、康“就象猜谜语似的把他的话反复琢磨着，也不知道他的中心和重点在哪里”，“被他的这些看来很不连贯的思想弄得发愣”的往事；写到了“毛泽东搞政治斗争如同军事决战，每个战役或战斗打响前，都有一番频繁的火力侦察和战术试探”，“毛泽东在发动每一个攻势前，都要巧妙地利用一种力量或势力，一旦达到优势时，他才公开出马。”“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越来越会巧妙地施展策略，而使他要测试的人灵魂、面目大曝光。……许多话，他不明讲，而转让中央的其他负责人及身边的人去猜，去想。”（《时代文学》1989年第三期）
陈凯歌也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的回忆录中描述了1966年7月29日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政治斗争插曲：当刘少奇在台上讲话时，毛泽东忽然从后台悠闲地信步而出，使人们先是惊愕，继而欢呼，也使刘少奇尴尬呆立。毛泽东“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只要出现，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中国作家》1993年第五期）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于此可见一斑；毛泽东“出其不意”的战术、不遵守规则的心态（他毫不讳言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于此也可见一斑。将军事上的“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不厌诈”应用于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活，必然违背政治生活的规则，必然损害政治的公理乃至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此很有关系。
由作家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下的这些纪实文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不断披露的大量史料可以互相佐证，丰富我们对于毛泽东人格及其韬略的认识。对“毛泽东的人格与韬略”的研究应该成为“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样的研究迄今为止是做得很不够的。
政治家的考虑
新时期“重新认识、评价毛泽东”之所以能结出硕果，当然与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多篇文章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经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为“斗争哲学”。而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同时，谈及对毛泽东的评价，邓小平也是“一分为二”的：“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文革”中，“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6――将毛泽东的功过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解说，体现出邓小平的政治考虑：一切从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出发。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中，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分为二”无疑也具有消解“现代神话”的意义。胡耀邦在1977年12月就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17这样的指导思想与后来《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起，成了那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导火索。理论在此不是灰色的。它为拨乱反正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平反冤、假、错案，为掀掉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改造思想”紧箍咒，为追赶现代化，为现代思想的魂归中华，为改变中国的沉闷、落后面貌开拓了新的天地。
在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用毛泽东思想中那些务实、注重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论述去取代毛泽东思想中那些激进、极左的“斗争哲学”方面，政治家邓小平、胡耀邦与思想家冯友兰、李泽厚等人可谓不谋而合。但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思想家的呼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影响毕竟有限。只有政治家的胆略和权力才能为推动社会的改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又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用不同之处。当政治家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一分为二”的重新评价时，也就赋予了毛泽东思想以某种当代性、灵活性、实用性。
未完成的研究
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还在发挥着复杂的作用――作家梁晓声在《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就记录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发出的心声：他崇拜毛泽东，因为“廉政！对子女要求严格。就这两条，现如今活着的，谁他妈比得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1993年，民间曾经兴起了相当规模的“毛泽东热”：毛泽东“成了一位平民化的上帝。”当年的“造神运动”主要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而今的“造神运动”则更多带有“怀旧”的意味和“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家由反腐败运动“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对耶？错耶？深刻耶！荒唐耶！”真可谓一言难尽。（《钟山》1994年第三期）
而愤世嫉俗的作家张承志不是也在《心灵史》的“后缀”中写过一句“我比一切党员更尊重你，毛泽东/……我理解你。这不是什么潮汐/我一刻也不以你的朋友们为伍/我只是风/怀念着你疾疾飞行”，“你是我真正的知音”么。18
评论家季红真在游记《潇湘之旅》中写道：青年毛泽东独主沉浮的大气概“影响了几代人，朋辈中也多有至今以青年毛泽东为偶像者。”（《芙蓉》1992年第四期）“文革”中，多少“造反派”风云人物是学习青年毛泽东的榜样，走上造反之路！
到了新时期，“新生代”以“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为旗帜，可在他们的文化宣言中，“造反有理”、“反对权威”的主题仍然十分醒目。例如在一篇介绍“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文章《穿越地狱的列车》（作者：杨黎）中，就充分体现了“新生代”对于毛泽东造反精神的继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已经粗暴极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精神，贯穿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里面。”“一个最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反对权威。毛泽东以先哲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指出――教育要革命！这一指示的魄力，恰好是为一个将至的新世纪和它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础。”“白卷又有什么交不得的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一种固有经验的检阅呢？”“我以一腔热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拍案叫绝！我祝福啊，那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人！”“我们要逃！逃！”（《作家》1989年第七期）――“红卫兵”那一代人为“反修防修”而“革文化的命”。“新生代”则为了宣泄“世纪末情绪”而“革文化的命”。可谓殊途同归。“新生代”的“革命”冲动是“红卫兵狂热”与“世纪末情绪”的奇异结合体。
如此看来，“造反有理”的口号与“现代派情绪”有相通之处。而在那本口述实录体“校园文学”《世纪末的流浪》（作者：高晓岩、张力奋）中，有一篇《走向古城》。其中的主人公自道：“我对毛泽东挺感兴趣。……他的气势，他那种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那种从容不迫，那种决断，他对自己信仰的追求，这种毅力……我觉得现代人很少有。”19――毛泽东的个性魅力对渴望建功立业的有志者永远充满强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对于“红卫兵”那一代人，还是“新生代”这一代人。
作家王朔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嘲弄一切。在《王朔自白》中，他以毛泽东语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自己作品的主题。（《文艺争鸣》1993年第一期）毛泽东的那句语录本来是歌颂工农兵、嘲弄知识分子的，王朔却用来表达自己这样的“粗人”对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尴尬生存状态的幸灾乐祸之情，可谓“推陈出新”。毛泽东语录曾经是中国人的“红宝书”，神圣至极。王朔常常在他的“痞子故事”中借用毛泽东语录表达调侃崇高、解构正经之情，在当代文坛盛行一时。由此可见“文革”使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某种让人始料不及的荒诞效应。
调侃崇高之风固然十分流行，但坚持佩戴毛主席像章、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的风景也并未绝迹。张宇的报告文学《南街村》就介绍了河南省的“首富村”继续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且成就惊人的当代奇观。非常有趣的是南街村带头人，有“我们南街村的毛泽东”之称的王洪彬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获得的宝贵启示：“过去打仗时农村能够包围城市，如今搞经济农村能不能包围城市？”“开辟市场的指导思想……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叫‘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人民文学》1995年第四期）――这，也叫创造性地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吧！如果南街村的经验可以延续下去，那么，“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农村经济”这个研究课题就应该可以成立了。
还有，当中国面临着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挑战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必然使得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号召“要准备打仗”20……请看：毛泽东留下的人格魅力、造反精神、浪漫情绪、民粹思想、战略战术还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持久而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的得失、裂变，其中蕴涵的文化奥秘，都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因此，这篇文章还可以接着写下去。
2000年元月6日―15日
注释
1．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46、178―17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万伯翱：《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5）第12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4．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22日。
5．冯友兰：《三松堂文集》第一卷，第18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8，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6、140、142、168、176、194、198―199、203―204、192―193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0．李泽厚：《与杰姆逊的对谈》，《世纪新梦》第288、216、2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于光远：《文革中的我》第101―10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2．《文学评论》1985年第六期。
13．《文学评论》1985年第四期。
14．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166、20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5．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73、198―199、217、242、256―25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294―295、301、346、347―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见凌志军、马立诚：《呼喊》第58页，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8．张承志：《心灵史》第288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19．高晓岩、张力奋：《世纪末的流浪》第177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20．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第41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430079），E-mail：fanxing@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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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张献忠自叹不如－－我亲闻亲见的中共土改镇反杀人事实
岳骞
中共土改的拿手戏是斗争会，拉出
选定地主，唆使青年农民诉苦，共
干带头喊该杀，便立即处死，镇反
反则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
中原地区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杀的人有没有八百
万？难以确定。到了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
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其余凡是张献忠所到之处甚少孑遗。所以
遇到四川朋友，谈起源流，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
拱手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自愧不如。
毛泽东掌权杀人分五个阶段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中国人对此反
而没有确切数字，但以中国十二亿人口作基数，中共杀了六千万人绝非大之词；（打字
员：以十二亿人口作基数属错作，在毛泽东杀人的那近四十年中，中国人口基数约为五
至八亿左右。）实则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
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
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应当分阶段计算：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
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
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
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本刊在中共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清算自是正义之举，以前所发表广西吃人事件已轰动
世界，本期发行后将有更大震撼，国可以亡，史不可亡，无论国家前途如何，这段历史
非记载下来不可。
中共成立初期有三次杀人运动：
陶铸土改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一、「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
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
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大陆上为了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
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
人不是夸大。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以为是天方夜谭，世间
那会有这样的事，笔者可以指天发誓，决不造共产党的谣，兹将亲见亲闻之事，粗略说
出。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
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
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
「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
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
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
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
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
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干逼急了，
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共干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
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
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乾净等候
「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
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共干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
面安排好的共干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
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
子。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
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著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
「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二十年前
我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梁山泊思想」，与甚么马恩列斯完全无关。
中共公布杀反革命二百四十万
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共抗美援朝事不必论述。中共正式宣布派遗「志愿
军」到北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
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
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
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
委员」或甚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
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
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
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
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三、三反五反。此一运动一般都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两件事，所以研究者把它算成
一个运动，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先说「三反」，这本是针对共干的，大批共干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一旦
进城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
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
其中最著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都成
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
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
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上海马路上的空降部队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干。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共干被判了罪，但过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净，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
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一九五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
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
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所以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所谓反
对偷税漏税是人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
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
在沙发上端一杯清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
人。当时笔者在上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甚么不跳黄埔江，死也
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埔江被水冲走
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
岳骞
中共土改的拿手戏是斗争会，拉出
选定地主，唆使青年农民诉苦，共
干带头喊该杀，便立即处死，镇反
反则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
中原地区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杀的人有没有八百
万？难以确定。到了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
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其余凡是张献忠所到之处甚少孑遗。所以
遇到四川朋友，谈起源流，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
拱手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自愧不如。
毛泽东掌权杀人分五个阶段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中国人对此反
而没有确切数字，但以中国十二亿人口作基数，中共杀了六千万人绝非大之词；（打字
员：以十二亿人口作基数属错作，在毛泽东杀人的那近四十年中，中国人口基数约为五
至八亿左右。）实则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
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
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应当分阶段计算：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
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
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
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本刊在中共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清算自是正义之举，以前所发表广西吃人事件已轰动
世界，本期发行后将有更大震撼，国可以亡，史不可亡，无论国家前途如何，这段历史
非记载下来不可。
中共成立初期有三次杀人运动：
陶铸土改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一、「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
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
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大陆上为了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
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
人不是夸大。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以为是天方夜谭，世间
那会有这样的事，笔者可以指天发誓，决不造共产党的谣，兹将亲见亲闻之事，粗略说
出。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
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
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
「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
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
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
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
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
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干逼急了，
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共干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
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
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乾净等候
「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
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共干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
面安排好的共干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
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
子。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
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著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
「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二十年前
我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梁山泊思想」，与甚么马恩列斯完全无关。
中共公布杀反革命二百四十万
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共抗美援朝事不必论述。中共正式宣布派遗「志愿
军」到北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
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
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
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
委员」或甚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
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
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
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
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三、三反五反。此一运动一般都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两件事，所以研究者把它算成
一个运动，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先说「三反」，这本是针对共干的，大批共干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一旦
进城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
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
其中最著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都成
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
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
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上海马路上的空降部队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干。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共干被判了罪，但过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净，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
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一九五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
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
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所以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所谓反
对偷税漏税是人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
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
在沙发上端一杯清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
人。当时笔者在上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甚么不跳黄埔江，死也
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埔江被水冲走
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